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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他们渐渐地失望起来，甚至厌恶起来，疏远起来，当然他也一次次地碰壁，一次次地失败。只是孔子特别有韧性，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好的，他只是为了社会稳定、为了百姓安宁去推行他的主张，他不需要去巴结他们，讨好他们，他一再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成为老百姓德行方面的表率，以德服人，使人民能奉行统治者规定的法令。那些德行不好的君主和大臣，当然是不足与之相谋的。
孔子的弟子冉有曾对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康子说：“先生（孔子）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任用他，一定会有成效，对老百姓有好处，连鬼神也找不出毛病；但如果不合他的心意，即使两万五千户封地这样厚的爵赏，他也不会动心。”确如弟子所言，孔子既没有讨好统治者的逢迎阿谀之词，也没有投靠统治者的低三下四之行。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为社稷苍生服务的责任，为着这份责任，他希望统治者能采纳他的主张，或任用他。所以，当统治者无意任用他的时候，他便毅然离去，正如他自己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主张不同，就不能谋划商量）“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我，我就去干；不用我，就隐藏起来）。直到晚年把几乎全部的精力用在了文化教育事业上，孔子的思想和人格始终是独立的、自由的，他没有依附于谁，没有屈从于谁，而且，他还培养了一批特行独立的知识分子。
春秋时期兴起了“私学”而集“私学”大成的则是孔子。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我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因为它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局面，打破了教育对人的地位贵贱高低、天资优劣智愚、地域远近、善恶不同等等条件的限制，使得老百姓都有可能受到教育，颇有一些普及教育的味道，在客观上适应了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需要，这也是孔子在教育上一个突出的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他曾经表示：谁只要主动向他行一定的拜师礼，就可以做他的学生。孔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弟子中有鲁国的贵族孟懿子，鲁国的平民颜回，卫国富商子贡，鲁国的穷汉子原宪，宋国人司马耕，陈国人子张，还有鲁钝一点的曾参，愚笨一点的高柴
孔子积极践行自己的教育主张，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更重要的是，孔子所培养的弟子，既不是世袭的当朝权贵，也不是普通的劳动者；既不是仰人鼻息的可怜虫，也不是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他们是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有着“仁”的理念，有着独立人格，有着自由思想，肩负着批判使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不为富贵迷失人生方向的大丈夫，不为贫贱改变追求目标的大丈夫，不为强权丧失个人气节的大丈夫。
周游列国的途中，孔子一行被乱兵包围，情况非常窘迫，孔子有意考验自己的弟子们：“难道我的‘道’不对吗？我们为什么落得这样一个结果？”颜回回答说：“先生的‘道’是大道，所以不能被天下所容！虽然如此，先生却能够坚持不懈地去推行它，坚持不懈地推行它而不被容纳，不被容纳才能看出谁是真正的君子！有‘道’不去修习，那是我们的耻辱；修习完善后不被使用，那是国君的耻辱！”这段话说得是多么地铁骨铮铮，多么地自信自强，多么地掷地有声！难怪孔子听了非常高兴，幽默地说：“说得好啊，颜家小伙子！将来你发了财，我就替你赶车吧！”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是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当作了改造社会的武器，批判腐朽的武器，他们的学术和文化没有依附于统治者，没有依附于政权，相反，他们要肩负起社会的道义和良心，用文化来修正统治者的错误，修正政权的错误；惟有这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惟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中西方皆然，古今亦然。可惜到后来——中国的后来，这种骨气没有了，文化变成了依附于政权的文化，知识分子变成了依附于统治者的知识分子，它们都摇身一变成了帝王的御用工具。于是，便有荀子以“利君”为标准的“忠”君“顺”君的“臣道”便有荀子抛弃孔子的“仁”和“义”抛弃孟子的“舍生取义”怀揣着改造过完善过的儒家学说——冷酷无情的君主专制理论，不顾年老，不辞辛苦地跑到秦国兜售，眼巴巴地盼望着秦王“独尊儒术”“并由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变成了血淋淋的政治现实，并且这种血淋淋的政治体制竟延续了两千多年”（鲍鹏山养在深闺人未识）。
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什么是“仁”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爱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立身，就要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要通达，也要帮助别人通达），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干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孔子出身贵族，尽管也有很较强的等级观念，极力维护当时的等级制度，但在那个身处贱视民命、有着野蛮的人祭和人殉制度的奴隶制社会，孔子却将“仁”——“仁”“从二，从人”它揭示了世界上除了你以外，还有与你相同的人的存在——作为自己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作为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也作为自己治理国家的政治理想，体现出了极强的尊重生命的意识，显示出不同于一般贵族的平民情怀，这一点非常不容易，非常进步，并且远远超前于那个时代，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在奴隶社会，奴隶的价格是很低的，甚至不如一匹马，不如一头牛，不如一只羊但在孔子的眼里，这些奴隶都获得了人的尊严，他们都是和大家一样的活生生的生命，有思想的生命，应该被我们关心和尊重的生命。奴隶主们非常残酷地压榨奴隶，还在自己死后把奴隶们当作殉葬品活埋了。孔子对此非常不满，他不仅反对用活人殉葬，而且还批评用木偶（俑）殉葬，他说“俑者不仁”他还用诅咒的口吻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第一个发明用陶俑殉葬的人，他大概不会有后代吧)——因为俑是仿照人的形象造出来的，用它来殉葬，孔子认为这是亵渎了人的尊严，所以“始作俑者”应该受到诅咒。要知道，古人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孔子对贱视奴隶尊严和生命的现象是特别痛恨的。
孔子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希望统治者能够“爱民”、“富民”反对他们过重地压榨人民。一次，孔子从泰山旁边经过，看到一个妇女在墓前痛哭，便叫随行的子路上前询问原由。妇女说，过去她的公公和丈夫先后死于虎患，现在儿子又死于虎患。孔子问她为什么不离开这个虎患严重的地方迁到别处去生活，妇女说，因为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听了，深有感触地对弟子们说：“唉，苛政比老虎还凶猛啊！”
除过理想主义的情怀、侠义的气概、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批判的精神和超人的毅力之外，孔子也有作为一般人平凡的一面，他和常人一样有过烦恼，有过痛苦，经历过挫折，遭受过失败，甚至被人嘲笑和奚落。
公元前523年，当孔子第一次参加鲁国的祭礼大典，进入祭祀周公旦的太庙时，每件事都要问问别人，仔细弄清楚。有人嘲笑他说：“谁说陬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懂得典礼的礼节呢？他到了鲁国的太庙，样样都问来问去。”周游列国毫无成果，孔子只得带着弟子们疲惫地返回鲁国。结果子路掉了队，在赶路途中遇到一个拄拐背筐的老人，便问看到他的老师孔子了没有。老人冷冷地回答子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老师不老师的。”这话分明是讥讽孔子的。
孔子也有生气发怒的时候，甚至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将喜怒之情形之于色。孔子和弟子们刚到卫国，好干政弄权的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很想借重孔子的威望抬高自己，便召见孔子。不过南子的私生活很不严肃，名声不好，但她极得卫灵公的宠爱，孔子难以谢绝她，只得应命而往。孔子回到住所，秉性率直的子路非常不高兴，埋怨孔子竟私自拜见了名声不好的南子。孔子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便向弟子发誓道：“假如我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的话，让老天爷厌弃我吧！让老天爷厌弃我吧！”
孔子即使在国君面前也敢于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一次，卫灵公与南子同车出游，为了表示对孔子的亲近，他让孔子坐在紧跟着的另一辆车上。车队招摇过市，孔子觉得这简直是自己的奇耻大辱，便寻机讥讽卫灵公说：“我可没有见过爱慕德行像爱慕美色那样热切的人啊！”
孔子有凡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也有常人的各种各样的缺点；有铁肩担道义的哲人情怀，也有妙手“著文章”的书生意气；有政治家的博大胸襟，也有教育家的人生智慧。这样的一个孔子，才是血肉丰满的孔子，才是历史本来记忆中的真实的孔子。
孔子为实现自己济时救世的理想，奔走呼号于列国之间，虽然碰得头破血流，但却始终没有停止匆匆的脚步，从政不成，他就改借文化教育事业造福于后世。庄严肃穆的孔庙，戴上了统治者精神枷锁的孔庙，将孔子装扮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圣人。圣人是没有缺点的，圣人是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这样，孔子便成了一个个被陈放在文庙中受万众跪拜的偶像，成了受万世崇敬的“教主”
还原孔子的真实身份，实际上毫不损伤孔子人格的伟大和他思想的崇高，也更有利于我们认识一个真实可爱的孔子。我要说的是，当荀子将孔子思想学说发展到形成一整套适合专制统治的内法而外儒的血淋淋的政治理论、准备卖于帝王家的时候，当广川人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实行思想上的一元化统治的时候，当宋明理学大谈心性之学、并且宣扬绝对的愚忠愚孝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妇女“贞节观”的时候，当明清政府以八股文为标准开科取士、绝对化禁锢人民的思想的时候，虽然其中也不乏对孔子思想学术发展的成分，但这已不是纯粹的孔子的思想，同样，他们引申阐发出来的没落乃至反动的东西，也不能由孔子来负责——虽然孔子思想学说中存在着保守、落后的属于糟粕的东西。因此，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一部分学者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特别是为了反对袁世凯提出的尊孔读经活动而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致于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的时候，这样的现象后来又在文革中“梅开二度”并且全社会高唱“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政治口号的时候，不能不说是发生了历史性的误会乃至倒退。因为“专制制度就其本质来说，它是个体制问题，而不是个思想道德或意识形态的问题。体制不改变，意识形态会变换花样地存在下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批判过的政治服从、注经学术、等级关系、男尊女卑这些东西，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后来的年代里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空前的个人崇拜。”（刘济生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
孔子的学术思想如同孔子一样，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和缺点，但是毫无疑问，孔子的思想是伟大的，是异常丰富的。孔子伟大而丰富的学术思想，已经被学者们变成了各类厚厚的辞典和学术著作，实际上，它比这些辞典和著作还要博大得多，精深得多，丰富得多，只是统治者仅仅从他的思想里面抽取了有利于他们统治的那么一点点思想。孔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孔子憎恶苛政，崇尚“礼治”和“仁”“义”但他们根本不在乎孔子对苛政的批评，也根本不用孔子的思想来治国。他们利用孔子思想重于强调人的义务轻于言谈人的权利的特点，对其进行巧妙的篡改，使它沦落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工具，从而有效地统治中国人。结果使后世的中国人不敢超越统治者设定的重重规范，稍有超越便被视为异端，稍有超越便会碰得头破血流。当然，这不能归罪于孔子，就像是杀人犯拿菜刀杀了人，我们不能归罪于卖菜刀的人一样。
五
真实的孔子、我想象中的孔子，离孔庙里的孔子实在存在着太大的差距，这让我非常地失望。
我想，孔子的住宅，应该是和孔子的性格一致的，就像孔子坐于弟子身旁传授知识那样地和蔼可亲；应该和孔子的气质是一致的，就像孔子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列国之间那样倔强质朴。否则，它怎么能够吸引那么多的弟子来这里向孔子求教学习？孔庙的树木草虫砖瓦应该是富有灵性的，不然，怎么能够滋养出这么深厚的学问来？可事实是它们被一朝又一朝的强权装扮成了一副严整刻板的面孔，像皇宫一样充满了官僚习气，充满了强权个性，甚至充满了腐朽之气。
我想让自己的心绪稍微平静一下，可是前面是人，后面是人，左右都是人，我无法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抬头时发现了一棵棵的柏树，我像找到了救星一样地兴奋，我以为找到了可以安慰我心灵的良药，可不一会儿我便又犯难了，这些柏树既不能成为我走累了可以休息的一个依靠，也无法为我提供一点阴凉的庇护。这些柏树和孔庙里的任何砖头、木头、石头一样，都有着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它们也都沾了孔子的光，成了文物，上面挂上了“工作证”“工作证”上一本正经地标注着姓名、年龄等相关的信息，由此可见它们很金贵，不能随便动的。况且，它们一棵棵都已老态龙钟，都已灰头土脸，大部分已经秃顶，稀疏的叶子耷拉在枝头，毫无光泽可言，也没有飞鸟栖息。更有甚者，早已肾虚阴亏，内里中空，有的已经直不起腰来，只能依靠人工搭建的木架子、水泥柱子和钢管支架故作顽强地挺立着，以接受虔诚的人们的顶礼膜拜。
它们分明是老了，分明充满了暮气，分明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可是它们依然故作顽强地挺立着，它们还没有一点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意思，它们端庄地依靠在木架子、水泥柱子和钢管支架上，胸前挂着“工作证”和这里的每一座殿堂、每一块石碑、每一尊礼器、每一寸土地一样，非常投入地接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陶醉在人们的顶礼膜拜之中。这也许是一种灿烂，一种由专制、强权、虚伪和腐朽精心编制出来的灿烂。那帮家伙把孔子强行整容，并且让他大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经文，以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使自己的皇位稳固，帝业永恒，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帝业在一次又一次的反专制斗争中被打得鼻青脸肿，最终埋葬在了历史的废墟堆里，而被他们篡改修正、精心树立的偶像却在腐朽、虚伪的躯壳支撑下得以生存，达到永恒，至今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并且逐渐地走近真实。
我喜欢那种质朴的灿烂，就像孔子的人格一样，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当哭则哭，当笑则笑，在喜怒哀乐的背后，掩藏的是深刻，是神圣，是智慧，是永恒。
我不知道，如果孔子见到眼前的这种“辉煌”场面，他老人家会作何感想。可事实上这只能是我的胡思乱想，孔子是不可能看见的，因为历史不可能假设，它总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虽然有时候看起来非常荒诞。
荒诞借助于生活来诠释真实，真实依存于腐朽来达到永恒，这也许是生活的另外一种辩证法。
，他对他们渐渐地失望起来，甚至厌恶起来，疏远起来，当然他也一次次地碰壁，一次次地失败。只是孔子特别有韧性，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好的，他只是为了社会稳定、为了百姓安宁去推行他的主张，他不需要去巴结他们，讨好他们，他一再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成为老百姓德行方面的表率，以德服人，使人民能奉行统治者规定的法令。那些德行不好的君主和大臣，当然是不足与之相谋的。
孔子的弟子冉有曾对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康子说：“先生（孔子）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任用他，一定会有成效，对老百姓有好处，连鬼神也找不出毛病；但如果不合他的心意，即使两万五千户封地这样厚的爵赏，他也不会动心。”确如弟子所言，孔子既没有讨好统治者的逢迎阿谀之词，也没有投靠统治者的低三下四之行。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为社稷苍生服务的责任，为着这份责任，他希望统治者能采纳他的主张，或任用他。所以，当统治者无意任用他的时候，他便毅然离去，正如他自己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主张不同，就不能谋划商量）“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我，我就去干；不用我，就隐藏起来）。直到晚年把几乎全部的精力用在了文化教育事业上，孔子的思想和人格始终是独立的、自由的，他没有依附于谁，没有屈从于谁，而且，他还培养了一批特行独立的知识分子。
春秋时期兴起了“私学”而集“私学”大成的则是孔子。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我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因为它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局面，打破了教育对人的地位贵贱高低、天资优劣智愚、地域远近、善恶不同等等条件的限制，使得老百姓都有可能受到教育，颇有一些普及教育的味道，在客观上适应了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需要，这也是孔子在教育上一个突出的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他曾经表示：谁只要主动向他行一定的拜师礼，就可以做他的学生。孔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弟子中有鲁国的贵族孟懿子，鲁国的平民颜回，卫国富商子贡，鲁国的穷汉子原宪，宋国人司马耕，陈国人子张，还有鲁钝一点的曾参，愚笨一点的高柴
孔子积极践行自己的教育主张，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更重要的是，孔子所培养的弟子，既不是世袭的当朝权贵，也不是普通的劳动者；既不是仰人鼻息的可怜虫，也不是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他们是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有着“仁”的理念，有着独立人格，有着自由思想，肩负着批判使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不为富贵迷失人生方向的大丈夫，不为贫贱改变追求目标的大丈夫，不为强权丧失个人气节的大丈夫。
周游列国的途中，孔子一行被乱兵包围，情况非常窘迫，孔子有意考验自己的弟子们：“难道我的‘道’不对吗？我们为什么落得这样一个结果？”颜回回答说：“先生的‘道’是大道，所以不能被天下所容！虽然如此，先生却能够坚持不懈地去推行它，坚持不懈地推行它而不被容纳，不被容纳才能看出谁是真正的君子！有‘道’不去修习，那是我们的耻辱；修习完善后不被使用，那是国君的耻辱！”这段话说得是多么地铁骨铮铮，多么地自信自强，多么地掷地有声！难怪孔子听了非常高兴，幽默地说：“说得好啊，颜家小伙子！将来你发了财，我就替你赶车吧！”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是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当作了改造社会的武器，批判腐朽的武器，他们的学术和文化没有依附于统治者，没有依附于政权，相反，他们要肩负起社会的道义和良心，用文化来修正统治者的错误，修正政权的错误；惟有这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惟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中西方皆然，古今亦然。可惜到后来——中国的后来，这种骨气没有了，文化变成了依附于政权的文化，知识分子变成了依附于统治者的知识分子，它们都摇身一变成了帝王的御用工具。于是，便有荀子以“利君”为标准的“忠”君“顺”君的“臣道”便有荀子抛弃孔子的“仁”和“义”抛弃孟子的“舍生取义”怀揣着改造过完善过的儒家学说——冷酷无情的君主专制理论，不顾年老，不辞辛苦地跑到秦国兜售，眼巴巴地盼望着秦王“独尊儒术”“并由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变成了血淋淋的政治现实，并且这种血淋淋的政治体制竟延续了两千多年”（鲍鹏山养在深闺人未识）。
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什么是“仁”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爱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立身，就要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要通达，也要帮助别人通达），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干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孔子出身贵族，尽管也有很较强的等级观念，极力维护当时的等级制度，但在那个身处贱视民命、有着野蛮的人祭和人殉制度的奴隶制社会，孔子却将“仁”——“仁”“从二，从人”它揭示了世界上除了你以外，还有与你相同的人的存在——作为自己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作为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也作为自己治理国家的政治理想，体现出了极强的尊重生命的意识，显示出不同于一般贵族的平民情怀，这一点非常不容易，非常进步，并且远远超前于那个时代，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在奴隶社会，奴隶的价格是很低的，甚至不如一匹马，不如一头牛，不如一只羊但在孔子的眼里，这些奴隶都获得了人的尊严，他们都是和大家一样的活生生的生命，有思想的生命，应该被我们关心和尊重的生命。奴隶主们非常残酷地压榨奴隶，还在自己死后把奴隶们当作殉葬品活埋了。孔子对此非常不满，他不仅反对用活人殉葬，而且还批评用木偶（俑）殉葬，他说“俑者不仁”他还用诅咒的口吻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第一个发明用陶俑殉葬的人，他大概不会有后代吧)——因为俑是仿照人的形象造出来的，用它来殉葬，孔子认为这是亵渎了人的尊严，所以“始作俑者”应该受到诅咒。要知道，古人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孔子对贱视奴隶尊严和生命的现象是特别痛恨的。
孔子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希望统治者能够“爱民”、“富民”反对他们过重地压榨人民。一次，孔子从泰山旁边经过，看到一个妇女在墓前痛哭，便叫随行的子路上前询问原由。妇女说，过去她的公公和丈夫先后死于虎患，现在儿子又死于虎患。孔子问她为什么不离开这个虎患严重的地方迁到别处去生活，妇女说，因为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听了，深有感触地对弟子们说：“唉，苛政比老虎还凶猛啊！”
除过理想主义的情怀、侠义的气概、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批判的精神和超人的毅力之外，孔子也有作为一般人平凡的一面，他和常人一样有过烦恼，有过痛苦，经历过挫折，遭受过失败，甚至被人嘲笑和奚落。
公元前523年，当孔子第一次参加鲁国的祭礼大典，进入祭祀周公旦的太庙时，每件事都要问问别人，仔细弄清楚。有人嘲笑他说：“谁说陬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懂得典礼的礼节呢？他到了鲁国的太庙，样样都问来问去。”周游列国毫无成果，孔子只得带着弟子们疲惫地返回鲁国。结果子路掉了队，在赶路途中遇到一个拄拐背筐的老人，便问看到他的老师孔子了没有。老人冷冷地回答子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老师不老师的。”这话分明是讥讽孔子的。
孔子也有生气发怒的时候，甚至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将喜怒之情形之于色。孔子和弟子们刚到卫国，好干政弄权的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很想借重孔子的威望抬高自己，便召见孔子。不过南子的私生活很不严肃，名声不好，但她极得卫灵公的宠爱，孔子难以谢绝她，只得应命而往。孔子回到住所，秉性率直的子路非常不高兴，埋怨孔子竟私自拜见了名声不好的南子。孔子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便向弟子发誓道：“假如我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的话，让老天爷厌弃我吧！让老天爷厌弃我吧！”
孔子即使在国君面前也敢于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一次，卫灵公与南子同车出游，为了表示对孔子的亲近，他让孔子坐在紧跟着的另一辆车上。车队招摇过市，孔子觉得这简直是自己的奇耻大辱，便寻机讥讽卫灵公说：“我可没有见过爱慕德行像爱慕美色那样热切的人啊！”
孔子有凡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也有常人的各种各样的缺点；有铁肩担道义的哲人情怀，也有妙手“著文章”的书生意气；有政治家的博大胸襟，也有教育家的人生智慧。这样的一个孔子，才是血肉丰满的孔子，才是历史本来记忆中的真实的孔子。
孔子为实现自己济时救世的理想，奔走呼号于列国之间，虽然碰得头破血流，但却始终没有停止匆匆的脚步，从政不成，他就改借文化教育事业造福于后世。庄严肃穆的孔庙，戴上了统治者精神枷锁的孔庙，将孔子装扮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圣人。圣人是没有缺点的，圣人是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这样，孔子便成了一个个被陈放在文庙中受万众跪拜的偶像，成了受万世崇敬的“教主”
还原孔子的真实身份，实际上毫不损伤孔子人格的伟大和他思想的崇高，也更有利于我们认识一个真实可爱的孔子。我要说的是，当荀子将孔子思想学说发展到形成一整套适合专制统治的内法而外儒的血淋淋的政治理论、准备卖于帝王家的时候，当广川人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实行思想上的一元化统治的时候，当宋明理学大谈心性之学、并且宣扬绝对的愚忠愚孝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妇女“贞节观”的时候，当明清政府以八股文为标准开科取士、绝对化禁锢人民的思想的时候，虽然其中也不乏对孔子思想学术发展的成分，但这已不是纯粹的孔子的思想，同样，他们引申阐发出来的没落乃至反动的东西，也不能由孔子来负责——虽然孔子思想学说中存在着保守、落后的属于糟粕的东西。因此，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一部分学者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特别是为了反对袁世凯提出的尊孔读经活动而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致于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的时候，这样的现象后来又在文革中“梅开二度”并且全社会高唱“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政治口号的时候，不能不说是发生了历史性的误会乃至倒退。因为“专制制度就其本质来说，它是个体制问题，而不是个思想道德或意识形态的问题。体制不改变，意识形态会变换花样地存在下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批判过的政治服从、注经学术、等级关系、男尊女卑这些东西，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后来的年代里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空前的个人崇拜。”（刘济生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
孔子的学术思想如同孔子一样，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和缺点，但是毫无疑问，孔子的思想是伟大的，是异常丰富的。孔子伟大而丰富的学术思想，已经被学者们变成了各类厚厚的辞典和学术著作，实际上，它比这些辞典和著作还要博大得多，精深得多，丰富得多，只是统治者仅仅从他的思想里面抽取了有利于他们统治的那么一点点思想。孔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孔子憎恶苛政，崇尚“礼治”和“仁”“义”但他们根本不在乎孔子对苛政的批评，也根本不用孔子的思想来治国。他们利用孔子思想重于强调人的义务轻于言谈人的权利的特点，对其进行巧妙的篡改，使它沦落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工具，从而有效地统治中国人。结果使后世的中国人不敢超越统治者设定的重重规范，稍有超越便被视为异端，稍有超越便会碰得头破血流。当然，这不能归罪于孔子，就像是杀人犯拿菜刀杀了人，我们不能归罪于卖菜刀的人一样。
五
真实的孔子、我想象中的孔子，离孔庙里的孔子实在存在着太大的差距，这让我非常地失望。
我想，孔子的住宅，应该是和孔子的性格一致的，就像孔子坐于弟子身旁传授知识那样地和蔼可亲；应该和孔子的气质是一致的，就像孔子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列国之间那样倔强质朴。否则，它怎么能够吸引那么多的弟子来这里向孔子求教学习？孔庙的树木草虫砖瓦应该是富有灵性的，不然，怎么能够滋养出这么深厚的学问来？可事实是它们被一朝又一朝的强权装扮成了一副严整刻板的面孔，像皇宫一样充满了官僚习气，充满了强权个性，甚至充满了腐朽之气。
我想让自己的心绪稍微平静一下，可是前面是人，后面是人，左右都是人，我无法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抬头时发现了一棵棵的柏树，我像找到了救星一样地兴奋，我以为找到了可以安慰我心灵的良药，可不一会儿我便又犯难了，这些柏树既不能成为我走累了可以休息的一个依靠，也无法为我提供一点阴凉的庇护。这些柏树和孔庙里的任何砖头、木头、石头一样，都有着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它们也都沾了孔子的光，成了文物，上面挂上了“工作证”“工作证”上一本正经地标注着姓名、年龄等相关的信息，由此可见它们很金贵，不能随便动的。况且，它们一棵棵都已老态龙钟，都已灰头土脸，大部分已经秃顶，稀疏的叶子耷拉在枝头，毫无光泽可言，也没有飞鸟栖息。更有甚者，早已肾虚阴亏，内里中空，有的已经直不起腰来，只能依靠人工搭建的木架子、水泥柱子和钢管支架故作顽强地挺立着，以接受虔诚的人们的顶礼膜拜。
它们分明是老了，分明充满了暮气，分明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可是它们依然故作顽强地挺立着，它们还没有一点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意思，它们端庄地依靠在木架子、水泥柱子和钢管支架上，胸前挂着“工作证”和这里的每一座殿堂、每一块石碑、每一尊礼器、每一寸土地一样，非常投入地接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陶醉在人们的顶礼膜拜之中。这也许是一种灿烂，一种由专制、强权、虚伪和腐朽精心编制出来的灿烂。那帮家伙把孔子强行整容，并且让他大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经文，以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使自己的皇位稳固，帝业永恒，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帝业在一次又一次的反专制斗争中被打得鼻青脸肿，最终埋葬在了历史的废墟堆里，而被他们篡改修正、精心树立的偶像却在腐朽、虚伪的躯壳支撑下得以生存，达到永恒，至今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并且逐渐地走近真实。
我喜欢那种质朴的灿烂，就像孔子的人格一样，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当哭则哭，当笑则笑，在喜怒哀乐的背后，掩藏的是深刻，是神圣，是智慧，是永恒。
我不知道，如果孔子见到眼前的这种“辉煌”场面，他老人家会作何感想。可事实上这只能是我的胡思乱想，孔子是不可能看见的，因为历史不可能假设，它总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虽然有时候看起来非常荒诞。
荒诞借助于生活来诠释真实，真实依存于腐朽来达到永恒，这也许是生活的另外一种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