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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他们来了。”我看见坟场外面的短墙扬起一片黄尘,接着一辅外交牌照的宾士牌汽车慢慢的停在铁门的入口处。
荷西和我都没有动,泥水工正在拌水泥,加里朴素得如一个长肥皂盒的棺木静静的放在墙边。
炎热的阳光下,只听见苍蝇成群的嗡嗡声在四周回响着,虽然这一道如同两层楼那么高的墙都被水泥封死了,但是砌在里面的棺木还是发出一阵阵令人不舒服的气味,要放入加里的那一个墙洞是在底层,正张着黑色的大嘴等着尸体去填满它。
那个瑞典领事的身后跟着一个全身穿黑色长袍的教士,年轻红润的脸孔,被一头如嬉皮似的金发罩到肩膀。
这两人下车时,正高声的说着一件有趣的事,高昂的笑声从门外就传了过来。
等他们看见等着的我们时,才突然收住了满脸的笑纹,他们走过来时,还抿着嘴,好似意犹未尽的样子。“啊!你们已经来了。”领事走过来打招呼。“日安!”我回答他。
“这是神父夏米叶,我们领事馆请来的。”
“您好!”我们彼此又握了握手。
四个人十分窘迫的站了一会,没有什么话说。
“好吧!我们开始吧!”神父咳了一声就走近加里的棺木边去。
他拿出圣经来用瑞典文念了一段经节,然后又用瑞典文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话,不过两分钟的时间吧,他表示说完了,做了一个手势。
我们请坟园的泥水工将加里的棺木推到墙内的洞里去,大家看着棺木完全推进去了,神父这才拿出一个小瓶子来,里面装着一些水。
“这个,你来洒吧!”他一面用手很小心的摸着他的长发,一面将水瓶交给我。
“是家属要洒的?”
“是,也不是。”领事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拿起瓶子来往加里的棺木上洒了几滴水,神父站在我旁边突然划了一个十字。
“好了!可以封上了。”领事对泥水工说。
“等一下。”我将一把加里院子里的花丢到他的棺材上去,泥水工这才一块砖一块砖的封起墙来。
我们四个人再度沉默的木立着,不知说什么好。“请问你们替加里付了多少医药费?”
“帐单在这里,不多,住院时先付了一大半。”荷西将帐单拿出来。
“好,明后天请你们再来一次,我们弄好了文件就会结清给你们,好在加里自己的钱还有剩。”
“谢谢!”我们简短的说了一句。
这时坟场刮起了一阵风,神父将他的圣经夹在腋下,两只手不断的理他的头发,有礼的举止却盖不住他的不耐。“这样吧!我们很忙,先走了,这面墙——”
“没关系,我们等他砌好了再走,您们请便。”我很快的说。
“那好,加里的家属我们已经通知了,到现在没有回音,他的衣物——唉!”
“我们会理好送去领事馆的,这不重要了。”
“好,那么再见了。”
“再见!谢谢你们来。”等砌好了墙,我再看了一眼这面完全是死人居所的墙,给了泥水工他该得的费用,也大步的跟荷西一起走出去。
荷西与我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之后,就搬到了近西北非在大西洋海中的西属加纳利群岛暂时安居下来。
在我们租下新家的这个沿海的社区里,住着大约一百多户人家,这儿大半是白色的平房,沿着山坡往一个平静的小海湾里建筑下去。
虽说它是西班牙的属地,我们住的地方却完完全全是北欧人来度假、退休、居留的一块乐土,西班牙人反倒不多见。
这儿终年不雨,阳光普照,四季如春,尤其是我们选择的海湾,往往散步两三小时也碰不到一个人影。海滩就在家的下面,除了偶尔有一两个步伐蹒跚的老人拖着狗在晒太阳之外,这一片地方安详得近乎荒凉,望着一排排美丽的洋房和蕃茄田,我常常不相信这儿有那么多活着的人住着。“欢迎你们搬来这里,我们这个社区,太需要年轻人加入。这块美丽的山坡,唯一缺少的就是笑声和生命的气氛,这儿,树和花年年都在长,只有老人,一批批像苍蝇似的在死去,新的一代,再也不肯来这片死寂的地方了。”
社区的瑞典负责人与我们重重的握着手,诚恳的表示他对我们的接纳,又好似惋惜什么的叹了口气。
“这一点您不用愁,三毛是个和气友爱的太太,我,是个粗人,不会文文静静的说话,只要邻居不嫌吵,我们会把住的一整条街都弄活泼起来。”荷西半开玩笑的对这个负责人说,同时接下了一大串租来小屋的钥匙。
我们从车上搬东西进新家去的那一天,每一幢房子里都有人从窗口在张望,没有一个月左右,这条街上的邻居大部分都被我们认识了,早晚经过他们的家,我都叫着他们的名字,扬扬手,打个招呼,再问问他们要不要我们的车去市场买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偶尔荷西在海里捉到了鱼,我们也会拿蝇子串起来,挨家去送鱼给这些平均都算高龄的北欧人,把他们的门打得碰碰地响。
“其实这里埋伏着好多人,只是乍时看不出来,我们可不能做坏事。”我对荷西说。
“这么安静的地方,要我做什么捣蛋的事也找不到对象,倒是你,老是跳进隔壁人家院子去采花,不要再去了。”“隔壁没有人住。”我理直气壮的回答着他。
“我前几天还看到灯光。”
“真的?奇怪。”我说着就往花园跑去。
“你去哪里?三毛。”
他叫我的时候,我早已爬过短墙了。
这个像鬼屋一样的小院子里的花床一向开得好似一匹彩色的缎子,我总是挑白色的小菊花采,很少注意到那幢门窗紧闭,窗帘完全拉上的房子里是不是有人住,因为它那个气氛,不像是有生命的一幢住家,我几乎肯定它是空的。我绕了一圈房子,窗帘密密的对着大窗,实在看不进去,绕到前面,拿脸凑到钥匙洞里去看,还是看不到什么。“荷西,你弄错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往家的方向喊着。
再一回头,突然在我那么近的玻璃窗口,我看见了一张可怕的老脸,没有表情的注视着我,我被这意外吓得背脊都凉了,慢慢的转身对着他,口里很勉强的才吐出一句结结巴巴的“日安。”
我盯住这个老人看,他却缓缓的开了大玻璃门。“我不知道这里住着个人。对不起。”我用西班牙话对他说。
“啊!啊!”这个老人显然是跛着脚,他用手撑着门框费力的发出一些声音。
“你说西班牙话?”我试探的问他。
“不,不,西班牙,不会。”沙哑的声音,尽力的打着手势,脸上露出一丝丝微笑,不再那么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问他。
“是,是,我,加里,加里。”他可能听得懂德文,却讲不成句。
“我,三毛,我讲德文你懂吗?”
“是,是,我,德国,会听,不会讲。”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连忙把他扶进去,放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边,再见!”说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墙回家了。
“荷西,隔壁住着一个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说。“几岁?”
“不知道,大概好几百岁了,皱纹好多,人很臭,家里乱七八糟,一双脚是跛的。”
“难怪从来不出门,连窗户都不打开。”
看见了隔壁的加里之后,我一直在想念着他,过了几天,我跟邻居谈天,顺口提到了他。
“啊!那是老加里,他住了快两年了,跟谁也不来往。”“他没法子走路。”我轻轻的反驳这个中年的丹麦女人。“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辆轮椅。”
“他的家那么多石阶,椅子也下不来。”
“三毛,那不是我们的事情,看见这种可怜的人,我心里就烦,你能把他怎么办?我们又不是慈善机关,何况,他可以在瑞典进养老院,偏偏住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岛上来。”“这里天气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争辩的说着,也就走开了。
每天望着那一片繁花似锦的小院落里那一扇扇紧闭的门窗,它使我心理上负担很重,我恨不得看见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来晒太阳,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静得使自己消失,夜间,很少灯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维持着他的带病的生命,对我不止是一个谜,而是一片令我闷闷不乐的牵挂了,这个安静的老人每天如何度过他的岁月?
“荷西,我们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下,我想——我想有时候不如分一点去给隔壁的那个加里吃。”
“随便你,我知道你的个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饭也吃不下了。”
我拿着一盘菜爬过墙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门,加里才跛着脚来开。
“加里,是我,我拿菜来给你吃。”
他呆呆的望着我,好似又不认识了我似的。
“荷西,快过来,我们把加里抬出来吹吹风,我来替他开窗打扫。”
荷西跨过了矮墙,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个小桌子,给他叉子,老人好似吓坏了似的望着我们,接着看看盘子。
“吃,加里,吃,”荷西打着手势,我在他的屋内扫出堆积如山的空食物罐头,把窗户大开着透气,屋内令人作呕的气味一阵阵漫出来。
“天啊,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望着他没有床单的软垫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是干了的粪便还是什么东西糊了一大块,衣服内裤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头一张发黄了的照片,里面有一对夫妇和五个小男孩很幸福的坐在草坪上,我看不出那个父亲是不是这个加里。
“荷西,他这样一个人住着不行,他有一大柜子罐头,大概天天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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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他们来了。”我看见坟场外面的短墙扬起一片黄尘,接着一辅外交牌照的宾士牌汽车慢慢的停在铁门的入口处。
荷西和我都没有动,泥水工正在拌水泥,加里朴素得如一个长肥皂盒的棺木静静的放在墙边。
炎热的阳光下,只听见苍蝇成群的嗡嗡声在四周回响着,虽然这一道如同两层楼那么高的墙都被水泥封死了,但是砌在里面的棺木还是发出一阵阵令人不舒服的气味,要放入加里的那一个墙洞是在底层,正张着黑色的大嘴等着尸体去填满它。
那个瑞典领事的身后跟着一个全身穿黑色长袍的教士,年轻红润的脸孔,被一头如嬉皮似的金发罩到肩膀。
这两人下车时,正高声的说着一件有趣的事,高昂的笑声从门外就传了过来。
等他们看见等着的我们时,才突然收住了满脸的笑纹,他们走过来时,还抿着嘴,好似意犹未尽的样子。“啊!你们已经来了。”领事走过来打招呼。“日安!”我回答他。
“这是神父夏米叶,我们领事馆请来的。”
“您好!”我们彼此又握了握手。
四个人十分窘迫的站了一会,没有什么话说。
“好吧!我们开始吧!”神父咳了一声就走近加里的棺木边去。
他拿出圣经来用瑞典文念了一段经节,然后又用瑞典文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话,不过两分钟的时间吧,他表示说完了,做了一个手势。
我们请坟园的泥水工将加里的棺木推到墙内的洞里去,大家看着棺木完全推进去了,神父这才拿出一个小瓶子来,里面装着一些水。
“这个,你来洒吧!”他一面用手很小心的摸着他的长发,一面将水瓶交给我。
“是家属要洒的?”
“是,也不是。”领事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拿起瓶子来往加里的棺木上洒了几滴水,神父站在我旁边突然划了一个十字。
“好了!可以封上了。”领事对泥水工说。
“等一下。”我将一把加里院子里的花丢到他的棺材上去,泥水工这才一块砖一块砖的封起墙来。
我们四个人再度沉默的木立着,不知说什么好。“请问你们替加里付了多少医药费?”
“帐单在这里,不多,住院时先付了一大半。”荷西将帐单拿出来。
“好,明后天请你们再来一次,我们弄好了文件就会结清给你们,好在加里自己的钱还有剩。”
“谢谢!”我们简短的说了一句。
这时坟场刮起了一阵风,神父将他的圣经夹在腋下,两只手不断的理他的头发,有礼的举止却盖不住他的不耐。“这样吧!我们很忙,先走了,这面墙——”
“没关系,我们等他砌好了再走,您们请便。”我很快的说。
“那好,加里的家属我们已经通知了,到现在没有回音,他的衣物——唉!”
“我们会理好送去领事馆的,这不重要了。”
“好,那么再见了。”
“再见!谢谢你们来。”等砌好了墙,我再看了一眼这面完全是死人居所的墙,给了泥水工他该得的费用,也大步的跟荷西一起走出去。
荷西与我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之后,就搬到了近西北非在大西洋海中的西属加纳利群岛暂时安居下来。
在我们租下新家的这个沿海的社区里,住着大约一百多户人家,这儿大半是白色的平房,沿着山坡往一个平静的小海湾里建筑下去。
虽说它是西班牙的属地,我们住的地方却完完全全是北欧人来度假、退休、居留的一块乐土,西班牙人反倒不多见。
这儿终年不雨,阳光普照,四季如春,尤其是我们选择的海湾,往往散步两三小时也碰不到一个人影。海滩就在家的下面,除了偶尔有一两个步伐蹒跚的老人拖着狗在晒太阳之外,这一片地方安详得近乎荒凉,望着一排排美丽的洋房和蕃茄田,我常常不相信这儿有那么多活着的人住着。“欢迎你们搬来这里,我们这个社区,太需要年轻人加入。这块美丽的山坡,唯一缺少的就是笑声和生命的气氛,这儿,树和花年年都在长,只有老人,一批批像苍蝇似的在死去,新的一代,再也不肯来这片死寂的地方了。”
社区的瑞典负责人与我们重重的握着手,诚恳的表示他对我们的接纳,又好似惋惜什么的叹了口气。
“这一点您不用愁,三毛是个和气友爱的太太,我,是个粗人,不会文文静静的说话,只要邻居不嫌吵,我们会把住的一整条街都弄活泼起来。”荷西半开玩笑的对这个负责人说,同时接下了一大串租来小屋的钥匙。
我们从车上搬东西进新家去的那一天,每一幢房子里都有人从窗口在张望,没有一个月左右,这条街上的邻居大部分都被我们认识了,早晚经过他们的家,我都叫着他们的名字,扬扬手,打个招呼,再问问他们要不要我们的车去市场买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偶尔荷西在海里捉到了鱼,我们也会拿蝇子串起来,挨家去送鱼给这些平均都算高龄的北欧人,把他们的门打得碰碰地响。
“其实这里埋伏着好多人,只是乍时看不出来,我们可不能做坏事。”我对荷西说。
“这么安静的地方,要我做什么捣蛋的事也找不到对象,倒是你,老是跳进隔壁人家院子去采花,不要再去了。”“隔壁没有人住。”我理直气壮的回答着他。
“我前几天还看到灯光。”
“真的?奇怪。”我说着就往花园跑去。
“你去哪里?三毛。”
他叫我的时候,我早已爬过短墙了。
这个像鬼屋一样的小院子里的花床一向开得好似一匹彩色的缎子,我总是挑白色的小菊花采,很少注意到那幢门窗紧闭,窗帘完全拉上的房子里是不是有人住,因为它那个气氛,不像是有生命的一幢住家,我几乎肯定它是空的。我绕了一圈房子,窗帘密密的对着大窗,实在看不进去,绕到前面,拿脸凑到钥匙洞里去看,还是看不到什么。“荷西,你弄错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往家的方向喊着。
再一回头,突然在我那么近的玻璃窗口,我看见了一张可怕的老脸,没有表情的注视着我,我被这意外吓得背脊都凉了,慢慢的转身对着他,口里很勉强的才吐出一句结结巴巴的“日安。”
我盯住这个老人看,他却缓缓的开了大玻璃门。“我不知道这里住着个人。对不起。”我用西班牙话对他说。
“啊!啊!”这个老人显然是跛着脚,他用手撑着门框费力的发出一些声音。
“你说西班牙话?”我试探的问他。
“不,不,西班牙,不会。”沙哑的声音,尽力的打着手势,脸上露出一丝丝微笑,不再那么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问他。
“是,是,我,加里,加里。”他可能听得懂德文,却讲不成句。
“我,三毛,我讲德文你懂吗?”
“是,是,我,德国,会听,不会讲。”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连忙把他扶进去,放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边,再见!”说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墙回家了。
“荷西,隔壁住着一个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说。“几岁?”
“不知道,大概好几百岁了,皱纹好多,人很臭,家里乱七八糟,一双脚是跛的。”
“难怪从来不出门,连窗户都不打开。”
看见了隔壁的加里之后,我一直在想念着他,过了几天,我跟邻居谈天,顺口提到了他。
“啊!那是老加里,他住了快两年了,跟谁也不来往。”“他没法子走路。”我轻轻的反驳这个中年的丹麦女人。“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辆轮椅。”
“他的家那么多石阶,椅子也下不来。”
“三毛,那不是我们的事情,看见这种可怜的人,我心里就烦,你能把他怎么办?我们又不是慈善机关,何况,他可以在瑞典进养老院,偏偏住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岛上来。”“这里天气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争辩的说着,也就走开了。
每天望着那一片繁花似锦的小院落里那一扇扇紧闭的门窗,它使我心理上负担很重,我恨不得看见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来晒太阳,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静得使自己消失,夜间,很少灯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维持着他的带病的生命,对我不止是一个谜,而是一片令我闷闷不乐的牵挂了,这个安静的老人每天如何度过他的岁月?
“荷西,我们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下,我想——我想有时候不如分一点去给隔壁的那个加里吃。”
“随便你,我知道你的个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饭也吃不下了。”
我拿着一盘菜爬过墙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门,加里才跛着脚来开。
“加里,是我,我拿菜来给你吃。”
他呆呆的望着我,好似又不认识了我似的。
“荷西,快过来,我们把加里抬出来吹吹风,我来替他开窗打扫。”
荷西跨过了矮墙,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个小桌子,给他叉子,老人好似吓坏了似的望着我们,接着看看盘子。
“吃,加里,吃,”荷西打着手势,我在他的屋内扫出堆积如山的空食物罐头,把窗户大开着透气,屋内令人作呕的气味一阵阵漫出来。
“天啊,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望着他没有床单的软垫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是干了的粪便还是什么东西糊了一大块,衣服内裤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头一张发黄了的照片,里面有一对夫妇和五个小男孩很幸福的坐在草坪上,我看不出那个父亲是不是这个加里。
“荷西,他这样一个人住着不行,他有一大柜子罐头,大概天天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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