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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户数问题是解开宋代人口数量之谜的关键环节。关于宋代户数，传世有大量的统计数据，我们所要考证研究的是，这些数据是否客观或比较客观地反映着真实情况？哪些数据是不全面、不可靠的？澄清这一问题的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做了有价值的研究，并取得了新成果，以葛剑雄教授宋代人口新证（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及何忠礼教授宋代户部人口统计考察（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为代表。本文再做探讨，以为新证，并有重要问题揭示。
一、户数在宋代社会中的作用
一个政府存在的基础和规模，决定于人口，人口生存和组织的基本形式，是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家庭数量还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母奶－－－赋役的征调，因为赋役主要是以户为单位征调的。宋朝各级政府对户数的掌握十分重视，对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而言，户数的多少更与切身利益密切关联。
1.定诸县等级。
自唐代以来，为便于管理，将各州县制定了等级。县一级大体为7等，依次为：赤、畿、望、紧、上、中、下。其中赤、畿两等，通常是京师、大都会及附近的县，属特殊的政治地位，其余5等，均按户数确定。宋太祖刚登基的建隆元年冬，为适应新形势和户口变化，即诏天下除赤、畿外，重新制定诸县等级：4000户以上为望县，3000户以上为紧县，2000户以上为上县，1000户以上为中县，1000户以下为中下县。并自此每3年升降一次。[1]（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2]（职官11之58）以此可知县的大小及地位，不在于疆域，而在于户数。林駉指出：“建隆之元年也，版籍来上，严定升降；至明年也，户口增耗，申严殿最。夫开基立极，岂无急政？一则曰定版籍之升降，二则曰严户口之殿最者，深知本固邦宁之意欤！”[3]（卷10户口）由此急迫性可知各县户数多少及变化，对于稳定局势、加强统治的重要性。
2.定州县官编制。
地方官员的编制，各地并不统一，而是根据户数确定的。如州一级的通判，只设于万户以上的州郡。宋真宗景德三年“复置解州通判一员。旧制：州不及万户者省其通判，此时(解)州户盈万数”[1]（卷64景德三年十月庚寅）。解州原来曾有通判，由于户数减少丧失了资格，至此又按制度重设。可见这一制度是切实执行的。400户以下的小县则不设县令，由主簿兼知县事。宋神宗时，令20000户以上的县增设县丞一员，宋徽宗崇宁时各县均设，但至大观三年，除万户以上县或虽不足万户但有山泽、坑冶之利的县之外，其余皆罢去。主簿之设遵循同样原则，开宝三年规定千户以下、400户以上县不设主簿。[4]（卷167）当然，地方官品位的高低，也与所出任的地方户数相适应。如宋真宗天禧元年规定，江南诸县5000户以上者，派京朝官担任长官。[1]（卷90天禧元年十一月乙未）
3.定州县官俸禄。
宋代州县官的俸禄，主要由朝廷格式司“用十道图较郡县上下紧望，以定俸给”[1]（卷81大中祥符六年十月丁亥）。例如：50000户以上的州录事参军20千(即贯)，30000户以上的州录事18千，10000户以上的州录事15千，5000户以上的州录事12千，不满5000户的州录事10千。又如：10000户以上的县令20千，主簿、县尉12千；7000户以上的县令18千，主簿、县尉10千；5000户以上的县令15千，主簿、县尉8千；3000户以上的县令12千，主簿、县尉7千；不满3000户的县令10千，主簿、县尉6千。[4]（卷171）俸钱之外的职田也是如此。如县令职田：10000户以上者6顷，5000户以上者5顷，不满5000户者4顷。主簿、县尉的职田是：10000户以上者3顷，5000户以上者2.5顷，不满5000户者2顷。[4]（卷172）户数的多少，与地方官的收入多少直接挂钩。
4.定州县赋役。
赋役来自人户，主要是按户等高下为标准征调的，其前提当然是官府对户数的掌握，勿需多言。在此主要介绍州县的差役数量。直接为地方官府服务的州县吏人、弓手等，朝廷并不允许地方随意抽调、招募，而是有定额限制，定额的标准仍是户数。如州郡吏人，开宝六年确定为30000户以上州80人；散从官，咸平年间确定为30000户以上州100人。诸县吏人数额规定的更详细。如诸县曹司吏人，20000户以上县30人，10000户以上县25人，7000户以上县20人，5000户以上县17人，3000户以上县15人，1000户以上县12人，不满1000户县10人。[5]（卷12）建隆年间用法令形式规定的还有弓手数额：10000户以上县50人，7000户以上县40人，5000户以上县30人，3000户以上县25人，2000户以上县20人，1000户以上县15人，不满1000户县10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依次递增20至10人。[6]（卷13州县役人）显然，户数决定着统治的力度和工作量。
此外，地方常平、广惠等仓的设置规模，也因户数多少而不同。如宋仁宗嘉右二年在全国设广惠仓，规定10000户以下州留田租1000石，10000户以上州2000石，20000户以上州3000石，30000户以上州4000石，40000户以上州5000石，50000户以上州6000石，70000户以上州8000石。100000户以上州10000石。[4]（卷176）
5.考核地方官。
宋政府把户数的增减列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在任期内若户数增加，会受到提前升迁、加俸等奖励，反之则会受到延缓升迁等责罚。宋代初年“初著令：州县户口准见户十分增一，刺史、县令进考；若耗一分，降一等。”建隆三年又规定：“凡千户以下(县)能增百户，(主要官员)减一选。减及三选以上，令赐章服，主簿升秩进阶。”[4]（卷160）宋仁宗皇祐元年，三司制定了考课转运使、副的5项指标，第l项即“户口之登耗”规定考核等级为6等，考入上上第1等者“与转官升陟差遣”考入下下最低等者“与展磨勘及降差遣”[1]（卷166皇祐元年二月戊辰）。在整个两宋时代，屡屡有专以户数或户口增减为唯一考核指标的规定，灾荒及战乱年代尤为重视。
以上事实表明，户数对于各级政府、各地方官是极为重要的。口数固然也至关紧要，但口一般不是赋役征收单位，而且“口尤难计”[7]（卷上户口），所以相比而言，宋代的户数统计更规范认真。宋太宗至道元年重造版籍时颁于天下的格式，主要即“凡一县管几户夏秋二税”[1]（卷38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而不计口数。宋孝宗时衢州司户赵希言曾“合郡民以计，表其里，标其户数，为图以献于守，守才之”[4]（卷247赵希言传）。所计也是户数。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宋代的人口数量，最宜于从户数而不是从口数统计资料入手
二、宋代户数统计评估
众所周知，宋代户数统计也存在许多问题。以下几个方面，就是其突出的表现。
其一，官方问题。一些地方官吏不能按时清查统计，或统计时敷衍塞责，还有的地方官吏为升迁加俸，虚报户数，导致户数不准确和不能反映增减变化。再者即多系统户口统计，目的不一，导致同一地方、同一时期的户数差异较大。一些数据不做考证辩别难以适从。
其二，诡名户问题。形势户尤其是官户，为逃避赋役，用种种手段弄虚作假，使宋代出现严重的诡名户现象。影响户数的主要是诡名子户，即一户分作数户、十余户乃至数十户，以分散财产、降低户等，达到减免赋役的目的。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增多。
其三，脱漏户问题。所谓脱漏户，即不在官方户籍的人家。这一现象同样严重，情况也更复杂。其中有的是自有田产本应在主户籍内而隐瞒不报，仍为客户，所影响的是户口类别比例而不是户数，暂且不论。另一种确属“黑户”即谎称逃亡、绝户而隐瞒起来的“逃绝户”宋神宗元丰三年，三司户部判官李琮受命专门调查清理江东、两浙二路的逃绝户，结果骇人听闻：仅清查出的逃绝户就多达401332户；同年改任淮南路转运副使的李琮又在当地清查“凡得逃绝、诡名挟田(佃)、簿籍不载并阙丁”475965户、丁，[1]（卷300元丰二年九月癸酉注文）其中脱漏的户数当是个不小的数字。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偏低。
统计不实，户数虚假地偏高或偏低，在当时就是一大无法解决的难题，更使现在的研究陷入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呢？对于官方统计公布的户数，我们应有三点基本认识：一是必须利用已有的户数资料为研究的出发点，否则宋代人口数量之谜根本无法破解。二是具体的数字肯定不精确，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三是传世的宋代百余个总户数，由于种种原因不可全信，其中有的不是总户数，有的明显错误，但经过鉴别的大部分数字，宏观上基本可靠。
具体再谈户数虚假的偏高偏低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宋代户数偏高，多以诡名子户为证据。但如果同时充分认识到还有大量的脱漏户数，那么偏多的估计就难以成立。二者相较，当然难说互相抵消，但由于无法量化，不能确证，所以应另辟蹊径，转换视角来认识这一问题。例如，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将宋代户数与唐代、元代户数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宋代户数的发展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
唐玄宗开宝十三载(754年)，户数峰值为9069154户。[8]（卷217）；[9]（卷84）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总户数为9055729户。宋朝版图不及盛唐，但所辖地区全是人口稠密之地，所缺边远地区人口稀少，不影响大局。这时的户数之所以历经260年尚未达到盛唐峰值，主要是唐中后期及五代多年战乱，人口损失惨重，宋初几十年尚处于恢复时期。此后经过80多年的自然增长，至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宋代户数达到20882258户。如果从唐玄宗末年算起，成倍增加的户数其实是300多年以来的结果，或者说是弥补了宋以前200多年战乱所造成的损失，不足为奇。
再与后世的元代相比较。元史地理志序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南北之户总书于册者”为13196206户。但这一数字并不能与宋代比较。一是其数根本不是“总书于册者”10行省中，缺云南、岭北二行省的户数，其余8行省仅河南、江浙、江西、湖广4行省数字相对完整，另外4行省户数多有残缺遗漏。而就相对完整的河南而言，也缺汝宁府、归德府、襄阳路、高邮府的户数。二是当时刚经过大战乱，户口损失严重，户籍制尚未完善，地广人稀现象普遍存在。如汴梁路领38县，仅有20018户，每县平均不足790户；南阳府路领13县，仅有692户，每县平均53户。由此一斑，可窥至元二十七年的户数既不是当时的总户数，更不能代表元代户数峰值，也就不能与北宋末年总户数相比。实际上，据估计元代中后期全国约有27650000户，[10]（p141、150）与宋代相对应的领土上户数峰值相比，应无多大差距。
举两个具体地区户数变化的例子，均按与宋代相应地区对比。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宋代两浙的户数高于唐代，低于元代，河北的户数也低于其后的金代。均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相适应。
看一下北宋及其他朝代户数的年递增率，更证明这一点。
从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的4279634户，到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的9348227户，[11]（郡国志五，应邵注）中经90年，年递增率为8.7。
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的3041871户，到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的9069154户，[12]（地理志）；[9]（卷84）中经115年，年递增率为9.5。
从宋太宗时的太平寰宇记(成书年代约为980－－989年，暂取其中间年代984年)所载的6499145户，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的2088225户，[2]（食货69之71）中经约125年，年... -->>
宋代户数问题是解开宋代人口数量之谜的关键环节。关于宋代户数，传世有大量的统计数据，我们所要考证研究的是，这些数据是否客观或比较客观地反映着真实情况？哪些数据是不全面、不可靠的？澄清这一问题的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做了有价值的研究，并取得了新成果，以葛剑雄教授宋代人口新证（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及何忠礼教授宋代户部人口统计考察（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为代表。本文再做探讨，以为新证，并有重要问题揭示。
一、户数在宋代社会中的作用
一个政府存在的基础和规模，决定于人口，人口生存和组织的基本形式，是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家庭数量还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母奶－－－赋役的征调，因为赋役主要是以户为单位征调的。宋朝各级政府对户数的掌握十分重视，对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而言，户数的多少更与切身利益密切关联。
1.定诸县等级。
自唐代以来，为便于管理，将各州县制定了等级。县一级大体为7等，依次为：赤、畿、望、紧、上、中、下。其中赤、畿两等，通常是京师、大都会及附近的县，属特殊的政治地位，其余5等，均按户数确定。宋太祖刚登基的建隆元年冬，为适应新形势和户口变化，即诏天下除赤、畿外，重新制定诸县等级：4000户以上为望县，3000户以上为紧县，2000户以上为上县，1000户以上为中县，1000户以下为中下县。并自此每3年升降一次。[1]（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2]（职官11之58）以此可知县的大小及地位，不在于疆域，而在于户数。林駉指出：“建隆之元年也，版籍来上，严定升降；至明年也，户口增耗，申严殿最。夫开基立极，岂无急政？一则曰定版籍之升降，二则曰严户口之殿最者，深知本固邦宁之意欤！”[3]（卷10户口）由此急迫性可知各县户数多少及变化，对于稳定局势、加强统治的重要性。
2.定州县官编制。
地方官员的编制，各地并不统一，而是根据户数确定的。如州一级的通判，只设于万户以上的州郡。宋真宗景德三年“复置解州通判一员。旧制：州不及万户者省其通判，此时(解)州户盈万数”[1]（卷64景德三年十月庚寅）。解州原来曾有通判，由于户数减少丧失了资格，至此又按制度重设。可见这一制度是切实执行的。400户以下的小县则不设县令，由主簿兼知县事。宋神宗时，令20000户以上的县增设县丞一员，宋徽宗崇宁时各县均设，但至大观三年，除万户以上县或虽不足万户但有山泽、坑冶之利的县之外，其余皆罢去。主簿之设遵循同样原则，开宝三年规定千户以下、400户以上县不设主簿。[4]（卷167）当然，地方官品位的高低，也与所出任的地方户数相适应。如宋真宗天禧元年规定，江南诸县5000户以上者，派京朝官担任长官。[1]（卷90天禧元年十一月乙未）
3.定州县官俸禄。
宋代州县官的俸禄，主要由朝廷格式司“用十道图较郡县上下紧望，以定俸给”[1]（卷81大中祥符六年十月丁亥）。例如：50000户以上的州录事参军20千(即贯)，30000户以上的州录事18千，10000户以上的州录事15千，5000户以上的州录事12千，不满5000户的州录事10千。又如：10000户以上的县令20千，主簿、县尉12千；7000户以上的县令18千，主簿、县尉10千；5000户以上的县令15千，主簿、县尉8千；3000户以上的县令12千，主簿、县尉7千；不满3000户的县令10千，主簿、县尉6千。[4]（卷171）俸钱之外的职田也是如此。如县令职田：10000户以上者6顷，5000户以上者5顷，不满5000户者4顷。主簿、县尉的职田是：10000户以上者3顷，5000户以上者2.5顷，不满5000户者2顷。[4]（卷172）户数的多少，与地方官的收入多少直接挂钩。
4.定州县赋役。
赋役来自人户，主要是按户等高下为标准征调的，其前提当然是官府对户数的掌握，勿需多言。在此主要介绍州县的差役数量。直接为地方官府服务的州县吏人、弓手等，朝廷并不允许地方随意抽调、招募，而是有定额限制，定额的标准仍是户数。如州郡吏人，开宝六年确定为30000户以上州80人；散从官，咸平年间确定为30000户以上州100人。诸县吏人数额规定的更详细。如诸县曹司吏人，20000户以上县30人，10000户以上县25人，7000户以上县20人，5000户以上县17人，3000户以上县15人，1000户以上县12人，不满1000户县10人。[5]（卷12）建隆年间用法令形式规定的还有弓手数额：10000户以上县50人，7000户以上县40人，5000户以上县30人，3000户以上县25人，2000户以上县20人，1000户以上县15人，不满1000户县10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依次递增20至10人。[6]（卷13州县役人）显然，户数决定着统治的力度和工作量。
此外，地方常平、广惠等仓的设置规模，也因户数多少而不同。如宋仁宗嘉右二年在全国设广惠仓，规定10000户以下州留田租1000石，10000户以上州2000石，20000户以上州3000石，30000户以上州4000石，40000户以上州5000石，50000户以上州6000石，70000户以上州8000石。100000户以上州10000石。[4]（卷176）
5.考核地方官。
宋政府把户数的增减列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在任期内若户数增加，会受到提前升迁、加俸等奖励，反之则会受到延缓升迁等责罚。宋代初年“初著令：州县户口准见户十分增一，刺史、县令进考；若耗一分，降一等。”建隆三年又规定：“凡千户以下(县)能增百户，(主要官员)减一选。减及三选以上，令赐章服，主簿升秩进阶。”[4]（卷160）宋仁宗皇祐元年，三司制定了考课转运使、副的5项指标，第l项即“户口之登耗”规定考核等级为6等，考入上上第1等者“与转官升陟差遣”考入下下最低等者“与展磨勘及降差遣”[1]（卷166皇祐元年二月戊辰）。在整个两宋时代，屡屡有专以户数或户口增减为唯一考核指标的规定，灾荒及战乱年代尤为重视。
以上事实表明，户数对于各级政府、各地方官是极为重要的。口数固然也至关紧要，但口一般不是赋役征收单位，而且“口尤难计”[7]（卷上户口），所以相比而言，宋代的户数统计更规范认真。宋太宗至道元年重造版籍时颁于天下的格式，主要即“凡一县管几户夏秋二税”[1]（卷38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而不计口数。宋孝宗时衢州司户赵希言曾“合郡民以计，表其里，标其户数，为图以献于守，守才之”[4]（卷247赵希言传）。所计也是户数。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宋代的人口数量，最宜于从户数而不是从口数统计资料入手
二、宋代户数统计评估
众所周知，宋代户数统计也存在许多问题。以下几个方面，就是其突出的表现。
其一，官方问题。一些地方官吏不能按时清查统计，或统计时敷衍塞责，还有的地方官吏为升迁加俸，虚报户数，导致户数不准确和不能反映增减变化。再者即多系统户口统计，目的不一，导致同一地方、同一时期的户数差异较大。一些数据不做考证辩别难以适从。
其二，诡名户问题。形势户尤其是官户，为逃避赋役，用种种手段弄虚作假，使宋代出现严重的诡名户现象。影响户数的主要是诡名子户，即一户分作数户、十余户乃至数十户，以分散财产、降低户等，达到减免赋役的目的。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增多。
其三，脱漏户问题。所谓脱漏户，即不在官方户籍的人家。这一现象同样严重，情况也更复杂。其中有的是自有田产本应在主户籍内而隐瞒不报，仍为客户，所影响的是户口类别比例而不是户数，暂且不论。另一种确属“黑户”即谎称逃亡、绝户而隐瞒起来的“逃绝户”宋神宗元丰三年，三司户部判官李琮受命专门调查清理江东、两浙二路的逃绝户，结果骇人听闻：仅清查出的逃绝户就多达401332户；同年改任淮南路转运副使的李琮又在当地清查“凡得逃绝、诡名挟田(佃)、簿籍不载并阙丁”475965户、丁，[1]（卷300元丰二年九月癸酉注文）其中脱漏的户数当是个不小的数字。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偏低。
统计不实，户数虚假地偏高或偏低，在当时就是一大无法解决的难题，更使现在的研究陷入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呢？对于官方统计公布的户数，我们应有三点基本认识：一是必须利用已有的户数资料为研究的出发点，否则宋代人口数量之谜根本无法破解。二是具体的数字肯定不精确，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三是传世的宋代百余个总户数，由于种种原因不可全信，其中有的不是总户数，有的明显错误，但经过鉴别的大部分数字，宏观上基本可靠。
具体再谈户数虚假的偏高偏低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宋代户数偏高，多以诡名子户为证据。但如果同时充分认识到还有大量的脱漏户数，那么偏多的估计就难以成立。二者相较，当然难说互相抵消，但由于无法量化，不能确证，所以应另辟蹊径，转换视角来认识这一问题。例如，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将宋代户数与唐代、元代户数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宋代户数的发展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
唐玄宗开宝十三载(754年)，户数峰值为9069154户。[8]（卷217）；[9]（卷84）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总户数为9055729户。宋朝版图不及盛唐，但所辖地区全是人口稠密之地，所缺边远地区人口稀少，不影响大局。这时的户数之所以历经260年尚未达到盛唐峰值，主要是唐中后期及五代多年战乱，人口损失惨重，宋初几十年尚处于恢复时期。此后经过80多年的自然增长，至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宋代户数达到20882258户。如果从唐玄宗末年算起，成倍增加的户数其实是300多年以来的结果，或者说是弥补了宋以前200多年战乱所造成的损失，不足为奇。
再与后世的元代相比较。元史地理志序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南北之户总书于册者”为13196206户。但这一数字并不能与宋代比较。一是其数根本不是“总书于册者”10行省中，缺云南、岭北二行省的户数，其余8行省仅河南、江浙、江西、湖广4行省数字相对完整，另外4行省户数多有残缺遗漏。而就相对完整的河南而言，也缺汝宁府、归德府、襄阳路、高邮府的户数。二是当时刚经过大战乱，户口损失严重，户籍制尚未完善，地广人稀现象普遍存在。如汴梁路领38县，仅有20018户，每县平均不足790户；南阳府路领13县，仅有692户，每县平均53户。由此一斑，可窥至元二十七年的户数既不是当时的总户数，更不能代表元代户数峰值，也就不能与北宋末年总户数相比。实际上，据估计元代中后期全国约有27650000户，[10]（p141、150）与宋代相对应的领土上户数峰值相比，应无多大差距。
举两个具体地区户数变化的例子，均按与宋代相应地区对比。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宋代两浙的户数高于唐代，低于元代，河北的户数也低于其后的金代。均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相适应。
看一下北宋及其他朝代户数的年递增率，更证明这一点。
从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的4279634户，到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的9348227户，[11]（郡国志五，应邵注）中经90年，年递增率为8.7。
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的3041871户，到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的9069154户，[12]（地理志）；[9]（卷84）中经115年，年递增率为9.5。
从宋太宗时的太平寰宇记(成书年代约为980－－989年，暂取其中间年代984年)所载的6499145户，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的2088225户，[2]（食货69之71）中经约125年，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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