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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今,巴金致黛莉七封信之谜,唯有一查到底。009年春节过后,我从晋东南返回省城。张发兄与我住在同一座楼里。月8日清晨,二人相见,只说了一个“走”字,便当下发动我那台4500越野车,出太原,赴宁武,要与王树森先生会合。
昨夜大雪纷飞,城里人毫不在意。我们驶抵髙速路人口处,方知全路封闭禁行。二人略作商议,决定改走老路08国道,经忻州而下宁武。全程不过二百公里,平日里不足为虑。
未料老国道上,天冻路滑司机怯,千百辆汽车,横扭竖拐,险情万状。如果不是张发兄路熟胆壮,又屡次下车疏导,且抄近道而行,当晚还真难以到达。
《宁武关》,老京剧当中一出经典剧目,唱响中国,还是民国四公子一张伯驹先生的最爱。
宁武作家王树森,人过中年,淳朴厚道。寒风中,他把自己裹严实了,独在城关等候多时。
见面拜了晚年,诸人坐定。王先生把初步调研细细一说,不由生出许多感慨:
先说那座曾经辉煌的“九进院”,历经六十多年风雨摧袭,早已烟塌火冷,七零八落,三不剩一了。如今山西仅存少量巨型民居院落,有幸得以重放异彩。究其存在原因,多在于它们一度成为各级党政军驻地之故。比如乔家大院,曾是晋中地委党校所在地;曹家大院,为公社政权占用;常家大院驻过军队,做过疗养院。而平遥古城保留完好,则因为当年斯地工业化程度不高,经济拓展缓慢,城关扩张从未迫在眉睫,人民很穷,县里无需花费大笔破城之资,去平息社会矛盾,庸人自扰,这才没有毁掉古城。其实,山西各处府州县治,原先多有巍峨古城在,平遥不过百分之一。灵石王家大院、阳城皇城相府,包括河边阎锡山故居等等古堡大院,则因在土改后搬入整村建制,房产传承稳定,也就得以保留了。而凡是地处城关内外,为市民杂居者,大多人户时变,公私无定,改造频繁,动辄拓占,说拆就拆,故在古城之内,鲜有巨府遗存。
宁武赵家九进院,乱中剩下少许,十分可惜。若问族人后代之命运,那更是凄风苦雨,惨不忍述了。宁武地属晋绥边区第六分区。抗战以后,一场政权大战,乃至连年阶级斗争以及残酷运动,人和人斗杀不止,你死我活,像赵家这等户族还会有个好吗?晋绥土改,是出了名的剧烈。所幸赵家早在1946年夏季即被没收资产,晋西北大土改尚未狂飙突进,中共晋绥分局在土改前期,还较为斯文地制定过一个《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印成小册子,意在讲究斗争政策,“保护中农利益,适当照顾中小地主和富农,注意区别情况,分类指导”。赵家解体,族人星散,各自逃亡而去。可怕的是到了次年月,众所周知,康生和陈伯达同赴晋西北,新一轮土改斗争立即直线升温。康、陈怒斥晋缓分局指导土改太“右倾”,说那些文件是“害死人的东西”,要“赶快把它烧了”!直至达到“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极“左”地步。当时有口号说: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即便开明绅士牛友兰和刘少白等名流,他们大力资助过中共军队,牛友兰的儿子还是主要中共干部之一,全家都很贤达,一到这时也难逃厄运。刘少白胞弟刘象坤,在斗争会上被当场打死,拋尸黄河。还有一说:康生曾经亲自下令抓来牛友兰训斥道:既然你姓牛,就得像对待牛一样对待你!实际惨况是:斗争会上,打手们用铁丝将牛友兰老先生的鼻子穿出血洞,又甩出绳子来,让他亲生的革命儿子牵“牛”游街!暴虐到人性黑洞最底部了。
不久,颁布《告农民书》向全区公布四大“惩办”标准,令人不忍相看:
一说“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瞒了封建、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二说“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三说“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四说“党、政、军、民和其他一切机关都混进了少数阶级异己分子,新恶霸、奸伪人员……大家要拿去怎样斗,就可以怎样斗”。
等于没标准!
顿时,晋西北大地在日寇肆虐之后,再一次变得血肉模糊起来。假如赵家人此时尚在宁武,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1947年月18日,中共中央分两路撒离延安。其中一路由刘少奇、朱德两书记率队,4月初东渡黄河,踏上晋西北大地,进入晋察冀老区,于7月初止步于西柏坡。此行期间,刘少奇曾与康生、贺龙、李井泉等人会合在血腥的晋绥土改运动中,一连三天调研切磋种种土改问题。一待立足西柏坡,刘少奇即抓紧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康生和陈伯达带着满腹土改经验赴会,与各大区领导人一起,共同推进全国土改。到10月10日,一部《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同时结合整党,要从组织上保证土改斗争的纯洁性。作家胡平曾对此评议道:“在极其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召开这次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空前的土地问题的会议,最突出地显示了土地改革在中国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位置……蒋介石王朝在大陆生存的最后一个机会,其实,是被这次大会给哗哗地冲... -->>
事到如今,巴金致黛莉七封信之谜,唯有一查到底。009年春节过后,我从晋东南返回省城。张发兄与我住在同一座楼里。月8日清晨,二人相见,只说了一个“走”字,便当下发动我那台4500越野车,出太原,赴宁武,要与王树森先生会合。
昨夜大雪纷飞,城里人毫不在意。我们驶抵髙速路人口处,方知全路封闭禁行。二人略作商议,决定改走老路08国道,经忻州而下宁武。全程不过二百公里,平日里不足为虑。
未料老国道上,天冻路滑司机怯,千百辆汽车,横扭竖拐,险情万状。如果不是张发兄路熟胆壮,又屡次下车疏导,且抄近道而行,当晚还真难以到达。
《宁武关》,老京剧当中一出经典剧目,唱响中国,还是民国四公子一张伯驹先生的最爱。
宁武作家王树森,人过中年,淳朴厚道。寒风中,他把自己裹严实了,独在城关等候多时。
见面拜了晚年,诸人坐定。王先生把初步调研细细一说,不由生出许多感慨:
先说那座曾经辉煌的“九进院”,历经六十多年风雨摧袭,早已烟塌火冷,七零八落,三不剩一了。如今山西仅存少量巨型民居院落,有幸得以重放异彩。究其存在原因,多在于它们一度成为各级党政军驻地之故。比如乔家大院,曾是晋中地委党校所在地;曹家大院,为公社政权占用;常家大院驻过军队,做过疗养院。而平遥古城保留完好,则因为当年斯地工业化程度不高,经济拓展缓慢,城关扩张从未迫在眉睫,人民很穷,县里无需花费大笔破城之资,去平息社会矛盾,庸人自扰,这才没有毁掉古城。其实,山西各处府州县治,原先多有巍峨古城在,平遥不过百分之一。灵石王家大院、阳城皇城相府,包括河边阎锡山故居等等古堡大院,则因在土改后搬入整村建制,房产传承稳定,也就得以保留了。而凡是地处城关内外,为市民杂居者,大多人户时变,公私无定,改造频繁,动辄拓占,说拆就拆,故在古城之内,鲜有巨府遗存。
宁武赵家九进院,乱中剩下少许,十分可惜。若问族人后代之命运,那更是凄风苦雨,惨不忍述了。宁武地属晋绥边区第六分区。抗战以后,一场政权大战,乃至连年阶级斗争以及残酷运动,人和人斗杀不止,你死我活,像赵家这等户族还会有个好吗?晋绥土改,是出了名的剧烈。所幸赵家早在1946年夏季即被没收资产,晋西北大土改尚未狂飙突进,中共晋绥分局在土改前期,还较为斯文地制定过一个《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印成小册子,意在讲究斗争政策,“保护中农利益,适当照顾中小地主和富农,注意区别情况,分类指导”。赵家解体,族人星散,各自逃亡而去。可怕的是到了次年月,众所周知,康生和陈伯达同赴晋西北,新一轮土改斗争立即直线升温。康、陈怒斥晋缓分局指导土改太“右倾”,说那些文件是“害死人的东西”,要“赶快把它烧了”!直至达到“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极“左”地步。当时有口号说: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即便开明绅士牛友兰和刘少白等名流,他们大力资助过中共军队,牛友兰的儿子还是主要中共干部之一,全家都很贤达,一到这时也难逃厄运。刘少白胞弟刘象坤,在斗争会上被当场打死,拋尸黄河。还有一说:康生曾经亲自下令抓来牛友兰训斥道:既然你姓牛,就得像对待牛一样对待你!实际惨况是:斗争会上,打手们用铁丝将牛友兰老先生的鼻子穿出血洞,又甩出绳子来,让他亲生的革命儿子牵“牛”游街!暴虐到人性黑洞最底部了。
不久,颁布《告农民书》向全区公布四大“惩办”标准,令人不忍相看:
一说“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瞒了封建、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二说“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三说“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四说“党、政、军、民和其他一切机关都混进了少数阶级异己分子,新恶霸、奸伪人员……大家要拿去怎样斗,就可以怎样斗”。
等于没标准!
顿时,晋西北大地在日寇肆虐之后,再一次变得血肉模糊起来。假如赵家人此时尚在宁武,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1947年月18日,中共中央分两路撒离延安。其中一路由刘少奇、朱德两书记率队,4月初东渡黄河,踏上晋西北大地,进入晋察冀老区,于7月初止步于西柏坡。此行期间,刘少奇曾与康生、贺龙、李井泉等人会合在血腥的晋绥土改运动中,一连三天调研切磋种种土改问题。一待立足西柏坡,刘少奇即抓紧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康生和陈伯达带着满腹土改经验赴会,与各大区领导人一起,共同推进全国土改。到10月10日,一部《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同时结合整党,要从组织上保证土改斗争的纯洁性。作家胡平曾对此评议道:“在极其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召开这次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空前的土地问题的会议,最突出地显示了土地改革在中国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位置……蒋介石王朝在大陆生存的最后一个机会,其实,是被这次大会给哗哗地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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