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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efemme)的美丽辞藻，举其浅显者，则有玉人芳泽，绮骨香肌，花容月貌，兰质蕙心，甚至芳名芳龄，无往而不芳，无往而不香，然亦不可谓非曲尽其妙。反之，对于冷、热、痛楚、嘈杂声浪之敏感性，中国人远逊于白人;其故缘于中国人在家庭自治体制度下饱经磨折，对于此等困苦之逆来顺受，已成习惯，我们的“神经”或许即因此而得受西人之恭维，亦未可知。中国人有几种特殊美艺，具有纤巧之天才，足证其感性之精细——如中国之一般手工艺出品，大可负责证明——而相对地关于遭遇痛楚，则感觉至为低劣迟钝;中国人民于领受痛苦的忍耐力之强大，真可谓匪夷所思！
三、新血统之混入
但中华民族之得以继续生存，非仅赖粗线条的神经之忍耐力，实在他们所以能生存以迄今日，却有赖于吸收蒙古民族之成效。此乃一种系统发育的生理移植所发生之作用，你可以观察每一次新血统的输入，必继之以文化上奇葩之开放。观乎中国人民一般的体力情况，很容易发觉他们并未能全然逃免衰老的文化生命之定数，因而发生一种特征，遇有较为新兴而好战之民族向之进攻，辄无法自图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缓而安静地向前蠕动着，这是一种沉着坚定的生活的范型，不是冒险进取的生活的范型;其精神与道德习惯亦相称而具和平与消极之特征。这就是历史上常间歇地被北方民族所征服的根源。政治上，这个民族曾经数度被此等侵略者所灭亡。问题至此转至“怎样在此政治上被压迫的环境下，保持其原来之民族”不是她如何挡拦侵略之军事煞星，有如都尔战争(battleoftours)中基督教国联合抗拒回教军之所为;而是她如何在侵略魔手下维护其生存，而且，事实上反吸收了侵略民族的新血胤，转以自荣，而能不丧失其民族特性并保持固有文化之存续。是以中华民族的生命，好似用一种特殊的范型鼓铸出来的，故其祖先的奋斗力的丧失，不致即陷于种族本质与抵抗力之丧失，此种种族本质的抵抗力存在之关键，即为中华民族继续生存之关键。
新血统之混入，很可以说明中国人民今日所具种族自存力之程度如何。历史上，新血统的混入，往往巧遇于相间有定率的周期，大约每间隔八百年，为一个转变的周期，好像是中华民族革新所需的规定时期，而促起此种定期的大改革的，乃为内部道德机构之腐化，而非外来之侵略。中国科学美术杂志曾载有djslee的一篇论文，标题为中国战祸之周期循环，内容系将中国历代之战乱，作一统计的研究，证明此等一治一乱的循环期，其前后距离大致有一种准确的定率，而非出于偶然。骤思之，如非人事演变中所可能的现象，而李博士则条分缕析，凿凿有据，不可不加以注意。
照李博士说来，中国历史简直很容易每八百年分做一段落，为一个周期。每一个周期的开始，当为一祚命短促而军威强盛的皇系，结束连绵不息的内战而统一中国，此后继之以四五百年之治平时代，过此时期，则朝代又将一易，而起伏不断之内战又起，马上使京都自北南迁，然后形成南北对峙之局，险恶之形势日甚一日，最后跌入异族统治的深渊而结束此一周期。历此乃周而复始，重演过去循环，中国复重新统一而光复本族之统治权，此时期必开放文化上新的光彩。
每一个循环，其史迹之演进，在它的时间上与前后的因果上，表现出一种不可理解的机械式的合同性，故上一循环与下一循环，其形貌如出一辙。像李博士所说:每一循环的相当时期，大约适当文化发扬期之初期，总有一次伟大工程之兴筑，然每度必遭不幸之毁灭。第一周期中，有秦始皇的雄伟的万里长城，以及华丽的阿房宫，曾几何时，阿房宫便毁于火，延烧绵赓三月之久;第二周期，则隋代有运河之开凿，隋炀帝也建筑过瑰伟的离宫，穷奢而极侈;第三周期，则有长城之改筑，此改筑之形式，即遗留至今之面目。当明代永乐皇帝之际，曾开凿几条新的运河，并兴建水闸，著名的永乐大典亦为这个时期的一大功业。
此等循环期包括(一)从秦代到六朝鞑靼民族之入侵(纪元前二二一年——纪元五八八年)，凡八百三十余年;(二)从隋朝至蒙古族入侵(五八九——一三六七)，凡七百八十年;(三)即目前之一周期，自明初以迄今日，这一个周期还未届结束的期限，但由过去六百年之史迹观之，其演进仍恪遵前期之轨迹，明清两代之五百年太平，好像已完成了它的任务，一八五年之太平军革命，掀起了第一阵内战的大波，吾人现正处于慌乱与战祸交进的上升阶段上，此交迸之进展，务求所以相称于历史遗传之法式，一九二七年之迁都南京，便可见之。
故吾人直可未卜先知此后二百年之局势: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国之被异族所征服。真将一一重演乎？
李博士又说，前乎第一周期之周代，其史迹演进亦复相同。周代为中国文化第一次放光彩的时期，周室始祖践祚于纪元前一一二二年，凡历九百年而灭亡。第一个半期四百五十年，那时中国内部比较平静而强盛，及至纪元前七七年，已受西北异民族之压迫，京都不得不东迁洛邑，从那时起，战争不息，列国诸侯之并吞攘夺，纠纷日甚，中央政府渐失其统驭封建君主之权力。自纪元前七二二年至四八一年，为孔子编年史春秋一书之断代纪年，此时期因谓之春秋时代。自四二年至二二一年则谓之战国时代，彼时楚国逐渐膨大，控占疆土几包括中国南部开化居民区之全部。此周期至秦民族崛起，始皇帝并吞诸侯而统一中国，乃告结束。秦民族乃混合有未开化民族之血胤及外国风俗习惯之新兴民族。
此种事实，宜以人种学的、经济的并气候的原因来解释，而人口过剩，要为一主要原因。然在其自然法则下，大概可以维持四五百年之治平。世界任何各国，能保持和平及其文化连绵四五百年之久者，历史上殆缺乏先例。中国何以能独处例外，殆无理由可以解答。但试将中国文学史作一观察，似可发现另一显明之解释。每当南北分裂，扰攘纷纭之际，道德机构之崩坏，常反映于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本章第一节所举之几首小诗，可见一斑。第一周期北方民族入侵之时期，称为六朝，自东晋以迄隋室统一中国，此一时期中，华北完全被制于蛮族的战胜者统辖之下;第二周期的北族入侵，始自南宋而迄蒙古民族建立之元朝，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之女子气，以及文学风格之卑下，适相当于六朝时之生活，六朝以浮华绮靡之骈体文著称;而宋元之际，则发育一种优柔色情之词曲，此等诗文，其风格所以为卑下，并非失于字面之贫乏，而失于字面之过于繁缛;凡铺文陈辞，其字义之轻重深浅，分别务求精细工巧，不复含孕淳朴之田野风味，却为扭扭袅袅，浓艳细腻之闺阁气。中国人在此等时期中的表现常有一种文学声韵上的新嗜好，一方面产生精细的文学艺术批评，并崇尚风雅的贵族生活习惯。
因为那些时期中，吾们常见绘画与书法之发达，贵族阶级起而传袭艺术之系统，中国文学批评至六朝时始第一次抬头，而中国第一大书法家王羲之，出身于贵族家庭，亦适当于这个时期。政治的萎弱失统，往往与艺术之纤巧并存，而此时期之南朝各君主，在政治上无力自保其皇位之安全，却能写得一手好诗。帝皇诗人如梁武帝，南唐李后主，皆为短祚之君皇，而是情诗的圣手;南宋徽宗，则为出色的画家。
不过种族对抗的细菌，却也在这种时候下种，因为北朝之雄主，只在朝庭的权力上把握住胜利者的地位，其下层基体仍为汉族。雄武的北魏统治阶级，属于鲜卑族，不但接受汉族文化，且公开相互通婚;南宋时代之金(满族)情形亦复相同，其机体内容，大部仍为汉人。如此史迹之演化，实为一种发酵作用之进行。此等时代又为文化上接受异族影响的时代，第一周期末之佛教及印度雕刻之传入，第二周期末之蒙古戏曲及音乐之传入，均为历史上不可忽视之例证。至于人种混合的最清楚的实效，可发现于今日北方人语言与体格上之特性。他们那含有粗涩的变音的言语，高巍的体格，有趣而质朴的性情，都为其特征。异族血胤的混合与文化之交织，即为中华民族所以长存之一大原因。
四、文化之巩固作用
但上面所述，犹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问题乃在中华民族如何始能挨过此等定期的政治危机而不致灭亡于侵略者铁蹄之下，如罗马之消失于郎巴特人;他们的民族持续力及其吸收异族之性能苟藏于何种特点？只有将此等问题作深切之观察，始能对于今日之情况，获得一真实之认识。
所谓民族本质及民族持续力，可以说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教育的结果，至中国布尔乔亚阶级之倒退的特性，实有助于使汉族挨过政治灾祸，而吸收异族血胤以渐达于革新，乃为另一问题。在巩固民族持续力的文化力量中，最有价值者，当首推中国之家族制度，盖其组织既已十分完密，原则又阐明至为详细，故任何人均不能忘却本人祖系之所属。此种绵赓万世而不绝之社会制度，中国人视为超越现世一切之珍宝，这样的心理，实含有宗教意味，加以祖先崇拜之仪式，益增宗教之色彩，故其意识已深入人心。
如此组织完善而含宗教性之家族制度，一旦与家族意识脆弱的异族人民相接触，便发挥宏伟的效用。野蛮民族或其混血儿，必乐于加入家族，而分享家族世系延续之一部分，并沉醉于一种美妙的理想，觉得一个人的躯壳虽死而其灵魂不灭，仍能生存于家族生命之巨川中。家族制度又为激发生殖量之直接诱因，盖欲令林氏禋祀不绝，必须为林氏生产嗣续，欲使林氏枝叶繁昌，则生产儿孙尤以愈多为愈妙也！
或许中国之能吸收河南犹太种人，端赖于家族制度之作用。现在河南的犹太种人，已全部同化于中国，他们的传统的不食猪肉之习惯，已成过去。犹太人之民族意识，早经埋没于维系着家族组织之中国人的较大民族意识中，结果在人种变化的园地上获得一伟大的新收获。至于种族意识比犹人为弱，自尊观念比犹人为低的民族，例如鞑靼民族，若侵入中国疆域，土著的汉族常保有超越乎侵略者的优势，其理固甚明显。故不问政治上之变化果将伊于胡底，中国的家族制度将永远结合中华民族为一个整体。
另一巩固中国社会机构的文化力量，为中国社会上固定阶级之完全不存在。因是地位晋升之机会绝对公开，人人得经由考试制度以取功名。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孙繁育，扩大民族之量，而考试制度之施行，则选拔才智，鼓励求学，提高民族之质，二者相辅而行，使中华民族永久长存，不可灭息。考试制度之确立，始自唐代，其雏型则脱胎于汉代之选举制度。中国俗谚有云:“将相本无种”实即为考试制度之基本原理。自夫魏晋以后(第三——四世纪)，选举监督权的变更，演成一种新的制度，设立所谓“九品中正”专司评定当地人物，供作政府用人的标准，各级中正系取本处人在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望者充任，中正既为官吏，多接近豪门世族，评议人物因而往往有偏私之弊，殊有利于权势之家而失选举之实，致当时有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于是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故晋代曾产生特殊之贵族阶级。
唐代确立之考试制度，所谓“科举”其内容虽不免经下代屡屡更改，制度本身则延至一九五年寿终正寝，一直维持仕途上开放之门户，使人人得由贫贱进取功名。不过科举制度在性质上不免近于机械化，不足以吸引天生的奇才，只适宜于选拔中程式的干才，故可视为智识考试。此种制度使乡村的才干之士，不断向城市移入，藉以补充上层阶级之种族精力之消耗，一面复维持内部人才再生之周期循环，此种作用，于社会的健全至关重要。吾人概观千数百年来之史迹，深信此种考试制度对于统治阶级之品质上定已发生汰劣过优之效用，故能维护社会之巩固机体。
然其作用有更重要于此者，则为统治阶级不独来自农村，他们且复归于农村。因为乡村典型的生活，常被视为最理想的优美生活，农村的理想表现于艺术哲学及生活者，如此深植于一般中国人之意识中，应亦为今日民族健康之一大因素。中国生活典型之创始者能于原始的生活习惯与文明二者之间维持一平衡，其手段岂非巧妙？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导使中国人崇尚农耕文明而厌恶机械技巧，并采取一种单纯的生活？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发明人生的愉快而能使不致劳形役性，因而在绘画中，文学中，一代一代地宣扬着“归田”思想。
因为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体格上与道德上之健康状态。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不会腐化，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才会腐化。一般学者以及住居城市烦腻了的小康之家，自然而然不断发生赞美田园生活的呼声。著名学者之家书及家训里头，随处充溢着这样的理想，不啻描绘出中国“文明的容貌”之一重要表情，它对于中华民族之长存，实有微妙而渊博之贡献。著者暇时曾随手选出一篇郑板桥致其介弟之家书，内容天真可爱，堪列于世界伟大作品之林: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唯是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地，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陂，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钟、茶具其中，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房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距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这一篇文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典型情绪。此种郑板桥之田园思想基于其同情于贫苦农夫的诗意，此诗意天然趋合于道教精神。至于曾国藩之田园思想则基于保存家族的理想，故密切接近于孔教之家族制度。田园生活的思想，实即为社会制度之一部分，这社会制度使家族成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单位，并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分部，而政治教育制度又使乡村成一单位。曾国藩身居显要，手握兵权，而其致子侄辈的家书，辄复殷殷以奢侈生活为戒，勉以耕种菜圃，施肥养猪之务，此等勉励朴素勤劳之劝告，盖含有希望保守家族繁荣之目的，其意固甚明显也。
假令朴素能令家族之繁荣持久，则同样亦可使国家之繁荣持久。曾国藩的理想，很容易明了，他以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七八世。
故曾国藩以养鱼，养猪，种蔬，种竹，为内政四要，其致诸弟家书中云:“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中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亦所以恪守祖训，示范儿孙，宜时时留意”其着重淳朴盖如此。
自颜之推(531—591)家训以降，如范仲淹(989—1052)、朱熹(1130—1200)，以迄陈宏谋(1696—1771)、曾国藩(1811—1872)各家家训，此勤勉淳朴而崇尚简单生活之家族理想，总是一致地坚持着，而且被认为民族最有价值的传统道德律。家族制度多少交织于田园风味的生活理想中，二者具有不可分离的性质。simplicity一字是希腊文中一个大书特书的字;“淳朴”二字，在中国文中亦为一个大书特书的连语。好像因为人类既知道了文明的利益，同时又感觉到它的危险性。人类知道了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同时却警戒着它的朝生暮死的性质;危惧于为造物所嫉妒，故宁愿生活较为纯朴而享较长久的天年。因为享受了人生过分的幸福，中国人想来，会减损此生之福分。所以“人当趋福避祸，两加审慎！”明季某学者曾说:“人当取较清淡之幸福”一般中国人胸中，皆具此同情的心理。盖人生幸福富有不确定性，而返朴归真为惟一防护之方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中国人由直觉而知之。他们欲求家族之长存，而却收其效于民族。
五、民族的童年
由此看来，中国人民之避免政治堕落的危机，乃由于其天性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习惯。因而中国人所谓之文明，似应用施以修改之意义去领会它，即一种文明，乃爱好原始状态之文明，而非为与原始状态脱离之文明。当然，这也不是一种万应药膏的文明，它非能永远保证无流血暴乱的时期，亦不能使战争、饥荒、水灾绝迹于尘寰。
过了两千年可称为文明的生活，仍能产生这样的生活史料，使文学家得资以写出一部出色的故事，像水浒。水浒的时代背景是那样的恶劣腐败，至有人肉可食之感，不啻揭露了文明大破坏的社会机构之谜，宋江，李逵，以及其他梁山好汉，虽距离孔子时代已历千五百年，但是吾们不觉他们是代表衰老了的文化的人物。而毋宁说是文化晨曦中的天真的孩子。他们生长于生活尚无保障的时代。中华民族受了孔子教化的洗礼虽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期，这个民族的生命好像倒并未达到成熟衰老的年龄，而享受着绵长的童年生活。
于是不免引起民族机构上绝大的一个有趣问题:倘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人种学上的实体，她所表现的特性，果真不像老年人而像童年时代，远未届达民族的成熟期乎？这一点，可以分几层说，中国在文化上是年老了，而种族的生命却是还年轻。这一个理论，现代人类学者间已有不少同持此说。葛雷菲士？泰雷(griffithtayler)因而把中国列入人类进化之最幼层，海夫洛克？爱立司(havelockellis)亦指亚细亚人民为民族的近于婴孩之特性者，盖鉴于亚细亚人民犹保存由儿童淳朴天性所发生的柔顺、融和，而近于原始人民的本质，尚未达于特性的发展期。故“延长之童年”似较为适宜之名词，若施以“幼稚性”“停止发展”“沉滞性”等等名称，则易滋误解。
中国的文化沉滞是一个人仅观察外表而不明了内在生活所发生的错误概念。你只消想想近代中国瓷器的发达，她不是像西人所想像，以为是从孔子时代就发展而遗传下来的，却直至第十世纪，这种工艺才始萌芽，随后缓缓进步，迨十七世纪康熙乾隆年间，始达到完美之境地，这一个时期，离吾人不远，宛似犹在目前。漆器、印刷、绘画之进步，亦殊迟缓，但每一朝代，总能推进一步。大名鼎鼎的中国作风之绘画，产生迄今，亦未满千年，这是中国旧文化的晚近时期。在文学方面，你也只消看散文诗和奇情小说的发达之晚——水浒与西游记应认作散文诗及奇情小说——它们的完成期，应在十四世纪后，距离孔子、老子之生卒年代几及二千年。
很可怪，中国古代未有散文诗，或许它们是遭了厄劫而散失了，竟未剩留一丝痕迹到现代。纪事诗至汉代始出现，且产品不多。戏曲发达于元代，时已第十一世纪，幻想小说如西游记出于同时，那时中国人的理想受了佛教思想的刺激，像这样的小说，仅至第九世纪始行萌芽，发达成熟，犹为十四五世纪(明代)事，清初为小说发达之最盛时期，红楼梦即于此时出世，此书堪与克拉丽莎(clarissaharlowe)。相匹敌，而适又为同时期的产品。假令中国文化生命在孔子后数世纪便繁荣而萎谢，如希腊天才之命运，则所能遗留给吾人者，恐只少量之德行格言及民间歌谣而已，安复有伟大的绘画、小说、建筑以光耀此世界的艺坛？这样的史实，闻之一若吾人所盼望者，不是像希腊与罗马之文化，在他们的年轻的黄金时代，发育成熟而达全盛期;而盼望民族的童年时代之延长，历数千年而后达于全盛期，那时或仍兴奋着以期精神上之进步。
rbefemme)的美丽辞藻，举其浅显者，则有玉人芳泽，绮骨香肌，花容月貌，兰质蕙心，甚至芳名芳龄，无往而不芳，无往而不香，然亦不可谓非曲尽其妙。反之，对于冷、热、痛楚、嘈杂声浪之敏感性，中国人远逊于白人;其故缘于中国人在家庭自治体制度下饱经磨折，对于此等困苦之逆来顺受，已成习惯，我们的“神经”或许即因此而得受西人之恭维，亦未可知。中国人有几种特殊美艺，具有纤巧之天才，足证其感性之精细——如中国之一般手工艺出品，大可负责证明——而相对地关于遭遇痛楚，则感觉至为低劣迟钝;中国人民于领受痛苦的忍耐力之强大，真可谓匪夷所思！
三、新血统之混入
但中华民族之得以继续生存，非仅赖粗线条的神经之忍耐力，实在他们所以能生存以迄今日，却有赖于吸收蒙古民族之成效。此乃一种系统发育的生理移植所发生之作用，你可以观察每一次新血统的输入，必继之以文化上奇葩之开放。观乎中国人民一般的体力情况，很容易发觉他们并未能全然逃免衰老的文化生命之定数，因而发生一种特征，遇有较为新兴而好战之民族向之进攻，辄无法自图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缓而安静地向前蠕动着，这是一种沉着坚定的生活的范型，不是冒险进取的生活的范型;其精神与道德习惯亦相称而具和平与消极之特征。这就是历史上常间歇地被北方民族所征服的根源。政治上，这个民族曾经数度被此等侵略者所灭亡。问题至此转至“怎样在此政治上被压迫的环境下，保持其原来之民族”不是她如何挡拦侵略之军事煞星，有如都尔战争(battleoftours)中基督教国联合抗拒回教军之所为;而是她如何在侵略魔手下维护其生存，而且，事实上反吸收了侵略民族的新血胤，转以自荣，而能不丧失其民族特性并保持固有文化之存续。是以中华民族的生命，好似用一种特殊的范型鼓铸出来的，故其祖先的奋斗力的丧失，不致即陷于种族本质与抵抗力之丧失，此种种族本质的抵抗力存在之关键，即为中华民族继续生存之关键。
新血统之混入，很可以说明中国人民今日所具种族自存力之程度如何。历史上，新血统的混入，往往巧遇于相间有定率的周期，大约每间隔八百年，为一个转变的周期，好像是中华民族革新所需的规定时期，而促起此种定期的大改革的，乃为内部道德机构之腐化，而非外来之侵略。中国科学美术杂志曾载有djslee的一篇论文，标题为中国战祸之周期循环，内容系将中国历代之战乱，作一统计的研究，证明此等一治一乱的循环期，其前后距离大致有一种准确的定率，而非出于偶然。骤思之，如非人事演变中所可能的现象，而李博士则条分缕析，凿凿有据，不可不加以注意。
照李博士说来，中国历史简直很容易每八百年分做一段落，为一个周期。每一个周期的开始，当为一祚命短促而军威强盛的皇系，结束连绵不息的内战而统一中国，此后继之以四五百年之治平时代，过此时期，则朝代又将一易，而起伏不断之内战又起，马上使京都自北南迁，然后形成南北对峙之局，险恶之形势日甚一日，最后跌入异族统治的深渊而结束此一周期。历此乃周而复始，重演过去循环，中国复重新统一而光复本族之统治权，此时期必开放文化上新的光彩。
每一个循环，其史迹之演进，在它的时间上与前后的因果上，表现出一种不可理解的机械式的合同性，故上一循环与下一循环，其形貌如出一辙。像李博士所说:每一循环的相当时期，大约适当文化发扬期之初期，总有一次伟大工程之兴筑，然每度必遭不幸之毁灭。第一周期中，有秦始皇的雄伟的万里长城，以及华丽的阿房宫，曾几何时，阿房宫便毁于火，延烧绵赓三月之久;第二周期，则隋代有运河之开凿，隋炀帝也建筑过瑰伟的离宫，穷奢而极侈;第三周期，则有长城之改筑，此改筑之形式，即遗留至今之面目。当明代永乐皇帝之际，曾开凿几条新的运河，并兴建水闸，著名的永乐大典亦为这个时期的一大功业。
此等循环期包括(一)从秦代到六朝鞑靼民族之入侵(纪元前二二一年——纪元五八八年)，凡八百三十余年;(二)从隋朝至蒙古族入侵(五八九——一三六七)，凡七百八十年;(三)即目前之一周期，自明初以迄今日，这一个周期还未届结束的期限，但由过去六百年之史迹观之，其演进仍恪遵前期之轨迹，明清两代之五百年太平，好像已完成了它的任务，一八五年之太平军革命，掀起了第一阵内战的大波，吾人现正处于慌乱与战祸交进的上升阶段上，此交迸之进展，务求所以相称于历史遗传之法式，一九二七年之迁都南京，便可见之。
故吾人直可未卜先知此后二百年之局势: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国之被异族所征服。真将一一重演乎？
李博士又说，前乎第一周期之周代，其史迹演进亦复相同。周代为中国文化第一次放光彩的时期，周室始祖践祚于纪元前一一二二年，凡历九百年而灭亡。第一个半期四百五十年，那时中国内部比较平静而强盛，及至纪元前七七年，已受西北异民族之压迫，京都不得不东迁洛邑，从那时起，战争不息，列国诸侯之并吞攘夺，纠纷日甚，中央政府渐失其统驭封建君主之权力。自纪元前七二二年至四八一年，为孔子编年史春秋一书之断代纪年，此时期因谓之春秋时代。自四二年至二二一年则谓之战国时代，彼时楚国逐渐膨大，控占疆土几包括中国南部开化居民区之全部。此周期至秦民族崛起，始皇帝并吞诸侯而统一中国，乃告结束。秦民族乃混合有未开化民族之血胤及外国风俗习惯之新兴民族。
此种事实，宜以人种学的、经济的并气候的原因来解释，而人口过剩，要为一主要原因。然在其自然法则下，大概可以维持四五百年之治平。世界任何各国，能保持和平及其文化连绵四五百年之久者，历史上殆缺乏先例。中国何以能独处例外，殆无理由可以解答。但试将中国文学史作一观察，似可发现另一显明之解释。每当南北分裂，扰攘纷纭之际，道德机构之崩坏，常反映于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本章第一节所举之几首小诗，可见一斑。第一周期北方民族入侵之时期，称为六朝，自东晋以迄隋室统一中国，此一时期中，华北完全被制于蛮族的战胜者统辖之下;第二周期的北族入侵，始自南宋而迄蒙古民族建立之元朝，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之女子气，以及文学风格之卑下，适相当于六朝时之生活，六朝以浮华绮靡之骈体文著称;而宋元之际，则发育一种优柔色情之词曲，此等诗文，其风格所以为卑下，并非失于字面之贫乏，而失于字面之过于繁缛;凡铺文陈辞，其字义之轻重深浅，分别务求精细工巧，不复含孕淳朴之田野风味，却为扭扭袅袅，浓艳细腻之闺阁气。中国人在此等时期中的表现常有一种文学声韵上的新嗜好，一方面产生精细的文学艺术批评，并崇尚风雅的贵族生活习惯。
因为那些时期中，吾们常见绘画与书法之发达，贵族阶级起而传袭艺术之系统，中国文学批评至六朝时始第一次抬头，而中国第一大书法家王羲之，出身于贵族家庭，亦适当于这个时期。政治的萎弱失统，往往与艺术之纤巧并存，而此时期之南朝各君主，在政治上无力自保其皇位之安全，却能写得一手好诗。帝皇诗人如梁武帝，南唐李后主，皆为短祚之君皇，而是情诗的圣手;南宋徽宗，则为出色的画家。
不过种族对抗的细菌，却也在这种时候下种，因为北朝之雄主，只在朝庭的权力上把握住胜利者的地位，其下层基体仍为汉族。雄武的北魏统治阶级，属于鲜卑族，不但接受汉族文化，且公开相互通婚;南宋时代之金(满族)情形亦复相同，其机体内容，大部仍为汉人。如此史迹之演化，实为一种发酵作用之进行。此等时代又为文化上接受异族影响的时代，第一周期末之佛教及印度雕刻之传入，第二周期末之蒙古戏曲及音乐之传入，均为历史上不可忽视之例证。至于人种混合的最清楚的实效，可发现于今日北方人语言与体格上之特性。他们那含有粗涩的变音的言语，高巍的体格，有趣而质朴的性情，都为其特征。异族血胤的混合与文化之交织，即为中华民族所以长存之一大原因。
四、文化之巩固作用
但上面所述，犹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问题乃在中华民族如何始能挨过此等定期的政治危机而不致灭亡于侵略者铁蹄之下，如罗马之消失于郎巴特人;他们的民族持续力及其吸收异族之性能苟藏于何种特点？只有将此等问题作深切之观察，始能对于今日之情况，获得一真实之认识。
所谓民族本质及民族持续力，可以说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教育的结果，至中国布尔乔亚阶级之倒退的特性，实有助于使汉族挨过政治灾祸，而吸收异族血胤以渐达于革新，乃为另一问题。在巩固民族持续力的文化力量中，最有价值者，当首推中国之家族制度，盖其组织既已十分完密，原则又阐明至为详细，故任何人均不能忘却本人祖系之所属。此种绵赓万世而不绝之社会制度，中国人视为超越现世一切之珍宝，这样的心理，实含有宗教意味，加以祖先崇拜之仪式，益增宗教之色彩，故其意识已深入人心。
如此组织完善而含宗教性之家族制度，一旦与家族意识脆弱的异族人民相接触，便发挥宏伟的效用。野蛮民族或其混血儿，必乐于加入家族，而分享家族世系延续之一部分，并沉醉于一种美妙的理想，觉得一个人的躯壳虽死而其灵魂不灭，仍能生存于家族生命之巨川中。家族制度又为激发生殖量之直接诱因，盖欲令林氏禋祀不绝，必须为林氏生产嗣续，欲使林氏枝叶繁昌，则生产儿孙尤以愈多为愈妙也！
或许中国之能吸收河南犹太种人，端赖于家族制度之作用。现在河南的犹太种人，已全部同化于中国，他们的传统的不食猪肉之习惯，已成过去。犹太人之民族意识，早经埋没于维系着家族组织之中国人的较大民族意识中，结果在人种变化的园地上获得一伟大的新收获。至于种族意识比犹人为弱，自尊观念比犹人为低的民族，例如鞑靼民族，若侵入中国疆域，土著的汉族常保有超越乎侵略者的优势，其理固甚明显。故不问政治上之变化果将伊于胡底，中国的家族制度将永远结合中华民族为一个整体。
另一巩固中国社会机构的文化力量，为中国社会上固定阶级之完全不存在。因是地位晋升之机会绝对公开，人人得经由考试制度以取功名。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孙繁育，扩大民族之量，而考试制度之施行，则选拔才智，鼓励求学，提高民族之质，二者相辅而行，使中华民族永久长存，不可灭息。考试制度之确立，始自唐代，其雏型则脱胎于汉代之选举制度。中国俗谚有云:“将相本无种”实即为考试制度之基本原理。自夫魏晋以后(第三——四世纪)，选举监督权的变更，演成一种新的制度，设立所谓“九品中正”专司评定当地人物，供作政府用人的标准，各级中正系取本处人在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望者充任，中正既为官吏，多接近豪门世族，评议人物因而往往有偏私之弊，殊有利于权势之家而失选举之实，致当时有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于是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故晋代曾产生特殊之贵族阶级。
唐代确立之考试制度，所谓“科举”其内容虽不免经下代屡屡更改，制度本身则延至一九五年寿终正寝，一直维持仕途上开放之门户，使人人得由贫贱进取功名。不过科举制度在性质上不免近于机械化，不足以吸引天生的奇才，只适宜于选拔中程式的干才，故可视为智识考试。此种制度使乡村的才干之士，不断向城市移入，藉以补充上层阶级之种族精力之消耗，一面复维持内部人才再生之周期循环，此种作用，于社会的健全至关重要。吾人概观千数百年来之史迹，深信此种考试制度对于统治阶级之品质上定已发生汰劣过优之效用，故能维护社会之巩固机体。
然其作用有更重要于此者，则为统治阶级不独来自农村，他们且复归于农村。因为乡村典型的生活，常被视为最理想的优美生活，农村的理想表现于艺术哲学及生活者，如此深植于一般中国人之意识中，应亦为今日民族健康之一大因素。中国生活典型之创始者能于原始的生活习惯与文明二者之间维持一平衡，其手段岂非巧妙？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导使中国人崇尚农耕文明而厌恶机械技巧，并采取一种单纯的生活？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发明人生的愉快而能使不致劳形役性，因而在绘画中，文学中，一代一代地宣扬着“归田”思想。
因为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体格上与道德上之健康状态。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不会腐化，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才会腐化。一般学者以及住居城市烦腻了的小康之家，自然而然不断发生赞美田园生活的呼声。著名学者之家书及家训里头，随处充溢着这样的理想，不啻描绘出中国“文明的容貌”之一重要表情，它对于中华民族之长存，实有微妙而渊博之贡献。著者暇时曾随手选出一篇郑板桥致其介弟之家书，内容天真可爱，堪列于世界伟大作品之林: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唯是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地，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陂，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钟、茶具其中，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房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距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这一篇文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典型情绪。此种郑板桥之田园思想基于其同情于贫苦农夫的诗意，此诗意天然趋合于道教精神。至于曾国藩之田园思想则基于保存家族的理想，故密切接近于孔教之家族制度。田园生活的思想，实即为社会制度之一部分，这社会制度使家族成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单位，并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分部，而政治教育制度又使乡村成一单位。曾国藩身居显要，手握兵权，而其致子侄辈的家书，辄复殷殷以奢侈生活为戒，勉以耕种菜圃，施肥养猪之务，此等勉励朴素勤劳之劝告，盖含有希望保守家族繁荣之目的，其意固甚明显也。
假令朴素能令家族之繁荣持久，则同样亦可使国家之繁荣持久。曾国藩的理想，很容易明了，他以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七八世。
故曾国藩以养鱼，养猪，种蔬，种竹，为内政四要，其致诸弟家书中云:“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中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亦所以恪守祖训，示范儿孙，宜时时留意”其着重淳朴盖如此。
自颜之推(531—591)家训以降，如范仲淹(989—1052)、朱熹(1130—1200)，以迄陈宏谋(1696—1771)、曾国藩(1811—1872)各家家训，此勤勉淳朴而崇尚简单生活之家族理想，总是一致地坚持着，而且被认为民族最有价值的传统道德律。家族制度多少交织于田园风味的生活理想中，二者具有不可分离的性质。simplicity一字是希腊文中一个大书特书的字;“淳朴”二字，在中国文中亦为一个大书特书的连语。好像因为人类既知道了文明的利益，同时又感觉到它的危险性。人类知道了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同时却警戒着它的朝生暮死的性质;危惧于为造物所嫉妒，故宁愿生活较为纯朴而享较长久的天年。因为享受了人生过分的幸福，中国人想来，会减损此生之福分。所以“人当趋福避祸，两加审慎！”明季某学者曾说:“人当取较清淡之幸福”一般中国人胸中，皆具此同情的心理。盖人生幸福富有不确定性，而返朴归真为惟一防护之方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中国人由直觉而知之。他们欲求家族之长存，而却收其效于民族。
五、民族的童年
由此看来，中国人民之避免政治堕落的危机，乃由于其天性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习惯。因而中国人所谓之文明，似应用施以修改之意义去领会它，即一种文明，乃爱好原始状态之文明，而非为与原始状态脱离之文明。当然，这也不是一种万应药膏的文明，它非能永远保证无流血暴乱的时期，亦不能使战争、饥荒、水灾绝迹于尘寰。
过了两千年可称为文明的生活，仍能产生这样的生活史料，使文学家得资以写出一部出色的故事，像水浒。水浒的时代背景是那样的恶劣腐败，至有人肉可食之感，不啻揭露了文明大破坏的社会机构之谜，宋江，李逵，以及其他梁山好汉，虽距离孔子时代已历千五百年，但是吾们不觉他们是代表衰老了的文化的人物。而毋宁说是文化晨曦中的天真的孩子。他们生长于生活尚无保障的时代。中华民族受了孔子教化的洗礼虽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期，这个民族的生命好像倒并未达到成熟衰老的年龄，而享受着绵长的童年生活。
于是不免引起民族机构上绝大的一个有趣问题:倘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人种学上的实体，她所表现的特性，果真不像老年人而像童年时代，远未届达民族的成熟期乎？这一点，可以分几层说，中国在文化上是年老了，而种族的生命却是还年轻。这一个理论，现代人类学者间已有不少同持此说。葛雷菲士？泰雷(griffithtayler)因而把中国列入人类进化之最幼层，海夫洛克？爱立司(havelockellis)亦指亚细亚人民为民族的近于婴孩之特性者，盖鉴于亚细亚人民犹保存由儿童淳朴天性所发生的柔顺、融和，而近于原始人民的本质，尚未达于特性的发展期。故“延长之童年”似较为适宜之名词，若施以“幼稚性”“停止发展”“沉滞性”等等名称，则易滋误解。
中国的文化沉滞是一个人仅观察外表而不明了内在生活所发生的错误概念。你只消想想近代中国瓷器的发达，她不是像西人所想像，以为是从孔子时代就发展而遗传下来的，却直至第十世纪，这种工艺才始萌芽，随后缓缓进步，迨十七世纪康熙乾隆年间，始达到完美之境地，这一个时期，离吾人不远，宛似犹在目前。漆器、印刷、绘画之进步，亦殊迟缓，但每一朝代，总能推进一步。大名鼎鼎的中国作风之绘画，产生迄今，亦未满千年，这是中国旧文化的晚近时期。在文学方面，你也只消看散文诗和奇情小说的发达之晚——水浒与西游记应认作散文诗及奇情小说——它们的完成期，应在十四世纪后，距离孔子、老子之生卒年代几及二千年。
很可怪，中国古代未有散文诗，或许它们是遭了厄劫而散失了，竟未剩留一丝痕迹到现代。纪事诗至汉代始出现，且产品不多。戏曲发达于元代，时已第十一世纪，幻想小说如西游记出于同时，那时中国人的理想受了佛教思想的刺激，像这样的小说，仅至第九世纪始行萌芽，发达成熟，犹为十四五世纪(明代)事，清初为小说发达之最盛时期，红楼梦即于此时出世，此书堪与克拉丽莎(clarissaharlowe)。相匹敌，而适又为同时期的产品。假令中国文化生命在孔子后数世纪便繁荣而萎谢，如希腊天才之命运，则所能遗留给吾人者，恐只少量之德行格言及民间歌谣而已，安复有伟大的绘画、小说、建筑以光耀此世界的艺坛？这样的史实，闻之一若吾人所盼望者，不是像希腊与罗马之文化，在他们的年轻的黄金时代，发育成熟而达全盛期;而盼望民族的童年时代之延长，历数千年而后达于全盛期，那时或仍兴奋着以期精神上之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