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浦坐在电脑前，慢条斯理写着他的博客，不知怎么，今天的思路有些不畅。

呷了一口茶，醒醒脑，心里忽然一动，随即打开抽屉翻弄，在笔记本、钥匙圈、名片等一大堆杂物下，找到了一封信。

这是一个中式信封。

右上角贴着印有中华民国邮政字样的邮票。

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写的都是繁体中文，排列也是老式的那种。

想起来，这封信还是阿陶给他看的。

看过了，随手往抽屉里一丢，没有还给阿陶。

阿陶自小喜欢古玩，有事没事就跑博物馆。

他跟李安浦十分投缘，经常前来请教。

从厂里出来摆地摊后，找李安浦的次数就更多了。

记得那天，他悄悄来到李安浦办公室，手抖了几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李安浦。

“这是从台湾寄来的……他说，他过几天要来谷安，找几个文化人聊聊。

我认识的文化人，只有你啦……”

李安浦一怔：“谁寄给你的？”

“哦，是我的表叔。”

“你的表叔？他是台湾人？”

李安浦觉得有些滑稽。

十几年前，跟今天很不一样。

那时候，港台那边的人看不起寒酸的大陆亲戚，把去往港台的大陆人鄙夷为“表叔”

。

没想到，阿陶的表叔是台湾人。

“他在台湾是什么老板，想来谷安投资吗？”

“这……我也说不清楚。”

阿陶一脸茫然。

他对于这位表叔的全部了解，就是这封信。

去年三月，患癌症的母亲在逝世前几天，突然回光返照，告诉阿陶说，他们家在台湾花莲有一个丽表婶，年龄跟她相仿，只比她大半年。

1949年从上海跟丈夫去了台湾，从此音讯全无。

文化大革命前夕，丽表婶却突然寄来了一封信。

幸亏投递员也沾着一点亲，没有声张，母亲收下信件后，看了一遍就销毁了，并且执意不让父亲回信，这件事才算过去了。

文革中造反派也没有来找过任何麻烦。

不知怎么，母亲临终前竟突然提起这件往事。

恰恰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阿陶收到了表叔的信。

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处都在谈论改革开放。

可是，来大陆探亲的台湾人还很少，来谷安投资的企业家也不多。

不管怎么样，谁都得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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