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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土匪军长孙殿英盗掘”东陵”以致乾隆及慈禧的尸骨狼藉。当时他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彪的花园中，得报痛哭流涕，在张园设了供奉乾隆及慈禧灵位的”几筵”；像”大丧”那样，”朝夕哭临”而且发誓：“不报此仇，就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现在却真的不能做ài新觉罗的子孙；而是要认”倭奴”为祖先了！这个刺激比得知盗陵事件要深得多。而且当年还有”师傅”陈宝琛、朱益藩，以及其他遗老会出主意；此刻不但郑孝胥已死，其他可供咨询的人，亦都生离死别，风流云散，一个可以商量大事的人都没有。加以吉冈日夕絮聒，逼得他只有关起门来，向列祖列宗的灵牌祈告，只是为了”屈蠖求伸之计”不能不从权处置。
于是1940年5月，溥仪第二次访日；最主要的节目，自然是会见日本天皇裕仁，陈述希望。
这篇”台词”是吉冈找了一个日本汉学家佐藤知恭预先拟好的；佐藤知恭在”满洲国”的官衔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实际的职司，有如清朝的”南书房翰林”专门撰拟”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的诏令。他替溥仪拟的”台词”反复强调”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但裕仁的回答，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
“既然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
桌子上早已备好了代表天照大神的3件”神气”：一把剑、一面铜镜、一块玉。奉迎了这3件”神气”即表示奉迎了天照大神；回到长春，在”帝宫”之东，照日本的营建制度，修了一座白木建造，不加髹戚的”建国神庙”作为”满洲国”的”太庙”
从此以后，溥仪及”满洲国”的百姓，在生活上多了一件大事。原来奉迎天照大神”回国”不光是建一座神庙的事，首先是发布由佐藤知恭执笔的”国本奠定诏书”接着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名为”祭祀府”设总裁、副总裁各一员，总裁是曾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宪兵司令官，以及关东军参谋长的桥本虎之助。同时各地亦都依照规定，建立神庙，派定”神宫”管理；无论什么人经过神庙，都须作90度的鞠躬礼，否则处罚。东北的百姓为了不愿行这个礼，出门宁愿多走三五公里路，绕道避开神庙；因此；一经选定了建立神庙的地点，商店门可罗雀，非闭歇不可；住户亦是迁地为良，否则不但早晚进出，行礼麻烦，而且亲朋友绝迹，孤立寂寞，人所不堪。
不过，百姓可以避免给天照大神行礼，溥仪却是避不了的，每逢朔、望，由他领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及”满洲国”的文武大员，祭祀一次，祭祀要穿”礼服”怪模怪样，十分滑稽；溥仪是最讲究服饰漂亮的，穿过一次，为弟妹姬妾在暗中窃笑后，就怎样也不肯再穿，找到一个藉口，说现值战争期间，理应戎服，以示支援日本盟邦的决心。关东军听他言之有理，也就同意了。
当然，这是溥仪精神上最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常常祭祀完了，遇有感触，便会流泪；有一天有个人跟他说了句话，他算是想开了。
这个人是溥仪的侍婢，封号是”贵人”由于”皇后”已死，别无妃姘，所以这个”贵人”等于溥仪的妻子。她本来也是满洲旗人，姓他他拉氏，与光绪的瑾妃、珍妃同姓却非同族；所以入民国后，瑾妃的娘家人，改汉姓为唐；她家改的汉姓为谭。
这谭”贵人”芳名玉龄；被选入宫时，正是抗战爆发那年，才17岁，还是初中学生。谭玉龄在北平上学时，正在”九一八”以后，听见看见许多日本兵及浪人横行霸道的事，心怀不平，常跟溥仪谈起。
到了”满洲国”对关东军及吉冈自更无好感，在溥仪面前，对他们有时冷嘲，有时热讽，有时索性破口大骂，倒能稍解溥仪心头的积郁。所以他前后4个妻子，比较起来对谭”贵人”还有点感情；也常能接受她的劝告。
“我劝皇上，别想不开了！”她说：“反正就现在不把日本人当祖宗，将来溥杰的儿子继了位，还不是照样有那么一天。”
这是句很透彻的话，原来溥仪的胞弟溥杰，从日本士官毕业，回到长春，当了”禁卫军中尉”以后，关东军就不断有人向他谈婚姻问题，鼓吹日本女人的温柔能干，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以后，看溥杰并无表示，便由吉冈向溥仪透露了关东军的意思，为了促进”日满亲善”希望溥杰能与日本女人结婚。
溥仪大为紧张，将他最信任的二妹韫和找了来商量大计。兄妹俩的看法是一致的，由于溥仪没有儿子，所以日本人笼络溥杰；必要时可以仿照光绪入承大统的成例，取溥仪而代之；而溥杰的儿子既有日本的血统，那么”满洲国”跟日本根本就是一体了。
明白了关东军的阴谋，唯一的对策，就是抢先给溥杰找一个妻子。溥仪把他找了来，起先是训诫，说他如果娶了老婆，将来一切都会在日本人监视之下，后患无穷。
接着溥仪许下一个诺言，一定会替他找个好妻子；他应该听”皇上”的话，不要想什么日本女人。溥杰自然恭恭敬敬地连声称是。
于是溥杰派韫和为他的”钦差”专程入关，到”北府”向他的父亲载沣说明其事。不久由溥仪的岳父荣源做媒，找到一位很理想的小姐——这位小姐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才貌双全；她家上代也出过好几个王妃，所以算是亲上加亲，格外觉得圆满。
等韫和回来一说，出示照片，溥杰非常满意。那知好事多磨，吉冈直接找到溥杰去办交涉了。
“听说阁下要到北平去，是吗？”
“是的。”
“去干什么？”
听他的语岂不礼貌，溥杰傲然答说：“办私事。”
“是结婚吗？”
听他说破了，溥杰不便低头，点点头说：“对了。”
“这个不行！”吉冈很不客气，连连摇头：“大大地不行！”
“为什么？”溥杰也沉下脸来，”你是不是要干预我的婚姻？”
“不是我，是关东军。”吉冈答说：“关东军希望阁下跟日本女子结婚。以便增进日满亲善。阁下的身分是御弟，自然应该做出亲善的表率。这是军方的意思；阁下明白？嗯！”“我不明白。我也不需要明白。”
“不明白的不行！日本的皇室譬如御弟三松宫殿下、高笠宫殿下、闲院宫殿下，他们的婚姻，都要经过重臣同意。”吉冈又说：“本庄繁大将要亲自为阁下做媒；你不可以到北平，应该等东京的消息。”
溥杰无法再作争辩；他也很了解，只要吉冈说了”你不可以到北平”就会有人在车站侦察，不容他上火车入关；而且说不定从此刻起，他就在日本人监视之下了。
很快地，东京方面有了消息，本庄繁替溥杰找了个贵族的女儿做妻子。这个古老的贵族是侯爵，名叫嵯峨胜；他的女儿叫浩子。1937年4月初，溥杰与嵯峨浩子，在东京结了婚。
一个月以后，关东军所选择的”国务总理”张景惠，通过了一个名为”帝位继承法”的法案；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溥仪的长辈，包括他的祖父醇亲王奕譞，父亲摄政王载沣，伯父德宗景皇帝载湉，由于慈禧太后的喜怒不测，都被折磨得有了神经衰弱的毛病；溥仪禀承遗传，而且自幼至长，经过无数风波，从到”满洲国”发现关东军的淫威，比传说中慈禧整人的手段更可怕，因此，他像他伯父那样，也是无嗣，也是神经极度衰弱——这个毛病的特征之一，是疑神疑鬼，终日不安；关东军所授意的”帝位继承法”一出现，在他的看法就像40年前慈禧立”大阿哥”那样，”废立”的先声，”皇位”要不保了！
不但”皇位”不保，还有性命之忧。谁都看得出来，”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只是”聋子的耳朵”徒有其形，真正的要点是在”弟之子继之”这5个字上；说得明白些，日本要一个日本血统的”满洲国皇帝”也就是由嵯峨浩子的儿子来继承大位。
然则，如何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溥仪跟他的两个妹妹，韫和与韫颖私下密议过；认为当年立”大阿哥”时，德宗多少视皇位如鸡肋，真要其去，亦无所留恋，所可用自己情愿逊位的方式，达成慈禧的愿望，不至于非驾崩不可。但是此刻的溥仪，却不能用此方式，何况他本人并不像德宗那样，有必要时不妨放弃皇位打算。
更有一点不同的是，当时既有保驾的大臣，也有”保皇党”内则肃王善耆和炙手可热的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外则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这一班朝廷视之为柱石的封疆大臣，连”废立”都表示反对，更何况要害德宗的性命？
这一有利的条件，在溥仪并不具备，他不但没有保驾的”大臣”连一个可共心腹的人都没有，因为吉冈监视得很严。眼前唯一能替他分忧的，只是两个妹妹，可是她们的力量有限，除了替他出主意以外，别无用处。
两姊妹为他出的主意是，必须对溥杰夫妇，加意防范。她们的看法是，日本人可能会毒死溥仪，让溥杰得以继承皇位，如果溥杰生了儿子，日本人又会毒死溥杰，让他的儿子来做皇帝。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日本人眼前的目标是溥仪。
因此，等溥杰带着新婚妻子回长春以后，兄弟间的一道鸿沟，立即很明白地显现了。溥仪再也不敢跟溥杰说一句心里的话；有时溥杰邀请溥仪”临幸”对于嵯峨浩子亲手所做的菜，他必得等主人夫妇先动了筷子，方敢进食少许。这种戒慎恐惧的神情，溥杰夫妇都看了出来，为了免得自讨没趣，就再也不愿请溥仪吃饭了。
约莫半年以后，传出来一个”喜讯”嵯峨浩子怀孕了。这一下，溥仪更觉紧张；不过他也不便过分关切弟妇怀孕这件事，只是在暗中不断占卦，从”诸葛马前课”到牙牌神数都试过，但始终不能确定，嵯峨浩子生的是男是女？
幸好，嵯峨浩子生的是个女儿，溥仪得以暂时松一口气，但隐忧始终存在。溥仪更寄望谭玉龄能为他生一个儿子，即令生子在五岁便须送至日本教养，有他亲笔所写的承诺书；可是毕竟是自己的骨肉，而且是纯粹的满族血统。
这几乎成了妄想，他自己知道，谭玉龄也知道，她是早就看透了，”满洲国”的天下如能存在，迟早必归于日本。未来尚不可保，何必又把过去看得这么认真！她的观点影响了溥仪，终于将奉天照大神为祖先这件事抛开了。及至谭玉龄一死、更使得溥仪只剩下唯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谭玉龄死得非常突然。她的病是副伤寒，据中医诊断，并不算严重。但治伤寒是西医比较有把握，溥仪的”御医”介绍了一个长春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此人表现得很热心，守在病榻旁边，打针、输血，忙个不停，向溥仪保证，必能治愈。
那知吉冈得知消息，破例要搬到”宫内府”办公所在地的”勤民楼”来住；说是便于照料。一到就派人去找了日本医生来，闭门长谈，谈了有两个钟头；那日本医生从勤民楼回来以后，态度大变，不再忙着为谭玉龄打针、输血；他自己也不大说话，脸色阴沉沉地，像怀着莫大的心事。
在勤民楼的吉冈，却命宪兵不断地打电话给病室中的特别护士，询问病况。实际上这是不断给日本医生加压力，要他早早下手；这样过了一夜工夫，谭玉龄一命呜呼了。
溥仪刚刚接到消息，吉冈跟着就来了，说是代表关东军司令来吊唁，而且还带来了一个花圈。这使得溥仪大为怀疑，何以能预备得这么快？莫非事先已经知道，谭玉龄将死在何时？
于是私下打听治疗经过，断定谭玉龄多言贾祸；由于常常批评日本人，以致为吉冈下了毒手。
不久，吉冈笑嘻嘻地拿了十来张年轻女子的照片，给溥仪过目，照片上的女子，一望而知是日本人，有的还穿着蓝色白边的水手服——日本女学生的制服，都是这个样子。
“谭贵人死了以后，陛下很寂寞。”吉冈说道：“陛下需要一个温柔的女子来伺候；这些，都是很好的淑女，请陛下挑选。”
溥仪一听这话，赶紧双手乱摇地说：“谭贵人遗体未寒，我无心谈这类事。”
“是的，我知道陛下很悲痛；我的目的，正是要解除陛下的悲痛，所以要早日为陛下办好这件大事。”
“这确是一件大事。不过，因为是大事，更需要慎重考虑。”
“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我们可怜的皇上，对不愿娶日本妃子这一点，倒是意志很坚决，不管吉冈怎么说，他总是敷衍着，不过，”张桂怀疑地说：“究竟能不能坚持到底，实在很难说。”
金雄白饱闻了溥仪的故事，内心浮起无限的感慨，”我们总以为他不过丧心病狂，甘作傀儡；现在才知道这甘字用不上，竟是辛苦作傀儡，连石敬塘、张邦昌都不如。”他停了一下又说：“真是此中岁月，日夕以泪洗面。”
“可不是！皇上苦，百姓也苦。”张桂放低了声音说：“金先生，你看蒋委员长的军队到底打得过日本小鬼不能？”
问到这句话，金雄白不能不稍作考虑，他必须再一次确定张桂决非替日本人工作，才能说实话。
于是他定睛注视着张桂，从他眼里那种充满着祈求的光芒中，他直觉地感到说实话是不要紧的。
于是他说：“即使眼前打不过，将来一定能打得过。本来蒋委员长的办法，一直是苦撑待变，现在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跟美国旗命，不就是大变局的开始吗？”
“是，是！金先生，我还想请教你老一个问题，大家都说汪主席是跟蒋委员长唱双簧，这话是真的吗？”
“唱双簧是不见得。不过汪先生的本意是救国家，和平也好，抗战也好，只要于国家有益，汪先生本人并无成见。”
“那么，到底他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以前他主张和平；现在不反对抗战，而且暗中在帮助抗战。”
“嗯，嗯！”张桂口头唯唯，脸上却有困惑的神色。
这也难怪，因为话好像有矛盾；金雄白觉得必须作一个解释，想了一下，决定先谈事实，再说理由。
“我举两点证明，汪先生不反对抗战，而且在暗中帮助抗战。第一、和平军从来不以国军为敌。组织和平军，一方面是打算着能够让日本军撤走以后，能接替防务、维持治安；一方面是监视共产党的新西军。第二、重庆派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者，汪先生大都知道，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汪先生决不愿造成分裂。”
“是，是！”张桂脸上的疑云，涣然冰释，”怪不得汪主席说东北的百姓将来仍旧是同胞。”
“对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金雄白接着又说：“当初汪先生主张和平，本心无他，不过估计上错了。错在两点：第一、他轻估了国军的力量，以为会支持不住；第二、他过于相信日本人，谁知道日本人会这么坏！”
“是啊！不经过不知道日本人之坏。”张桂紧接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关乎蒋委员长跟汪主席的说法，不知道是真是假？”
“请问，是怎么个说法。”
据张桂所听到的说法是如此：汪精卫从重庆出去以前，本想当面跟蒋委员长谈和平问题；那时恰逢蒋委员长政躬违和，因为重感冒卧床休息，汪精卫借探病为名去探动静，问疾以后，正要谈入正题，不料蒋委员长拿起床头上的一杯白开水，喝了口说：“如果我们是在日本人统治之下，连喝杯水都不自由的。”汪精卫默然。
“大家都说，这是蒋委员长洞烛机先，故意这么说一句，让汪主席开不得口。”张桂又说：“不然，他们两位意见不同，当时就会起争执，传出去不大好。”
“这话我亦听说过。当时我觉得蒋委员长不能容他人陈述意见，令人失望，现在才觉得他是对的。”金雄白作了个结论：“总而言之，此一时、彼一时。局势的变化，在主张和平的人，都没有料到；否则就不致于有眼前暂时分裂的现象。”
17年土匪军长孙殿英盗掘”东陵”以致乾隆及慈禧的尸骨狼藉。当时他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彪的花园中，得报痛哭流涕，在张园设了供奉乾隆及慈禧灵位的”几筵”；像”大丧”那样，”朝夕哭临”而且发誓：“不报此仇，就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现在却真的不能做ài新觉罗的子孙；而是要认”倭奴”为祖先了！这个刺激比得知盗陵事件要深得多。而且当年还有”师傅”陈宝琛、朱益藩，以及其他遗老会出主意；此刻不但郑孝胥已死，其他可供咨询的人，亦都生离死别，风流云散，一个可以商量大事的人都没有。加以吉冈日夕絮聒，逼得他只有关起门来，向列祖列宗的灵牌祈告，只是为了”屈蠖求伸之计”不能不从权处置。
于是1940年5月，溥仪第二次访日；最主要的节目，自然是会见日本天皇裕仁，陈述希望。
这篇”台词”是吉冈找了一个日本汉学家佐藤知恭预先拟好的；佐藤知恭在”满洲国”的官衔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实际的职司，有如清朝的”南书房翰林”专门撰拟”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的诏令。他替溥仪拟的”台词”反复强调”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但裕仁的回答，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
“既然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
桌子上早已备好了代表天照大神的3件”神气”：一把剑、一面铜镜、一块玉。奉迎了这3件”神气”即表示奉迎了天照大神；回到长春，在”帝宫”之东，照日本的营建制度，修了一座白木建造，不加髹戚的”建国神庙”作为”满洲国”的”太庙”
从此以后，溥仪及”满洲国”的百姓，在生活上多了一件大事。原来奉迎天照大神”回国”不光是建一座神庙的事，首先是发布由佐藤知恭执笔的”国本奠定诏书”接着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名为”祭祀府”设总裁、副总裁各一员，总裁是曾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宪兵司令官，以及关东军参谋长的桥本虎之助。同时各地亦都依照规定，建立神庙，派定”神宫”管理；无论什么人经过神庙，都须作90度的鞠躬礼，否则处罚。东北的百姓为了不愿行这个礼，出门宁愿多走三五公里路，绕道避开神庙；因此；一经选定了建立神庙的地点，商店门可罗雀，非闭歇不可；住户亦是迁地为良，否则不但早晚进出，行礼麻烦，而且亲朋友绝迹，孤立寂寞，人所不堪。
不过，百姓可以避免给天照大神行礼，溥仪却是避不了的，每逢朔、望，由他领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及”满洲国”的文武大员，祭祀一次，祭祀要穿”礼服”怪模怪样，十分滑稽；溥仪是最讲究服饰漂亮的，穿过一次，为弟妹姬妾在暗中窃笑后，就怎样也不肯再穿，找到一个藉口，说现值战争期间，理应戎服，以示支援日本盟邦的决心。关东军听他言之有理，也就同意了。
当然，这是溥仪精神上最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常常祭祀完了，遇有感触，便会流泪；有一天有个人跟他说了句话，他算是想开了。
这个人是溥仪的侍婢，封号是”贵人”由于”皇后”已死，别无妃姘，所以这个”贵人”等于溥仪的妻子。她本来也是满洲旗人，姓他他拉氏，与光绪的瑾妃、珍妃同姓却非同族；所以入民国后，瑾妃的娘家人，改汉姓为唐；她家改的汉姓为谭。
这谭”贵人”芳名玉龄；被选入宫时，正是抗战爆发那年，才17岁，还是初中学生。谭玉龄在北平上学时，正在”九一八”以后，听见看见许多日本兵及浪人横行霸道的事，心怀不平，常跟溥仪谈起。
到了”满洲国”对关东军及吉冈自更无好感，在溥仪面前，对他们有时冷嘲，有时热讽，有时索性破口大骂，倒能稍解溥仪心头的积郁。所以他前后4个妻子，比较起来对谭”贵人”还有点感情；也常能接受她的劝告。
“我劝皇上，别想不开了！”她说：“反正就现在不把日本人当祖宗，将来溥杰的儿子继了位，还不是照样有那么一天。”
这是句很透彻的话，原来溥仪的胞弟溥杰，从日本士官毕业，回到长春，当了”禁卫军中尉”以后，关东军就不断有人向他谈婚姻问题，鼓吹日本女人的温柔能干，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以后，看溥杰并无表示，便由吉冈向溥仪透露了关东军的意思，为了促进”日满亲善”希望溥杰能与日本女人结婚。
溥仪大为紧张，将他最信任的二妹韫和找了来商量大计。兄妹俩的看法是一致的，由于溥仪没有儿子，所以日本人笼络溥杰；必要时可以仿照光绪入承大统的成例，取溥仪而代之；而溥杰的儿子既有日本的血统，那么”满洲国”跟日本根本就是一体了。
明白了关东军的阴谋，唯一的对策，就是抢先给溥杰找一个妻子。溥仪把他找了来，起先是训诫，说他如果娶了老婆，将来一切都会在日本人监视之下，后患无穷。
接着溥仪许下一个诺言，一定会替他找个好妻子；他应该听”皇上”的话，不要想什么日本女人。溥杰自然恭恭敬敬地连声称是。
于是溥杰派韫和为他的”钦差”专程入关，到”北府”向他的父亲载沣说明其事。不久由溥仪的岳父荣源做媒，找到一位很理想的小姐——这位小姐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才貌双全；她家上代也出过好几个王妃，所以算是亲上加亲，格外觉得圆满。
等韫和回来一说，出示照片，溥杰非常满意。那知好事多磨，吉冈直接找到溥杰去办交涉了。
“听说阁下要到北平去，是吗？”
“是的。”
“去干什么？”
听他的语岂不礼貌，溥杰傲然答说：“办私事。”
“是结婚吗？”
听他说破了，溥杰不便低头，点点头说：“对了。”
“这个不行！”吉冈很不客气，连连摇头：“大大地不行！”
“为什么？”溥杰也沉下脸来，”你是不是要干预我的婚姻？”
“不是我，是关东军。”吉冈答说：“关东军希望阁下跟日本女子结婚。以便增进日满亲善。阁下的身分是御弟，自然应该做出亲善的表率。这是军方的意思；阁下明白？嗯！”“我不明白。我也不需要明白。”
“不明白的不行！日本的皇室譬如御弟三松宫殿下、高笠宫殿下、闲院宫殿下，他们的婚姻，都要经过重臣同意。”吉冈又说：“本庄繁大将要亲自为阁下做媒；你不可以到北平，应该等东京的消息。”
溥杰无法再作争辩；他也很了解，只要吉冈说了”你不可以到北平”就会有人在车站侦察，不容他上火车入关；而且说不定从此刻起，他就在日本人监视之下了。
很快地，东京方面有了消息，本庄繁替溥杰找了个贵族的女儿做妻子。这个古老的贵族是侯爵，名叫嵯峨胜；他的女儿叫浩子。1937年4月初，溥杰与嵯峨浩子，在东京结了婚。
一个月以后，关东军所选择的”国务总理”张景惠，通过了一个名为”帝位继承法”的法案；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溥仪的长辈，包括他的祖父醇亲王奕譞，父亲摄政王载沣，伯父德宗景皇帝载湉，由于慈禧太后的喜怒不测，都被折磨得有了神经衰弱的毛病；溥仪禀承遗传，而且自幼至长，经过无数风波，从到”满洲国”发现关东军的淫威，比传说中慈禧整人的手段更可怕，因此，他像他伯父那样，也是无嗣，也是神经极度衰弱——这个毛病的特征之一，是疑神疑鬼，终日不安；关东军所授意的”帝位继承法”一出现，在他的看法就像40年前慈禧立”大阿哥”那样，”废立”的先声，”皇位”要不保了！
不但”皇位”不保，还有性命之忧。谁都看得出来，”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只是”聋子的耳朵”徒有其形，真正的要点是在”弟之子继之”这5个字上；说得明白些，日本要一个日本血统的”满洲国皇帝”也就是由嵯峨浩子的儿子来继承大位。
然则，如何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溥仪跟他的两个妹妹，韫和与韫颖私下密议过；认为当年立”大阿哥”时，德宗多少视皇位如鸡肋，真要其去，亦无所留恋，所可用自己情愿逊位的方式，达成慈禧的愿望，不至于非驾崩不可。但是此刻的溥仪，却不能用此方式，何况他本人并不像德宗那样，有必要时不妨放弃皇位打算。
更有一点不同的是，当时既有保驾的大臣，也有”保皇党”内则肃王善耆和炙手可热的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外则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这一班朝廷视之为柱石的封疆大臣，连”废立”都表示反对，更何况要害德宗的性命？
这一有利的条件，在溥仪并不具备，他不但没有保驾的”大臣”连一个可共心腹的人都没有，因为吉冈监视得很严。眼前唯一能替他分忧的，只是两个妹妹，可是她们的力量有限，除了替他出主意以外，别无用处。
两姊妹为他出的主意是，必须对溥杰夫妇，加意防范。她们的看法是，日本人可能会毒死溥仪，让溥杰得以继承皇位，如果溥杰生了儿子，日本人又会毒死溥杰，让他的儿子来做皇帝。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日本人眼前的目标是溥仪。
因此，等溥杰带着新婚妻子回长春以后，兄弟间的一道鸿沟，立即很明白地显现了。溥仪再也不敢跟溥杰说一句心里的话；有时溥杰邀请溥仪”临幸”对于嵯峨浩子亲手所做的菜，他必得等主人夫妇先动了筷子，方敢进食少许。这种戒慎恐惧的神情，溥杰夫妇都看了出来，为了免得自讨没趣，就再也不愿请溥仪吃饭了。
约莫半年以后，传出来一个”喜讯”嵯峨浩子怀孕了。这一下，溥仪更觉紧张；不过他也不便过分关切弟妇怀孕这件事，只是在暗中不断占卦，从”诸葛马前课”到牙牌神数都试过，但始终不能确定，嵯峨浩子生的是男是女？
幸好，嵯峨浩子生的是个女儿，溥仪得以暂时松一口气，但隐忧始终存在。溥仪更寄望谭玉龄能为他生一个儿子，即令生子在五岁便须送至日本教养，有他亲笔所写的承诺书；可是毕竟是自己的骨肉，而且是纯粹的满族血统。
这几乎成了妄想，他自己知道，谭玉龄也知道，她是早就看透了，”满洲国”的天下如能存在，迟早必归于日本。未来尚不可保，何必又把过去看得这么认真！她的观点影响了溥仪，终于将奉天照大神为祖先这件事抛开了。及至谭玉龄一死、更使得溥仪只剩下唯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谭玉龄死得非常突然。她的病是副伤寒，据中医诊断，并不算严重。但治伤寒是西医比较有把握，溥仪的”御医”介绍了一个长春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此人表现得很热心，守在病榻旁边，打针、输血，忙个不停，向溥仪保证，必能治愈。
那知吉冈得知消息，破例要搬到”宫内府”办公所在地的”勤民楼”来住；说是便于照料。一到就派人去找了日本医生来，闭门长谈，谈了有两个钟头；那日本医生从勤民楼回来以后，态度大变，不再忙着为谭玉龄打针、输血；他自己也不大说话，脸色阴沉沉地，像怀着莫大的心事。
在勤民楼的吉冈，却命宪兵不断地打电话给病室中的特别护士，询问病况。实际上这是不断给日本医生加压力，要他早早下手；这样过了一夜工夫，谭玉龄一命呜呼了。
溥仪刚刚接到消息，吉冈跟着就来了，说是代表关东军司令来吊唁，而且还带来了一个花圈。这使得溥仪大为怀疑，何以能预备得这么快？莫非事先已经知道，谭玉龄将死在何时？
于是私下打听治疗经过，断定谭玉龄多言贾祸；由于常常批评日本人，以致为吉冈下了毒手。
不久，吉冈笑嘻嘻地拿了十来张年轻女子的照片，给溥仪过目，照片上的女子，一望而知是日本人，有的还穿着蓝色白边的水手服——日本女学生的制服，都是这个样子。
“谭贵人死了以后，陛下很寂寞。”吉冈说道：“陛下需要一个温柔的女子来伺候；这些，都是很好的淑女，请陛下挑选。”
溥仪一听这话，赶紧双手乱摇地说：“谭贵人遗体未寒，我无心谈这类事。”
“是的，我知道陛下很悲痛；我的目的，正是要解除陛下的悲痛，所以要早日为陛下办好这件大事。”
“这确是一件大事。不过，因为是大事，更需要慎重考虑。”
“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我们可怜的皇上，对不愿娶日本妃子这一点，倒是意志很坚决，不管吉冈怎么说，他总是敷衍着，不过，”张桂怀疑地说：“究竟能不能坚持到底，实在很难说。”
金雄白饱闻了溥仪的故事，内心浮起无限的感慨，”我们总以为他不过丧心病狂，甘作傀儡；现在才知道这甘字用不上，竟是辛苦作傀儡，连石敬塘、张邦昌都不如。”他停了一下又说：“真是此中岁月，日夕以泪洗面。”
“可不是！皇上苦，百姓也苦。”张桂放低了声音说：“金先生，你看蒋委员长的军队到底打得过日本小鬼不能？”
问到这句话，金雄白不能不稍作考虑，他必须再一次确定张桂决非替日本人工作，才能说实话。
于是他定睛注视着张桂，从他眼里那种充满着祈求的光芒中，他直觉地感到说实话是不要紧的。
于是他说：“即使眼前打不过，将来一定能打得过。本来蒋委员长的办法，一直是苦撑待变，现在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跟美国旗命，不就是大变局的开始吗？”
“是，是！金先生，我还想请教你老一个问题，大家都说汪主席是跟蒋委员长唱双簧，这话是真的吗？”
“唱双簧是不见得。不过汪先生的本意是救国家，和平也好，抗战也好，只要于国家有益，汪先生本人并无成见。”
“那么，到底他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以前他主张和平；现在不反对抗战，而且暗中在帮助抗战。”
“嗯，嗯！”张桂口头唯唯，脸上却有困惑的神色。
这也难怪，因为话好像有矛盾；金雄白觉得必须作一个解释，想了一下，决定先谈事实，再说理由。
“我举两点证明，汪先生不反对抗战，而且在暗中帮助抗战。第一、和平军从来不以国军为敌。组织和平军，一方面是打算着能够让日本军撤走以后，能接替防务、维持治安；一方面是监视共产党的新西军。第二、重庆派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者，汪先生大都知道，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汪先生决不愿造成分裂。”
“是，是！”张桂脸上的疑云，涣然冰释，”怪不得汪主席说东北的百姓将来仍旧是同胞。”
“对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金雄白接着又说：“当初汪先生主张和平，本心无他，不过估计上错了。错在两点：第一、他轻估了国军的力量，以为会支持不住；第二、他过于相信日本人，谁知道日本人会这么坏！”
“是啊！不经过不知道日本人之坏。”张桂紧接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关乎蒋委员长跟汪主席的说法，不知道是真是假？”
“请问，是怎么个说法。”
据张桂所听到的说法是如此：汪精卫从重庆出去以前，本想当面跟蒋委员长谈和平问题；那时恰逢蒋委员长政躬违和，因为重感冒卧床休息，汪精卫借探病为名去探动静，问疾以后，正要谈入正题，不料蒋委员长拿起床头上的一杯白开水，喝了口说：“如果我们是在日本人统治之下，连喝杯水都不自由的。”汪精卫默然。
“大家都说，这是蒋委员长洞烛机先，故意这么说一句，让汪主席开不得口。”张桂又说：“不然，他们两位意见不同，当时就会起争执，传出去不大好。”
“这话我亦听说过。当时我觉得蒋委员长不能容他人陈述意见，令人失望，现在才觉得他是对的。”金雄白作了个结论：“总而言之，此一时、彼一时。局势的变化，在主张和平的人，都没有料到；否则就不致于有眼前暂时分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