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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个二十三年前死的人，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等我开始着手想要查找的时候，才发现忘了向游芳问一个信息，要是游芳不肯说或者不知道，找起来就真的很麻烦了。
好在我电话打过去，游芳很痛快地告诉我，张金龙死的时候在上海。
他是死在上海的，而上海市民政局，该对历年死亡者有统计汇总才对。
普通人去找民政局查死者材料，是一定被吃闭门羹的。这种东西算不算机密不清楚，但民政局肯定没有向市民提供这项服务的义务。记者就不同了。
跑民政的记者陆青书刚参加完民政局组织的记者旅游团回来，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政府机关和对口的记者是一种互利互惠关系，虽然常有记者不小心惹某位领导生气，但总的来说，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还是能办成的。
可是过了一天陆青书很不好意思地来找我，说民政局1982年的死亡信息没输进电脑，查起来太费人工，说要查行，得自己过去。陆青书说可以帮我打个招呼，如果我高兴跑过去查的话。
我当然说愿意。
回去和六耳一说，他高兴之余，表示要和我一起去查。
“虽然没你和我妈说得那么夸张，但了解我父亲的情况，的确是一直以来我的一大心愿。所以，我不能让你代我完成这个心愿。现在我已经可以出门了，两三小时里别人不会发现太大的异状。再说，我一发现毛长得长了，随便找个厕所躲进去刮干净就行。”
上次我问出了他父亲的名字，六耳奇怪的很，逼问我是怎么在他妈嘴里把话套出来的。我把实情招供后，他大叫大嚷，说我太能扯蛋，和我闹了好一阵。我一边和他折腾，心里却挺高兴，这说明他已经渐渐从阴影里走出来了。
所以我稍微叮嘱了六耳几句，就答应了他。
周二的上午我起了个大早（当然是针对我而言的大早），和六耳一起，到了上海市民政局。
宣传处的小吕昨天已经在电话里和陆青书说好，见了我们说了几句客套话，就领我们到档案室。
这个档案室原本的空间相当大，可现在被一排排的铁制档案柜占满了地方，只留下几条狭窄的小路。
每个铁柜的门上都贴着年份标签，小吕把我们领到贴着“1982”标签的两个铁柜前，说：“你们自己找吧，太多了。看完放回去，别弄乱了。”
他打开门，只见两个柜子里塞足了鼓鼓的牛皮档案袋。
“这么多啊。”我惊叹。
小吕苦笑：“是啊，要是少的话，不用你来我就帮你们找了。那时候上海的年死亡率大概在千分之七左右，算下来每个月的死亡人数都快上万，嘿，你们慢慢找吧。”
游芳告诉我的死亡时间是夏天，为了保险起见，我把标着五、六、七、八、九月的档案袋都找了出来，有二十多个。
我和六耳穿的都是牛仔裤，不怕脏，就这样直接坐在地上，一人一个牛皮袋开始看。
一个牛皮袋装了一百张纸，每张纸上是二十个人的简单死亡记录。也就是说，一个档案袋里是两千人的死亡档案。
虽说一张纸一眼就扫了过去，可看到后来眼力明显不行，有时得停一停再看，免得错过。
眼花不算，头也慢慢晕起来，然后是腰。还真是件苦活。
第三个档案袋看到一半，我撑不住停了下来，站起身子松松肩挺挺腰。往六耳那边一看，居然见他已经看好了六个口袋。怪怪，怎么会比我快一倍，我已经看得很努力了啊。
再看六耳换纸的速度，果然迅疾的很，基本拿起来停留一两秒钟就换另一张。这种速度只看一张两张拼一拼还可能行，这么一大堆看下来还保持这样的速率，真是太牛了。
“六耳，你怎么看得这么快，有练过吗？”我忍不住问他。
“有吗？”他停下来看看我。
“怎么没有。”我指了指自己看好的两包：“你比我快一倍多呢。”
六耳瞧瞧我的战绩，又看看他自己的，也有些意外：“真是这样嘛，可我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快，读大学念书的时候也没觉得自己比别人看书快啊。”
我心里暗自琢磨，我看东西绝不能算是慢的，如果这是六耳的正常速度，早该在读书的时候体现出来了，没道理自己不知道啊。
“或许他体内又有了什么新变化，但是表面看不出罢了。”忽然之间，我想起梁应物对我说的这句话。
他只是无心之语，难道竟然说中了吗？会不会这一目十行的能力，就是多出来的那0。3%所造成的？
我瞧瞧继续以惊人速度看档案的六耳，轻轻摇了摇头，给自己做了套眼保健操，坐下接着看。
“张金龙！”六耳叫起来：“找到了！”
在我连忙凑过去的时候，六耳突然垂头丧气地叹了一声：“唉呀，57岁死的。”
“张金龙这个名字很普通，同名同姓的一定很多，这些档案我们总得都看一遍，然后再把叫这个名字的人列在一起筛选。”
档案室里纸张“哗哗”地翻动声一直持续到上午十一点十五分。所有的档案都看完了。由于六耳一个顶俩，比我预计的要提早不少。
我站起来挺腰的时候，一阵头晕眼花，这活劳神费力，多干肯定折寿。
加上最先找出的那位57岁的张金龙，一共找出三个。年龄分别是57、69、24，哪个才是我们的目标十分明显。
我和六耳凑在一起看这短短的死亡档案。
死亡时间是1982。8。13。
张金龙，死亡年龄24岁，火化地西宝兴路火葬场。
这份档案是我先找到的，那时我在震惊之后，默不作声地放在了一边，就是希望六耳能晚些看到，或者找到另一个符合条件的张金龙。
因为，在死亡原因一栏里，写的竟然是“枪毙”！
六耳的脸离我不到十厘米，可我不敢转头看他此时的表情，我甚至不愿意去想象。
他寻找了这么多年的生父，多少次令他午夜梦回，多少次想象过父亲的身影和面容。我想，在他越来越憎恨母亲的时候，也一定把父亲的形象塑造得高大而完美。
可是现在“枪毙”这两个字把一切瞬间敲得粉碎。
粉碎！
“这，就是爹？”六耳问。
我不知道他在问谁，问我？问他自己？还是问老天？
我沉默着。
这就是游芳始终不愿告诉儿子的原因吧。
他的父亲是个枪毙犯！这样的事实，怪不得要对年幼的儿子隐瞒。
可张金龙是犯了什么重罪才被枪毙的呢？
这份档案上没写，简单的几栏，再没有其它信息。
“我去一次厕所。”出民政局前，六耳对我说，尾音有些颤抖。这是从刚才开始，他说的第二句话。
我在厕所门口徘徊了很久很久，他刮手和脸上的毛原本用不了这么多时间。
我看着他的脸。在眉角、脸颊和嘴角，有三道伤痕。
我能想象他在刮的时候，手抖得有多厉害。
“走吧。”他说。他的眼神望向下方，整个人散发出浓浓的悲伤。
我和他慢慢地走在路上，并没有直接叫车回家。
天阴着，空气的湿度很高，闷热。
“人不是为别人活着的，你活着因为你自己。”我说。
“我知道。”他说。这让我意外。
“我妈肯把爸的名字告诉你，说明她觉得，到了我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了。”六耳双眼看着前方：“你别担心，我能抗下来的。”
我心中宽慰，一连串的打击，终于让他成长起来。
“接下来咦？”“怎么了？”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前面人行道上一个小孩正捂着脑袋，蹲在地上大哭。
“呃，没什么。找个地方吃午饭吧，我饿扁了。”
找了家小店走进去，叫了两份盖浇饭。我觉得六耳刚才不会无故惊讶，他不讲就算了，应该不会是很重要的事吧。
“接下来怎么继续，到市局去查张金龙详细的案件吗？”
“为了什么枪毙当然要查，可我在想，是不是先从火葬场那边着手。”
“火葬场？”六耳奇怪地停下筷子：“那有什么好调查的？”
“调查你父亲的事，不就是怀疑你的变异，是他遗传的吗？”
“那和火葬场唔。”六耳停了下来，似乎有些猜到。
居然这么快就猜到原因？我在心里稍稍嘀咕了一下，继续说下去：“人嘛，光溜溜地来光溜溜地去，他身上有什么异样，一定瞒不过火葬场的烧尸工，说不定过了那么些年，烧尸工还会有印象呢。”
六耳点头：“这是个好法子，什么时候去？下午？”
“别这么急，二十几年前的事，也不急在这一两天。下午我是要上班的。明天或后天上午吧，我以前采访过西宝兴路火葬场，到单位翻翻名片打个电话，要方便许多。”
“英雄。”
我正坐在电脑前发愣，愁今天的稿子，肩膀就被重重一拍，力量大的让我在椅子上歪了下。转头一看，苏世勋摩拳擦掌冲我微笑。
“干嘛！”我揉着肩膀瞪他。
“没事，没事。”苏世勋仰天打了个哈哈：“英雄见面，惺惺相惜一下嘛，近来可好？”
什么近来，一天见几回的人。看样子这活宝今天心情好，又逢人发疯了。
“好个屁，昨天宗而部务会上说我最近稿子少你又不是没听到。”
“啊，哈哈，那你忙，你忙。”苏世勋抱拳作了个揖，快步溜到他位子去了。
摇了摇头，我拨了个内线电话给杨华。
“是我，那多。”
“靠，就这么几步也懒得走啊。”
“不是这样方便嘛。”
“哎呀，要听故事的时候把我座位围得水泄不通的，没故事听了连脚都不愿意挪动，真是人情冷暖世太”
“得了得了，你别贫了。”我打断他。
“对了，最新的消息，警方暂时不准备对那帮神秘人下通缉令了。”
“哦，为什么？”
“说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严重威胁普通市民的正常生活，也没有给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所以就作为一般案件侦破。上次的限期破案好像也不了了之了。”
“一般案件？那怎么破得了？”
“估计上头就是这个意思。本来也没有什么线索，正好下坡。对了，你找我什么事？”
“可能过几天要到市局调个二十几年前的卷宗看看，想你帮我打个招呼。”
“二十几年前的案子？查那东西干嘛？”
“我一个朋友父亲的案子，我朋友不太清楚当时的情况，想了解一下。”
“这个”杨华语气间有点犹豫。
“怎么，有麻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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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个二十三年前死的人，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等我开始着手想要查找的时候，才发现忘了向游芳问一个信息，要是游芳不肯说或者不知道，找起来就真的很麻烦了。
好在我电话打过去，游芳很痛快地告诉我，张金龙死的时候在上海。
他是死在上海的，而上海市民政局，该对历年死亡者有统计汇总才对。
普通人去找民政局查死者材料，是一定被吃闭门羹的。这种东西算不算机密不清楚，但民政局肯定没有向市民提供这项服务的义务。记者就不同了。
跑民政的记者陆青书刚参加完民政局组织的记者旅游团回来，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政府机关和对口的记者是一种互利互惠关系，虽然常有记者不小心惹某位领导生气，但总的来说，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还是能办成的。
可是过了一天陆青书很不好意思地来找我，说民政局1982年的死亡信息没输进电脑，查起来太费人工，说要查行，得自己过去。陆青书说可以帮我打个招呼，如果我高兴跑过去查的话。
我当然说愿意。
回去和六耳一说，他高兴之余，表示要和我一起去查。
“虽然没你和我妈说得那么夸张，但了解我父亲的情况，的确是一直以来我的一大心愿。所以，我不能让你代我完成这个心愿。现在我已经可以出门了，两三小时里别人不会发现太大的异状。再说，我一发现毛长得长了，随便找个厕所躲进去刮干净就行。”
上次我问出了他父亲的名字，六耳奇怪的很，逼问我是怎么在他妈嘴里把话套出来的。我把实情招供后，他大叫大嚷，说我太能扯蛋，和我闹了好一阵。我一边和他折腾，心里却挺高兴，这说明他已经渐渐从阴影里走出来了。
所以我稍微叮嘱了六耳几句，就答应了他。
周二的上午我起了个大早（当然是针对我而言的大早），和六耳一起，到了上海市民政局。
宣传处的小吕昨天已经在电话里和陆青书说好，见了我们说了几句客套话，就领我们到档案室。
这个档案室原本的空间相当大，可现在被一排排的铁制档案柜占满了地方，只留下几条狭窄的小路。
每个铁柜的门上都贴着年份标签，小吕把我们领到贴着“1982”标签的两个铁柜前，说：“你们自己找吧，太多了。看完放回去，别弄乱了。”
他打开门，只见两个柜子里塞足了鼓鼓的牛皮档案袋。
“这么多啊。”我惊叹。
小吕苦笑：“是啊，要是少的话，不用你来我就帮你们找了。那时候上海的年死亡率大概在千分之七左右，算下来每个月的死亡人数都快上万，嘿，你们慢慢找吧。”
游芳告诉我的死亡时间是夏天，为了保险起见，我把标着五、六、七、八、九月的档案袋都找了出来，有二十多个。
我和六耳穿的都是牛仔裤，不怕脏，就这样直接坐在地上，一人一个牛皮袋开始看。
一个牛皮袋装了一百张纸，每张纸上是二十个人的简单死亡记录。也就是说，一个档案袋里是两千人的死亡档案。
虽说一张纸一眼就扫了过去，可看到后来眼力明显不行，有时得停一停再看，免得错过。
眼花不算，头也慢慢晕起来，然后是腰。还真是件苦活。
第三个档案袋看到一半，我撑不住停了下来，站起身子松松肩挺挺腰。往六耳那边一看，居然见他已经看好了六个口袋。怪怪，怎么会比我快一倍，我已经看得很努力了啊。
再看六耳换纸的速度，果然迅疾的很，基本拿起来停留一两秒钟就换另一张。这种速度只看一张两张拼一拼还可能行，这么一大堆看下来还保持这样的速率，真是太牛了。
“六耳，你怎么看得这么快，有练过吗？”我忍不住问他。
“有吗？”他停下来看看我。
“怎么没有。”我指了指自己看好的两包：“你比我快一倍多呢。”
六耳瞧瞧我的战绩，又看看他自己的，也有些意外：“真是这样嘛，可我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快，读大学念书的时候也没觉得自己比别人看书快啊。”
我心里暗自琢磨，我看东西绝不能算是慢的，如果这是六耳的正常速度，早该在读书的时候体现出来了，没道理自己不知道啊。
“或许他体内又有了什么新变化，但是表面看不出罢了。”忽然之间，我想起梁应物对我说的这句话。
他只是无心之语，难道竟然说中了吗？会不会这一目十行的能力，就是多出来的那0。3%所造成的？
我瞧瞧继续以惊人速度看档案的六耳，轻轻摇了摇头，给自己做了套眼保健操，坐下接着看。
“张金龙！”六耳叫起来：“找到了！”
在我连忙凑过去的时候，六耳突然垂头丧气地叹了一声：“唉呀，57岁死的。”
“张金龙这个名字很普通，同名同姓的一定很多，这些档案我们总得都看一遍，然后再把叫这个名字的人列在一起筛选。”
档案室里纸张“哗哗”地翻动声一直持续到上午十一点十五分。所有的档案都看完了。由于六耳一个顶俩，比我预计的要提早不少。
我站起来挺腰的时候，一阵头晕眼花，这活劳神费力，多干肯定折寿。
加上最先找出的那位57岁的张金龙，一共找出三个。年龄分别是57、69、24，哪个才是我们的目标十分明显。
我和六耳凑在一起看这短短的死亡档案。
死亡时间是1982。8。13。
张金龙，死亡年龄24岁，火化地西宝兴路火葬场。
这份档案是我先找到的，那时我在震惊之后，默不作声地放在了一边，就是希望六耳能晚些看到，或者找到另一个符合条件的张金龙。
因为，在死亡原因一栏里，写的竟然是“枪毙”！
六耳的脸离我不到十厘米，可我不敢转头看他此时的表情，我甚至不愿意去想象。
他寻找了这么多年的生父，多少次令他午夜梦回，多少次想象过父亲的身影和面容。我想，在他越来越憎恨母亲的时候，也一定把父亲的形象塑造得高大而完美。
可是现在“枪毙”这两个字把一切瞬间敲得粉碎。
粉碎！
“这，就是爹？”六耳问。
我不知道他在问谁，问我？问他自己？还是问老天？
我沉默着。
这就是游芳始终不愿告诉儿子的原因吧。
他的父亲是个枪毙犯！这样的事实，怪不得要对年幼的儿子隐瞒。
可张金龙是犯了什么重罪才被枪毙的呢？
这份档案上没写，简单的几栏，再没有其它信息。
“我去一次厕所。”出民政局前，六耳对我说，尾音有些颤抖。这是从刚才开始，他说的第二句话。
我在厕所门口徘徊了很久很久，他刮手和脸上的毛原本用不了这么多时间。
我看着他的脸。在眉角、脸颊和嘴角，有三道伤痕。
我能想象他在刮的时候，手抖得有多厉害。
“走吧。”他说。他的眼神望向下方，整个人散发出浓浓的悲伤。
我和他慢慢地走在路上，并没有直接叫车回家。
天阴着，空气的湿度很高，闷热。
“人不是为别人活着的，你活着因为你自己。”我说。
“我知道。”他说。这让我意外。
“我妈肯把爸的名字告诉你，说明她觉得，到了我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了。”六耳双眼看着前方：“你别担心，我能抗下来的。”
我心中宽慰，一连串的打击，终于让他成长起来。
“接下来咦？”“怎么了？”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前面人行道上一个小孩正捂着脑袋，蹲在地上大哭。
“呃，没什么。找个地方吃午饭吧，我饿扁了。”
找了家小店走进去，叫了两份盖浇饭。我觉得六耳刚才不会无故惊讶，他不讲就算了，应该不会是很重要的事吧。
“接下来怎么继续，到市局去查张金龙详细的案件吗？”
“为了什么枪毙当然要查，可我在想，是不是先从火葬场那边着手。”
“火葬场？”六耳奇怪地停下筷子：“那有什么好调查的？”
“调查你父亲的事，不就是怀疑你的变异，是他遗传的吗？”
“那和火葬场唔。”六耳停了下来，似乎有些猜到。
居然这么快就猜到原因？我在心里稍稍嘀咕了一下，继续说下去：“人嘛，光溜溜地来光溜溜地去，他身上有什么异样，一定瞒不过火葬场的烧尸工，说不定过了那么些年，烧尸工还会有印象呢。”
六耳点头：“这是个好法子，什么时候去？下午？”
“别这么急，二十几年前的事，也不急在这一两天。下午我是要上班的。明天或后天上午吧，我以前采访过西宝兴路火葬场，到单位翻翻名片打个电话，要方便许多。”
“英雄。”
我正坐在电脑前发愣，愁今天的稿子，肩膀就被重重一拍，力量大的让我在椅子上歪了下。转头一看，苏世勋摩拳擦掌冲我微笑。
“干嘛！”我揉着肩膀瞪他。
“没事，没事。”苏世勋仰天打了个哈哈：“英雄见面，惺惺相惜一下嘛，近来可好？”
什么近来，一天见几回的人。看样子这活宝今天心情好，又逢人发疯了。
“好个屁，昨天宗而部务会上说我最近稿子少你又不是没听到。”
“啊，哈哈，那你忙，你忙。”苏世勋抱拳作了个揖，快步溜到他位子去了。
摇了摇头，我拨了个内线电话给杨华。
“是我，那多。”
“靠，就这么几步也懒得走啊。”
“不是这样方便嘛。”
“哎呀，要听故事的时候把我座位围得水泄不通的，没故事听了连脚都不愿意挪动，真是人情冷暖世太”
“得了得了，你别贫了。”我打断他。
“对了，最新的消息，警方暂时不准备对那帮神秘人下通缉令了。”
“哦，为什么？”
“说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严重威胁普通市民的正常生活，也没有给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所以就作为一般案件侦破。上次的限期破案好像也不了了之了。”
“一般案件？那怎么破得了？”
“估计上头就是这个意思。本来也没有什么线索，正好下坡。对了，你找我什么事？”
“可能过几天要到市局调个二十几年前的卷宗看看，想你帮我打个招呼。”
“二十几年前的案子？查那东西干嘛？”
“我一个朋友父亲的案子，我朋友不太清楚当时的情况，想了解一下。”
“这个”杨华语气间有点犹豫。
“怎么，有麻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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