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厢里有三个人。全烧得焦脆焦脆的，假如是烧鹌鹑，这会儿香味就该出来了。顺便说一句，烧鹌鹑我内行得很。这件事听得x海鹰直恶心。她还说我的思想不对头——好人被烧死了，我一点都不哀恸。凭良心说，我是想哀恸，但是哀恸不起来。哀恸这种事，实在是勉强不出来的。我只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革命时期对我来说，就是个负彩时代。只有看到别人中了比我大的彩心里才能高兴。
除了烧鹌鹑，我还擅长造弹弓。其实说我擅长制造弹弓是不全面的，我热爱、并擅长制造一切投石机械。六七年秋天，我住的那个校园里打得很厉害，各派人马分头去占楼，占到以后就把居民撵走，把隔壁墙打穿，在窗口上钉上木板，在木板的缺口处架上发射砖头的大弹弓。这也是一种投石机械，和架在古罗马城墙上的弩炮，希腊城邦城头上的投石机是一种东西。我对这种东西爱的要了命，而且我敬爱的一切先哲——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米盖昂齐罗、达芬奇——全造过这种东西。但是那些大学生造的弹弓实在太糟糕，甚至谈不到“造”只不过是把板凳翻过来，在凳子腿上绑条自行车内带，发出的砖头还没手扔得远哪。这叫我实在看不过去，因此有一天“拿起笔做刀枪”那帮人冲到我们家住的楼上，把居民都撵走了。这座宿舍楼不在学校的要冲地段，也不特别坚固，假如不把我考虑在内，根本没必要占领。另一方面，当时兵荒马乱的，我们家也不让我出门。他们来了以后，我不出门也可以参加战斗了。但是我们家里的人谁也没看出来，他们只是老老实实搬到中立区的小平房里，留下我看东西。所谓中立区，是一个废弃的仓库，里面住满了家成了武斗据点的人们，男男女女好几百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门口只有一个水管子，头顶上只有一个天窗。各派的人都住在一起，还不停的吵嘴。那个房顶下面还有很浓厚的屁味，罗卜嗝味，永远也散发不出去。我没到那里去住，还留在那座宿舍楼里，后来我就很幸福了。
有关这两件事，都有要补充的地方。前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北京的天空是灰蒙蒙的，早上有晨雾，晚上有夜雾——这是烧煤的大都市在冬天的必然现象。马路面上还有冻结了的霜，就像羊肉汤凉了的时候表面上那层硬油。那时候北京那些宽阔的马路上到处是歪歪倒倒行驶着的汽车，好像一个游乐园里的碰碰车场。人行道上人很多，挤挤攘攘。忽然之间某个行人的帽子就会飞上天，在大家的头顶上像袋鼠一样跳了几下，就不见了。有人说，这是人太多，就有一些不争气的小贼用这种方法偷人家的帽子，但我认为不是这样，起码不全是这样。我有时候也顺手就扯下别人的帽子，把它扔上天——这纯粹是出于幽默感。后一件事发生时，我们那所校园里所有楼上的窗户全没了，只剩下一些黑窟窿。有些窟窿里偶而露出戴着藤帽的人头来。楼顶上有桌椅板凳堆成的工事，工事中间是铁网子卷成的筒子，那些铁网是原来在排球场边上围着挡球的。据说待在网后很安全，因为砖头打不透。那片校园整个就像个大蟑螂窝。这两个时期的共同之点是好多大喇叭在声嘶力竭的嚷嚷，而且都有好多人死掉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哀恸。我喜欢的时代忽然降临了人世，这是一个奇迹。我们家都成了蟑螂窝，绝不会有人嫌弃我的废铜烂铁。再没有比这更叫人高兴的事了。至于它对别人是多么大的灾难，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管得着吗？
4
我小的时候想过要当发明家，仿佛创造发明之中有一种魔力，可以使人离地飞行。为了这个缘故，我先学了数学，又学了
doublee。但是现在我发现它根本就没有这种魔力。不管你发明了什么东西，你还是你自己。它的一切魔力就是使你能造出一架打死人的投石机。但是这个本事不会也罢。小的时候我不和女孩子一块玩，躲她们如躲瘟疫。但是我现在也结了婚，经常和老婆坏一坏。这说明我长大了。小时候我对生活的看法是这样的：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在参加一种游戏，按照游戏的规则得到高分者为胜，别的目的是没有的。具体而言，这个看法常常是对的，除了臭气弥漫的时期。比方说，上学就是在老师手里得高分，上场就是在裁判手里得高分，到了美国，这个分数就是挣钱；等等。但就总体而言，我还看不出有什么对的地方，因为对我来说，这个规则老在变。假如没有一条总的规则的话，就和没有规则是一样的了。
现在我又想，为了那架投石机和少年时的狂想，损失的东西也不少。假如不是对这些事入了迷，还可以做好多别的事。假如游戏的总规则是造台复杂的机器，那我十六岁时就得分不少。但假如这规则不是这样，而是以与女人做ài次数多为胜，那我亏得可太多了。但是这个游戏的总规则是什么，根本就没人知道。有关这个总规则的想法，就是哲学。
我长大以后活到了三十五岁，就到美国去留学。有时候有钱，有时候没钱，就到餐馆里打工。一般情况下总是在厨房里刷盘子，这是因为我有一点口吃，而且不是那种“后结巴”也不是那种“中结巴”而是前结巴，一句话说不上来，目瞪口呆，说英文时尤甚。在厨房里我碰上了一位大厨，他的终身事业是买六合彩。作为一个已经学过六年数学的学生，像六合彩这样的概率题当然会算；只可惜算出来以后没办法给大厨讲明白。每到了该决定买什么数字的时候，那位大厨就变得神秘兮兮的，有时候跑到纽约伏虎寺去求香拜佛，有时候又写信给达拉斯的王公子，让他给起一卦。有时候他要求我提供一组数字，还不准是圆周率，我就跑到大街上去抄汽车牌。这种事情有一定的危险性，抄着抄着，车里就会跳出几个五大三粗的黑人，大骂着朝我猛扑过来，要我说出为什么要抄他们的牌子。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不肯停下来解释有一位中国大厨需要这些数字，而是拔腿就跑，见到路边上楼房有排水管就往上爬。幸亏这些人里没有体操队员，也没人带着枪。这种事不用我说，你就能知道是比老鲁要抓我要命。所以我老向那位大厨解释说，六合彩里面是没有诀窍的；假如有诀窍，那也不是我能知道的。但是他只用一句话就把我驳倒了：假如真的没有诀窍，我怎会相信有诀窍呢？就是因为不能驳倒这个论点，说别的就没有用处了。比方我说：假如我一抄车牌子就能抄上下期的六合彩，那我干嘛不去买下期的六合彩？他答道：谁知你为什么不去买？我就要犯前结巴。照他的看法，那些中彩的一定是发现了某种诀窍，因而发了大财。当然，像这样的诀窍谁也不肯说出来。再说，说出来就不灵了。没准这种诀窍是在电话本上看来的，或者睡觉时梦到的。也没准是一年不xìng交，或者是买彩票之前xìng交。还有人说，这诀窍是吃掉老婆的月经纸（当然是烧成了灰再吃）。他还说，最后一条他已经试过了，不大灵。这倒使我大吃一惊：看他头发都白了，老婆怎么还有月经？后来一想，谁知道他吃的是谁的纸，那纸是怎么来的。这么一想后，就觉得很恶心。在一起吃饭时，凡他动过筷的菜我都不动。
直到我回了国，该大厨还来信让我上大街上拣几张废汽车票给他寄去。但是我想，今后再也不用上那家餐馆打工，用不着再拍他马屁，就没给他干这件事。但是这些都是很后来的事了。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那个大厨已经买了整整一辈子的六合彩，已经完全走火入魔，而他正是我的顶头上司。因为我不能直截了当的对他说，你是一个白痴，所以直到我回了国，也没解释明白。
我们家里的人说，小时候我除了爬炉壁，还干过不少其它傻事——比方说，爬树摔断了腿，玩弹弓打死了邻居的鸡，逃到西山躲了三天才回来等等。但是我一点都记不得。照我看，就算有这些事也没有什么。我觉得高炉里有一个奇妙的新世界，自有我的道理：假如那高炉里什么都没有的话，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这样的想法丝毫也不能说是傻，只能说有点不成熟。那时候我才十二岁，这比活到了五十多岁还吃月经纸可强多了。后来我认识的那位大厨也知道了吃那种东西对中六合彩毫无帮助，但是他还要打肿了脸充胖子，说那东西叫做红铅，是内家炼丹的材料，吃了十全大补。我还知道有一种东西中医叫作“人中黄”据说吃了可以健胃——那就是屎。但是我不敢提这种建议，恐怕他和我急。他后来换了一种玩法，到大西洋赌城去玩轮盘赌，一个月的工钱，一夜就能输光。照我看这样比较正常。但是他很快又五迷三道，自以为可以发明必胜的轮盘赌法，经常在炒菜时放可以咸死老水牛的盐。而我由他推荐到前台去当waiter——你知道，我喜欢穿黑皮衣服，所以有几个怪里怪气的妞儿老上我台上来吃饭，而且小费给得特多，老板就说我有伤风化，把我和他一块开掉了。其实我在这件事上十足无辜，我穿黑衣服是童年的积习，我总是爬树上房，黑衣服经脏。虽然有个丫头老问我是s还是m，但是我一点也不懂这些事。
后来我到学校图书馆特殊收藏部找了几本书看了看，搞明白什么是s，什么是m，再碰到那个丫头时就告诉她说：我有点s，也有点m。我像一切生在革命时期的人一样，有一半是虐待狂，还有一半是受虐狂，全看碰见的是谁。她听了这话目瞪口呆，好像我说了什么傻话一样。乍到美国时净犯这种错误，到加油站问哪儿有打气（air），却问成了哪儿有屁股（ass）。但那一回却不是。我说的是由衷之言。
现在我活到了四十岁。算算从九岁到四十岁的发明，多得简直数不过来。最近的一项发明是一种长筒袜，里面渍有铁粉和卤化物，撕开了包装就发热，可以热四十八小时，等热完了就是一双普通的长筒袜。我以为可以一举解决怕冷和爱漂亮的问题。我把这项发明交给一家乡镇厂生产，后来就老收到投诉信，告状的说，老婆早上穿上我的袜子时，还是一个完整的东亚黄种，晚上脱下来，下半身就变成了黑人。这是因为那家厂子用过期的油墨把袜子染黑，不能说我的发明不好。我至今还保持了热爱发明的本性，但是再也不相信发明可以扭转干坤——换言之，搞发明中不了正彩。
我长大后结了婚，然后到美国去留学。我在国内是学数学的，出去以后觉得数学没有意思，就在计算机系和doublee（咱们叫无线电）系注册。我老婆是学党史的，出去以后觉得党史没意思，就改了pe，咱们叫体育。除了上学，我们还得挣钱糊口。我老婆到健身房给人家带操，就此找到了她的终身事业，现在每天带十节操还嫌太少。她说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想带操，站在一大群人面前跳跳蹦蹦。而我给人家编软件。到了美国我才知道，原来想要活着就要挣钱。本来挣钱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我偏把它想得很浪漫。
第一次从系里领来了编软件的活儿时，我想道：好！总算有了一个我施展才华的机会了！有关这一点，我有好多要补充的地方。自从长大成人，我处处不顺。开头想当画家，却是个色盲。后来当了数学系的研究生，导师给我的论文题目却是阐发马克思的＜数学手稿＞。虽然也挖空心思写了一百五十多页，但是我写了些什么，导师现在准想不起来了。我也想不起来了。打印稿现在找不着了，手写的底稿也找不着了。所以这篇论文写了就和没写一样，白白害死了自己好多脑细胞。简言之，我从来就没做过一件真正的工作，除非你把做豆腐也叫作工作。但是不管你把豆腐做成什么样，吃下去以后都变大粪，变不成金刚石。以上说明是解释我拿到那个活为什么激动。虽然那是个大型软件，好几个人合编，但是我想这样更好，可以显出我比别人强。越是这样想，就越是心绪纷乱，一行源码也写不出来。所以我就对我老婆说，你出门时，把我锁在屋子里。我就是这样一个变态分子，但是我老婆一点没觉察出来。
锁在房子里时，精力能够集中。所以我编的第一批软件极有诗意，李后主有词云：河诠啄残鹦鹉粒。我的软件就曲折和弹性而言，达到了此句的境界。后主又有残句云：细雨流湿光。我的软件就有这么简约，别人编十行，我只用一行。等到交活时，教授看了吃一惊：这么短！能跑（run）吗？我说你试试嘛。试完了他和我握手道：谢谢！但是到了开支时，我的钱比别人都少。原来是按行算钱，真把我气死了。等到交第二批软件时，我就吃棉花屙线屎。古诗云：
一个和尚独自归，关门闭户掩柴扉。我的第二批软件到了这种境界。简言之，别人编一行，我就编了二十行。等到交活时，教授根本不问能不能run，只说：你这是捣蛋！就打回来让我改短。资本主义就是这么虚伪。等到拿了学位，我毫不犹豫就回国来。这是因为我从骨子里来说是个浪漫诗人，作画时是个颜色诗人，写程序时是个软件诗人。干瘪无味的资本主义社会哪里容得下浪漫诗人。
5
在美国时，我想干doublee就干doublee，想干computer就干computer，而且还能挣些钱，但是还是不快活，最起码没有六七年我在自己家里造投石机时快活。那时我们家的门窗都被打掉，墙上也打了好几个大窟窿。而我戴了个木匠的皮围裙，耳朵上架了支红蓝铅笔，正在指挥十几个大学生拆家具制造防御器械。在工程方面谁都不如我，所以大家公推我负责。这件事我爸爸知道了一定要揍我，因为拆的就是我们家的家具，虽然我已年登不惑，他也过了随心之年，并且在偏瘫之中，但是我认为他积习难改。等到上级制止了武斗，他回家来一看，只见家里的一切都荡然无存，书房里却多了一架古怪的机器：从前头看，像法国造的断头机，从后面看像台龙门刨床，有滑轨，有滑块，最前面还装了架气象站偷来的风速仪。底下还用水泥打了地基，拆都拆不走，真把他气死了。那就是我造的投石机，是世界上一切同类机器里最准确的一台。但是那上面有好多部件是我们家的家具。损失了门窗，家具我爸爸还不心疼，因为那是公家的。他的藏书也丢了不少，这些东西是他让我看着的。我告诉他，人家拿着刀枪，想借咱家的书看，我敢管吗？他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其实满不是这样，我当时忙得很，把让我看着的东西全忘了。而且我还想道：这个楼是老子的了，老子怎么想就是王法。凭什么我该给你守着东西？
现在我想，批判资本主义也不能昧了良心，现代社会里哪儿都容不下太多的诗人。就如鸡多了不下蛋，诗人多了没有饭吃。这是因为真正的诗人都是捣蛋鬼。六七年秋天“拿起笔做刀枪”冲到我们家里来时，我帮着把家里的东西搬到中立区以后，留下看守房子。转眼之间我就和他们合为一股，在我们家的墙上凿洞，并且亲手把每一块窗玻璃都打掉。当然，我也有我的道理，假如不把玻璃打掉，等到外面飞进来的砖头把它打碎，破片就会飞起来伤人。然后再把窗洞用桌椅堵起来，屋里马上就变得很黑。照我看这还黑得不够，还要用墨汁把里面的墙涂黑。只用了半天的时间，我们那座楼里面就黑得像地狱。当然这样干也有这样的道理，假如有人从外面冲进来，就会觉得眼前一黑。在他的瞳孔放大到足以看清屋里的东西之前，我们可以用长矛在他身上扎十几个大洞。这些措施只是把我们住的房子改造成一个白蚁窝的第一步。到了冬天，这座楼上连一片完整的瓦都没有了。一楼每一个窗口都被焊的栅栏堵得严严实实，上面还有密密麻麻朝外的枪头，一个个比刀子还快。所有的楼道门洞都被堵得炸都炸不开，另有一些纵横交错的窟窿做为通道，原来的住户不花三天三夜绝找不到自己原来住的地方。后来要把它恢复成原样，又花了比盖这座楼的建筑费还要多的修缮费。从这一点你就能知道“拿起笔做刀枪”为什么后来要倒大霉。而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我一个诗人就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假如遍地都是，那还得了吗？但是不做诗人，我又不能活。所以到底怎么办，这是问题。
厢里有三个人。全烧得焦脆焦脆的，假如是烧鹌鹑，这会儿香味就该出来了。顺便说一句，烧鹌鹑我内行得很。这件事听得x海鹰直恶心。她还说我的思想不对头——好人被烧死了，我一点都不哀恸。凭良心说，我是想哀恸，但是哀恸不起来。哀恸这种事，实在是勉强不出来的。我只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革命时期对我来说，就是个负彩时代。只有看到别人中了比我大的彩心里才能高兴。
除了烧鹌鹑，我还擅长造弹弓。其实说我擅长制造弹弓是不全面的，我热爱、并擅长制造一切投石机械。六七年秋天，我住的那个校园里打得很厉害，各派人马分头去占楼，占到以后就把居民撵走，把隔壁墙打穿，在窗口上钉上木板，在木板的缺口处架上发射砖头的大弹弓。这也是一种投石机械，和架在古罗马城墙上的弩炮，希腊城邦城头上的投石机是一种东西。我对这种东西爱的要了命，而且我敬爱的一切先哲——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米盖昂齐罗、达芬奇——全造过这种东西。但是那些大学生造的弹弓实在太糟糕，甚至谈不到“造”只不过是把板凳翻过来，在凳子腿上绑条自行车内带，发出的砖头还没手扔得远哪。这叫我实在看不过去，因此有一天“拿起笔做刀枪”那帮人冲到我们家住的楼上，把居民都撵走了。这座宿舍楼不在学校的要冲地段，也不特别坚固，假如不把我考虑在内，根本没必要占领。另一方面，当时兵荒马乱的，我们家也不让我出门。他们来了以后，我不出门也可以参加战斗了。但是我们家里的人谁也没看出来，他们只是老老实实搬到中立区的小平房里，留下我看东西。所谓中立区，是一个废弃的仓库，里面住满了家成了武斗据点的人们，男男女女好几百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门口只有一个水管子，头顶上只有一个天窗。各派的人都住在一起，还不停的吵嘴。那个房顶下面还有很浓厚的屁味，罗卜嗝味，永远也散发不出去。我没到那里去住，还留在那座宿舍楼里，后来我就很幸福了。
有关这两件事，都有要补充的地方。前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北京的天空是灰蒙蒙的，早上有晨雾，晚上有夜雾——这是烧煤的大都市在冬天的必然现象。马路面上还有冻结了的霜，就像羊肉汤凉了的时候表面上那层硬油。那时候北京那些宽阔的马路上到处是歪歪倒倒行驶着的汽车，好像一个游乐园里的碰碰车场。人行道上人很多，挤挤攘攘。忽然之间某个行人的帽子就会飞上天，在大家的头顶上像袋鼠一样跳了几下，就不见了。有人说，这是人太多，就有一些不争气的小贼用这种方法偷人家的帽子，但我认为不是这样，起码不全是这样。我有时候也顺手就扯下别人的帽子，把它扔上天——这纯粹是出于幽默感。后一件事发生时，我们那所校园里所有楼上的窗户全没了，只剩下一些黑窟窿。有些窟窿里偶而露出戴着藤帽的人头来。楼顶上有桌椅板凳堆成的工事，工事中间是铁网子卷成的筒子，那些铁网是原来在排球场边上围着挡球的。据说待在网后很安全，因为砖头打不透。那片校园整个就像个大蟑螂窝。这两个时期的共同之点是好多大喇叭在声嘶力竭的嚷嚷，而且都有好多人死掉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哀恸。我喜欢的时代忽然降临了人世，这是一个奇迹。我们家都成了蟑螂窝，绝不会有人嫌弃我的废铜烂铁。再没有比这更叫人高兴的事了。至于它对别人是多么大的灾难，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管得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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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想过要当发明家，仿佛创造发明之中有一种魔力，可以使人离地飞行。为了这个缘故，我先学了数学，又学了
doublee。但是现在我发现它根本就没有这种魔力。不管你发明了什么东西，你还是你自己。它的一切魔力就是使你能造出一架打死人的投石机。但是这个本事不会也罢。小的时候我不和女孩子一块玩，躲她们如躲瘟疫。但是我现在也结了婚，经常和老婆坏一坏。这说明我长大了。小时候我对生活的看法是这样的：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在参加一种游戏，按照游戏的规则得到高分者为胜，别的目的是没有的。具体而言，这个看法常常是对的，除了臭气弥漫的时期。比方说，上学就是在老师手里得高分，上场就是在裁判手里得高分，到了美国，这个分数就是挣钱；等等。但就总体而言，我还看不出有什么对的地方，因为对我来说，这个规则老在变。假如没有一条总的规则的话，就和没有规则是一样的了。
现在我又想，为了那架投石机和少年时的狂想，损失的东西也不少。假如不是对这些事入了迷，还可以做好多别的事。假如游戏的总规则是造台复杂的机器，那我十六岁时就得分不少。但假如这规则不是这样，而是以与女人做ài次数多为胜，那我亏得可太多了。但是这个游戏的总规则是什么，根本就没人知道。有关这个总规则的想法，就是哲学。
我长大以后活到了三十五岁，就到美国去留学。有时候有钱，有时候没钱，就到餐馆里打工。一般情况下总是在厨房里刷盘子，这是因为我有一点口吃，而且不是那种“后结巴”也不是那种“中结巴”而是前结巴，一句话说不上来，目瞪口呆，说英文时尤甚。在厨房里我碰上了一位大厨，他的终身事业是买六合彩。作为一个已经学过六年数学的学生，像六合彩这样的概率题当然会算；只可惜算出来以后没办法给大厨讲明白。每到了该决定买什么数字的时候，那位大厨就变得神秘兮兮的，有时候跑到纽约伏虎寺去求香拜佛，有时候又写信给达拉斯的王公子，让他给起一卦。有时候他要求我提供一组数字，还不准是圆周率，我就跑到大街上去抄汽车牌。这种事情有一定的危险性，抄着抄着，车里就会跳出几个五大三粗的黑人，大骂着朝我猛扑过来，要我说出为什么要抄他们的牌子。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不肯停下来解释有一位中国大厨需要这些数字，而是拔腿就跑，见到路边上楼房有排水管就往上爬。幸亏这些人里没有体操队员，也没人带着枪。这种事不用我说，你就能知道是比老鲁要抓我要命。所以我老向那位大厨解释说，六合彩里面是没有诀窍的；假如有诀窍，那也不是我能知道的。但是他只用一句话就把我驳倒了：假如真的没有诀窍，我怎会相信有诀窍呢？就是因为不能驳倒这个论点，说别的就没有用处了。比方我说：假如我一抄车牌子就能抄上下期的六合彩，那我干嘛不去买下期的六合彩？他答道：谁知你为什么不去买？我就要犯前结巴。照他的看法，那些中彩的一定是发现了某种诀窍，因而发了大财。当然，像这样的诀窍谁也不肯说出来。再说，说出来就不灵了。没准这种诀窍是在电话本上看来的，或者睡觉时梦到的。也没准是一年不xìng交，或者是买彩票之前xìng交。还有人说，这诀窍是吃掉老婆的月经纸（当然是烧成了灰再吃）。他还说，最后一条他已经试过了，不大灵。这倒使我大吃一惊：看他头发都白了，老婆怎么还有月经？后来一想，谁知道他吃的是谁的纸，那纸是怎么来的。这么一想后，就觉得很恶心。在一起吃饭时，凡他动过筷的菜我都不动。
直到我回了国，该大厨还来信让我上大街上拣几张废汽车票给他寄去。但是我想，今后再也不用上那家餐馆打工，用不着再拍他马屁，就没给他干这件事。但是这些都是很后来的事了。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那个大厨已经买了整整一辈子的六合彩，已经完全走火入魔，而他正是我的顶头上司。因为我不能直截了当的对他说，你是一个白痴，所以直到我回了国，也没解释明白。
我们家里的人说，小时候我除了爬炉壁，还干过不少其它傻事——比方说，爬树摔断了腿，玩弹弓打死了邻居的鸡，逃到西山躲了三天才回来等等。但是我一点都记不得。照我看，就算有这些事也没有什么。我觉得高炉里有一个奇妙的新世界，自有我的道理：假如那高炉里什么都没有的话，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这样的想法丝毫也不能说是傻，只能说有点不成熟。那时候我才十二岁，这比活到了五十多岁还吃月经纸可强多了。后来我认识的那位大厨也知道了吃那种东西对中六合彩毫无帮助，但是他还要打肿了脸充胖子，说那东西叫做红铅，是内家炼丹的材料，吃了十全大补。我还知道有一种东西中医叫作“人中黄”据说吃了可以健胃——那就是屎。但是我不敢提这种建议，恐怕他和我急。他后来换了一种玩法，到大西洋赌城去玩轮盘赌，一个月的工钱，一夜就能输光。照我看这样比较正常。但是他很快又五迷三道，自以为可以发明必胜的轮盘赌法，经常在炒菜时放可以咸死老水牛的盐。而我由他推荐到前台去当waiter——你知道，我喜欢穿黑皮衣服，所以有几个怪里怪气的妞儿老上我台上来吃饭，而且小费给得特多，老板就说我有伤风化，把我和他一块开掉了。其实我在这件事上十足无辜，我穿黑衣服是童年的积习，我总是爬树上房，黑衣服经脏。虽然有个丫头老问我是s还是m，但是我一点也不懂这些事。
后来我到学校图书馆特殊收藏部找了几本书看了看，搞明白什么是s，什么是m，再碰到那个丫头时就告诉她说：我有点s，也有点m。我像一切生在革命时期的人一样，有一半是虐待狂，还有一半是受虐狂，全看碰见的是谁。她听了这话目瞪口呆，好像我说了什么傻话一样。乍到美国时净犯这种错误，到加油站问哪儿有打气（air），却问成了哪儿有屁股（ass）。但那一回却不是。我说的是由衷之言。
现在我活到了四十岁。算算从九岁到四十岁的发明，多得简直数不过来。最近的一项发明是一种长筒袜，里面渍有铁粉和卤化物，撕开了包装就发热，可以热四十八小时，等热完了就是一双普通的长筒袜。我以为可以一举解决怕冷和爱漂亮的问题。我把这项发明交给一家乡镇厂生产，后来就老收到投诉信，告状的说，老婆早上穿上我的袜子时，还是一个完整的东亚黄种，晚上脱下来，下半身就变成了黑人。这是因为那家厂子用过期的油墨把袜子染黑，不能说我的发明不好。我至今还保持了热爱发明的本性，但是再也不相信发明可以扭转干坤——换言之，搞发明中不了正彩。
我长大后结了婚，然后到美国去留学。我在国内是学数学的，出去以后觉得数学没有意思，就在计算机系和doublee（咱们叫无线电）系注册。我老婆是学党史的，出去以后觉得党史没意思，就改了pe，咱们叫体育。除了上学，我们还得挣钱糊口。我老婆到健身房给人家带操，就此找到了她的终身事业，现在每天带十节操还嫌太少。她说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想带操，站在一大群人面前跳跳蹦蹦。而我给人家编软件。到了美国我才知道，原来想要活着就要挣钱。本来挣钱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我偏把它想得很浪漫。
第一次从系里领来了编软件的活儿时，我想道：好！总算有了一个我施展才华的机会了！有关这一点，我有好多要补充的地方。自从长大成人，我处处不顺。开头想当画家，却是个色盲。后来当了数学系的研究生，导师给我的论文题目却是阐发马克思的＜数学手稿＞。虽然也挖空心思写了一百五十多页，但是我写了些什么，导师现在准想不起来了。我也想不起来了。打印稿现在找不着了，手写的底稿也找不着了。所以这篇论文写了就和没写一样，白白害死了自己好多脑细胞。简言之，我从来就没做过一件真正的工作，除非你把做豆腐也叫作工作。但是不管你把豆腐做成什么样，吃下去以后都变大粪，变不成金刚石。以上说明是解释我拿到那个活为什么激动。虽然那是个大型软件，好几个人合编，但是我想这样更好，可以显出我比别人强。越是这样想，就越是心绪纷乱，一行源码也写不出来。所以我就对我老婆说，你出门时，把我锁在屋子里。我就是这样一个变态分子，但是我老婆一点没觉察出来。
锁在房子里时，精力能够集中。所以我编的第一批软件极有诗意，李后主有词云：河诠啄残鹦鹉粒。我的软件就曲折和弹性而言，达到了此句的境界。后主又有残句云：细雨流湿光。我的软件就有这么简约，别人编十行，我只用一行。等到交活时，教授看了吃一惊：这么短！能跑（run）吗？我说你试试嘛。试完了他和我握手道：谢谢！但是到了开支时，我的钱比别人都少。原来是按行算钱，真把我气死了。等到交第二批软件时，我就吃棉花屙线屎。古诗云：
一个和尚独自归，关门闭户掩柴扉。我的第二批软件到了这种境界。简言之，别人编一行，我就编了二十行。等到交活时，教授根本不问能不能run，只说：你这是捣蛋！就打回来让我改短。资本主义就是这么虚伪。等到拿了学位，我毫不犹豫就回国来。这是因为我从骨子里来说是个浪漫诗人，作画时是个颜色诗人，写程序时是个软件诗人。干瘪无味的资本主义社会哪里容得下浪漫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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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时，我想干doublee就干doublee，想干computer就干computer，而且还能挣些钱，但是还是不快活，最起码没有六七年我在自己家里造投石机时快活。那时我们家的门窗都被打掉，墙上也打了好几个大窟窿。而我戴了个木匠的皮围裙，耳朵上架了支红蓝铅笔，正在指挥十几个大学生拆家具制造防御器械。在工程方面谁都不如我，所以大家公推我负责。这件事我爸爸知道了一定要揍我，因为拆的就是我们家的家具，虽然我已年登不惑，他也过了随心之年，并且在偏瘫之中，但是我认为他积习难改。等到上级制止了武斗，他回家来一看，只见家里的一切都荡然无存，书房里却多了一架古怪的机器：从前头看，像法国造的断头机，从后面看像台龙门刨床，有滑轨，有滑块，最前面还装了架气象站偷来的风速仪。底下还用水泥打了地基，拆都拆不走，真把他气死了。那就是我造的投石机，是世界上一切同类机器里最准确的一台。但是那上面有好多部件是我们家的家具。损失了门窗，家具我爸爸还不心疼，因为那是公家的。他的藏书也丢了不少，这些东西是他让我看着的。我告诉他，人家拿着刀枪，想借咱家的书看，我敢管吗？他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其实满不是这样，我当时忙得很，把让我看着的东西全忘了。而且我还想道：这个楼是老子的了，老子怎么想就是王法。凭什么我该给你守着东西？
现在我想，批判资本主义也不能昧了良心，现代社会里哪儿都容不下太多的诗人。就如鸡多了不下蛋，诗人多了没有饭吃。这是因为真正的诗人都是捣蛋鬼。六七年秋天“拿起笔做刀枪”冲到我们家里来时，我帮着把家里的东西搬到中立区以后，留下看守房子。转眼之间我就和他们合为一股，在我们家的墙上凿洞，并且亲手把每一块窗玻璃都打掉。当然，我也有我的道理，假如不把玻璃打掉，等到外面飞进来的砖头把它打碎，破片就会飞起来伤人。然后再把窗洞用桌椅堵起来，屋里马上就变得很黑。照我看这还黑得不够，还要用墨汁把里面的墙涂黑。只用了半天的时间，我们那座楼里面就黑得像地狱。当然这样干也有这样的道理，假如有人从外面冲进来，就会觉得眼前一黑。在他的瞳孔放大到足以看清屋里的东西之前，我们可以用长矛在他身上扎十几个大洞。这些措施只是把我们住的房子改造成一个白蚁窝的第一步。到了冬天，这座楼上连一片完整的瓦都没有了。一楼每一个窗口都被焊的栅栏堵得严严实实，上面还有密密麻麻朝外的枪头，一个个比刀子还快。所有的楼道门洞都被堵得炸都炸不开，另有一些纵横交错的窟窿做为通道，原来的住户不花三天三夜绝找不到自己原来住的地方。后来要把它恢复成原样，又花了比盖这座楼的建筑费还要多的修缮费。从这一点你就能知道“拿起笔做刀枪”为什么后来要倒大霉。而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我一个诗人就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假如遍地都是，那还得了吗？但是不做诗人，我又不能活。所以到底怎么办，这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