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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春节刚过,邓一群就被抽调到省委扶贫工作组,赴贫困地区工作,时间为期一年。这也可能是全省最后一批扶贫工作组。前面已经搞过三批了。作为一个年轻干部,能被抽调到扶贫工作组,那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谁都知道,这些人选都是由本单位精心安排上报,经省委组织部考察同意的。上报的人选,自然是视为单位里的骨干,可培养提拔的对象,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邓一群当然在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一次镀金的机会,也是提拔重用的机会。为此,一开始他就积极争取,并如愿以偿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1998年的春节与往年的春节一样,过得没滋没味。除夕的那台电视晚会,早已经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丧失了胃口。晚会开始前的两个月,报纸上就开始宣传,今年有什么什么新的举措,推出怎样的新人,怎样的新歌,自然是非同寻常。等晚会一过,群众一片不好的声音,那边就赶紧说:这是由于百姓的胃口越来越高,晚会自然也就很难再取得那样的效果。邓一群就想:为什么好莱坞的电影却总能吊起观众的胃口呢?
这个春节邓一群感觉有点憋气,本来是想回老家乡下过年的,孩子已经快三岁了,但他们还没有一起回去过。城里的春节越来越没节日的味道。陵州三年前就开始实行市区禁放烟花爆竹,于是整个除夕晚上你根本听不到热热闹闹的鞭炮声,而在乡下,农民们虽然不富裕,但他们却非常乐意燃放鞭炮,打从电视晚会一开始,你就可以听到外面的鞭炮响,这样,四乡八邻,一直到清晨,你都可以听到不绝于耳的鞭炮声。邓一群喜欢这种感觉。
邓一群的妈妈一直希望能看到自己的这个孙子,在她眼里,这个孙子简直就是龙种。邓一群是她生出来的一个能干而很有出息的儿子,那么由自己的儿子和城里高干家庭出身的媳妇生出来的孩子,无疑就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的宝贝。她还是在贝贝(孙子的小名)过周岁时候看过一次,那次是她到城里来。她知道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想来看一看,但儿子却写信让她不要来。她知道儿子有自己的考虑,再想到自己过去曾经给儿子添的那些麻烦和尴尬,也就作罢了。自己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心想:农村人就是不行啊,到处讨人嫌。不去看,也就算了,可是,她那个心里想啊,想,做梦的时候都能梦到孙子,常常半夜的时候就高兴醒了,再也睡不着。她梦里的孙子是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有一双非常明亮而有神的大眼睛。她梦见他会跑了,她梦见他会说话了,有一次她居然梦到孙子对她说:“奶奶好。”她乐坏了。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她逢人就说,自己梦到孙子了。村里人不知道她曾经有过的尴尬,于是就对她说:“邓奶奶你干吗不去看一看呢?”她就不好意思地说:“儿子媳妇工作都忙,我去了干什么?再说城里的生活(这个词是她从电视里新学来的)我一点也过不惯。”
那些人就说她不会享福。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终于有一天她忍受不住了,决定去城里。
为了能让自己再去城里时受到儿子媳妇的欢迎,她背上了几十斤家里做的花生油、红豆和面糕,还为孙子做了很多棉衣棉裤。那些棉衣用的都是雪白的新棉。她认为城里的那些绒衣并不暖和。但是当她到了之后却发现媳妇并不喜欢那些东西。肖如玉嫌那些棉衣做得太难看了,说根本就穿不出去。做的那个鞋子居然还是虎头鞋,花里胡哨。事实上她对那双鞋子很用心,她眼睛不好,那双鞋整整花了她半个月的时间。在乡下,小子是一定要穿虎头鞋的。城里没有虎头鞋。她原先以为媳妇会喜欢。
邓一群的妈妈到了城里,就住在亲家的家里,因为她的儿子媳妇都还是住在娘家。她那个高干亲家家里的老保姆已经走了,说是儿子媳妇威胁她,他们打算把她的老宅子拆掉。他们的家里现在新请了一位年轻的保姆,是个外地乡下的小姑娘,二十多岁,他们叫她小娜。邓一群的妈妈感觉小娜和过去那个老保姆完全不同,性格很夹生,对家里其他人都好,就是爱理不理她。没有人同她搭话,她很寂寞。亲家公亲家母都是那种有身份有文化的人,同她找不到什么共同语言。身份不同,语言也就不同。在那个家里过着一种没有语言的生活,无异于生活在一个囚笼里。而且,过去的那种气氛始终笼罩着她。所以,她只呆了四天,就又回到了乡下。
她不能呆在城里,后来她在心里彻底明白了。
城里的生活让她吃惊。
她临走的那一天,特地去看了一下刘正红,她有点不相信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乡下姑娘,能够同自己有文化的国家干部儿子一样,在城里立足,而且看起来好像还生活得很好,很有钱。身上的那些漂亮衣服不说,头上脚上还到处戴上了明晃晃的金器,那些东西乡下人什么时候能舍得买?邓一群没有对她说什么,但她能够感觉得到,刘正红现在很有钱,比在乡下时有钱多了,但是她却更坏了。她看见在她那个发廊里面有几个小房间,每个小间都有一张床。那些小姐也是妖里妖气的,不像是正经女子。在这样的城市里,儿子也会变坏吗?她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虑。
邓一群除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回老家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副处级干部了。他想回去让老家的那些乡下人见识见识。在机械厅,他已经成了一名灿烂的政治新星。从一个贫穷的农村学生到考进省城的重点高校,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到毕业分配留在省级机关,从一名小小的科员到副处长干部,多么不容易啊!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多好几倍的艰辛,他不能不为自己感到骄傲。想起过去,仿佛就像一场梦。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那个夏天,在校园里怎样地感到无助;怀着一种初生牛犊的精神,找到了那时几乎是高不可攀的虞秘书长,感受他的冷脸,一次一次地求他,直到自己下了一跪,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非常可耻;胆战心惊地来到时代大厦,到人事处报到;第一次休探亲假,在县城里的小小得意;和葛素芹在宿舍里的疯狂而隐秘的性爱;在阳光下去医院,带着复杂的心情陪她打胎;在电影院门前感受田小悦的失约而带来的不快;第一次去肖如玉家,感受她家门第的高贵;在邓阿姨家和她发生那样的事情到科技处后,他巧妙地利用关系把副处老潘搞下去,再把言子昌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机关里没有人明白言子昌为什么会那么地支持邓一群的工作,并且想方设法举荐他,很多出头露面的机会都乐于让给他。在众人眼里,邓一群是个很会做事的人,简直是尊重、善待老同志的优秀的青年代表,一定是把老言服侍得非常好,他才肯这样让贤。他们感觉言子昌这个人变了,变得大度而豁达了。而他过去是一个多么斤斤计较的人哪。没有人知道,事实上言子昌现在是多么地痛苦。他发现自己在处里已经处于被架空的位置,很多权力邓一群都代他行使了。换了别人,他早就要搞掉了,但邓一群不同。在心里,他有点怕这个年轻人。只要他一告发,他一世的英名就完了。他只能事事都要让他三分,迁就他,忍受他,还得赞扬他。在那种无奈的消沉里,他又去过那个地方两次,接受小姐的服务。每次都是胆战心惊,而每一次又都感觉新鲜异常。肉体上的轻松和心灵上的重负正好成反比。最近一次去的时候,接待他的是一位和他女儿年龄一样大的女子,那个女子的妖媚艳丽让他惊讶,在兴奋的同时,他又感到一种深深的罪恶。当他心怀罪恶,不能兴起时,她竟然用嘴去为他服务。在她妖冶的双唇下,他像一个畜生大汗淋漓。那天晚上,言子昌很迟才离开。离开的时候,他心里说:再也不来这个肮脏之地了,我怎么成了畜牲一样的东西?他是畜牲吗?如果他不是畜牲,那么就是别人都成了畜牲。
邓一群当然不会满足于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副处级干部。副处在处级这个位置上,就像一个副科在科级这个位置上一样,根本没有最终的决定权。权力的魅力,就在于你说话说了算。在科技处,他还没有尝过完全说话做主的滋味。感受这样的权力,真让他有隔靴搔痒的遗憾。所以,他希望自己能早一天升到正处的位置上。
两年科技处的副处,让邓一群感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做好一个部门的负责工作。两年来,他扪心自问,感觉做了不少事情。与他相比,他发现老言和老潘在工作上都有不少瑕疵。他才是个干事的人,能够把事情干好,自然也能把事情干坏(如果他想的话)。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就经常往龚厅长家里跑。跑跑有好处,所有的领导都吃这一套。他向龚厅汇报了处里的情况,方方面面,无所不谈。对这个家他现在已经熟悉得很了,他差不多是经常来,每次来都要带点礼物(有些礼物是不必自己花钱的,单位可以报销)。当然,他也花过大钱,那是在提拔当副处长前,送了一万块钱的红包。那些钱是他偷偷积下的私房,肖如玉不知道。这一万块钱,一下就缩短了他和龚厅长之间的距离。就像一个嫖客和妓女之间,你说他们的性具相隔多远?仅仅就是一张百元人民币之间的距离。龚厅长把他当作自家人,也不必客气,而龚夫人有什么小事更是乐于请他来帮忙,不论是下水道堵了还是排油烟机出了问题,邓一群都能解决,就像他过去在岳父母家常做的那样。
龚当然能够明白他的意思。他能理解他。当官也算是一种追求吧。像邓一群这样从农村出来的人,就更是这样了。一些当官者,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与城市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相比,农村出身的干部,更有坚韧性,更有恒心和毅力,由于出身的不同,他们向上爬的欲望更强烈,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当官更是从现实考虑,以个人的愿望是否得到满足为最高境界。一旦成功了,他们也就更会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尽管他能明白这样的道理,但他却真的不反感邓一群。从某些方面来说,虽然他们出身不同,但对权力的渴望却是一致的。
邓一群也发现龚厅长是喜欢他的,至少对他没有恶感。但对他这个问题,他却感到一时难以马上解决。当官者自有当官者的难处。龚怕招致机关的非议,再说,邓一群同他的关系也还并没有达到他不顾一切为他去解决的地步。邓一群明白,他不灰心。他知道只要自己继续努力,一定就能够实现。只要自己用心去做,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他有这样的感受。
乌纱帽,是要你去主动争取的,你不去,它是不会自己长腿跑到你头上的。
省里需要再派扶贫工作组的消息一传出,邓一群就感到一阵兴奋。这是一个机会。省里有很多干部,下去经过一年的扶贫,回来都能升上一级,正科升副处,副处升正处,正处回来很有可能就是副厅。知道这个消息的当天,邓一群就来到了人事处,问人事处长,自己能否去。人事处邢处长(新从一个大学调来的,不过四十岁的样子,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对人很客气,但邓一群知道那是他刚来的缘故,对机关里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没有搞清。一旦搞清了,知根知底,当是另一种模样了)笑笑,说,是的,省里正在进行,有我们机械厅的指标。要去的人很多,你最好写份书面报告来。邓一群忙问还有谁要去,邢处长笑笑,说,小赵小倪,甚至田小悦一个女同志的,都来报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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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邓一群就被抽调到省委扶贫工作组,赴贫困地区工作,时间为期一年。这也可能是全省最后一批扶贫工作组。前面已经搞过三批了。作为一个年轻干部,能被抽调到扶贫工作组,那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谁都知道,这些人选都是由本单位精心安排上报,经省委组织部考察同意的。上报的人选,自然是视为单位里的骨干,可培养提拔的对象,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邓一群当然在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一次镀金的机会,也是提拔重用的机会。为此,一开始他就积极争取,并如愿以偿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1998年的春节与往年的春节一样,过得没滋没味。除夕的那台电视晚会,早已经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丧失了胃口。晚会开始前的两个月,报纸上就开始宣传,今年有什么什么新的举措,推出怎样的新人,怎样的新歌,自然是非同寻常。等晚会一过,群众一片不好的声音,那边就赶紧说:这是由于百姓的胃口越来越高,晚会自然也就很难再取得那样的效果。邓一群就想:为什么好莱坞的电影却总能吊起观众的胃口呢?
这个春节邓一群感觉有点憋气,本来是想回老家乡下过年的,孩子已经快三岁了,但他们还没有一起回去过。城里的春节越来越没节日的味道。陵州三年前就开始实行市区禁放烟花爆竹,于是整个除夕晚上你根本听不到热热闹闹的鞭炮声,而在乡下,农民们虽然不富裕,但他们却非常乐意燃放鞭炮,打从电视晚会一开始,你就可以听到外面的鞭炮响,这样,四乡八邻,一直到清晨,你都可以听到不绝于耳的鞭炮声。邓一群喜欢这种感觉。
邓一群的妈妈一直希望能看到自己的这个孙子,在她眼里,这个孙子简直就是龙种。邓一群是她生出来的一个能干而很有出息的儿子,那么由自己的儿子和城里高干家庭出身的媳妇生出来的孩子,无疑就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的宝贝。她还是在贝贝(孙子的小名)过周岁时候看过一次,那次是她到城里来。她知道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想来看一看,但儿子却写信让她不要来。她知道儿子有自己的考虑,再想到自己过去曾经给儿子添的那些麻烦和尴尬,也就作罢了。自己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心想:农村人就是不行啊,到处讨人嫌。不去看,也就算了,可是,她那个心里想啊,想,做梦的时候都能梦到孙子,常常半夜的时候就高兴醒了,再也睡不着。她梦里的孙子是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有一双非常明亮而有神的大眼睛。她梦见他会跑了,她梦见他会说话了,有一次她居然梦到孙子对她说:“奶奶好。”她乐坏了。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她逢人就说,自己梦到孙子了。村里人不知道她曾经有过的尴尬,于是就对她说:“邓奶奶你干吗不去看一看呢?”她就不好意思地说:“儿子媳妇工作都忙,我去了干什么?再说城里的生活(这个词是她从电视里新学来的)我一点也过不惯。”
那些人就说她不会享福。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终于有一天她忍受不住了,决定去城里。
为了能让自己再去城里时受到儿子媳妇的欢迎,她背上了几十斤家里做的花生油、红豆和面糕,还为孙子做了很多棉衣棉裤。那些棉衣用的都是雪白的新棉。她认为城里的那些绒衣并不暖和。但是当她到了之后却发现媳妇并不喜欢那些东西。肖如玉嫌那些棉衣做得太难看了,说根本就穿不出去。做的那个鞋子居然还是虎头鞋,花里胡哨。事实上她对那双鞋子很用心,她眼睛不好,那双鞋整整花了她半个月的时间。在乡下,小子是一定要穿虎头鞋的。城里没有虎头鞋。她原先以为媳妇会喜欢。
邓一群的妈妈到了城里,就住在亲家的家里,因为她的儿子媳妇都还是住在娘家。她那个高干亲家家里的老保姆已经走了,说是儿子媳妇威胁她,他们打算把她的老宅子拆掉。他们的家里现在新请了一位年轻的保姆,是个外地乡下的小姑娘,二十多岁,他们叫她小娜。邓一群的妈妈感觉小娜和过去那个老保姆完全不同,性格很夹生,对家里其他人都好,就是爱理不理她。没有人同她搭话,她很寂寞。亲家公亲家母都是那种有身份有文化的人,同她找不到什么共同语言。身份不同,语言也就不同。在那个家里过着一种没有语言的生活,无异于生活在一个囚笼里。而且,过去的那种气氛始终笼罩着她。所以,她只呆了四天,就又回到了乡下。
她不能呆在城里,后来她在心里彻底明白了。
城里的生活让她吃惊。
她临走的那一天,特地去看了一下刘正红,她有点不相信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乡下姑娘,能够同自己有文化的国家干部儿子一样,在城里立足,而且看起来好像还生活得很好,很有钱。身上的那些漂亮衣服不说,头上脚上还到处戴上了明晃晃的金器,那些东西乡下人什么时候能舍得买?邓一群没有对她说什么,但她能够感觉得到,刘正红现在很有钱,比在乡下时有钱多了,但是她却更坏了。她看见在她那个发廊里面有几个小房间,每个小间都有一张床。那些小姐也是妖里妖气的,不像是正经女子。在这样的城市里,儿子也会变坏吗?她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虑。
邓一群除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回老家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副处级干部了。他想回去让老家的那些乡下人见识见识。在机械厅,他已经成了一名灿烂的政治新星。从一个贫穷的农村学生到考进省城的重点高校,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到毕业分配留在省级机关,从一名小小的科员到副处长干部,多么不容易啊!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多好几倍的艰辛,他不能不为自己感到骄傲。想起过去,仿佛就像一场梦。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那个夏天,在校园里怎样地感到无助;怀着一种初生牛犊的精神,找到了那时几乎是高不可攀的虞秘书长,感受他的冷脸,一次一次地求他,直到自己下了一跪,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非常可耻;胆战心惊地来到时代大厦,到人事处报到;第一次休探亲假,在县城里的小小得意;和葛素芹在宿舍里的疯狂而隐秘的性爱;在阳光下去医院,带着复杂的心情陪她打胎;在电影院门前感受田小悦的失约而带来的不快;第一次去肖如玉家,感受她家门第的高贵;在邓阿姨家和她发生那样的事情到科技处后,他巧妙地利用关系把副处老潘搞下去,再把言子昌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机关里没有人明白言子昌为什么会那么地支持邓一群的工作,并且想方设法举荐他,很多出头露面的机会都乐于让给他。在众人眼里,邓一群是个很会做事的人,简直是尊重、善待老同志的优秀的青年代表,一定是把老言服侍得非常好,他才肯这样让贤。他们感觉言子昌这个人变了,变得大度而豁达了。而他过去是一个多么斤斤计较的人哪。没有人知道,事实上言子昌现在是多么地痛苦。他发现自己在处里已经处于被架空的位置,很多权力邓一群都代他行使了。换了别人,他早就要搞掉了,但邓一群不同。在心里,他有点怕这个年轻人。只要他一告发,他一世的英名就完了。他只能事事都要让他三分,迁就他,忍受他,还得赞扬他。在那种无奈的消沉里,他又去过那个地方两次,接受小姐的服务。每次都是胆战心惊,而每一次又都感觉新鲜异常。肉体上的轻松和心灵上的重负正好成反比。最近一次去的时候,接待他的是一位和他女儿年龄一样大的女子,那个女子的妖媚艳丽让他惊讶,在兴奋的同时,他又感到一种深深的罪恶。当他心怀罪恶,不能兴起时,她竟然用嘴去为他服务。在她妖冶的双唇下,他像一个畜生大汗淋漓。那天晚上,言子昌很迟才离开。离开的时候,他心里说:再也不来这个肮脏之地了,我怎么成了畜牲一样的东西?他是畜牲吗?如果他不是畜牲,那么就是别人都成了畜牲。
邓一群当然不会满足于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副处级干部。副处在处级这个位置上,就像一个副科在科级这个位置上一样,根本没有最终的决定权。权力的魅力,就在于你说话说了算。在科技处,他还没有尝过完全说话做主的滋味。感受这样的权力,真让他有隔靴搔痒的遗憾。所以,他希望自己能早一天升到正处的位置上。
两年科技处的副处,让邓一群感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做好一个部门的负责工作。两年来,他扪心自问,感觉做了不少事情。与他相比,他发现老言和老潘在工作上都有不少瑕疵。他才是个干事的人,能够把事情干好,自然也能把事情干坏(如果他想的话)。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就经常往龚厅长家里跑。跑跑有好处,所有的领导都吃这一套。他向龚厅汇报了处里的情况,方方面面,无所不谈。对这个家他现在已经熟悉得很了,他差不多是经常来,每次来都要带点礼物(有些礼物是不必自己花钱的,单位可以报销)。当然,他也花过大钱,那是在提拔当副处长前,送了一万块钱的红包。那些钱是他偷偷积下的私房,肖如玉不知道。这一万块钱,一下就缩短了他和龚厅长之间的距离。就像一个嫖客和妓女之间,你说他们的性具相隔多远?仅仅就是一张百元人民币之间的距离。龚厅长把他当作自家人,也不必客气,而龚夫人有什么小事更是乐于请他来帮忙,不论是下水道堵了还是排油烟机出了问题,邓一群都能解决,就像他过去在岳父母家常做的那样。
龚当然能够明白他的意思。他能理解他。当官也算是一种追求吧。像邓一群这样从农村出来的人,就更是这样了。一些当官者,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与城市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相比,农村出身的干部,更有坚韧性,更有恒心和毅力,由于出身的不同,他们向上爬的欲望更强烈,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当官更是从现实考虑,以个人的愿望是否得到满足为最高境界。一旦成功了,他们也就更会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尽管他能明白这样的道理,但他却真的不反感邓一群。从某些方面来说,虽然他们出身不同,但对权力的渴望却是一致的。
邓一群也发现龚厅长是喜欢他的,至少对他没有恶感。但对他这个问题,他却感到一时难以马上解决。当官者自有当官者的难处。龚怕招致机关的非议,再说,邓一群同他的关系也还并没有达到他不顾一切为他去解决的地步。邓一群明白,他不灰心。他知道只要自己继续努力,一定就能够实现。只要自己用心去做,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他有这样的感受。
乌纱帽,是要你去主动争取的,你不去,它是不会自己长腿跑到你头上的。
省里需要再派扶贫工作组的消息一传出,邓一群就感到一阵兴奋。这是一个机会。省里有很多干部,下去经过一年的扶贫,回来都能升上一级,正科升副处,副处升正处,正处回来很有可能就是副厅。知道这个消息的当天,邓一群就来到了人事处,问人事处长,自己能否去。人事处邢处长(新从一个大学调来的,不过四十岁的样子,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对人很客气,但邓一群知道那是他刚来的缘故,对机关里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没有搞清。一旦搞清了,知根知底,当是另一种模样了)笑笑,说,是的,省里正在进行,有我们机械厅的指标。要去的人很多,你最好写份书面报告来。邓一群忙问还有谁要去,邢处长笑笑,说,小赵小倪,甚至田小悦一个女同志的,都来报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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