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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坐在主席台下方的长条木椅上，仰起头看着站在主席台上演讲的吴克勤，并且按照那个时候的政治要求在笔记本上记下他的话语的时候，就像是面对着一个伟人。
那时候，他有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头上总是戴着即使本地也很少有人戴的白羊肚手巾。这种戴在男人头上的白羊肚手巾在关于洛北地区的历史记述或者艺术表现（绘画、电影、小说）当中成为了文化符号，所以，一个戴着白羊肚手巾的北京知识青年所造成的效果，也就有了某种独特而深刻的含义。
这种含义同样造成了我和他的疏离，整个会议其间，我们都没有一次面对面像同学那样的交谈，他已经远远不是我的同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郭焰，就像当年在北京进行红卫兵广播的时候那样。这个漂亮的姑娘再次成为我心中的太阳，成为世界的中心。
郭焰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痛苦地发现她身上曾经打动过我的那些东西都被冻结了，她虽然也像以前那样笑，但是我感觉到笑声中的凄凉与忧虑。时间把我们阻隔了。她并不刻意利用和我在一起的机会和我多说一些什么。她的心仿佛被包上了一层厚厚的硬茧。我从她身上再也感觉不到清纯，感觉不到青春的气息是生活让我们过早地衰老了，还是人到了这个时候都会出现性格改变？我不知道。
她在大会上有一个发言，在她讲述的事情当中，我总感觉她在用自己的行为向这个世界证明着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个把整个生命完全彻底交给革命的父亲，不久前也遭受了冲击，被解除了职务，目前正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半个月以前，她辗转得到父亲最后一封来信，父亲让她向组织提出断绝父女关系的申请开会期间，她正处在巨大的煎熬之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崤阳县那次抗洪抢险现场。
身体羸弱的郭焰在可怕的洪水面前竟然像豹子一样灵巧和健美，专门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把成袋的水泥背扛到安全的地方，我曾经短暂地看到她扛着一根粗壮的木材从我面前跑过去，身上的衣服全部涂满了泥污。
水越来越大，那是散发着呛人的土腥气的泥浪，它们就像野兽一样怒吼着，奔腾着，把遇到的所有东西都席卷一空。
我们听到抗洪抢险指挥部要求撤离的声音。
我从齐腰身的水中退行到地势高的地方，眼睛不自觉地搜寻着郭焰。从站在高处的人们的呐喊声中，我发现了她：她正在极为危险的地方拖曳着一根木材。岸上的人声嘶力竭地让她把木材丢掉。
她不丢，仍旧在浑浊的泥浪中吃力地拖曳着。我亲眼看到她被一个浪头打翻了，但是手里仍然抱着那根木材。木材成为带动她向下游翻卷的动力，倏忽之间，她就消失了。
我觉得被沉闷地击打了一下，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我也站在浪涛之中，被一个民工紧紧地拉扯着。
据说，我不顾一切地扑向了她。
我不离开那里。
我看着奔腾的水面，哽咽着。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悲痛。那不是失去亲人的悲痛，因为郭焰不是我的亲人，也不是我的朋友，更不是我的恋人。那是一种超越理性的悲痛，一种突然看到最美好的东西顷刻间丧失的悲痛。那不是阴阳两世相阻隔的悲痛，那是永久的丧失。从此，我对人生就有了一种永恒的恐惧——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不会被毁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会被毁灭，而恶的东西却有可能永远逍遥，永远徜徉在我们身边，炫耀它那邪恶的永恒。
这件事情即使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重大事件。崤阳县革命委员会动员了全县基干民兵在湎河一百多公里长的河道上寻找郭焰的尸体，最后，在罗家川湎河向黄河汇入的地方找到了她。
她的尸体已经面目全非，几近于一堆白骨。
她的遗体被安葬在崤阳县城北部的崤阳山上。作为这件事的一个结果，洛泉通讯（洛泉日报的前身）上发表了记述这次抗洪抢险战斗的长篇通讯一场集体英雄主义的凯歌，全面讴歌了抗洪抢险的全过程，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对于郭焰的死，用十六个字做了简单的交代：
“北京知青郭焰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所有出席这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都出席了郭焰的安葬仪式。我没有去，我珍藏起她在县委大礼堂讲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心得体会的油印稿，这是我和她唯一的联结了。
这篇用蜡版印刷在粉红色纸张上的材料，直到今天仍然珍藏在我的箱子里，和我的初恋日记放在一起。它已经发黄了，而且我知道那里讲述的不是她的真正的心声，但是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事件，却从来没有想过要丢弃它。
那次会议散了的时候，我背着行李卷，特意站到那个大坝工地旁边的高台上。我去看她。
湎河平静得就像一只小猫，静静地流淌，建筑工地上的人们井然有序地工作着。你根本无法想象三天前这里的情形，无法想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像风中的蜡烛一样熄灭的过程。
我感觉到对河流的畏惧，换一句话说，黄河以一种极端暴戾的形象深入到了我的心中。我知道，无论它表面上如何温柔，它那不动声色的暴戾本性不会改变，它只是在等待时机。
3。尊严对生命诉说
这种意象在我经历的另一次洪水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九七六年夏天，我作为工农兵学员在洛泉大学中文系读书，我所在班级的同学到洛北地区一个以盛产民歌著称的县开门办学，都离开了学校，我则因为参与编写洛泉南区供销合作社社史留在了学校。
就在那个夏天，我经历了黄河在洛泉地区的主要支流黄羊河造成极为惨重的物资和人员损失的特大洪水。
黄羊河从洛泉市中心穿行过去，平时美丽而温柔，就像一个恬静的少女。它留在我心里最美好的记忆是：夕阳西下，河水静静地流淌，辉映着晚霞和洗衣服的婆姨、女子的身影我完全想不到这条温顺的河会突然暴躁起来。
我还记得那个恐怖的夜晚，暴雨就像瓢泼一样——不，这个形容完全不足以概括表达那场暴雨的威势——有人说：如果你把脸盆伸到门外去，仅仅停留一秒钟，就会被灌满雨水。这样的暴雨下了整整一天一夜。宿舍窑洞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谛听着天地的轰鸣，深深地感觉到了恐惧。我开着灯，不敢入睡，徒然地等待着发生什么事情。
果然，凌晨三点钟，学校的广播喇叭用最大音量紧急呼叫，让校园里所有人马上撤离。我和其他班级的学生像逃难的人那样，提着必要的东西，跌跌撞撞爬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座小山上。
站在这里仍然能够感觉到大地的抖动。
透过雨幕往前看，漂亮的郝家坪大桥像拦河大坝一样拦截了从上游冲下来的树木、家具、人和牛羊的尸体，水位迅速抬高，淹没了洛泉无线电厂，通往北部诸县的川道都成了一片汪洋。
异常漂亮的郝家坪石拱大桥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还是承挡不住洪水的巨大冲力，轰然倒塌！随着一声巨响，河道上出现了一个可怕的空缺。下泄的洪水排山倒海一般掉头向南，奔涌到洛泉大学正门，像巨兽一样在宽阔的马路上奔腾——我又看到了七年前湎河发大水时的情景。
暴雨仍然肆无忌惮地下着，没有人交谈，所有人都严肃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河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用摧枯拉朽一般的破坏力向人们证明着自己。
很难说在这种感觉里有道德评价的成分，比如说我爱或者恨这条河流，没有，没有这个东西，那仅仅是一种感觉。
使我产生这种感觉的，还有另外一个间接的消息。
有两个在洛泉参加工作的北京知青正在谈恋爱。男的所在工厂离女的很远，那天晚上，男的就没有走，留在了女知青所在工厂（这个工厂选址不当，正好在黄羊河河道上）的职工宿舍。
今天的读者一定不知道两个还没有结婚的人住到一起在当时是多么严重的事件，这件事的严重性完全可以和今天发生的如下事件相类比——你贪恋钱财，把灵魂抵押给了魔鬼，于是你从某军工企业盗窃新式武器的重要数据卖给台湾或者其他国家的军事情报部门；你没有止境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半夜三更爬上国家电力设施，盗割了三百米电线，造成整个华北或者华东地区大面积停电；你因为不满地方政府强行拆迁到北京上访，和其他一些你并不认识的杂七杂八的人一道冲击中南海或者人民大会堂；你活得很不耐烦，竟然热衷于政治，试图通过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的方式表达你的政治见解；你是一个顽固的法轮功分子，破坏、干扰和利用国家通讯设施，宣传所谓的法轮大法你还不能够想象你的结局吗？既然桩桩件件威胁的都是国家利益，那么，国家为了捍卫自己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当然有权力动用国家机器干预你、制止你或者逮捕你！
但是那天晚上没有发生这样的逮捕，因为那两个“罪恶的人”不但色胆包天，同时还处心积虑，把事情遮掩得异常严密，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否则的话，工厂保卫组的人必将破门而入，或者干脆由公安机关出面，把两个人直接带到公安局，直接审问，直接定罪这两个人就完了。我这样说绝不是故意耸人听闻。
所以，当洪水排山倒海一般冲下来的时候，这两个偷情的人实际上面临的是这样的选择——要么，死亡；要么，被逮捕或者被开除，身败名裂，在世人的鄙视中了此残生。前者干干净净，将维护住做人的尊严；后者苟且偷生，虽然还继续在世上行走，但是耻辱将伴随一生。
这两个年轻人选择了死亡，换一句话说，他们选择了尊严——厂区所有的人大呼小叫着往高处转移的时候，他们那个房间没有一丝动静。
工厂保卫科的人非常负责，用高音喇叭反复呼叫，直到最后一个人撤离。
直到最后一个人撤离，两个知识青年偷情的那个房间仍然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动静。
工厂的人全部转移到了南岸的山上，也许在我看到郝家坪石拱大桥垮塌的时候，这些幸运的人也看到洪水吞没了厂区。
他们惊讶地发现厂里居然还有人！向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人说，他们亲眼看到那一男一女两个知识青年紧紧地搂抱在一起，随着倒塌的房屋被洪水翻卷得无影无踪。
那次大水，一共死亡一百八十七人。
当天晚上值班的地委副书记接到上游报警电话以后接着睡觉，耽误了宝贵的撤退转移有关人员的时机，算是有了渎职的错误，作为一种处分，被调到另一个地区继续当地委副书记去了。
死者尸体大部分都被找到了，最远的竟然漂到了黄河河段。
没有发现那两个知识青年的尸体，他们的尸体和青春岁月一道，汇入到黄河的泥沙中去了。
一九七六年春天，那场著名的“四五运动”前后，中国的政治气候极为恶劣“高天滚滚寒流急”哪怕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能够感觉到一种压抑的气氛。我作为洛泉大学工农兵学员到k省南部一家三线军工厂去开门办学（也叫“学工”是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式之一），曾经目睹过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虽然与河流无关，却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人在某种历史状态下，能够被置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这个地方地处秦岭以南，按照气候地理学标准，应当算作南方，尽管它仍然被北方省份k省管辖。和地处塞北高原的洛泉相比，这里气候湿润，完全是一幅江南水乡的景象。我们离开洛泉的时候，那里还不见一星绿色，到了这里，扑入眼帘的山川土地竟然已经一片翠绿，到处都是青翠的毛竹，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稻田，就连道路两旁的杂草都引起我们这些在干旱的黄土高原生活的人极大好奇，我简直闻不够空气中那种早春天气特有的馨香。
所以，在那个不平静的春天，尽管我对社会已经有了一些不同于公共宣传的见解，尽管这种见解在整个社会弥漫着的压抑气氛中常常引起精神的甚至生理的痛楚，但是，在我的个人经验中，那个春天极为美好。
我好像还从来没有经历如此充满魅力的春天。
如果细究原因，我想不外乎如下三点：一是我正在恋爱，这使得我对任何生命形式都充满了敬重；二是我突然从寒风漠漠的塞外来到山青水秀的江南，强烈的反差使得这个春天比以往任何一个春天都更强烈地激发了我的记忆；三是我已经到了能够用生命感知世界的年龄，这就是说，世界之所以为世界，不是人家说的那个样子，那纯粹是我感悟到的样子，而我感悟的世界，在自然领域是那样美好，我有理由期望它在另外的领域同样美好。
对某项事物的期待往往能够强化记忆。有了这三点，那个美好的春天在记忆当中当然异常清晰，当然无懈可击。
所以，在整个“学工”期间，我的情绪都很好，好像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一样。为期一个月的“学工”结束以后，大拨同学都返回了洛泉，洛泉大学中文系的领导同志把三个写作能力强一些的同学留了下来，帮助这个工厂编辑和出版一本由工人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集——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时尚，是为了证明工人阶级杰出的领导一切的才能——我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项我很喜爱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可救药地喜爱上了文学），我很为能够在这里多呆一段时间而得意。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遇到过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这件事情进一步强化了我对那个春天的记忆，但是，它美好的一面已经被完全摧毁了。
有一天半夜，工厂宿舍区就像有人突然发现狼群一样鼓噪了起来，我们急忙跑出去，想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厂区那边人声鼎沸，漾漾地往我们这边走，间或还能听见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能够听到的对人的呵斥声、激昂的口号声。一定是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匆匆下楼，想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工厂保卫科的人抓住了两个在车间机床后面通奸的年轻工人。我看到很年轻的一男一女被人押解了过来，他们的双手都被反绑在身后。沉闷压抑的生活突然出现这样一场波澜，人们都很兴奋。那两个因为所犯罪行而自动失去人格尊严和做人权利的男女，不得不承受从保卫人员缝隙间伸过来的拳头的推搡和击打。很混乱，押解的队伍不是沿着直线前进的，它在厂区到宿舍区之间的通道上蜿蜒，就像喝醉酒的人那样。
那个姑娘看上去不过二十多岁，半个脸颊都被油黑的长发遮住了。她的双肩看上去很柔弱，但是我从她不自觉的抵御击打的动作中看到了坚强；小伙子就不行了，他瑟缩着，本来就不高大的身子显得更加矮小——我对此印象恶劣。一个男人在这样的时候不应当是这个样子，这简直是对那个姑娘感情的亵渎。他如此委琐，就等于在向人们宣布他不再保护失去任何遮挡的她了。他放弃了最重要的责任。在我看来，在这样的时候放弃这种责任的男人是不能够被称之为男人的。
我的感情——就像人们在任何事情面前都会本能地做出选择一样——出现了偏移：同情女的，鄙夷男的。
人群虽然聒噪着过去了，但是各种各样夸张的议论仍然在继续：有的说保卫科的人冲进去以后，两个人太忘情，竟然完全没有感觉到身边已经围了一圈儿人；有的人说保卫科本来想让两个人赤身裸体在厂区游街示众，但是，没有人能够把那个姑娘的衣服剥下来；有的人说，保卫科的人没有任何人对保卫科的行为提出质疑，在所有人看来，保卫科做这样的事情都是天经地义。
回到宿舍，我久久不能入睡。这件事在我心里引起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就像我在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思索一样。
后来发生的事情非常让人惊讶。
保卫科的人把那位漂亮的女工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连续八个小时对她进行审问。他们询问的是——通奸过程、通奸细节以及她的通奸感受。这个过程对于审讯者和被审讯者意味着什么，既简单而又复杂。简单，是说保卫科的这些人有淫欲需要满足和宣泄，在这里就变形为对性行为过程和细节的关注和对人的直接侮辱；复杂，是说在一个被认为健康发展的社会里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必定有非常复杂的原因，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命题，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或者普通人都应当进行思索并且给出答案。
但是，在那个年代，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
令人尊敬的政治理论家正在忙于研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在阐述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义，正在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理论基础，不可能也不屑于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思索；法学家——如果他们还存在或者还在做什么事情的话——则正在研究如何模糊政令与法律的关系，从而把对社会、对思想进行控制和引导的行政手段合法化，也不会注意这样一个发生在普通青年工人中间的琐碎问题；历史学家专注于对历史的实用主义解释，为被政治阴谋家强奸了的历史收拾粘满精斑的衣裤“儒家”“法家”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主题，他们怎么可能会为一对偷情男女的境遇问题分心呢？普通人则在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环境中失却关怀他人的信心，变得兽性，变得下流，变得卑鄙异常，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能够说，这个问题在当时不是问题，更不是能够被回答的问题。因此，它通行无阻地发生着。因此，年仅二十一岁的漂亮女工只能精神崩溃。因此，保卫科的人出去吃午饭的时候，精神崩溃了的她只能从六层楼窗户一跃而下，用自己的方式给事情做了一个了结。
我听人说，她的半边脸都被摔瘪了，鲜血浸润着整个身子；我听人说，她就是死了，身条也是全厂最美的。
我离开那个工厂以后数天，还听人说那个男职工听说女职工死了以后，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从关闭他的房间里脱逃出来，用杀猪刀子杀死了三个曾经审问过女职工的保卫科的人——他杀得凶恶而残忍，死者几乎完全被肢解，有一个人的肠子竟然像彩带一样被挂到了吊灯上。然后，这个疯狂的作案者用刀子把自己的肚子戳得稀烂，死在了厂党委书记的家门口。
早晨起来，党委书记发现鲜血像小河一样在
客厅地板上蜿蜒，心脏紧缩着打开房门，看到死者，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样，发出一声非人般的嚎叫，脸色蓦地没了颜色，瘫软在地上。
这个案子由于案情重大，就像所有这类事情一样，被有关部门严密地封锁着，不但社会上无法得知，就是这个工厂的人也不敢确认那个男的是否真的杀了人，是否把被杀的人的肠子挂在了吊灯上，是否在党委书记的家门口剖腹自杀。
这件事情传到我这里，我也就只能把它作为地地道道的传闻。所谓传闻，就是无法证实的消息。无法证实的消息对于社会判断有什么价值呢？可能没有任何价值。但是，正是这件没有任何价值的传闻，完全破坏了我对于那个美好春天的记忆，二十五岁的我，正在恋爱中的我，已经开始用生命感知世界的我，蓦然间在春天的原野上发现了一种异常凶恶残暴的东西，它排山倒海，吞噬着它碰到的一切就像我插队的时候对于黄河形成的那种印象一样，它们叠加在一起，屹立如山峦，动作如江海。这就是黄河吗？不，它不是黄河。和它比起来，黄河太渺小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黄河很孤独。
在我亲身面对真正的黄河，与黄河有了一次真正的对话以后，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当我坐在主席台下方的长条木椅上，仰起头看着站在主席台上演讲的吴克勤，并且按照那个时候的政治要求在笔记本上记下他的话语的时候，就像是面对着一个伟人。
那时候，他有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头上总是戴着即使本地也很少有人戴的白羊肚手巾。这种戴在男人头上的白羊肚手巾在关于洛北地区的历史记述或者艺术表现（绘画、电影、小说）当中成为了文化符号，所以，一个戴着白羊肚手巾的北京知识青年所造成的效果，也就有了某种独特而深刻的含义。
这种含义同样造成了我和他的疏离，整个会议其间，我们都没有一次面对面像同学那样的交谈，他已经远远不是我的同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郭焰，就像当年在北京进行红卫兵广播的时候那样。这个漂亮的姑娘再次成为我心中的太阳，成为世界的中心。
郭焰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痛苦地发现她身上曾经打动过我的那些东西都被冻结了，她虽然也像以前那样笑，但是我感觉到笑声中的凄凉与忧虑。时间把我们阻隔了。她并不刻意利用和我在一起的机会和我多说一些什么。她的心仿佛被包上了一层厚厚的硬茧。我从她身上再也感觉不到清纯，感觉不到青春的气息是生活让我们过早地衰老了，还是人到了这个时候都会出现性格改变？我不知道。
她在大会上有一个发言，在她讲述的事情当中，我总感觉她在用自己的行为向这个世界证明着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个把整个生命完全彻底交给革命的父亲，不久前也遭受了冲击，被解除了职务，目前正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半个月以前，她辗转得到父亲最后一封来信，父亲让她向组织提出断绝父女关系的申请开会期间，她正处在巨大的煎熬之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崤阳县那次抗洪抢险现场。
身体羸弱的郭焰在可怕的洪水面前竟然像豹子一样灵巧和健美，专门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把成袋的水泥背扛到安全的地方，我曾经短暂地看到她扛着一根粗壮的木材从我面前跑过去，身上的衣服全部涂满了泥污。
水越来越大，那是散发着呛人的土腥气的泥浪，它们就像野兽一样怒吼着，奔腾着，把遇到的所有东西都席卷一空。
我们听到抗洪抢险指挥部要求撤离的声音。
我从齐腰身的水中退行到地势高的地方，眼睛不自觉地搜寻着郭焰。从站在高处的人们的呐喊声中，我发现了她：她正在极为危险的地方拖曳着一根木材。岸上的人声嘶力竭地让她把木材丢掉。
她不丢，仍旧在浑浊的泥浪中吃力地拖曳着。我亲眼看到她被一个浪头打翻了，但是手里仍然抱着那根木材。木材成为带动她向下游翻卷的动力，倏忽之间，她就消失了。
我觉得被沉闷地击打了一下，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我也站在浪涛之中，被一个民工紧紧地拉扯着。
据说，我不顾一切地扑向了她。
我不离开那里。
我看着奔腾的水面，哽咽着。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悲痛。那不是失去亲人的悲痛，因为郭焰不是我的亲人，也不是我的朋友，更不是我的恋人。那是一种超越理性的悲痛，一种突然看到最美好的东西顷刻间丧失的悲痛。那不是阴阳两世相阻隔的悲痛，那是永久的丧失。从此，我对人生就有了一种永恒的恐惧——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不会被毁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会被毁灭，而恶的东西却有可能永远逍遥，永远徜徉在我们身边，炫耀它那邪恶的永恒。
这件事情即使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重大事件。崤阳县革命委员会动员了全县基干民兵在湎河一百多公里长的河道上寻找郭焰的尸体，最后，在罗家川湎河向黄河汇入的地方找到了她。
她的尸体已经面目全非，几近于一堆白骨。
她的遗体被安葬在崤阳县城北部的崤阳山上。作为这件事的一个结果，洛泉通讯（洛泉日报的前身）上发表了记述这次抗洪抢险战斗的长篇通讯一场集体英雄主义的凯歌，全面讴歌了抗洪抢险的全过程，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对于郭焰的死，用十六个字做了简单的交代：
“北京知青郭焰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所有出席这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都出席了郭焰的安葬仪式。我没有去，我珍藏起她在县委大礼堂讲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心得体会的油印稿，这是我和她唯一的联结了。
这篇用蜡版印刷在粉红色纸张上的材料，直到今天仍然珍藏在我的箱子里，和我的初恋日记放在一起。它已经发黄了，而且我知道那里讲述的不是她的真正的心声，但是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事件，却从来没有想过要丢弃它。
那次会议散了的时候，我背着行李卷，特意站到那个大坝工地旁边的高台上。我去看她。
湎河平静得就像一只小猫，静静地流淌，建筑工地上的人们井然有序地工作着。你根本无法想象三天前这里的情形，无法想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像风中的蜡烛一样熄灭的过程。
我感觉到对河流的畏惧，换一句话说，黄河以一种极端暴戾的形象深入到了我的心中。我知道，无论它表面上如何温柔，它那不动声色的暴戾本性不会改变，它只是在等待时机。
3。尊严对生命诉说
这种意象在我经历的另一次洪水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九七六年夏天，我作为工农兵学员在洛泉大学中文系读书，我所在班级的同学到洛北地区一个以盛产民歌著称的县开门办学，都离开了学校，我则因为参与编写洛泉南区供销合作社社史留在了学校。
就在那个夏天，我经历了黄河在洛泉地区的主要支流黄羊河造成极为惨重的物资和人员损失的特大洪水。
黄羊河从洛泉市中心穿行过去，平时美丽而温柔，就像一个恬静的少女。它留在我心里最美好的记忆是：夕阳西下，河水静静地流淌，辉映着晚霞和洗衣服的婆姨、女子的身影我完全想不到这条温顺的河会突然暴躁起来。
我还记得那个恐怖的夜晚，暴雨就像瓢泼一样——不，这个形容完全不足以概括表达那场暴雨的威势——有人说：如果你把脸盆伸到门外去，仅仅停留一秒钟，就会被灌满雨水。这样的暴雨下了整整一天一夜。宿舍窑洞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谛听着天地的轰鸣，深深地感觉到了恐惧。我开着灯，不敢入睡，徒然地等待着发生什么事情。
果然，凌晨三点钟，学校的广播喇叭用最大音量紧急呼叫，让校园里所有人马上撤离。我和其他班级的学生像逃难的人那样，提着必要的东西，跌跌撞撞爬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座小山上。
站在这里仍然能够感觉到大地的抖动。
透过雨幕往前看，漂亮的郝家坪大桥像拦河大坝一样拦截了从上游冲下来的树木、家具、人和牛羊的尸体，水位迅速抬高，淹没了洛泉无线电厂，通往北部诸县的川道都成了一片汪洋。
异常漂亮的郝家坪石拱大桥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还是承挡不住洪水的巨大冲力，轰然倒塌！随着一声巨响，河道上出现了一个可怕的空缺。下泄的洪水排山倒海一般掉头向南，奔涌到洛泉大学正门，像巨兽一样在宽阔的马路上奔腾——我又看到了七年前湎河发大水时的情景。
暴雨仍然肆无忌惮地下着，没有人交谈，所有人都严肃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河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用摧枯拉朽一般的破坏力向人们证明着自己。
很难说在这种感觉里有道德评价的成分，比如说我爱或者恨这条河流，没有，没有这个东西，那仅仅是一种感觉。
使我产生这种感觉的，还有另外一个间接的消息。
有两个在洛泉参加工作的北京知青正在谈恋爱。男的所在工厂离女的很远，那天晚上，男的就没有走，留在了女知青所在工厂（这个工厂选址不当，正好在黄羊河河道上）的职工宿舍。
今天的读者一定不知道两个还没有结婚的人住到一起在当时是多么严重的事件，这件事的严重性完全可以和今天发生的如下事件相类比——你贪恋钱财，把灵魂抵押给了魔鬼，于是你从某军工企业盗窃新式武器的重要数据卖给台湾或者其他国家的军事情报部门；你没有止境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半夜三更爬上国家电力设施，盗割了三百米电线，造成整个华北或者华东地区大面积停电；你因为不满地方政府强行拆迁到北京上访，和其他一些你并不认识的杂七杂八的人一道冲击中南海或者人民大会堂；你活得很不耐烦，竟然热衷于政治，试图通过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的方式表达你的政治见解；你是一个顽固的法轮功分子，破坏、干扰和利用国家通讯设施，宣传所谓的法轮大法你还不能够想象你的结局吗？既然桩桩件件威胁的都是国家利益，那么，国家为了捍卫自己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当然有权力动用国家机器干预你、制止你或者逮捕你！
但是那天晚上没有发生这样的逮捕，因为那两个“罪恶的人”不但色胆包天，同时还处心积虑，把事情遮掩得异常严密，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否则的话，工厂保卫组的人必将破门而入，或者干脆由公安机关出面，把两个人直接带到公安局，直接审问，直接定罪这两个人就完了。我这样说绝不是故意耸人听闻。
所以，当洪水排山倒海一般冲下来的时候，这两个偷情的人实际上面临的是这样的选择——要么，死亡；要么，被逮捕或者被开除，身败名裂，在世人的鄙视中了此残生。前者干干净净，将维护住做人的尊严；后者苟且偷生，虽然还继续在世上行走，但是耻辱将伴随一生。
这两个年轻人选择了死亡，换一句话说，他们选择了尊严——厂区所有的人大呼小叫着往高处转移的时候，他们那个房间没有一丝动静。
工厂保卫科的人非常负责，用高音喇叭反复呼叫，直到最后一个人撤离。
直到最后一个人撤离，两个知识青年偷情的那个房间仍然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动静。
工厂的人全部转移到了南岸的山上，也许在我看到郝家坪石拱大桥垮塌的时候，这些幸运的人也看到洪水吞没了厂区。
他们惊讶地发现厂里居然还有人！向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人说，他们亲眼看到那一男一女两个知识青年紧紧地搂抱在一起，随着倒塌的房屋被洪水翻卷得无影无踪。
那次大水，一共死亡一百八十七人。
当天晚上值班的地委副书记接到上游报警电话以后接着睡觉，耽误了宝贵的撤退转移有关人员的时机，算是有了渎职的错误，作为一种处分，被调到另一个地区继续当地委副书记去了。
死者尸体大部分都被找到了，最远的竟然漂到了黄河河段。
没有发现那两个知识青年的尸体，他们的尸体和青春岁月一道，汇入到黄河的泥沙中去了。
一九七六年春天，那场著名的“四五运动”前后，中国的政治气候极为恶劣“高天滚滚寒流急”哪怕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能够感觉到一种压抑的气氛。我作为洛泉大学工农兵学员到k省南部一家三线军工厂去开门办学（也叫“学工”是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式之一），曾经目睹过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虽然与河流无关，却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人在某种历史状态下，能够被置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这个地方地处秦岭以南，按照气候地理学标准，应当算作南方，尽管它仍然被北方省份k省管辖。和地处塞北高原的洛泉相比，这里气候湿润，完全是一幅江南水乡的景象。我们离开洛泉的时候，那里还不见一星绿色，到了这里，扑入眼帘的山川土地竟然已经一片翠绿，到处都是青翠的毛竹，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稻田，就连道路两旁的杂草都引起我们这些在干旱的黄土高原生活的人极大好奇，我简直闻不够空气中那种早春天气特有的馨香。
所以，在那个不平静的春天，尽管我对社会已经有了一些不同于公共宣传的见解，尽管这种见解在整个社会弥漫着的压抑气氛中常常引起精神的甚至生理的痛楚，但是，在我的个人经验中，那个春天极为美好。
我好像还从来没有经历如此充满魅力的春天。
如果细究原因，我想不外乎如下三点：一是我正在恋爱，这使得我对任何生命形式都充满了敬重；二是我突然从寒风漠漠的塞外来到山青水秀的江南，强烈的反差使得这个春天比以往任何一个春天都更强烈地激发了我的记忆；三是我已经到了能够用生命感知世界的年龄，这就是说，世界之所以为世界，不是人家说的那个样子，那纯粹是我感悟到的样子，而我感悟的世界，在自然领域是那样美好，我有理由期望它在另外的领域同样美好。
对某项事物的期待往往能够强化记忆。有了这三点，那个美好的春天在记忆当中当然异常清晰，当然无懈可击。
所以，在整个“学工”期间，我的情绪都很好，好像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一样。为期一个月的“学工”结束以后，大拨同学都返回了洛泉，洛泉大学中文系的领导同志把三个写作能力强一些的同学留了下来，帮助这个工厂编辑和出版一本由工人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集——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时尚，是为了证明工人阶级杰出的领导一切的才能——我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项我很喜爱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可救药地喜爱上了文学），我很为能够在这里多呆一段时间而得意。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遇到过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这件事情进一步强化了我对那个春天的记忆，但是，它美好的一面已经被完全摧毁了。
有一天半夜，工厂宿舍区就像有人突然发现狼群一样鼓噪了起来，我们急忙跑出去，想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厂区那边人声鼎沸，漾漾地往我们这边走，间或还能听见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能够听到的对人的呵斥声、激昂的口号声。一定是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匆匆下楼，想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工厂保卫科的人抓住了两个在车间机床后面通奸的年轻工人。我看到很年轻的一男一女被人押解了过来，他们的双手都被反绑在身后。沉闷压抑的生活突然出现这样一场波澜，人们都很兴奋。那两个因为所犯罪行而自动失去人格尊严和做人权利的男女，不得不承受从保卫人员缝隙间伸过来的拳头的推搡和击打。很混乱，押解的队伍不是沿着直线前进的，它在厂区到宿舍区之间的通道上蜿蜒，就像喝醉酒的人那样。
那个姑娘看上去不过二十多岁，半个脸颊都被油黑的长发遮住了。她的双肩看上去很柔弱，但是我从她不自觉的抵御击打的动作中看到了坚强；小伙子就不行了，他瑟缩着，本来就不高大的身子显得更加矮小——我对此印象恶劣。一个男人在这样的时候不应当是这个样子，这简直是对那个姑娘感情的亵渎。他如此委琐，就等于在向人们宣布他不再保护失去任何遮挡的她了。他放弃了最重要的责任。在我看来，在这样的时候放弃这种责任的男人是不能够被称之为男人的。
我的感情——就像人们在任何事情面前都会本能地做出选择一样——出现了偏移：同情女的，鄙夷男的。
人群虽然聒噪着过去了，但是各种各样夸张的议论仍然在继续：有的说保卫科的人冲进去以后，两个人太忘情，竟然完全没有感觉到身边已经围了一圈儿人；有的人说保卫科本来想让两个人赤身裸体在厂区游街示众，但是，没有人能够把那个姑娘的衣服剥下来；有的人说，保卫科的人没有任何人对保卫科的行为提出质疑，在所有人看来，保卫科做这样的事情都是天经地义。
回到宿舍，我久久不能入睡。这件事在我心里引起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就像我在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思索一样。
后来发生的事情非常让人惊讶。
保卫科的人把那位漂亮的女工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连续八个小时对她进行审问。他们询问的是——通奸过程、通奸细节以及她的通奸感受。这个过程对于审讯者和被审讯者意味着什么，既简单而又复杂。简单，是说保卫科的这些人有淫欲需要满足和宣泄，在这里就变形为对性行为过程和细节的关注和对人的直接侮辱；复杂，是说在一个被认为健康发展的社会里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必定有非常复杂的原因，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命题，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或者普通人都应当进行思索并且给出答案。
但是，在那个年代，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
令人尊敬的政治理论家正在忙于研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在阐述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义，正在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理论基础，不可能也不屑于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思索；法学家——如果他们还存在或者还在做什么事情的话——则正在研究如何模糊政令与法律的关系，从而把对社会、对思想进行控制和引导的行政手段合法化，也不会注意这样一个发生在普通青年工人中间的琐碎问题；历史学家专注于对历史的实用主义解释，为被政治阴谋家强奸了的历史收拾粘满精斑的衣裤“儒家”“法家”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主题，他们怎么可能会为一对偷情男女的境遇问题分心呢？普通人则在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环境中失却关怀他人的信心，变得兽性，变得下流，变得卑鄙异常，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能够说，这个问题在当时不是问题，更不是能够被回答的问题。因此，它通行无阻地发生着。因此，年仅二十一岁的漂亮女工只能精神崩溃。因此，保卫科的人出去吃午饭的时候，精神崩溃了的她只能从六层楼窗户一跃而下，用自己的方式给事情做了一个了结。
我听人说，她的半边脸都被摔瘪了，鲜血浸润着整个身子；我听人说，她就是死了，身条也是全厂最美的。
我离开那个工厂以后数天，还听人说那个男职工听说女职工死了以后，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从关闭他的房间里脱逃出来，用杀猪刀子杀死了三个曾经审问过女职工的保卫科的人——他杀得凶恶而残忍，死者几乎完全被肢解，有一个人的肠子竟然像彩带一样被挂到了吊灯上。然后，这个疯狂的作案者用刀子把自己的肚子戳得稀烂，死在了厂党委书记的家门口。
早晨起来，党委书记发现鲜血像小河一样在
客厅地板上蜿蜒，心脏紧缩着打开房门，看到死者，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样，发出一声非人般的嚎叫，脸色蓦地没了颜色，瘫软在地上。
这个案子由于案情重大，就像所有这类事情一样，被有关部门严密地封锁着，不但社会上无法得知，就是这个工厂的人也不敢确认那个男的是否真的杀了人，是否把被杀的人的肠子挂在了吊灯上，是否在党委书记的家门口剖腹自杀。
这件事情传到我这里，我也就只能把它作为地地道道的传闻。所谓传闻，就是无法证实的消息。无法证实的消息对于社会判断有什么价值呢？可能没有任何价值。但是，正是这件没有任何价值的传闻，完全破坏了我对于那个美好春天的记忆，二十五岁的我，正在恋爱中的我，已经开始用生命感知世界的我，蓦然间在春天的原野上发现了一种异常凶恶残暴的东西，它排山倒海，吞噬着它碰到的一切就像我插队的时候对于黄河形成的那种印象一样，它们叠加在一起，屹立如山峦，动作如江海。这就是黄河吗？不，它不是黄河。和它比起来，黄河太渺小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黄河很孤独。
在我亲身面对真正的黄河，与黄河有了一次真正的对话以后，这种感觉尤其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