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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佐一直是支持他的；却由于他也一直跟影佐表示，只要有全面和平的机会，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如今机会来了，倒说退缩不前，岂非言不由衷，平白让人把他看得矮了半截？
因此，他决定采取拖延策略，”要见面，就要谈得很具体；不然不如不见。”他说：“容我先跟汪先生谈了，再给你答复。”
事实上他没有去见汪精卫；而是跟他的智囊之一，岑春煊的儿子岑德广去商量。岑德广毫不迟疑地说：“这机会当然不容错过。不管谈些什么，你总要跟他会一面。”
周佛海想了一下说：“问题是，我去看他，他来看我，都不方便。消息一泄漏出去，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
岑德广当然了解他的言外之意，”那也容易！”他说：“你跟中间人约定时间、地点，到时候我派车去接，在我这里见面。即或消息泄漏，只说不期而遇就是。”
“不错，不错！人生何处不相逢？”周佛海认为这样做不露痕迹，同意照办。
“公博，快回来了吧？”岑德广又问。
陈公博早又回香港了，他对”组府”本不感兴趣，从高陶事件以后，态度益发消极，此时岑德广问到，周佛海叹口气说：“汪夫人预备亲自去劝驾，来不来未可知！”
“有公博在这里就好了；你跟公博一起跟司徒雷登见面，可以表示和平的愿望是一致的；以后报告汪先生，有公博在场也比较好说话。”岑德广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先要跟汪先生谈一谈？”
“你看呢？”
“我觉得事后告诉他比较好。”
周佛海考虑了一下，点点头说：“有什么事，只有我先挺下来再说。”
见面的日子，定在2月12日；到了约定的时间，岑德广派了一辆车，将司徒雷登及他的秘书傅泾波，接到了愚园路岐山村的住宅，周佛海已经等在那里了。
经过短短的一番寒暄，司徒雷登用一口可以乱真的杭州话说道：“我等于一个中国人。”
就这一句开场白，周佛海与岑德广对这个高大的美国朋友，立即有了一种很微妙的亲切感，不约而同地深深点头，表示领会到他的立场。
“蒋委员长励精图治，这几年来国内无论物质上的建设，精神上的培养都令人刮目相看。不幸地爆发了七七事变，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看到中国的进步，内心不安之故。”
周佛海接口说道：“我要说明，日本看到中国进步，内心不安，诚然有之；不过那是日本军阀的心境，而且也只是一部分日本军阀，像松井石根、杉山元之流。”
“是的！因此，中日之间的和平，在日本方面出现了机会；现在是中国方面的问题。将近两年的作战中，已证明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此时求得合理的和平，给英明的蒋委员长几年生聚教训的时间，仍旧可以跟日本一决雌雄。”司徒雷登紧接着以郑重的神色说道：“这完全是我把我当作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
“我完全能够理解。”周佛海说：“事实上，我们内心中也是这样想法。”
“你所说的我们，想必包括汪先生在内。对于汪先生倡导和平，我极表赞成；不过传闻汪先生将另组政权，如果所传是实，那是中国的另一大不幸。”
“喔，”周佛海以极沉着的态度说道：“请司徒博士作个简单分析。”
“很显然地，在对外作战时，内部和战的步骤，不能一致，已是一个弱点；如果造成分裂，更非国家之福。”
“司徒博士的看法，就一般而言，是不错的。不过，一时分裂的现象，也许反可以发生加速复合的力量。”
“分裂之后再复合，裂痕总归存在的。”司徒雷登不愿在这个问题引起争执，话锋很快地一转，”我这次到重庆，会竭见蒋委员长；很愿意将汪先生方面的真意转达蒋先生，谋求一个共济之道。今天想跟周先生见面，就是为了想了解汪先生方面的意见。”
“司徒博士的热诚，我们感激而且佩服。不过，以蒋先生目前的处境，已无法与日本交涉和平；目前进行组织政府，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立场，以便利进行交涉。如果我们的政府在组成以前，重庆跟东京的和谈，已经在进行；那么成立新政府这一层，自可从缓。倘如重庆与东京能够达成停战的协定，则新政府虽已成立，亦可随时取消。”
这样彻底的表示，司徒雷登为之动容；便进一步问道：“照周先生的说法，不知道汪先生是不是同意？”
“我们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保证履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请司徒博士代为向蒋先生表明：我们所做的事，纯在求取全面和平，决不会成为重庆与东京和谈的障碍。”
岑德广所提出的，如果和谈实现，希望美国居间保证。周佛海不赞成他的这种主张，因为不论如何，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事，邀请另一国居间保证，无异自请他国来干预内政；不过司徒雷登已经很爽快地作了承诺，也就不必再提任何异议了。
“周先生，”司徒雷登又说：“我大概在月底才会从上海动身；如果汪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要我带到重庆，我是乐于效劳的。”
周佛海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对于他刚才所说的，可以代表汪精卫保证”新政府”将不会成为和谈障碍的声明，希望进一步获得本人的确认；因而毫不迟疑地答说：“在司徒博士起程以前，不妨再叙一叙；我可以把汪先生在这方面的意见，详细奉告。”
影佐一直是支持他的；却由于他也一直跟影佐表示，只要有全面和平的机会，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如今机会来了，倒说退缩不前，岂非言不由衷，平白让人把他看得矮了半截？
因此，他决定采取拖延策略，”要见面，就要谈得很具体；不然不如不见。”他说：“容我先跟汪先生谈了，再给你答复。”
事实上他没有去见汪精卫；而是跟他的智囊之一，岑春煊的儿子岑德广去商量。岑德广毫不迟疑地说：“这机会当然不容错过。不管谈些什么，你总要跟他会一面。”
周佛海想了一下说：“问题是，我去看他，他来看我，都不方便。消息一泄漏出去，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
岑德广当然了解他的言外之意，”那也容易！”他说：“你跟中间人约定时间、地点，到时候我派车去接，在我这里见面。即或消息泄漏，只说不期而遇就是。”
“不错，不错！人生何处不相逢？”周佛海认为这样做不露痕迹，同意照办。
“公博，快回来了吧？”岑德广又问。
陈公博早又回香港了，他对”组府”本不感兴趣，从高陶事件以后，态度益发消极，此时岑德广问到，周佛海叹口气说：“汪夫人预备亲自去劝驾，来不来未可知！”
“有公博在这里就好了；你跟公博一起跟司徒雷登见面，可以表示和平的愿望是一致的；以后报告汪先生，有公博在场也比较好说话。”岑德广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先要跟汪先生谈一谈？”
“你看呢？”
“我觉得事后告诉他比较好。”
周佛海考虑了一下，点点头说：“有什么事，只有我先挺下来再说。”
见面的日子，定在2月12日；到了约定的时间，岑德广派了一辆车，将司徒雷登及他的秘书傅泾波，接到了愚园路岐山村的住宅，周佛海已经等在那里了。
经过短短的一番寒暄，司徒雷登用一口可以乱真的杭州话说道：“我等于一个中国人。”
就这一句开场白，周佛海与岑德广对这个高大的美国朋友，立即有了一种很微妙的亲切感，不约而同地深深点头，表示领会到他的立场。
“蒋委员长励精图治，这几年来国内无论物质上的建设，精神上的培养都令人刮目相看。不幸地爆发了七七事变，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看到中国的进步，内心不安之故。”
周佛海接口说道：“我要说明，日本看到中国进步，内心不安，诚然有之；不过那是日本军阀的心境，而且也只是一部分日本军阀，像松井石根、杉山元之流。”
“是的！因此，中日之间的和平，在日本方面出现了机会；现在是中国方面的问题。将近两年的作战中，已证明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此时求得合理的和平，给英明的蒋委员长几年生聚教训的时间，仍旧可以跟日本一决雌雄。”司徒雷登紧接着以郑重的神色说道：“这完全是我把我当作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
“我完全能够理解。”周佛海说：“事实上，我们内心中也是这样想法。”
“你所说的我们，想必包括汪先生在内。对于汪先生倡导和平，我极表赞成；不过传闻汪先生将另组政权，如果所传是实，那是中国的另一大不幸。”
“喔，”周佛海以极沉着的态度说道：“请司徒博士作个简单分析。”
“很显然地，在对外作战时，内部和战的步骤，不能一致，已是一个弱点；如果造成分裂，更非国家之福。”
“司徒博士的看法，就一般而言，是不错的。不过，一时分裂的现象，也许反可以发生加速复合的力量。”
“分裂之后再复合，裂痕总归存在的。”司徒雷登不愿在这个问题引起争执，话锋很快地一转，”我这次到重庆，会竭见蒋委员长；很愿意将汪先生方面的真意转达蒋先生，谋求一个共济之道。今天想跟周先生见面，就是为了想了解汪先生方面的意见。”
“司徒博士的热诚，我们感激而且佩服。不过，以蒋先生目前的处境，已无法与日本交涉和平；目前进行组织政府，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立场，以便利进行交涉。如果我们的政府在组成以前，重庆跟东京的和谈，已经在进行；那么成立新政府这一层，自可从缓。倘如重庆与东京能够达成停战的协定，则新政府虽已成立，亦可随时取消。”
这样彻底的表示，司徒雷登为之动容；便进一步问道：“照周先生的说法，不知道汪先生是不是同意？”
“我们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保证履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请司徒博士代为向蒋先生表明：我们所做的事，纯在求取全面和平，决不会成为重庆与东京和谈的障碍。”
岑德广所提出的，如果和谈实现，希望美国居间保证。周佛海不赞成他的这种主张，因为不论如何，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事，邀请另一国居间保证，无异自请他国来干预内政；不过司徒雷登已经很爽快地作了承诺，也就不必再提任何异议了。
“周先生，”司徒雷登又说：“我大概在月底才会从上海动身；如果汪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要我带到重庆，我是乐于效劳的。”
周佛海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对于他刚才所说的，可以代表汪精卫保证”新政府”将不会成为和谈障碍的声明，希望进一步获得本人的确认；因而毫不迟疑地答说：“在司徒博士起程以前，不妨再叙一叙；我可以把汪先生在这方面的意见，详细奉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