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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3号, 我在从巴黎去布鲁塞尔的火车上遇到了陆云凤, 当时她穿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衫,戴着遮住大半边脸的墨镜, 刚启动的火车摇晃的厉害, 她也跟着一摇一晃的向我走来,坐在了我的对面。那一天,我们是那节车厢里唯二的东方面孔。
我一开始就注意到她, 当然不是因为她看上去跟我同族, 而是因为她的那件红色衬衣,红色是我钟爱的颜色, 见到任何红色的物体都会难免多瞟一眼。
我当时试图想象方果儿穿上那件红色衬衣的样子, 但是努力了几秒钟, 不得不放弃。因为我跟果儿实在太久没见, 我几乎已经忘记她长什么样儿了。
方果儿是我的女朋友, 必要场合,也会被介绍为孙夫人。我们在一起七年, 每次在谈论结婚时,都会因为孩子的问题搁浅。她想要孩子,我不想。
她据此认为我不够爱她,因为她的一个姐妹跟她说:“如果男人说不想要孩子,你一定要明白,他只是不想跟你要孩子。”这句话背后还有个生动的故事, 所以令方果儿深信不疑。
尽管我无数次的跟她说, 我不想要孩子, 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好父亲。
有很多次,我想过跟方果儿分手。虽然我不想要孩子,但是我得结婚。我的工作要求我得有一个家庭,至少是两个人的家庭,以显示我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能成为负责人的领导者。
但是最终我们也没有分手,倒不是因为方果儿不肯,我知道她早就不爱我了。我们没有分手的原因说起来很荒唐,是因为没有时间。
我跟果儿虽然没有结婚,但是我们有许多联名产业,如果分手,这些产业势必要做切割,还不能全部交给律师办,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毕竟我任职国企,她是公务员,这里面有太多不能为外人道的东西。
我正想着跟方果儿之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忽然听到对面传来一声意义不明的声音,我抬头,看到坐在我对面的红衣女人在笑。我问她笑什么,我指了指我手里的书说这是我读初中时候看过的小黄书。
我手里拿着的是一本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我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初二,专门挑那些描写男女情&事的段落来看,露骨的词汇总是令人亢奋。
不过初中过后,这本书吸引我的是另外的东西,譬如我翻开的这一页上的这句话:“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在红衣女人上车之前,我已经把这句话读了好几遍,如果不是她的出现打断我的思绪,我想这会儿我的眼泪已经流了出来。
我最近总会无端端的难过,有人说这是抑郁症前兆;抑郁症最近几年成为圈里的流行病,很多人自杀的原因被归咎于此。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自杀,一定会留下完整遗书,让他们知道这跟抑郁症毫无关系。
“请问这趟车去哪儿?”
正当我想着遗书要怎么写的时候,我再次听到了对面女人的声音。
“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我说着又仔细的看了看她,很明显,她不是体验生活的艺术家,也不是傻到会上错车的无知妇女,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冲动到上一辆不知开往何处的火车,想必是个无所事事的富家女。
“布鲁塞尔。”她重复道,接着问我:“你去工作?”
我摇了摇头,“随便走走。”
“那咱俩差不多。”她说。
我笑,一定是我刚才看她的时候透露出了不屑,她才会这样问,不过她到底厚道,如果换成方果儿或者我的那些女下属,她们一定会想办法反击,让我知道我正在随意评判他人。
“布鲁塞尔不大,但是很有意思。除了撒尿小童、原子塔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景点以外,街头雕像和某些街区的橱窗也非常有意思。”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偏见,我开始对她释放友好。
“我知道天鹅咖啡馆,马克思写《□□宣言》的地方。”她说。
我又笑,因为她的气质、打扮,实在跟马克思和《□□宣言》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我很快又意识到,这是偏见。说不定她正是那种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我这种人,正是她要革&命的对象。
“所以你是为马克思而来?”我怀疑我的语气可能有些过于小心翼翼。
“我以为你是。”她指了指我的胳膊说道。
我一愣,这才发现我外套的袖子上印着镰刀斧头图案。我早上出门穿的是三件套西装,这件外套是从司机那里借来的,当时匆忙套上,没有留意过图案。
我脱下外套,翻来覆去又看了一通,确认没有不适合出现的图案,于是重新穿在身上。
我衣服还没穿好,对面女人忽然鬼鬼祟祟靠近我,小声说道:“检票的来了。”
我回头一看,是有一个穿着制服的白胡子男人正走进车厢,开始查看乘客车票。
“你没票?”我问红衣女人。
她摇头,“嗯。”
“可以补。”
“我没带护照。”这句话她说的很小声,我没听清楚,又问了一遍。她趴在桌子上,身体前倾,头几乎顶着我的胸口,又轻轻说了一遍,“我没带护照。快,帮我!”
我想如果她是我的下属,我已经开始骂人了,出门不带护照,三岁小孩子都不会这么干。
但鉴于她是个远在异地他乡的国人,我还是压着不耐问道:“怎么帮?”
“坐到我这边来,假装在吻我!”她说完在位置上坐正,取下墨镜,同时轻轻拍了拍她身边的位置。
我本来觉得这个提议非常的无稽,但是在她摘下墨镜的那一刻,我动摇了。那张脸不施粉黛,也不再年轻,但却意外的好看。妩媚中带着英气,跟我钟爱的红色正好相配。事实上,我从未见过一张跟红色如此相配的脸。
我起身移到她旁边,这个时候检票员离我们还有几排的距离。
“快点!别让他发现我们是在作假!”她说着拽我坐下来,迅速的将头靠在我肩膀上。她有一头蓬松卷曲的长发,柔软发丝触到我的脖子和下巴,像是某种特殊布料的触感。
“你确定这样可以?”虽然说不出拒绝的话,但我心里对这样的胡闹还有些犹疑。
“一定可以!这里是法国,即使世界大战,他们也不会打扰一对正在接吻的情侣。”她说着主动将手搭上我的肩膀,再次提醒催促我快点。
我不得不搂住她的肩膀,低头靠近她,伴随着她温柔体香袭来的,是某种危险的预感。
多年来,我恪守一个好男人的准则,自打跟方果儿在一起后,从未跟其他任何女人有过苟且。
好笑的是,这在方果儿眼里并不算是一个优点。很久以前,在我们还有心思吵架的时候,她说我薄情寡义,引用的例证是我把一位喜欢我的女下属降职调离公司总部。
“就算你不喜欢她,但是她那么喜欢你,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都应该对她留些余地。可是你却为了自己的名声,不惜毁了她的职业生涯,这就是你!”方果儿这样控诉我。
我记得自己当时气炸了,我跟方果儿说,从此以后我来者不拒,你最好不要后悔。她说你有本事做给我看!
然而我最终还是没能做到来者不拒,我是一个洁身自好的有为青年,在这个圈内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年纪轻轻就做到这个位置,我的人生还有无数可能,不能因为管不住下半身而丢掉光明大道。
“再近点!”红衣女人在我耳边说道,是惯于命令的语气,她丝毫没有诱惑我的意思,完全是在利用我。
我将她的头按在我胸前,右手穿过她的长发,捂着她的半年脸颊,同时靠近她,嘴唇贴在我自己的手上。她头发做了很好的遮挡,我相信这是不会被人发现的借位。
“你手放开点,憋死我了。”她抱怨,下巴颏贴着我胸口一上一下。
“别说话!人过来了。”我闭着嘴,嘟囔了几个字。
她终于安静下来,我的嘴唇始终贴着自己的手,同时在心里默算着时间,大概过了五分钟,我放开她。
她扒着座椅靠背往后看一眼,不安的问道:“查完了?”
“查完了。”我说,同时起身,回到自己的座位。
“看吧,我就说有用!”她竟然还得意。
“你是中国人吗?”我问她。
她点头。
“下火车我陪你去大使馆办临时证件。”
“不用了。到站我就返回巴黎。”她说。
“要是再遇到检票呢?再找一个男人跟你假扮情侣?”我有些生气。
“怎么着?怕我丢中国人的脸?”她笑看着我。
我瞬间意识到自己刚才的生气有些莫名其妙,不得已软下口吻道:“补个证不麻烦,何必给自己找事儿。”
“好吧,听你的。”她犹豫半天,终于答应,接着又笑,眼睛眯起好看的形状,跟我说道:“谢谢你。”
“你叫什么?”我开始忍不住的想要跟她说话。
“阿凤。”她说。
“阿凤是广东人的叫法。你是北方口音。”
“那就按照北京规矩来,叫凤子。凤子……疯子。叫我疯子吧。”她临时又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疯子,你好。我叫猴子。”我饶有兴致的跟她鬼扯,同时伸出手去,算是与她正式认识。
“猴子。你该不会姓孙吧。”她说着与我握手,想当然的猜我的姓。
猴子是我学生时代的外号,我叫孙宁,她猜对了。
我们又聊了些有的没的,我没有打听她为什么会不带护照、不买车票的出现在这趟车上,她也没有问我何以会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出现在这里。
下了火车,我说陪她去大使馆办临时证件,她拒绝了,我也没有坚持。她长得这么好看,又这么灵活,相信即使没有护照,也能平安回家。
萍水相逢,无有所图,未必不是一段美好记忆。
我们在火车站门口告别,我步行去市中心,到达大广场地带大概用了十多分钟。布鲁塞尔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读书的时候来过,过去几年,也经常过来开会。这么多年过去,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跟我们的北京完全不一样。
当然,我喜欢它没变化。然而行程比我想的无聊,以前开会路过时看到的那些美景,现在仔细看过去,仿佛也没什么特别。精品店里卖巧克力、茶具、丁丁历险记的手工制品,并无什么新鲜;满大街的游客,人人都拿着相机,拍人和建筑物,表明到此一游。
有说粤语的一家人询问我能不能帮他们拍一张全家福,我用法语拒绝了他们。
后来我丧气的想,我还不如吃完午饭,回去巴黎的会议室好了。
我去天鹅咖啡馆吃午饭,里面多半都是中国人,自然是慕着马克思的名义而来。
白人服务生看到我,借着跟他同伴打招呼的时机说:“又一位同志,今天第十九位。”
“我不是同志,我只是饿了来找吃的。”我用法语说道,“还有,我要那张桌子,别跟我说有人预定。”
白人小伙子撇了撇嘴,带我去... -->>
2010年6月3号, 我在从巴黎去布鲁塞尔的火车上遇到了陆云凤, 当时她穿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衫,戴着遮住大半边脸的墨镜, 刚启动的火车摇晃的厉害, 她也跟着一摇一晃的向我走来,坐在了我的对面。那一天,我们是那节车厢里唯二的东方面孔。
我一开始就注意到她, 当然不是因为她看上去跟我同族, 而是因为她的那件红色衬衣,红色是我钟爱的颜色, 见到任何红色的物体都会难免多瞟一眼。
我当时试图想象方果儿穿上那件红色衬衣的样子, 但是努力了几秒钟, 不得不放弃。因为我跟果儿实在太久没见, 我几乎已经忘记她长什么样儿了。
方果儿是我的女朋友, 必要场合,也会被介绍为孙夫人。我们在一起七年, 每次在谈论结婚时,都会因为孩子的问题搁浅。她想要孩子,我不想。
她据此认为我不够爱她,因为她的一个姐妹跟她说:“如果男人说不想要孩子,你一定要明白,他只是不想跟你要孩子。”这句话背后还有个生动的故事, 所以令方果儿深信不疑。
尽管我无数次的跟她说, 我不想要孩子, 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好父亲。
有很多次,我想过跟方果儿分手。虽然我不想要孩子,但是我得结婚。我的工作要求我得有一个家庭,至少是两个人的家庭,以显示我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能成为负责人的领导者。
但是最终我们也没有分手,倒不是因为方果儿不肯,我知道她早就不爱我了。我们没有分手的原因说起来很荒唐,是因为没有时间。
我跟果儿虽然没有结婚,但是我们有许多联名产业,如果分手,这些产业势必要做切割,还不能全部交给律师办,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毕竟我任职国企,她是公务员,这里面有太多不能为外人道的东西。
我正想着跟方果儿之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忽然听到对面传来一声意义不明的声音,我抬头,看到坐在我对面的红衣女人在笑。我问她笑什么,我指了指我手里的书说这是我读初中时候看过的小黄书。
我手里拿着的是一本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我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初二,专门挑那些描写男女情&事的段落来看,露骨的词汇总是令人亢奋。
不过初中过后,这本书吸引我的是另外的东西,譬如我翻开的这一页上的这句话:“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在红衣女人上车之前,我已经把这句话读了好几遍,如果不是她的出现打断我的思绪,我想这会儿我的眼泪已经流了出来。
我最近总会无端端的难过,有人说这是抑郁症前兆;抑郁症最近几年成为圈里的流行病,很多人自杀的原因被归咎于此。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自杀,一定会留下完整遗书,让他们知道这跟抑郁症毫无关系。
“请问这趟车去哪儿?”
正当我想着遗书要怎么写的时候,我再次听到了对面女人的声音。
“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我说着又仔细的看了看她,很明显,她不是体验生活的艺术家,也不是傻到会上错车的无知妇女,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冲动到上一辆不知开往何处的火车,想必是个无所事事的富家女。
“布鲁塞尔。”她重复道,接着问我:“你去工作?”
我摇了摇头,“随便走走。”
“那咱俩差不多。”她说。
我笑,一定是我刚才看她的时候透露出了不屑,她才会这样问,不过她到底厚道,如果换成方果儿或者我的那些女下属,她们一定会想办法反击,让我知道我正在随意评判他人。
“布鲁塞尔不大,但是很有意思。除了撒尿小童、原子塔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景点以外,街头雕像和某些街区的橱窗也非常有意思。”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偏见,我开始对她释放友好。
“我知道天鹅咖啡馆,马克思写《□□宣言》的地方。”她说。
我又笑,因为她的气质、打扮,实在跟马克思和《□□宣言》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我很快又意识到,这是偏见。说不定她正是那种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我这种人,正是她要革&命的对象。
“所以你是为马克思而来?”我怀疑我的语气可能有些过于小心翼翼。
“我以为你是。”她指了指我的胳膊说道。
我一愣,这才发现我外套的袖子上印着镰刀斧头图案。我早上出门穿的是三件套西装,这件外套是从司机那里借来的,当时匆忙套上,没有留意过图案。
我脱下外套,翻来覆去又看了一通,确认没有不适合出现的图案,于是重新穿在身上。
我衣服还没穿好,对面女人忽然鬼鬼祟祟靠近我,小声说道:“检票的来了。”
我回头一看,是有一个穿着制服的白胡子男人正走进车厢,开始查看乘客车票。
“你没票?”我问红衣女人。
她摇头,“嗯。”
“可以补。”
“我没带护照。”这句话她说的很小声,我没听清楚,又问了一遍。她趴在桌子上,身体前倾,头几乎顶着我的胸口,又轻轻说了一遍,“我没带护照。快,帮我!”
我想如果她是我的下属,我已经开始骂人了,出门不带护照,三岁小孩子都不会这么干。
但鉴于她是个远在异地他乡的国人,我还是压着不耐问道:“怎么帮?”
“坐到我这边来,假装在吻我!”她说完在位置上坐正,取下墨镜,同时轻轻拍了拍她身边的位置。
我本来觉得这个提议非常的无稽,但是在她摘下墨镜的那一刻,我动摇了。那张脸不施粉黛,也不再年轻,但却意外的好看。妩媚中带着英气,跟我钟爱的红色正好相配。事实上,我从未见过一张跟红色如此相配的脸。
我起身移到她旁边,这个时候检票员离我们还有几排的距离。
“快点!别让他发现我们是在作假!”她说着拽我坐下来,迅速的将头靠在我肩膀上。她有一头蓬松卷曲的长发,柔软发丝触到我的脖子和下巴,像是某种特殊布料的触感。
“你确定这样可以?”虽然说不出拒绝的话,但我心里对这样的胡闹还有些犹疑。
“一定可以!这里是法国,即使世界大战,他们也不会打扰一对正在接吻的情侣。”她说着主动将手搭上我的肩膀,再次提醒催促我快点。
我不得不搂住她的肩膀,低头靠近她,伴随着她温柔体香袭来的,是某种危险的预感。
多年来,我恪守一个好男人的准则,自打跟方果儿在一起后,从未跟其他任何女人有过苟且。
好笑的是,这在方果儿眼里并不算是一个优点。很久以前,在我们还有心思吵架的时候,她说我薄情寡义,引用的例证是我把一位喜欢我的女下属降职调离公司总部。
“就算你不喜欢她,但是她那么喜欢你,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都应该对她留些余地。可是你却为了自己的名声,不惜毁了她的职业生涯,这就是你!”方果儿这样控诉我。
我记得自己当时气炸了,我跟方果儿说,从此以后我来者不拒,你最好不要后悔。她说你有本事做给我看!
然而我最终还是没能做到来者不拒,我是一个洁身自好的有为青年,在这个圈内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年纪轻轻就做到这个位置,我的人生还有无数可能,不能因为管不住下半身而丢掉光明大道。
“再近点!”红衣女人在我耳边说道,是惯于命令的语气,她丝毫没有诱惑我的意思,完全是在利用我。
我将她的头按在我胸前,右手穿过她的长发,捂着她的半年脸颊,同时靠近她,嘴唇贴在我自己的手上。她头发做了很好的遮挡,我相信这是不会被人发现的借位。
“你手放开点,憋死我了。”她抱怨,下巴颏贴着我胸口一上一下。
“别说话!人过来了。”我闭着嘴,嘟囔了几个字。
她终于安静下来,我的嘴唇始终贴着自己的手,同时在心里默算着时间,大概过了五分钟,我放开她。
她扒着座椅靠背往后看一眼,不安的问道:“查完了?”
“查完了。”我说,同时起身,回到自己的座位。
“看吧,我就说有用!”她竟然还得意。
“你是中国人吗?”我问她。
她点头。
“下火车我陪你去大使馆办临时证件。”
“不用了。到站我就返回巴黎。”她说。
“要是再遇到检票呢?再找一个男人跟你假扮情侣?”我有些生气。
“怎么着?怕我丢中国人的脸?”她笑看着我。
我瞬间意识到自己刚才的生气有些莫名其妙,不得已软下口吻道:“补个证不麻烦,何必给自己找事儿。”
“好吧,听你的。”她犹豫半天,终于答应,接着又笑,眼睛眯起好看的形状,跟我说道:“谢谢你。”
“你叫什么?”我开始忍不住的想要跟她说话。
“阿凤。”她说。
“阿凤是广东人的叫法。你是北方口音。”
“那就按照北京规矩来,叫凤子。凤子……疯子。叫我疯子吧。”她临时又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疯子,你好。我叫猴子。”我饶有兴致的跟她鬼扯,同时伸出手去,算是与她正式认识。
“猴子。你该不会姓孙吧。”她说着与我握手,想当然的猜我的姓。
猴子是我学生时代的外号,我叫孙宁,她猜对了。
我们又聊了些有的没的,我没有打听她为什么会不带护照、不买车票的出现在这趟车上,她也没有问我何以会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出现在这里。
下了火车,我说陪她去大使馆办临时证件,她拒绝了,我也没有坚持。她长得这么好看,又这么灵活,相信即使没有护照,也能平安回家。
萍水相逢,无有所图,未必不是一段美好记忆。
我们在火车站门口告别,我步行去市中心,到达大广场地带大概用了十多分钟。布鲁塞尔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读书的时候来过,过去几年,也经常过来开会。这么多年过去,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跟我们的北京完全不一样。
当然,我喜欢它没变化。然而行程比我想的无聊,以前开会路过时看到的那些美景,现在仔细看过去,仿佛也没什么特别。精品店里卖巧克力、茶具、丁丁历险记的手工制品,并无什么新鲜;满大街的游客,人人都拿着相机,拍人和建筑物,表明到此一游。
有说粤语的一家人询问我能不能帮他们拍一张全家福,我用法语拒绝了他们。
后来我丧气的想,我还不如吃完午饭,回去巴黎的会议室好了。
我去天鹅咖啡馆吃午饭,里面多半都是中国人,自然是慕着马克思的名义而来。
白人服务生看到我,借着跟他同伴打招呼的时机说:“又一位同志,今天第十九位。”
“我不是同志,我只是饿了来找吃的。”我用法语说道,“还有,我要那张桌子,别跟我说有人预定。”
白人小伙子撇了撇嘴,带我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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