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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为中央接收铺路。
到了10月里，汪精卫自知为日无多，决定留下一篇最后的文章；但已无法书写，只能口述，由陈璧君纪录。
就在这时候，小矶国昭突然来探病，事实上是来”送终”汪精卫觉得这个机会必须把握；他要把他最大的一个心愿，向这个已在求和的日本首相作最后的”奋斗”
“首相先生，”他说：“关于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问题，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满足中国人的愿望，中日之间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你们现在所作的努力，完全是白费气力。”
小矶听了这话，闭上眼作了有两三分钟的考虑，然后睁开眼来，以郑重的语气答说：“我可以负责奉告主席阁下，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应该有变更的余地。但是变到什么样子，完全视乎在谈判时，对于解决中日共同利害问题的谈判而定。此刻，我无法作任何预测。”
小矶等于来替汪精卫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满洲国”成立以来，日本的军部也好，内阁也好，在这个问题上，从没有让过步，即使是9月17日的”御前会议”对于对华谈和的条件，仍然坚持”满洲国”的”现状不得变更”可是终于有”改变的余地”了！纵或小矶的话中暗示”改变的余地”极其有限，或者需要中国在另一方面作极大的牺牲，以为交换；但毕竟是一项原则的打破，有了一个起点，就能站住脚，逐步推进，不难达到恢复原状的终极目标。
因此，汪精卫便有了一段比较能自我鼓舞的最后之心情。他在题记中说：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西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誉正，交专人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兆铭没后二十年发表。
所谓”适当时间”是何时，汪精卫自己都说不上来。但最后之心情显然已与离开重庆时所抱的失败主义大不相同；一开头就说：“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
“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以解东方日本之威胁，隐以弱我国本。为苏俄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不但心情改变，立场亦已不同，隐隐然赞成与英美同盟而抗战了。接下来正好谈到发起和平运动的原始动机。
开头一段话是表明他的反共立场。不但他也承认，”脱渝主和”是”与虎谋皮”目的是”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又说。”即将来战事敉起，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本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
这是指”维新政府”、”临时政府”而言，在后面还有一段解说；蒋委员长”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用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起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卵翼下之各政权交涉。
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余孽梁鸿志、王揖唐辈，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
这又是反共的进一步引申，如果蒋委员长一有言和的表示，延安的共产党，立即就会展开猛烈地攻击，”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虽是表功之语，多少也是实情。
汪精卫也知道，他的”脱渝主和”是”行险侥倖”或者”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不过他是这样想：国际情势演变，已至千钧一发的局面，此时不赶紧想办法，将来”内外夹攻”更艰险，更不忍见的局势发生，也许想要”自为之谋而不可得”所谓”内外夹攻”是指延安的共产党将于战争中扩大。在那个时候来说，也许高估了延安，但不能不说他也是一种看法。
接下来，汪精卫说他近年来的主张是：“说老实话，负责任。”他的”老实话”是”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痛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起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骄，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
所谓”负责任”是说他从民国21年，就任行政院长，十几年来以”跳火坑”自誓；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这两段话，说得少气没力，还不如不说。但以下有段话，却很动听：“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品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
由于汪精卫对日本的战事，所知的真相不多，所以虽认为必败于美国的”海空两权”但却用了”摇瞻”的字样；即是”遥瞻”还来得及补救，”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提到国父的主张，正好顺便表白，他说：“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人军人品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同时，他也忧虑日本军人战败后的态度，”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本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
至于他的”政府”突然”对外宣战”亦知”贻笑外邦”？殊不知”强弱之国，万无同尽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汪精卫说他是利用这种情势，作为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接着便谈到”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终告实现，这是他可以引为快慰之事。当然，这是他的仆人之谈；因为他不会不知道美国与中国谈判重订”平等新约”日本便不能不抢先有所表示的事实。
由此，汪精卫检讨了他的对日交涉，虽是”与虎谋皮”却有两方面可谈。
一是”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因此，他如”交涉有得，无伤于渝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民国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
二是民国21年淞沪协定签订时，他两任行政院长，”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欺，至华府会议，始解剖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汪精卫一生大言炎炎，只以一着错，满盘输，到此亦不能不低声下气，作品取历史矜怜的哀鸣：他说：“铭盖自毁仆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难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所谓”险局危策”充其量只是争取”喘息之机”；他说：“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知岂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这话跟他以前的言论是有矛盾的，以前他说：“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现在却说：“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无论古今中外，以倾国之师而不能亡邻国，则必自亡而后已。这是事实上承认抗战政策，完全正确；但无法改口，只好说是他的求和，是为求得强邻压境的”喘息之机”宛转自辩的心情，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汪精卫忏悔之余，确有补过之心；而胜于”安福余孽”之只求个人的利益，亦自有事实可以证明，他说他：“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门，以及铭屡次在军校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如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这是很含蓄的话，意思是只不过想将英美势力逐出东亚而已。却又不便明说；因为一说明了，与他所服膺的国父所提出的中日美三国联盟的主张，便自相矛盾了。
他的补过之道，在求战后使政府能顺利完成整地接收光复地区；首先着眼于华北五省，说”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的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得作接防准备。”他这个决定，将由陈璧君与陈公博商量以后，用他的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实现重点驻军”的目的，就在防止共产党的接收失地。汪精卫在最后一段中，竟发出了对延安的警告：“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的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
“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即指延安而言。最后对于他认为仍是”同志”的”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惜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对日本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其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证与共勉者也。”
陈璧君的文字，跟她的性情一样，质直勉强，自以为是，本不宜曲曲传达汪精卫幽微复杂的心情，所以这篇纪录，在汪精卫很不满意，觉得许多地方，言不达意；不过他已无力删改，只由护士扶持着，草草写下了题目最后之心情，并签了”兆铭”二字。
病况由于咳嗽频仍，而益形恶化，汪精卫的咳嗽起于夏天，同住在病房中的陈璧君，肥胖怕热，白天不必说，晚上亦非开窗不可；她还振振有词地说：“病房要空... -->>
陈公博为中央接收铺路。
到了10月里，汪精卫自知为日无多，决定留下一篇最后的文章；但已无法书写，只能口述，由陈璧君纪录。
就在这时候，小矶国昭突然来探病，事实上是来”送终”汪精卫觉得这个机会必须把握；他要把他最大的一个心愿，向这个已在求和的日本首相作最后的”奋斗”
“首相先生，”他说：“关于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问题，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满足中国人的愿望，中日之间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你们现在所作的努力，完全是白费气力。”
小矶听了这话，闭上眼作了有两三分钟的考虑，然后睁开眼来，以郑重的语气答说：“我可以负责奉告主席阁下，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应该有变更的余地。但是变到什么样子，完全视乎在谈判时，对于解决中日共同利害问题的谈判而定。此刻，我无法作任何预测。”
小矶等于来替汪精卫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满洲国”成立以来，日本的军部也好，内阁也好，在这个问题上，从没有让过步，即使是9月17日的”御前会议”对于对华谈和的条件，仍然坚持”满洲国”的”现状不得变更”可是终于有”改变的余地”了！纵或小矶的话中暗示”改变的余地”极其有限，或者需要中国在另一方面作极大的牺牲，以为交换；但毕竟是一项原则的打破，有了一个起点，就能站住脚，逐步推进，不难达到恢复原状的终极目标。
因此，汪精卫便有了一段比较能自我鼓舞的最后之心情。他在题记中说：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西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誉正，交专人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兆铭没后二十年发表。
所谓”适当时间”是何时，汪精卫自己都说不上来。但最后之心情显然已与离开重庆时所抱的失败主义大不相同；一开头就说：“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
“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以解东方日本之威胁，隐以弱我国本。为苏俄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不但心情改变，立场亦已不同，隐隐然赞成与英美同盟而抗战了。接下来正好谈到发起和平运动的原始动机。
开头一段话是表明他的反共立场。不但他也承认，”脱渝主和”是”与虎谋皮”目的是”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又说。”即将来战事敉起，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本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
这是指”维新政府”、”临时政府”而言，在后面还有一段解说；蒋委员长”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用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起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卵翼下之各政权交涉。
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余孽梁鸿志、王揖唐辈，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
这又是反共的进一步引申，如果蒋委员长一有言和的表示，延安的共产党，立即就会展开猛烈地攻击，”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虽是表功之语，多少也是实情。
汪精卫也知道，他的”脱渝主和”是”行险侥倖”或者”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不过他是这样想：国际情势演变，已至千钧一发的局面，此时不赶紧想办法，将来”内外夹攻”更艰险，更不忍见的局势发生，也许想要”自为之谋而不可得”所谓”内外夹攻”是指延安的共产党将于战争中扩大。在那个时候来说，也许高估了延安，但不能不说他也是一种看法。
接下来，汪精卫说他近年来的主张是：“说老实话，负责任。”他的”老实话”是”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痛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起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骄，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
所谓”负责任”是说他从民国21年，就任行政院长，十几年来以”跳火坑”自誓；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这两段话，说得少气没力，还不如不说。但以下有段话，却很动听：“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品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
由于汪精卫对日本的战事，所知的真相不多，所以虽认为必败于美国的”海空两权”但却用了”摇瞻”的字样；即是”遥瞻”还来得及补救，”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提到国父的主张，正好顺便表白，他说：“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人军人品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同时，他也忧虑日本军人战败后的态度，”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本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
至于他的”政府”突然”对外宣战”亦知”贻笑外邦”？殊不知”强弱之国，万无同尽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汪精卫说他是利用这种情势，作为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接着便谈到”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终告实现，这是他可以引为快慰之事。当然，这是他的仆人之谈；因为他不会不知道美国与中国谈判重订”平等新约”日本便不能不抢先有所表示的事实。
由此，汪精卫检讨了他的对日交涉，虽是”与虎谋皮”却有两方面可谈。
一是”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因此，他如”交涉有得，无伤于渝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民国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
二是民国21年淞沪协定签订时，他两任行政院长，”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欺，至华府会议，始解剖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汪精卫一生大言炎炎，只以一着错，满盘输，到此亦不能不低声下气，作品取历史矜怜的哀鸣：他说：“铭盖自毁仆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难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所谓”险局危策”充其量只是争取”喘息之机”；他说：“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知岂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这话跟他以前的言论是有矛盾的，以前他说：“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现在却说：“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无论古今中外，以倾国之师而不能亡邻国，则必自亡而后已。这是事实上承认抗战政策，完全正确；但无法改口，只好说是他的求和，是为求得强邻压境的”喘息之机”宛转自辩的心情，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汪精卫忏悔之余，确有补过之心；而胜于”安福余孽”之只求个人的利益，亦自有事实可以证明，他说他：“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门，以及铭屡次在军校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如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这是很含蓄的话，意思是只不过想将英美势力逐出东亚而已。却又不便明说；因为一说明了，与他所服膺的国父所提出的中日美三国联盟的主张，便自相矛盾了。
他的补过之道，在求战后使政府能顺利完成整地接收光复地区；首先着眼于华北五省，说”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的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得作接防准备。”他这个决定，将由陈璧君与陈公博商量以后，用他的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实现重点驻军”的目的，就在防止共产党的接收失地。汪精卫在最后一段中，竟发出了对延安的警告：“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的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
“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即指延安而言。最后对于他认为仍是”同志”的”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惜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对日本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其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证与共勉者也。”
陈璧君的文字，跟她的性情一样，质直勉强，自以为是，本不宜曲曲传达汪精卫幽微复杂的心情，所以这篇纪录，在汪精卫很不满意，觉得许多地方，言不达意；不过他已无力删改，只由护士扶持着，草草写下了题目最后之心情，并签了”兆铭”二字。
病况由于咳嗽频仍，而益形恶化，汪精卫的咳嗽起于夏天，同住在病房中的陈璧君，肥胖怕热，白天不必说，晚上亦非开窗不可；她还振振有词地说：“病房要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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