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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如何看待同性恋现象
如前所述，人们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不外以下几种：同性恋是犯罪；同性恋不道德；同性恋是疾病；同性恋是性反常；同性恋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中国，同性恋的地位和人们对它的态度一直是含混不清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自宋以降到民国，我国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道德规范一直可以概括为“百善孝为首，万恶淫为先”然而，同性恋一直未被列入“淫”的范畴。从已故潘光旦先生收集的材料分析，中国的同性恋者并不拒绝履行娶妻生子的社会义务，这肯定也是同性恋不被重视从而免遭迫害的原因之一。我们的调查发现，这种现象依旧存在，而同性恋的处境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目前，我国的司法部门显然把同性恋看作一种“性倒错”有些同性恋者会以流氓罪被判刑，或被劳教，或通知工作单位给予行政处分，但是，这样的事例并不多。最常见的情形是，同性恋者在公共场所被拘捕后，很快就被教育释放。刑法上并没有有关同性恋的专门条文，对同性恋者采取干涉行动的往往是派出所和联防队员，主要出于维持治安的考虑。因此，同性恋在法律上究竟被视为罪还是错，始终是件模糊不清的事情。
在许多国家，同性恋即使非法，警方并不主动去拘捕同性恋者，因为同性恋是个人之间的隐私事，不涉及暴力和财产，对公众亦无显著的危害，故此警方也不愿多事。
我们认为，把同性恋当作罪犯来制裁，不仅在逻辑上有不能服人之处，而且实行中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这是因为人口中有一固定的百分比的人带有同性恋倾向，把他们看作罪犯，明显地不尽情理。我们只调查了城市居民中的同性恋者，有资料表明，在广大的乡村，同性性行为作为性释放方式被更普遍地采用着。如果把他们都当作罪犯来制裁，就更加不可能。因此，说同性恋是犯罪，只能是出于教条，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出任何证据。
一部分同性恋者感到巨大的心理压力，其中有些人希望矫正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把这部分人看作病人是适当的。但是还有更大部分的同性恋者自我感觉良好，根本不想求医。一位专科大夫告诉我们，假如同性恋者自己不愿矫治，是被迫（由家人或警力强制）前来诊治的，他根本没有办法治疗。具体地说，近年来他接诊的七百多名同性恋者中间，真正想矫正的只占百分之十五，而其中能坚持治疗到底的只占这百分之十五的人中的百分之十五，确切地说，只有十七人。由此看来，笼统地把同性恋看作疾病，在实际上也不能成立。
国内有一本关于性变态的医书建议，把同性恋者看作精神病患者，由司法部门移交医院处理。这种建议首先低估了同性恋者的巨大数量。医院很难处理如此数量巨大又不是自愿求医的人口。其次，许多同性恋者不但不愿求医，而且把同性恋看作自己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部分。此类人士心智健全，性情温良，由医院对他们实行强制治疗，显然有违医学的人道原则。因此，把同性恋看作疾病是错误的。
至于说同性恋不道德，我们认为，由一部分同性恋者在一件事情上明显是不道德的，就是这些人结了婚，并且对妻子隐瞒事实真相，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这些同性恋者当中，有人自己也承认在这件事上事不道德的。除此之外，我们尚未发现有任何理由证明同性恋是不道德的。
认为同性恋是性反常现象的观点，只能说明同性性行为在众多性释放方式中，处于少数地位。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没有更多的意义。假如有人一定要说反常是可憎的，只能认为这是他个人的见解，公众不必赞同。左撇子、近视眼、甚至长得极端漂亮得女人，在一般人群里看，都是反常的，他们并不因此变得可憎。如果有人坚持认为这些人也多可憎，我们更不必赞同。
以同性恋为可供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不仅是一些同性恋者对自己生活的看法，也是当今社会中相当大的一个比例（美国：百分之三十二）的异性恋者表示可以接受的观点，从迫害异端，到蔑视少数派，到能够容忍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进步，走向文明。中国这个古老的文化也会卷入这个潮流之中，逐步走向宽容，走向文明。正因为想到这一点，我们对这个古老文化的前景才有了信心。
简单地比较东西方两种文化，可以得到这样的看法：西方文化注重人的感情和对各种事物的科学态度；东方文化则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人的感情这一领域处于整个文化的阴面，被各种教义和规定忽略了。我们可以说，对同性恋现象的道德思辩，在历史上完全被忽略了。我们还可以说，这种思辩在未来不可被继续能忽略。这是因为，在现代中国，感情、欲望这类事物的分量正在加重。比如在一世纪之前，夫妻间的感情在社会的天平上是无重量的；而在现代则已受到重视，甚至可以作为结婚和离婚的理由。虽然社会中有很多人对此尚不习惯，但是这种趋势已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据此我们预言，同性恋现象再不可能长久地游离于社会的视野之外，中国人迟早要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
第四节、如何看待同性恋现象
如前所述，人们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不外以下几种：同性恋是犯罪；同性恋不道德；同性恋是疾病；同性恋是性反常；同性恋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中国，同性恋的地位和人们对它的态度一直是含混不清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自宋以降到民国，我国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道德规范一直可以概括为“百善孝为首，万恶淫为先”然而，同性恋一直未被列入“淫”的范畴。从已故潘光旦先生收集的材料分析，中国的同性恋者并不拒绝履行娶妻生子的社会义务，这肯定也是同性恋不被重视从而免遭迫害的原因之一。我们的调查发现，这种现象依旧存在，而同性恋的处境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目前，我国的司法部门显然把同性恋看作一种“性倒错”有些同性恋者会以流氓罪被判刑，或被劳教，或通知工作单位给予行政处分，但是，这样的事例并不多。最常见的情形是，同性恋者在公共场所被拘捕后，很快就被教育释放。刑法上并没有有关同性恋的专门条文，对同性恋者采取干涉行动的往往是派出所和联防队员，主要出于维持治安的考虑。因此，同性恋在法律上究竟被视为罪还是错，始终是件模糊不清的事情。
在许多国家，同性恋即使非法，警方并不主动去拘捕同性恋者，因为同性恋是个人之间的隐私事，不涉及暴力和财产，对公众亦无显著的危害，故此警方也不愿多事。
我们认为，把同性恋当作罪犯来制裁，不仅在逻辑上有不能服人之处，而且实行中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这是因为人口中有一固定的百分比的人带有同性恋倾向，把他们看作罪犯，明显地不尽情理。我们只调查了城市居民中的同性恋者，有资料表明，在广大的乡村，同性性行为作为性释放方式被更普遍地采用着。如果把他们都当作罪犯来制裁，就更加不可能。因此，说同性恋是犯罪，只能是出于教条，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出任何证据。
一部分同性恋者感到巨大的心理压力，其中有些人希望矫正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把这部分人看作病人是适当的。但是还有更大部分的同性恋者自我感觉良好，根本不想求医。一位专科大夫告诉我们，假如同性恋者自己不愿矫治，是被迫（由家人或警力强制）前来诊治的，他根本没有办法治疗。具体地说，近年来他接诊的七百多名同性恋者中间，真正想矫正的只占百分之十五，而其中能坚持治疗到底的只占这百分之十五的人中的百分之十五，确切地说，只有十七人。由此看来，笼统地把同性恋看作疾病，在实际上也不能成立。
国内有一本关于性变态的医书建议，把同性恋者看作精神病患者，由司法部门移交医院处理。这种建议首先低估了同性恋者的巨大数量。医院很难处理如此数量巨大又不是自愿求医的人口。其次，许多同性恋者不但不愿求医，而且把同性恋看作自己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部分。此类人士心智健全，性情温良，由医院对他们实行强制治疗，显然有违医学的人道原则。因此，把同性恋看作疾病是错误的。
至于说同性恋不道德，我们认为，由一部分同性恋者在一件事情上明显是不道德的，就是这些人结了婚，并且对妻子隐瞒事实真相，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这些同性恋者当中，有人自己也承认在这件事上事不道德的。除此之外，我们尚未发现有任何理由证明同性恋是不道德的。
认为同性恋是性反常现象的观点，只能说明同性性行为在众多性释放方式中，处于少数地位。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没有更多的意义。假如有人一定要说反常是可憎的，只能认为这是他个人的见解，公众不必赞同。左撇子、近视眼、甚至长得极端漂亮得女人，在一般人群里看，都是反常的，他们并不因此变得可憎。如果有人坚持认为这些人也多可憎，我们更不必赞同。
以同性恋为可供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不仅是一些同性恋者对自己生活的看法，也是当今社会中相当大的一个比例（美国：百分之三十二）的异性恋者表示可以接受的观点，从迫害异端，到蔑视少数派，到能够容忍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进步，走向文明。中国这个古老的文化也会卷入这个潮流之中，逐步走向宽容，走向文明。正因为想到这一点，我们对这个古老文化的前景才有了信心。
简单地比较东西方两种文化，可以得到这样的看法：西方文化注重人的感情和对各种事物的科学态度；东方文化则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人的感情这一领域处于整个文化的阴面，被各种教义和规定忽略了。我们可以说，对同性恋现象的道德思辩，在历史上完全被忽略了。我们还可以说，这种思辩在未来不可被继续能忽略。这是因为，在现代中国，感情、欲望这类事物的分量正在加重。比如在一世纪之前，夫妻间的感情在社会的天平上是无重量的；而在现代则已受到重视，甚至可以作为结婚和离婚的理由。虽然社会中有很多人对此尚不习惯，但是这种趋势已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据此我们预言，同性恋现象再不可能长久地游离于社会的视野之外，中国人迟早要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