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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从政治上歧视她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了。
她仍做会计工作，但人们从政治上歧视她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了。
在那个严酷年代，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没完没了的政审。据黛莉老人回忆，光她知道和配合过的“宁武外调”，至少有过十八次到二十次。万幸者，她仅仅在太原读过书，在宁武并没有生活过，又从未参加过国民党或阎锡山的任何组织，因此每次运动，每次审干，每次调査，她尚且能在危如累卵的态势下，勉强保存“完卵”，因而也就保留了她和小赵健赖以生存的工资来源。
黛莉在“文革”前即任髙级会计之职，每月工资七十元左右。这在许多人看来，一老一小母女俩，挣这个数目的钱，本身就近乎罪恶，许多人把这娘儿俩嫉恨得要死。据女儿赵健说：1965年前后，经济形势缓解一些了，母亲除了喜欢读书看报，还喜欢独自一人穿戴整齐去逛一逛百货商场，有时当作散步，一逛好长时间。她当然希望生活得更好一点。这是什么人才有的习惯？贫下中农和城市贫民们，绝不这样做！坚决反对这样做！
一场接一场的大运动，人们瞪着血红的眼睛，与其说是査她政治，不如说是妒她经济，或者说，在完全公有制的条件下，政治命运和经济待遇两者简直不可分开，几乎是同一场斗争。长期以来，我们研究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的残酷性，总是很自然地侧重于政治倾向和帮派集团的斗争，更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容易忽视经济利益因素。事实上，运动中两大派，拼杀到你死我活而绝不罢休，与高度公有制条件下每个人的经济利益相关至密。谁若输了，对立派必将扣发工资，你们全家就艰难得活不下去。而各地造反之初，有一多半首发阵容，干脆就是向上要求落实经济补偿，而并非纠正什么“思想路线”。同理，“文革”运动也是公有制条件下的产物，其残酷程度，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搅在一起的。
赵黛莉母女俩，在长期运动中，尚且能够相拥喘息活下来，全凭这份工资了。令人感慨的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年轻时不参加任何组织，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事实上，黛莉后来已经被当作真正的“特务嫌疑”而被控制着，这相当可怕。遥想当年，国民党在贵州、云南、重庆、湖南、广西、浙江、福建等统治区，大力推行多项组织活动，高喊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等口号，许多青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三青团”或者“青年军”组织。这事儿放在1949年以后，随时可以要人性命，或者难逃牢狱之灾，多年劳动改造更是常见的事。
赵健深有惨痛记忆：同学们集体看罢电影《智取华山》，很快将赵母黛莉当作影片中女特务的翻版。事虽荒唐，却极痛苦，以至于别人打骂欺负，将其当作特务女儿来对待，仿佛这一切并非联想，而是现实，而是果真。
长期政审上下歧视，尚且不曾将人揪出来再三批斗，一旦1966年大风暴席卷而至，则完全撕去了一切面纱。西安古城，批斗打砸日趋疯狂。试想，在那场运动中，千千万万老革命，无数根红苗正之人，尚且难逃厄运，又何况种种“牛鬼蛇神”？批斗赵黛莉，更是家常便饭，不死也脱三层皮。老人回忆说，某次批斗会上，有一位挨斗职员因一点点小事，被暴打在地，连续者三，结果，第三次栽倒后，再也爬不起来，此人被当场活活打死。凶手们迅速将其烧掉，又把死者骨灰胡乱抛撒到西安护城河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在日夜不息的批斗中，赵黛莉的宿舍连续被抄多遍，抄出来几件旗袍或者好一点的衣服，几条长筒丝袜，两双髙跟鞋，还搞了公开的“罪恶”展览。最后，勉强收回来几张老照片，早被人用红笔打了叉，编号为5号、5号，其余则被糟蹋殆尽。可叹西安红卫兵之暴力，比起北京大兴、湖南道县以及我所熟悉的太行山等地，比起许多群体虐杀“牛鬼蛇神”的地方来，算是轻的了。深怀仇恨的人们啊，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黛莉是一位真正坚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黛莉能够活下来，实在是个奇迹。
她什么也不去多想，只想到自己绝不能死，绝不能胡乱承认各种罪名，因为她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她要为女儿活下去。
黛莉从少女时代起，就心仪自由，向往革命，追求进步'，崇尚独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一切，竟换来如此悲凉的结局。即使巴金先生本人，也备受凌辱，九死一生。更有许多大小知识分子、优秀作家死于非命。唔，还是那句话：革命吃掉自己的女儿。
屋子里渐渐暗下来，看看天色已晚。姝言悲娓，时复欷戯，黛莉的人生命运令人心潮难平：七十余载，风雨摧袭，世事迭变，时运多舛，她孤独无助，步履维艰，但她不软弱屈从。她是一位真正坚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作者赵瑜观赏黛莉章士旧相册。
她的身上涵盖着更真切的历史。
是的，黛莉终生未嫁。赵健也从未见过亲生父亲。
乱世佳人啊。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巴金先生致黛莉七封旧信，那么，当年黛莉女士致巴金先生的信件，是否还幸存于世呢？缺失了黛莉的表述，是一大遗憾。我明知希望甚小，但还是向赵家母女提出了这个问题“母女俩在沉默中摇摇头，眼中一片茫然。是啊，七十年风雨过去，这些信不在了，底稿也不在了，唯寄希望于巴金研究者们，今后留心吧。
经母女俩同意，我从赵家相册中抓紧翻拍了一些旧照片。要想把这个故事更完善地讲给和平年代的读者们，还需图文并茂，以利干和大家一起，共同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徤就职于西安建设银行，直至退休。西安城里，河南籍市民不少，赵健年轻时嫁给了一位实实在在的河南人，然后又生一女。这位女儿，我们都没有见到。唯祝她一切都好，希望她姥姥此生悲剧，真的不再重演。
我和李彬告别黛莉母女，下得楼来，整个西安古城车流滚滚，华灯万千。下班人群在匆匆之中，各自奔赴其家。街边一个乞讨者拉着二胡，不是《江河水》，而是流行曲调《走进新时代》。灯光缭乱处，行人步如飞。
1964年秋，巴金先生应山西作家邀请，曾到太原、大同、大寨、杏花村等地采风游历。不知他是否忆起了《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坡子街0号”有一位少女叫做黛莉，曾经与他往往来来写了一些信，说了许多话？这一切，竟不可考。
近来有报道说，以巴金名字命名的那颗小行星，正遨游在浩瀚无拫而朦昽迷茫的宇宙间。我由此联想，一位中国作家，历尽苦难，他终干彻底获得了自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祝福他们吧，热爱自由的人们。
009年10月太原—北京（未完待续）
但人们从政治上歧视她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了。
她仍做会计工作，但人们从政治上歧视她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了。
在那个严酷年代，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没完没了的政审。据黛莉老人回忆，光她知道和配合过的“宁武外调”，至少有过十八次到二十次。万幸者，她仅仅在太原读过书，在宁武并没有生活过，又从未参加过国民党或阎锡山的任何组织，因此每次运动，每次审干，每次调査，她尚且能在危如累卵的态势下，勉强保存“完卵”，因而也就保留了她和小赵健赖以生存的工资来源。
黛莉在“文革”前即任髙级会计之职，每月工资七十元左右。这在许多人看来，一老一小母女俩，挣这个数目的钱，本身就近乎罪恶，许多人把这娘儿俩嫉恨得要死。据女儿赵健说：1965年前后，经济形势缓解一些了，母亲除了喜欢读书看报，还喜欢独自一人穿戴整齐去逛一逛百货商场，有时当作散步，一逛好长时间。她当然希望生活得更好一点。这是什么人才有的习惯？贫下中农和城市贫民们，绝不这样做！坚决反对这样做！
一场接一场的大运动，人们瞪着血红的眼睛，与其说是査她政治，不如说是妒她经济，或者说，在完全公有制的条件下，政治命运和经济待遇两者简直不可分开，几乎是同一场斗争。长期以来，我们研究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的残酷性，总是很自然地侧重于政治倾向和帮派集团的斗争，更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容易忽视经济利益因素。事实上，运动中两大派，拼杀到你死我活而绝不罢休，与高度公有制条件下每个人的经济利益相关至密。谁若输了，对立派必将扣发工资，你们全家就艰难得活不下去。而各地造反之初，有一多半首发阵容，干脆就是向上要求落实经济补偿，而并非纠正什么“思想路线”。同理，“文革”运动也是公有制条件下的产物，其残酷程度，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搅在一起的。
赵黛莉母女俩，在长期运动中，尚且能够相拥喘息活下来，全凭这份工资了。令人感慨的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年轻时不参加任何组织，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事实上，黛莉后来已经被当作真正的“特务嫌疑”而被控制着，这相当可怕。遥想当年，国民党在贵州、云南、重庆、湖南、广西、浙江、福建等统治区，大力推行多项组织活动，高喊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等口号，许多青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三青团”或者“青年军”组织。这事儿放在1949年以后，随时可以要人性命，或者难逃牢狱之灾，多年劳动改造更是常见的事。
赵健深有惨痛记忆：同学们集体看罢电影《智取华山》，很快将赵母黛莉当作影片中女特务的翻版。事虽荒唐，却极痛苦，以至于别人打骂欺负，将其当作特务女儿来对待，仿佛这一切并非联想，而是现实，而是果真。
长期政审上下歧视，尚且不曾将人揪出来再三批斗，一旦1966年大风暴席卷而至，则完全撕去了一切面纱。西安古城，批斗打砸日趋疯狂。试想，在那场运动中，千千万万老革命，无数根红苗正之人，尚且难逃厄运，又何况种种“牛鬼蛇神”？批斗赵黛莉，更是家常便饭，不死也脱三层皮。老人回忆说，某次批斗会上，有一位挨斗职员因一点点小事，被暴打在地，连续者三，结果，第三次栽倒后，再也爬不起来，此人被当场活活打死。凶手们迅速将其烧掉，又把死者骨灰胡乱抛撒到西安护城河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在日夜不息的批斗中，赵黛莉的宿舍连续被抄多遍，抄出来几件旗袍或者好一点的衣服，几条长筒丝袜，两双髙跟鞋，还搞了公开的“罪恶”展览。最后，勉强收回来几张老照片，早被人用红笔打了叉，编号为5号、5号，其余则被糟蹋殆尽。可叹西安红卫兵之暴力，比起北京大兴、湖南道县以及我所熟悉的太行山等地，比起许多群体虐杀“牛鬼蛇神”的地方来，算是轻的了。深怀仇恨的人们啊，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黛莉是一位真正坚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黛莉能够活下来，实在是个奇迹。
她什么也不去多想，只想到自己绝不能死，绝不能胡乱承认各种罪名，因为她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她要为女儿活下去。
黛莉从少女时代起，就心仪自由，向往革命，追求进步'，崇尚独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一切，竟换来如此悲凉的结局。即使巴金先生本人，也备受凌辱，九死一生。更有许多大小知识分子、优秀作家死于非命。唔，还是那句话：革命吃掉自己的女儿。
屋子里渐渐暗下来，看看天色已晚。姝言悲娓，时复欷戯，黛莉的人生命运令人心潮难平：七十余载，风雨摧袭，世事迭变，时运多舛，她孤独无助，步履维艰，但她不软弱屈从。她是一位真正坚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作者赵瑜观赏黛莉章士旧相册。
她的身上涵盖着更真切的历史。
是的，黛莉终生未嫁。赵健也从未见过亲生父亲。
乱世佳人啊。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巴金先生致黛莉七封旧信，那么，当年黛莉女士致巴金先生的信件，是否还幸存于世呢？缺失了黛莉的表述，是一大遗憾。我明知希望甚小，但还是向赵家母女提出了这个问题“母女俩在沉默中摇摇头，眼中一片茫然。是啊，七十年风雨过去，这些信不在了，底稿也不在了，唯寄希望于巴金研究者们，今后留心吧。
经母女俩同意，我从赵家相册中抓紧翻拍了一些旧照片。要想把这个故事更完善地讲给和平年代的读者们，还需图文并茂，以利干和大家一起，共同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徤就职于西安建设银行，直至退休。西安城里，河南籍市民不少，赵健年轻时嫁给了一位实实在在的河南人，然后又生一女。这位女儿，我们都没有见到。唯祝她一切都好，希望她姥姥此生悲剧，真的不再重演。
我和李彬告别黛莉母女，下得楼来，整个西安古城车流滚滚，华灯万千。下班人群在匆匆之中，各自奔赴其家。街边一个乞讨者拉着二胡，不是《江河水》，而是流行曲调《走进新时代》。灯光缭乱处，行人步如飞。
1964年秋，巴金先生应山西作家邀请，曾到太原、大同、大寨、杏花村等地采风游历。不知他是否忆起了《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坡子街0号”有一位少女叫做黛莉，曾经与他往往来来写了一些信，说了许多话？这一切，竟不可考。
近来有报道说，以巴金名字命名的那颗小行星，正遨游在浩瀚无拫而朦昽迷茫的宇宙间。我由此联想，一位中国作家，历尽苦难，他终干彻底获得了自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祝福他们吧，热爱自由的人们。
009年10月太原—北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