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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总是批驳不准。可是，由里见甫打个电话，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立刻就会行文财政部，代裕华提出要求，使得周佛海不能不准。真所谓”敬酒不吃吃罚酒”财政部威信扫地；周佛海狼狈不堪。
话虽如此，周佛海宁愿自找麻烦，不愿对裕华放松；反正彼此做对做定了，只要裕华有所请求，不是驳，便的拖。这样水火不容搞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彼此都觉得很乏味；巧的是彼此都希望金雄白出来调停。
金雄白不认识盛文颐，是他的一个在裕华担任高级职员的朋友来邀约的；在与盛文颐见面时，金雄白很坦率地表达了周佛海的意思，希望盛文颐顾到大家都是中国人的立场，有事直接商量，不必假借外力。
盛文颐领教过了”不怕官，只怕管”的滋味，自然乐得接受周佛海的要求，几度长谈，取得协议，以后裕华有事向财政部呈请，由盛文颐、金雄白先跟”财政部盐务署长”阮毓祺交换意见，商定办法，再上呈文。财政部一定尽快批准。所谓”交换意见”就是”讲斤头”：所谓”商定办法”就是敷衍面子。譬如裕华要求涨价1元；财政部只准3毛；裕华二次呈请，折衷准涨半元，老百姓就会觉得财政部是在替他们争利益，总算吃到了便宜盐。这样岂不是皆大欢喜？在达成这个协议的同时，也谈到了彼此合作的计划。盛文颐希望扩大经营，包办整个沦陷区内，盐产的行销。
这件事在周佛海考虑以后，有所决定了；除了淮北地区的盐产，已由日本成立”国策机构”的”华中盐业公司”专营以外，在江浙两省，还有淮南、松江、馀姚3个大盐场，让盛文颐出面，另组公司；独家收购运销这3场的盐。
“新公司的资本各半；我们这面一半，希望你利用你的银行去想办法。盈余专门立个户头存起来；取之于海上，用之于地下。”
由此而始，盛文颐跟金雄白便常有往来，不过，他年迈体衰，若非必要，从不出门；一天至少有20个钟头是在床上，不是睡觉，便是抽鸦片，所以总是派人将金雄白请了去，请他躺在烟榻对面，一面烧烟，一面谈话。
有一天是例外，盛文颐突然来看金雄白，由他的儿子及一名听差，双双扶掖，下汽车走到厅上，已经在气喘了。
“雄白兄，”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听说佛海先生病了？是不是？”
“是的。”金雄白答说：“发高烧，来势好像不轻。”
盛文颐一楞，然后自语似地说：“这样，我倒似乎不便讲了；讲了，只怕会给佛海先生添病。”
金雄白心中一跳；听他这么说，料知不是好事，便即答说：“盛先生不妨先跟我说一说；如何？”
“好！”盛文颐问道：“有个日本人叫做辻政信，你知道不知道？”
金雄白自然知道这个人；他是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一名课长，官拜大佐；正是日本军人在任何机构中都是权力最大的一个阶级。他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而以战略家自命，好高鹜远，标新立异，神经质得很厉害；于是日本的浅薄者流称之为”战争之神”越发使得他目空一切，不知天高地厚。
“那么，”盛文颐又问：“你知道不知道佛海先生与辻大佐之间的情形。”
“略有所知。”金雄白照实答说；他只知道辻、周之间裂痕甚深，却不知裂痕因何而起。
“我有最可靠的情报。”盛文颐放低了声音说：“辻大佐已准备在佛海先生病中下毒手。至于怎样下手，是明枪，是暗箭，我还无法探问清楚。不过消息是千真万确，佛海先生不能不防。辻大佐心狠手辣，一动了手，决不留丝毫余地。我知而不言，交情上讲不过去；告诉了他，又怕他着急，增加他的病势，反而有损无益，如今我告诉了雄白兄，应该怎么办，请你斟酌。”
金雄白心想盛文颐手眼通天，若非情报确实，事态严重，他不会以衰迈之身亲自来告密。想到这一点，在代表周佛海道了谢，送走盛文颐以后，立即动身，坐夜车赶到南京。
那时周佛海在西流湾的住宅，遭了回禄之灾；暂借铁道部迎宾馆作为住所。熟客无须通报，一上楼悄无声，只有杨淑慧跟周佛海的密友，受托寄的冈田酉次大佐，坐在靠窗的一张方桌上，面有忧色地默然相对。
时方清晨，金雄白又是倦眼惺忪的模样，杨淑慧自不免惊讶，”一早赶了来，”她问：“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
“病怎么样？”金雄白往里面卧室一指。
“热度未退，饮食不进；神志有时候不清楚，并没有什么起色。”
这一来，盛文颐的踌躇，移到金雄白身上了，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有时坐立不安的神色，越发使得杨淑慧忧疑不安。
“什么事？”杨淑慧问：“不能告诉我吗？”
于是金雄白使个眼色，先期身进入另一个房间，等杨淑慧跟了过来，他才将盛文颐的警告，据实转达。
杨淑慧都快急得要哭了，”怎么办呢？”她说：“佛海跟日本人的交涉，我完全不知道，也不知道他跟辻政信结怨结到什么程度？这件事会不会发生？如果不会发生，告诉佛海，他一气之下，心脏病发作，是件不得了的事，倘或会发生而不告诉他，预先想办法，更是件不得了的事！”
金雄白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照这样看，目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弄明白双方为什么结怨？”可是，”他踌躇着说：
“这又该跟谁去打听呢？”
“跟冈田去谈一谈，他一定知道，看他怎么说？”
冈田是通华语的，因此无须由杨淑慧作翻译，金雄白将盛文颐的话直接说了给冈田听，问他此事有无发生的可能？
“以周部长与辻大佐之间最近的状态，盛先生的话是有其可能性的。”冈田用中国话说：“如其辻大佐发动在前，再来想法子应付，一步落后，全盘都输。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请金先生把这话当面告诉周部长，请他自己考虑对策。”
于是，杨淑慧陪着金雄白进了病房；正好与一个白衣护士迎面相逢，她立刻双手按膝，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金雄白明白的，她是日本人。
“秋子小姐，”杨淑慧用国语说：“请你打电话给山下先生，把周部长今天的情形，仔细告诉他。”
这是调虎离山，同时也是向金雄白暗示，这个日本护士秋子也懂中国话，言语需要留神。
“是这样，盛老三昨天来看我——。”金雄白坐在病榻前面的方凳上，用很婉转的语气，说明了来意。
“盛老三有没有跟你说，他要怎样动手？”
“没有。他只说情报千真万确，不过无法进一步探明，将如何动手。你又在病中，我希望你特别重视其事，多作防备！”
“他敢！”周佛海突然冲动了，满脸胀红了，使劲拍着床沿说：“我倒要斗斗他！”说完，气喘如牛。
金雄白赶紧将床头柜上的一杯温水递了给他；等他喘息稍定，方又劝道：“请你千万不要激动。我想日本人公然对你有所行动，似乎这明枪倒不必怕，你也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不过，问题表面化了，要消弭就很难，你应该想法子制先。在日本军人方面，你有好些可谈的朋友，能不能请他们来奔走调停一下。”
周佛海点点头；向杨淑慧说：“你把冈田请进来。”
于是金雄白急忙说道：“趁冈田不在这里我有句话请你记住，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现在请日本医生替你治病，又用日本看护，随时下手，防不胜防。请你格外考虑这个问题。”
这时冈田大佐已应邀入室，周佛海跟他用日语交谈。金雄白尽了初步的责任，便即起身告辞；杨淑慧送他下楼，一路无言，直到大客厅门口才说了句：“佛海，真是骑虎难下了。”
这”骑虎难下”4字，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汪政府的财政部长不能不干；协助军统在沦陷区发展地下工作，更不容他罢手。这一次辻政信预备对周佛海采取非常手段，亦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原来当汪精卫初到上海，招兵买马时，军统便通过”洪帮”一位”龙头”的关系，介绍了两个人给周佛海，一个替他当”官式”的翻译；一个替他管电台。不久就打通了关系，这个电台可以直接与军统联络；戴雨农打给周佛海的第一个电报是：周老太太有他照料，安然无恙，尽可放心。
在敌伪的高阶层中，周佛海有电台通重庆，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军部也愿意保持这么一条通路，作为时机成熟时，直接向国民政府谋和之用。除此以外，军统及其他来自后方的情报机关，想在上海建立电台，亦会通过种种关系，要求周佛海支援或掩护；周佛海只要力所能及，无不帮忙。
但这些电台却是瞒着日本军方的；由于日本宪兵队具有精密的侦测电波设备，所以这些电台，经常需要迁移。有的甚至设在船上，发完电报，立即开船，另行停泊；等日本宪兵赶到，每每平空。辻政信知道了这件事，大为不满；径自用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下达命令给宪兵司令，要求彻底侦破。
东京军部也有这样的要求，尤其是中途岛海战失利；日本在太平洋上丧失了作战主动机以后，不但军事情报保密，显得格外重要；而且还怕秘密电台传播不利于日本的消息及宣传，所以对辻政信所作的处置，颇为嘉许。
结果破获了两个秘密电台，其中之一，与周佛海的关系极深；另一个亦曾获得周佛海的支持。在少壮军人中，辻政信与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等，本站在极端相反的立场上；作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辻政信，根本反对谈和，他认为”支那”必须”膺惩”才会屈服；所以主张进攻重庆。这样，对周佛海自然是敌视的；久欲去之而后快。这一次决定不再观望了。
不过，他以”战略家”自命，当然先要在”知己知彼”这4个字上，下一番工夫。他知道东京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部，颇有人支持周佛海；而且一直迷惑于”全面和平”实现，日本300万陆军，即可自中国大陆的泥淖中脱出幻想。所以如果说要公开制裁周佛海，不论有多么坚强的理由，亦难获得东京的同意；参谋本部及陆军省保有御前会议及大本营与政府联会议的纪录，一定可以找到一条比附的决议，推翻他的要求。
经过深切的考虑，辻政信决定使用”先斩后奏”的办法。
周佛海和冈田亦仅止于辗转传闻，辻政信有这么一句狂话而已。此人大言不惭惯了的，所以并没有当它一回事；如今盛文颐亲自传警，绝不能等闲视之。
“现在第一步要弄清楚的是，既然他已经决定动手了，何以迟迟不发？”周佛海说：“这件事，我不想再托第二个人；你能不能为我打听打听。”
“当然是我的事。”冈田答说：“不过以你我关系，我如果一出面，打草惊蛇，反而会使他提前下手。所以我得设法找一个妥当的人，间接调查；恐怕不是两三天之内有结果的。”
“两三天总不致出事。”周佛海又说：“刚才金先生认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话倒很有道理。山下博士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当然信任得过；不过他是全不识人间有机心的人，似乎应该通知他，也好随处留心。”
“好！我马上去看他。”
等冈田一走，周佛海亲自打电话，找76号的一个警卫大队长张鲁——76号除了5个行动大队以外，另有两个警卫大队，最初由吴四宝、张鲁分任大队长；吴四宝早已死于非命，他的那个大队亦为5个行动大队所吞并，只有张鲁这个大队，巍然独存，一直担任愚园路1136号及陈公博公馆等处的保护工作。
周佛海家的警卫，原由林之江负责；如今既有潜在的危机，暗箭固须严防，明枪亦不可轻忽，如果命林之江添人加强警戒，怕辻政信知道他已有备，图谋愈急。所以找了比较谨慎安分，与吴四宝个性完全不同的张鲁来，密密嘱咐。
“我得到一个消息，还没有完全证实；说日本人要动我的手。我想请你暗底下派几个弟兄来，多多留意。”周佛海说：
“这件事要秘密，最好不露形迹；而且你要跟林之江说明白。”
“是！”张鲁想了一下答说：“如果来三五个人，一定对付得了。万一来了一卡车，怎么办？”
“我想他们也不敢这样毫无顾忌。万一有这样的情形，第一，你犯不着硬拼，因为岂不过的；第二，你立刻找电话给熊司令。”
熊司令便是税警团的负责人；周佛海对他的这支武力，颇为矜重，给养充分，器械精良，平时训练很严格，自觉不逊于宋子文的税警团。他相信日本人如果敢派一卡车的人来包围他家；熊剑东一定能够很快地展开反包围，造成可以对等谈判的有力形势。
到得张鲁调来8个人，化装成”班头”上的三轮车夫，以及卖零食的小贩等等，在周家周围部署略定；冈田已经跟山下作过一番相当深入的谈话了。
“山下说，他有5个护士，3个是他从东京带来的；两个是由军医院转业，背景不十分了解。秋子就是其中之一：山下因为她最细心，经验也丰富，所以，特地调她到这里来服务。他虽觉得没有理由怀疑秋子，但为了万全起见，他决定将秋子调回去。”
“这也好。请他另外换一个来。”
“不！”冈田答说：“山下的意思，请你另外雇中国护士。”
“怎么？”周佛海急急问说：“是不是他起了误会，心里存着什么芥蒂？”
“不是！他倒是好意。他将秋子调回去的藉口是，医院里业务太忙，人手不够；而你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不用特别护士也不要紧。如果去了一个，又来一个，岂非矛盾？倘或秋子真是负有任务的，自然会明白，事机败露了。”
“不错，不错！”周佛海很感动，”到底是老朋友，替我设想倒真周到。”
“山下还有周到的地方，他说，既然知道有这种可能发生的阴谋，那就应该从此刻起，就采取防范措施，让周太太最好一直跟秋子在一起；他晚上来复诊，顺便将秋子带了回去。同时，在服药时，请你格外留心，如果有可疑的迹象，药宁可不服。”
周佛海连连点头，”看起来，我错了。”他说：“我说山下不知人间有机心，其实他是大智若愚，城府很深。”
海总是批驳不准。可是，由里见甫打个电话，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立刻就会行文财政部，代裕华提出要求，使得周佛海不能不准。真所谓”敬酒不吃吃罚酒”财政部威信扫地；周佛海狼狈不堪。
话虽如此，周佛海宁愿自找麻烦，不愿对裕华放松；反正彼此做对做定了，只要裕华有所请求，不是驳，便的拖。这样水火不容搞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彼此都觉得很乏味；巧的是彼此都希望金雄白出来调停。
金雄白不认识盛文颐，是他的一个在裕华担任高级职员的朋友来邀约的；在与盛文颐见面时，金雄白很坦率地表达了周佛海的意思，希望盛文颐顾到大家都是中国人的立场，有事直接商量，不必假借外力。
盛文颐领教过了”不怕官，只怕管”的滋味，自然乐得接受周佛海的要求，几度长谈，取得协议，以后裕华有事向财政部呈请，由盛文颐、金雄白先跟”财政部盐务署长”阮毓祺交换意见，商定办法，再上呈文。财政部一定尽快批准。所谓”交换意见”就是”讲斤头”：所谓”商定办法”就是敷衍面子。譬如裕华要求涨价1元；财政部只准3毛；裕华二次呈请，折衷准涨半元，老百姓就会觉得财政部是在替他们争利益，总算吃到了便宜盐。这样岂不是皆大欢喜？在达成这个协议的同时，也谈到了彼此合作的计划。盛文颐希望扩大经营，包办整个沦陷区内，盐产的行销。
这件事在周佛海考虑以后，有所决定了；除了淮北地区的盐产，已由日本成立”国策机构”的”华中盐业公司”专营以外，在江浙两省，还有淮南、松江、馀姚3个大盐场，让盛文颐出面，另组公司；独家收购运销这3场的盐。
“新公司的资本各半；我们这面一半，希望你利用你的银行去想办法。盈余专门立个户头存起来；取之于海上，用之于地下。”
由此而始，盛文颐跟金雄白便常有往来，不过，他年迈体衰，若非必要，从不出门；一天至少有20个钟头是在床上，不是睡觉，便是抽鸦片，所以总是派人将金雄白请了去，请他躺在烟榻对面，一面烧烟，一面谈话。
有一天是例外，盛文颐突然来看金雄白，由他的儿子及一名听差，双双扶掖，下汽车走到厅上，已经在气喘了。
“雄白兄，”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听说佛海先生病了？是不是？”
“是的。”金雄白答说：“发高烧，来势好像不轻。”
盛文颐一楞，然后自语似地说：“这样，我倒似乎不便讲了；讲了，只怕会给佛海先生添病。”
金雄白心中一跳；听他这么说，料知不是好事，便即答说：“盛先生不妨先跟我说一说；如何？”
“好！”盛文颐问道：“有个日本人叫做辻政信，你知道不知道？”
金雄白自然知道这个人；他是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一名课长，官拜大佐；正是日本军人在任何机构中都是权力最大的一个阶级。他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而以战略家自命，好高鹜远，标新立异，神经质得很厉害；于是日本的浅薄者流称之为”战争之神”越发使得他目空一切，不知天高地厚。
“那么，”盛文颐又问：“你知道不知道佛海先生与辻大佐之间的情形。”
“略有所知。”金雄白照实答说；他只知道辻、周之间裂痕甚深，却不知裂痕因何而起。
“我有最可靠的情报。”盛文颐放低了声音说：“辻大佐已准备在佛海先生病中下毒手。至于怎样下手，是明枪，是暗箭，我还无法探问清楚。不过消息是千真万确，佛海先生不能不防。辻大佐心狠手辣，一动了手，决不留丝毫余地。我知而不言，交情上讲不过去；告诉了他，又怕他着急，增加他的病势，反而有损无益，如今我告诉了雄白兄，应该怎么办，请你斟酌。”
金雄白心想盛文颐手眼通天，若非情报确实，事态严重，他不会以衰迈之身亲自来告密。想到这一点，在代表周佛海道了谢，送走盛文颐以后，立即动身，坐夜车赶到南京。
那时周佛海在西流湾的住宅，遭了回禄之灾；暂借铁道部迎宾馆作为住所。熟客无须通报，一上楼悄无声，只有杨淑慧跟周佛海的密友，受托寄的冈田酉次大佐，坐在靠窗的一张方桌上，面有忧色地默然相对。
时方清晨，金雄白又是倦眼惺忪的模样，杨淑慧自不免惊讶，”一早赶了来，”她问：“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
“病怎么样？”金雄白往里面卧室一指。
“热度未退，饮食不进；神志有时候不清楚，并没有什么起色。”
这一来，盛文颐的踌躇，移到金雄白身上了，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有时坐立不安的神色，越发使得杨淑慧忧疑不安。
“什么事？”杨淑慧问：“不能告诉我吗？”
于是金雄白使个眼色，先期身进入另一个房间，等杨淑慧跟了过来，他才将盛文颐的警告，据实转达。
杨淑慧都快急得要哭了，”怎么办呢？”她说：“佛海跟日本人的交涉，我完全不知道，也不知道他跟辻政信结怨结到什么程度？这件事会不会发生？如果不会发生，告诉佛海，他一气之下，心脏病发作，是件不得了的事，倘或会发生而不告诉他，预先想办法，更是件不得了的事！”
金雄白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照这样看，目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弄明白双方为什么结怨？”可是，”他踌躇着说：
“这又该跟谁去打听呢？”
“跟冈田去谈一谈，他一定知道，看他怎么说？”
冈田是通华语的，因此无须由杨淑慧作翻译，金雄白将盛文颐的话直接说了给冈田听，问他此事有无发生的可能？
“以周部长与辻大佐之间最近的状态，盛先生的话是有其可能性的。”冈田用中国话说：“如其辻大佐发动在前，再来想法子应付，一步落后，全盘都输。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请金先生把这话当面告诉周部长，请他自己考虑对策。”
于是，杨淑慧陪着金雄白进了病房；正好与一个白衣护士迎面相逢，她立刻双手按膝，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金雄白明白的，她是日本人。
“秋子小姐，”杨淑慧用国语说：“请你打电话给山下先生，把周部长今天的情形，仔细告诉他。”
这是调虎离山，同时也是向金雄白暗示，这个日本护士秋子也懂中国话，言语需要留神。
“是这样，盛老三昨天来看我——。”金雄白坐在病榻前面的方凳上，用很婉转的语气，说明了来意。
“盛老三有没有跟你说，他要怎样动手？”
“没有。他只说情报千真万确，不过无法进一步探明，将如何动手。你又在病中，我希望你特别重视其事，多作防备！”
“他敢！”周佛海突然冲动了，满脸胀红了，使劲拍着床沿说：“我倒要斗斗他！”说完，气喘如牛。
金雄白赶紧将床头柜上的一杯温水递了给他；等他喘息稍定，方又劝道：“请你千万不要激动。我想日本人公然对你有所行动，似乎这明枪倒不必怕，你也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不过，问题表面化了，要消弭就很难，你应该想法子制先。在日本军人方面，你有好些可谈的朋友，能不能请他们来奔走调停一下。”
周佛海点点头；向杨淑慧说：“你把冈田请进来。”
于是金雄白急忙说道：“趁冈田不在这里我有句话请你记住，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现在请日本医生替你治病，又用日本看护，随时下手，防不胜防。请你格外考虑这个问题。”
这时冈田大佐已应邀入室，周佛海跟他用日语交谈。金雄白尽了初步的责任，便即起身告辞；杨淑慧送他下楼，一路无言，直到大客厅门口才说了句：“佛海，真是骑虎难下了。”
这”骑虎难下”4字，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汪政府的财政部长不能不干；协助军统在沦陷区发展地下工作，更不容他罢手。这一次辻政信预备对周佛海采取非常手段，亦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原来当汪精卫初到上海，招兵买马时，军统便通过”洪帮”一位”龙头”的关系，介绍了两个人给周佛海，一个替他当”官式”的翻译；一个替他管电台。不久就打通了关系，这个电台可以直接与军统联络；戴雨农打给周佛海的第一个电报是：周老太太有他照料，安然无恙，尽可放心。
在敌伪的高阶层中，周佛海有电台通重庆，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军部也愿意保持这么一条通路，作为时机成熟时，直接向国民政府谋和之用。除此以外，军统及其他来自后方的情报机关，想在上海建立电台，亦会通过种种关系，要求周佛海支援或掩护；周佛海只要力所能及，无不帮忙。
但这些电台却是瞒着日本军方的；由于日本宪兵队具有精密的侦测电波设备，所以这些电台，经常需要迁移。有的甚至设在船上，发完电报，立即开船，另行停泊；等日本宪兵赶到，每每平空。辻政信知道了这件事，大为不满；径自用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下达命令给宪兵司令，要求彻底侦破。
东京军部也有这样的要求，尤其是中途岛海战失利；日本在太平洋上丧失了作战主动机以后，不但军事情报保密，显得格外重要；而且还怕秘密电台传播不利于日本的消息及宣传，所以对辻政信所作的处置，颇为嘉许。
结果破获了两个秘密电台，其中之一，与周佛海的关系极深；另一个亦曾获得周佛海的支持。在少壮军人中，辻政信与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等，本站在极端相反的立场上；作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辻政信，根本反对谈和，他认为”支那”必须”膺惩”才会屈服；所以主张进攻重庆。这样，对周佛海自然是敌视的；久欲去之而后快。这一次决定不再观望了。
不过，他以”战略家”自命，当然先要在”知己知彼”这4个字上，下一番工夫。他知道东京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部，颇有人支持周佛海；而且一直迷惑于”全面和平”实现，日本300万陆军，即可自中国大陆的泥淖中脱出幻想。所以如果说要公开制裁周佛海，不论有多么坚强的理由，亦难获得东京的同意；参谋本部及陆军省保有御前会议及大本营与政府联会议的纪录，一定可以找到一条比附的决议，推翻他的要求。
经过深切的考虑，辻政信决定使用”先斩后奏”的办法。
周佛海和冈田亦仅止于辗转传闻，辻政信有这么一句狂话而已。此人大言不惭惯了的，所以并没有当它一回事；如今盛文颐亲自传警，绝不能等闲视之。
“现在第一步要弄清楚的是，既然他已经决定动手了，何以迟迟不发？”周佛海说：“这件事，我不想再托第二个人；你能不能为我打听打听。”
“当然是我的事。”冈田答说：“不过以你我关系，我如果一出面，打草惊蛇，反而会使他提前下手。所以我得设法找一个妥当的人，间接调查；恐怕不是两三天之内有结果的。”
“两三天总不致出事。”周佛海又说：“刚才金先生认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话倒很有道理。山下博士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当然信任得过；不过他是全不识人间有机心的人，似乎应该通知他，也好随处留心。”
“好！我马上去看他。”
等冈田一走，周佛海亲自打电话，找76号的一个警卫大队长张鲁——76号除了5个行动大队以外，另有两个警卫大队，最初由吴四宝、张鲁分任大队长；吴四宝早已死于非命，他的那个大队亦为5个行动大队所吞并，只有张鲁这个大队，巍然独存，一直担任愚园路1136号及陈公博公馆等处的保护工作。
周佛海家的警卫，原由林之江负责；如今既有潜在的危机，暗箭固须严防，明枪亦不可轻忽，如果命林之江添人加强警戒，怕辻政信知道他已有备，图谋愈急。所以找了比较谨慎安分，与吴四宝个性完全不同的张鲁来，密密嘱咐。
“我得到一个消息，还没有完全证实；说日本人要动我的手。我想请你暗底下派几个弟兄来，多多留意。”周佛海说：
“这件事要秘密，最好不露形迹；而且你要跟林之江说明白。”
“是！”张鲁想了一下答说：“如果来三五个人，一定对付得了。万一来了一卡车，怎么办？”
“我想他们也不敢这样毫无顾忌。万一有这样的情形，第一，你犯不着硬拼，因为岂不过的；第二，你立刻找电话给熊司令。”
熊司令便是税警团的负责人；周佛海对他的这支武力，颇为矜重，给养充分，器械精良，平时训练很严格，自觉不逊于宋子文的税警团。他相信日本人如果敢派一卡车的人来包围他家；熊剑东一定能够很快地展开反包围，造成可以对等谈判的有力形势。
到得张鲁调来8个人，化装成”班头”上的三轮车夫，以及卖零食的小贩等等，在周家周围部署略定；冈田已经跟山下作过一番相当深入的谈话了。
“山下说，他有5个护士，3个是他从东京带来的；两个是由军医院转业，背景不十分了解。秋子就是其中之一：山下因为她最细心，经验也丰富，所以，特地调她到这里来服务。他虽觉得没有理由怀疑秋子，但为了万全起见，他决定将秋子调回去。”
“这也好。请他另外换一个来。”
“不！”冈田答说：“山下的意思，请你另外雇中国护士。”
“怎么？”周佛海急急问说：“是不是他起了误会，心里存着什么芥蒂？”
“不是！他倒是好意。他将秋子调回去的藉口是，医院里业务太忙，人手不够；而你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不用特别护士也不要紧。如果去了一个，又来一个，岂非矛盾？倘或秋子真是负有任务的，自然会明白，事机败露了。”
“不错，不错！”周佛海很感动，”到底是老朋友，替我设想倒真周到。”
“山下还有周到的地方，他说，既然知道有这种可能发生的阴谋，那就应该从此刻起，就采取防范措施，让周太太最好一直跟秋子在一起；他晚上来复诊，顺便将秋子带了回去。同时，在服药时，请你格外留心，如果有可疑的迹象，药宁可不服。”
周佛海连连点头，”看起来，我错了。”他说：“我说山下不知人间有机心，其实他是大智若愚，城府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