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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劳拉波卡米开尔说，她先要了杯马丁尼酒，尼姆哥尔德曼要了杯茄汁伏特加酒。“我对你们总裁芬顿先生的逝世深感遗憾。我并不认识他，但所发生的事太可耻、太悲惨了。我希望作案者能抓到并受到惩罚。”
红杉俱乐部主席是一个苗条、文雅的年近七十的妇女，举止轻快，两眼炯炯有神。她衣着朴素，穿着平底鞋，头发剪得很短，仿佛要消除女性的痕迹似的。尼姆想，也许这是因为劳拉波卡米开尔是一个早期的原子科学家，她所竞争的领域在当时是由男人控制的。
他们坐在费厄希尔饭店优雅的绅士厅，他们是根据尼姆的建议到这儿来共进午餐的。这比他原来打算的晚了一个半星期，因为金州公司上一次爆炸后造成的混乱一直使他脱不开身。尼姆参与制订的严密的保安措施现在已在公司巨大的总部里付诸实施了。由于急需增加电费，更多的工作也落到了尼姆的头上，这事目前正由公用事业委员会在考虑。
他感谢了她对弗雷泽芬顿之死表示的遗憾。然后说：“这是件令人震惊的事情，特别是在前些时候拉米申发生过死亡事件之后。我想我们大家现在都胆战心惊了。”
他想，事实也正是如此。公司董事长以下的高级官员现在都尽量不抛头露面，他们不愿出现在新闻里，以免受到恐怖分子的注意。约埃里克汉弗莱已经发出命令，以后不许在公司通知和新闻发布中使用他的名字，他也不再接见记者，可能私下会见除外。他的家庭住址已从公司所有的档案里抽掉，现在是个严加保守的秘密了——也只能做到这类事情所能做到的那样。大多数高级官员已使用了不登记的家庭电话号码。董事长和高级官员在任何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的活动中，包括周末打高尔夫球时，都要带随身保镖。
尼姆将是唯一的例外。
董事长已经讲明了，他的助手尼姆要继续担任金州公司的政策发言人，这样尼姆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次数就增加了。尼姆苦笑着想，这就把他推上了射击线，或者更准确一些说，推上了轰炸线。
董事长也悄悄地增加了尼姆的工资。这是危险工作费，尼姆想，尽管他早就该加工资了。
“虽然弗雷泽是我们的总裁，”他对劳拉波解释说：“他并不是最高行政官员，也可以说，他不属于领导层的主流，而且他只有五个月就要退休了。”
“这就使得事情更悲惨了。其他人怎么样？”
“一名受伤的今天早晨死了，是个女秘书。”尼姆跟她不熟识。她在财务部工作，并且有权打开所有的邮件，甚至包括标有“本人亲启”的密件。这种特权送了她的命而救了她上司夏利特安德希尔的命。装有饵雷的信封是写给她的。五个炸弹爆炸了，其中两个炸伤了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一个十八岁的收费员失去了双手。
一个服务员给他们送来了两杯酒，劳拉波对他说：“各记各的账。午饭也一样。”
“别担心，”尼姆开玩笑地说。“我不会花公司的钱贿赂你的。”
“你想贿赂也办不到。原则上我不接受别人任何东西，只要他可能想对红杉俱乐部施加影响。”
“我要施加的任何影响都是公开的。我只是认为饭桌上谈话方便一些。”
“我什么时候都愿洗耳恭听，尼姆，我也很高兴一起吃饭。但我照样要自己付钱。”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若干年以前，当时尼姆是斯坦福大学的四年级学生，劳拉波是一名客籍讲师。他所提出的深刻的问题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他对她愿意坦率地回答也留有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一直保持着接触，而且尽管他们有时是对手，他们仍然互相尊重并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尼姆呷了一口茄汁伏特加说：“主要是关于图尼帕的事。但也有我们对鬼门和芬堡的计划。”
“我估猜就是这件事。要是我告诉你红杉俱乐部打算一概反对的话，也许我们能节省点儿时间。”
尼姆点点头。这句话并没使他吃惊。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字斟句酌地说：“我想请你考虑的，劳拉，不仅仅是金州电力公司，也不仅仅是红杉俱乐部，甚至不仅仅是环境，而是一个全面的更大范围。你可以称之为‘基本的文明价值’，或者‘我们过的生活’，或者也许精确一些——‘最起码的期望’。”
“实际上，关于这些问题我想得很多。”
“我们大多数人都想得很多，但最近却想得不够——或者不实事求是，因为所有那些标题下面的一切面临着危险。不仅仅是一部分，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生活的零星片断，而是一切。我们整个制度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
“这不是什么新论点，尼姆。我经常听到这个说法和这种论证联系在一起，‘如果这项申请——建造这个或那个污染厂，并且还要就在我们所要求的地方按我们所要求的方式建造——最迟到明天还得不到批准的话，那么灾难就肯定会迅速到来’。”
尼姆摇摇头。“你在跟我搞雄辩了，劳拉。当然，你刚才所说的有时确实有人说过或者暗示过，我们在金州公司的人也干过这种事。但我现在说的是总的情况——不是装腔作势，而是现实。”
服务员又来了，精神抖擞地递上了两张讲究的菜单。劳拉波看也没看她的那张就说；“一份鳄梨拌葡萄柚色拉，一杯脱脂牛奶。”
尼姆递回他自己的菜单说：“我也一样。”
服务员面带失望的神色离开了。
“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以外，人们似乎无法理解的，”尼姆接着说“是总的影响，如果你把所有几乎同时发生的资源变化和灾难——天然的加上政治的——都加在一起。”
“我也听新闻，”劳拉波笑着说“难道我可能听漏了什么吗？”
“也许没有。可是你做加法了吗？”
“我想我做了。还是谈谈你的看法吧。”
“好。第一点，北美的天然气快完了。所有剩下的只够供应七至八年，就算发现了新的天然气储备，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情况是只供应现有的用户。新用户根本不能接受——现在或以后都不行。所以我们已不能再大规模无限制地使用天然气了。除非把我们的煤炭储备气化，而华盛顿的愚蠢却使这项工作的进度大大放慢了。你同意吗？”
“当然罗。可是我们正在耗尽天然气的原因是由于大型公用事业公司——你们公司和其它公司——把赚取利润看得重于保护自然资源，并且挥霍浪费了本来可以再用半个世纪的资源。”
尼姆做了个鬼脸。“我们是满足公众需求的，这就不提啦。我现在说的是铁的事实，而所有那些天然气怎么用掉的却已经是历史。那已无法挽回了。”他伸出两个手指表示第二点“现在说石油。虽然仍然有大批未开发的石油，但照现在这样滥用下去，到本世纪末全世界就可能要刮井底了——这个日子并不远了。与此同时，所有工业化的自由世界国家现在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石油，这就使我们随时可能受到政治和经济讹诈，只要阿拉伯人想再从背后踢我们一脚的话。”
他顿了一顿，接着又说：“当然，我们应该液化煤炭，就象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的那样。但是华盛顿的政客们却要举行电视听证会，在会上中伤石油公司，以获得更多的选票。”
“你这张嘴真是巧言善辩，尼姆。你有没有想过参加竞选当个官儿？”
“我可以在红杉俱乐部试试吗？”
“恐怕不行。”
“好吧，”他说“天然气和石油问题就讲到这儿了。下一个考虑核能问题。”
“我们非谈不可吗？”
他停下来好奇地看着她。一提到“核”劳拉波的脸马上绷紧了。她总是这样。在加利福尼亚和其它地方，她都激烈地反对核能电厂。由于她和二次大战中（生产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关系，人们尊敬地倾听她的意见。
尼姆眼看着别处对她说：“这个字仍然象把匕首刺在你的心里，是吗？”
午饭来了，她等到服务员离开后才回答。
“我想你现在该知道我仍然看得见那朵蘑菇云。”
“是的，”他轻声说“我知道，我想我也理解。”
“我不信。你当时那么年轻，你记不得的。你没象我那样卷了进去。”
虽然她的话是有节制的，多年的痛苦仍然从话里流露了出来。劳拉波当时是个年轻的科学家，在广岛投弹六个月以前加入了曼哈顿的工作，当时她一心只想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在第一颗原子弹——代号“小男孩”——投下以后，她感到极度震惊。然而使她最感内疚的是在广岛投弹以后，她并没抗议在长崎投第二颗原子弹——代号“大胖子”诚然，两次之间只隔了三天。诚然，她可能提出的任何抗议都不能制止在长崎投弹，都无助于拯救在那里死伤的八万生灵，而许多人相信那样做无非是为了满足军事和科学方面的好奇心。但是她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抗议，因此她的罪过是深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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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劳拉波卡米开尔说，她先要了杯马丁尼酒，尼姆哥尔德曼要了杯茄汁伏特加酒。“我对你们总裁芬顿先生的逝世深感遗憾。我并不认识他，但所发生的事太可耻、太悲惨了。我希望作案者能抓到并受到惩罚。”
红杉俱乐部主席是一个苗条、文雅的年近七十的妇女，举止轻快，两眼炯炯有神。她衣着朴素，穿着平底鞋，头发剪得很短，仿佛要消除女性的痕迹似的。尼姆想，也许这是因为劳拉波卡米开尔是一个早期的原子科学家，她所竞争的领域在当时是由男人控制的。
他们坐在费厄希尔饭店优雅的绅士厅，他们是根据尼姆的建议到这儿来共进午餐的。这比他原来打算的晚了一个半星期，因为金州公司上一次爆炸后造成的混乱一直使他脱不开身。尼姆参与制订的严密的保安措施现在已在公司巨大的总部里付诸实施了。由于急需增加电费，更多的工作也落到了尼姆的头上，这事目前正由公用事业委员会在考虑。
他感谢了她对弗雷泽芬顿之死表示的遗憾。然后说：“这是件令人震惊的事情，特别是在前些时候拉米申发生过死亡事件之后。我想我们大家现在都胆战心惊了。”
他想，事实也正是如此。公司董事长以下的高级官员现在都尽量不抛头露面，他们不愿出现在新闻里，以免受到恐怖分子的注意。约埃里克汉弗莱已经发出命令，以后不许在公司通知和新闻发布中使用他的名字，他也不再接见记者，可能私下会见除外。他的家庭住址已从公司所有的档案里抽掉，现在是个严加保守的秘密了——也只能做到这类事情所能做到的那样。大多数高级官员已使用了不登记的家庭电话号码。董事长和高级官员在任何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的活动中，包括周末打高尔夫球时，都要带随身保镖。
尼姆将是唯一的例外。
董事长已经讲明了，他的助手尼姆要继续担任金州公司的政策发言人，这样尼姆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次数就增加了。尼姆苦笑着想，这就把他推上了射击线，或者更准确一些说，推上了轰炸线。
董事长也悄悄地增加了尼姆的工资。这是危险工作费，尼姆想，尽管他早就该加工资了。
“虽然弗雷泽是我们的总裁，”他对劳拉波解释说：“他并不是最高行政官员，也可以说，他不属于领导层的主流，而且他只有五个月就要退休了。”
“这就使得事情更悲惨了。其他人怎么样？”
“一名受伤的今天早晨死了，是个女秘书。”尼姆跟她不熟识。她在财务部工作，并且有权打开所有的邮件，甚至包括标有“本人亲启”的密件。这种特权送了她的命而救了她上司夏利特安德希尔的命。装有饵雷的信封是写给她的。五个炸弹爆炸了，其中两个炸伤了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一个十八岁的收费员失去了双手。
一个服务员给他们送来了两杯酒，劳拉波对他说：“各记各的账。午饭也一样。”
“别担心，”尼姆开玩笑地说。“我不会花公司的钱贿赂你的。”
“你想贿赂也办不到。原则上我不接受别人任何东西，只要他可能想对红杉俱乐部施加影响。”
“我要施加的任何影响都是公开的。我只是认为饭桌上谈话方便一些。”
“我什么时候都愿洗耳恭听，尼姆，我也很高兴一起吃饭。但我照样要自己付钱。”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若干年以前，当时尼姆是斯坦福大学的四年级学生，劳拉波是一名客籍讲师。他所提出的深刻的问题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他对她愿意坦率地回答也留有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一直保持着接触，而且尽管他们有时是对手，他们仍然互相尊重并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尼姆呷了一口茄汁伏特加说：“主要是关于图尼帕的事。但也有我们对鬼门和芬堡的计划。”
“我估猜就是这件事。要是我告诉你红杉俱乐部打算一概反对的话，也许我们能节省点儿时间。”
尼姆点点头。这句话并没使他吃惊。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字斟句酌地说：“我想请你考虑的，劳拉，不仅仅是金州电力公司，也不仅仅是红杉俱乐部，甚至不仅仅是环境，而是一个全面的更大范围。你可以称之为‘基本的文明价值’，或者‘我们过的生活’，或者也许精确一些——‘最起码的期望’。”
“实际上，关于这些问题我想得很多。”
“我们大多数人都想得很多，但最近却想得不够——或者不实事求是，因为所有那些标题下面的一切面临着危险。不仅仅是一部分，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生活的零星片断，而是一切。我们整个制度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
“这不是什么新论点，尼姆。我经常听到这个说法和这种论证联系在一起，‘如果这项申请——建造这个或那个污染厂，并且还要就在我们所要求的地方按我们所要求的方式建造——最迟到明天还得不到批准的话，那么灾难就肯定会迅速到来’。”
尼姆摇摇头。“你在跟我搞雄辩了，劳拉。当然，你刚才所说的有时确实有人说过或者暗示过，我们在金州公司的人也干过这种事。但我现在说的是总的情况——不是装腔作势，而是现实。”
服务员又来了，精神抖擞地递上了两张讲究的菜单。劳拉波看也没看她的那张就说；“一份鳄梨拌葡萄柚色拉，一杯脱脂牛奶。”
尼姆递回他自己的菜单说：“我也一样。”
服务员面带失望的神色离开了。
“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以外，人们似乎无法理解的，”尼姆接着说“是总的影响，如果你把所有几乎同时发生的资源变化和灾难——天然的加上政治的——都加在一起。”
“我也听新闻，”劳拉波笑着说“难道我可能听漏了什么吗？”
“也许没有。可是你做加法了吗？”
“我想我做了。还是谈谈你的看法吧。”
“好。第一点，北美的天然气快完了。所有剩下的只够供应七至八年，就算发现了新的天然气储备，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情况是只供应现有的用户。新用户根本不能接受——现在或以后都不行。所以我们已不能再大规模无限制地使用天然气了。除非把我们的煤炭储备气化，而华盛顿的愚蠢却使这项工作的进度大大放慢了。你同意吗？”
“当然罗。可是我们正在耗尽天然气的原因是由于大型公用事业公司——你们公司和其它公司——把赚取利润看得重于保护自然资源，并且挥霍浪费了本来可以再用半个世纪的资源。”
尼姆做了个鬼脸。“我们是满足公众需求的，这就不提啦。我现在说的是铁的事实，而所有那些天然气怎么用掉的却已经是历史。那已无法挽回了。”他伸出两个手指表示第二点“现在说石油。虽然仍然有大批未开发的石油，但照现在这样滥用下去，到本世纪末全世界就可能要刮井底了——这个日子并不远了。与此同时，所有工业化的自由世界国家现在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石油，这就使我们随时可能受到政治和经济讹诈，只要阿拉伯人想再从背后踢我们一脚的话。”
他顿了一顿，接着又说：“当然，我们应该液化煤炭，就象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的那样。但是华盛顿的政客们却要举行电视听证会，在会上中伤石油公司，以获得更多的选票。”
“你这张嘴真是巧言善辩，尼姆。你有没有想过参加竞选当个官儿？”
“我可以在红杉俱乐部试试吗？”
“恐怕不行。”
“好吧，”他说“天然气和石油问题就讲到这儿了。下一个考虑核能问题。”
“我们非谈不可吗？”
他停下来好奇地看着她。一提到“核”劳拉波的脸马上绷紧了。她总是这样。在加利福尼亚和其它地方，她都激烈地反对核能电厂。由于她和二次大战中（生产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关系，人们尊敬地倾听她的意见。
尼姆眼看着别处对她说：“这个字仍然象把匕首刺在你的心里，是吗？”
午饭来了，她等到服务员离开后才回答。
“我想你现在该知道我仍然看得见那朵蘑菇云。”
“是的，”他轻声说“我知道，我想我也理解。”
“我不信。你当时那么年轻，你记不得的。你没象我那样卷了进去。”
虽然她的话是有节制的，多年的痛苦仍然从话里流露了出来。劳拉波当时是个年轻的科学家，在广岛投弹六个月以前加入了曼哈顿的工作，当时她一心只想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在第一颗原子弹——代号“小男孩”——投下以后，她感到极度震惊。然而使她最感内疚的是在广岛投弹以后，她并没抗议在长崎投第二颗原子弹——代号“大胖子”诚然，两次之间只隔了三天。诚然，她可能提出的任何抗议都不能制止在长崎投弹，都无助于拯救在那里死伤的八万生灵，而许多人相信那样做无非是为了满足军事和科学方面的好奇心。但是她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抗议，因此她的罪过是深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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