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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境内,除河套一带外,其他多数地方是沙漠,气候寒燥,加上这个时代的开发建设又严重落后,其可谓民国时代的贫瘠之地。
从1919年开始,绥远就频繁发生水旱灾害,加上兵祸匪患,民众生活极苦。而将绥远民众推上死亡线的却是从1928年开始的连续3年的严重旱灾。
对于1928年绥远旱灾,《民国日报》曾在当年7月8日的报道这样描述:“自春徂夏,滴雨未泽,二麦无收,秋禾未种,赤地数千里,竟无青草。”而《大公报》在当年7月、9月的报道中则称“固阳、武川、清河以及包西各县,……户口流离过半,绥垣、包头两处饥民鹰集,为数日见增加”,“全绥已处于绝粮之地”。饥饿之下,民众甚至连牛马粪便中的草籽都捡来入腹。
绥远境内受灾17县,粗略统计有汉、蒙人口240多万。在1928年蔓延绥远全境的大旱灾中,就有灾民1498000多人,占统计人口总数的62%以上。
大灾之下,尚有土匪为害。河套及大青山一带的马匪、山匪不但把持包头、黄河口等物资中转之地,以劫掠过往,还聚众围攻五原、临河两县,抢去粮食几万石。由于土匪肆虐,致使粮食无法从外地向灾区周转,灾民的境况也更加凄惨。
佘太、东胜两县,方圆数百里,人烟断绝。远处逃荒灾民途经两县境内时,因无从觅食,多饿死道旁。而男女老幼以绳索腰带勒死,或全家十余人同日自尽者,屡见不鲜。固阳全县二万余人逃散十之七八。萨拉齐、托克托两县向为繁盛区域,但天灾之下粮食难觅,饥饿难耐之下用来做脚力的牛马骆驼也被烹食怠尽。还有灾民因挖食田鼠、猫、犬而身染疫疠者,有因食苜蓿、蒺藜而致病者,有因食树皮草根枯槁而死者不下万余人。逃往甘肃、外蒙者约五六万人。包头为绥西重镇,交通便利,灾民聚集,不少青年妇女卖身求生,由火车载运而出,每日不下数百人,哭声震地,惨不忍言。
继28年严重旱灾之后,29年绥远又连续遭遇了地震、旱灾、山洪、风霜等灾害,灾情之重,居华北各省之首。
1929年1月,归绥西部地区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毕克齐、归绥一带损失严重,平绥铁路为之中断。而自28年开始的旱灾却仍在发展。饥饿之下,灾民想尽办法求生。有人挖掘鼠洞,从鼠口中夺粮而食,却因此引发了鼠疫。河套一带的盐碱地上生长的一种草名为傔葱,其籽有毒,人吃了之后会导致面目肿胀,但就是这种有毒的草籽,身价也被饥民们抬高到每斗8角。
旱灾造成的恶果尚未结束,在29年的夏秋之交,绥远又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仅包头一地就淹没青苗700多顷,淤上等田地近800顷,冲没住房7000余间。此外,萨拉齐县东南各村均为水淹,归绥、托克托、凉城、兴和、武川、陶林等县又均遭水患。
水灾未过,霜灾又至。8月25、26两日,绥远东北各路遭受早霜,致使秋粮损失严重。其中,受灾最重之处为固阳、武川、陶林、兴和、集宁等县。集宁西经旗下营至归绥一线,因兼被水灾、霜冻,损失最为惨重。1929年12月,《时事月报》曾对此次霜灾造成的损失有过大致统计:“武川、陶林、固阳所种秋禾,完全冻枯,颗粒未收,被灾分数计在十分之六。丰镇、凉城、东胜、大佘太各县田禾,同时强半冻死。被灾分数,计在十分之五。归绥、托克托、萨拉齐、清水河等县受冻,亦在十分之四。集宁则地多山田,被冻情形,尤较他县为重。当此旱灾甫过,水灾未完,而又继之霜灾,不但夏收无望,即秋田所种之荞麦、小糜、小麦,亦复枯萎殆尽。”
对于29年绥远灾情的酷烈,当年11月份的《时事月报》曾刊载过这样的描述:“该处人民生计,至此已到山穷水尽之境,统计绥省人口约250万,现在灾民已达190万,占百分之八十。……甚至大人食小孩,活人食死尸,至食树皮草根,在绥省不以为奇。前中央派员及各国传教师曾先后调查,认该省灾情之重,实居华北第一。”
连年天灾人祸之下,灾民生存艰难,绥远的人口贩卖之风也日盛一日,致使绥远的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绥远红十字会调查称:“所有土著灾民,未能远去,不得不茹苦忍痛,卖妻鬻女,以图苟活……约计全省可达十万口之多,为伶为娼者,触目皆是。始以晋北各县正式来娶,尚属正当;嗣后大批为人贩子贩载而去,竟以辗转牟利,甚至有先将已妇卖出,作为资本,携资来贩者。缘内地妇女,年事稍富,即可售得三百元至口百元,灾区所买,不过一百余元足矣。加以有所谓人牙子者,从中架空操纵,而卖人之家所得不过数十元。并买得一妇,附带幼女一、二口,有转卖其女,而自得其妇者;有转卖其妇,而白得其女者。其中十三、四岁之幼女,买到后即行合房,此弱小之女同胞,无辜被摧残污辱,诚天下之最伤心事。现在调查全省人口,男性占十分之九,女性占十分之一,将来人口繁衍上,实受重大之影响也。”
29年灾害的后果尚在延续,30年的灾害又接踵而至。1月9日,《大公报》登载《绥远通信》说,因天气奇寒,绥远17县几日内,“冻馁而死者15000余人”。
几日内,竟冻死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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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境内,除河套一带外,其他多数地方是沙漠,气候寒燥,加上这个时代的开发建设又严重落后,其可谓民国时代的贫瘠之地。
从1919年开始,绥远就频繁发生水旱灾害,加上兵祸匪患,民众生活极苦。而将绥远民众推上死亡线的却是从1928年开始的连续3年的严重旱灾。
对于1928年绥远旱灾,《民国日报》曾在当年7月8日的报道这样描述:“自春徂夏,滴雨未泽,二麦无收,秋禾未种,赤地数千里,竟无青草。”而《大公报》在当年7月、9月的报道中则称“固阳、武川、清河以及包西各县,……户口流离过半,绥垣、包头两处饥民鹰集,为数日见增加”,“全绥已处于绝粮之地”。饥饿之下,民众甚至连牛马粪便中的草籽都捡来入腹。
绥远境内受灾17县,粗略统计有汉、蒙人口240多万。在1928年蔓延绥远全境的大旱灾中,就有灾民1498000多人,占统计人口总数的62%以上。
大灾之下,尚有土匪为害。河套及大青山一带的马匪、山匪不但把持包头、黄河口等物资中转之地,以劫掠过往,还聚众围攻五原、临河两县,抢去粮食几万石。由于土匪肆虐,致使粮食无法从外地向灾区周转,灾民的境况也更加凄惨。
佘太、东胜两县,方圆数百里,人烟断绝。远处逃荒灾民途经两县境内时,因无从觅食,多饿死道旁。而男女老幼以绳索腰带勒死,或全家十余人同日自尽者,屡见不鲜。固阳全县二万余人逃散十之七八。萨拉齐、托克托两县向为繁盛区域,但天灾之下粮食难觅,饥饿难耐之下用来做脚力的牛马骆驼也被烹食怠尽。还有灾民因挖食田鼠、猫、犬而身染疫疠者,有因食苜蓿、蒺藜而致病者,有因食树皮草根枯槁而死者不下万余人。逃往甘肃、外蒙者约五六万人。包头为绥西重镇,交通便利,灾民聚集,不少青年妇女卖身求生,由火车载运而出,每日不下数百人,哭声震地,惨不忍言。
继28年严重旱灾之后,29年绥远又连续遭遇了地震、旱灾、山洪、风霜等灾害,灾情之重,居华北各省之首。
1929年1月,归绥西部地区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毕克齐、归绥一带损失严重,平绥铁路为之中断。而自28年开始的旱灾却仍在发展。饥饿之下,灾民想尽办法求生。有人挖掘鼠洞,从鼠口中夺粮而食,却因此引发了鼠疫。河套一带的盐碱地上生长的一种草名为傔葱,其籽有毒,人吃了之后会导致面目肿胀,但就是这种有毒的草籽,身价也被饥民们抬高到每斗8角。
旱灾造成的恶果尚未结束,在29年的夏秋之交,绥远又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仅包头一地就淹没青苗700多顷,淤上等田地近800顷,冲没住房7000余间。此外,萨拉齐县东南各村均为水淹,归绥、托克托、凉城、兴和、武川、陶林等县又均遭水患。
水灾未过,霜灾又至。8月25、26两日,绥远东北各路遭受早霜,致使秋粮损失严重。其中,受灾最重之处为固阳、武川、陶林、兴和、集宁等县。集宁西经旗下营至归绥一线,因兼被水灾、霜冻,损失最为惨重。1929年12月,《时事月报》曾对此次霜灾造成的损失有过大致统计:“武川、陶林、固阳所种秋禾,完全冻枯,颗粒未收,被灾分数计在十分之六。丰镇、凉城、东胜、大佘太各县田禾,同时强半冻死。被灾分数,计在十分之五。归绥、托克托、萨拉齐、清水河等县受冻,亦在十分之四。集宁则地多山田,被冻情形,尤较他县为重。当此旱灾甫过,水灾未完,而又继之霜灾,不但夏收无望,即秋田所种之荞麦、小糜、小麦,亦复枯萎殆尽。”
对于29年绥远灾情的酷烈,当年11月份的《时事月报》曾刊载过这样的描述:“该处人民生计,至此已到山穷水尽之境,统计绥省人口约250万,现在灾民已达190万,占百分之八十。……甚至大人食小孩,活人食死尸,至食树皮草根,在绥省不以为奇。前中央派员及各国传教师曾先后调查,认该省灾情之重,实居华北第一。”
连年天灾人祸之下,灾民生存艰难,绥远的人口贩卖之风也日盛一日,致使绥远的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绥远红十字会调查称:“所有土著灾民,未能远去,不得不茹苦忍痛,卖妻鬻女,以图苟活……约计全省可达十万口之多,为伶为娼者,触目皆是。始以晋北各县正式来娶,尚属正当;嗣后大批为人贩子贩载而去,竟以辗转牟利,甚至有先将已妇卖出,作为资本,携资来贩者。缘内地妇女,年事稍富,即可售得三百元至口百元,灾区所买,不过一百余元足矣。加以有所谓人牙子者,从中架空操纵,而卖人之家所得不过数十元。并买得一妇,附带幼女一、二口,有转卖其女,而自得其妇者;有转卖其妇,而白得其女者。其中十三、四岁之幼女,买到后即行合房,此弱小之女同胞,无辜被摧残污辱,诚天下之最伤心事。现在调查全省人口,男性占十分之九,女性占十分之一,将来人口繁衍上,实受重大之影响也。”
29年灾害的后果尚在延续,30年的灾害又接踵而至。1月9日,《大公报》登载《绥远通信》说,因天气奇寒,绥远17县几日内,“冻馁而死者15000余人”。
几日内,竟冻死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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