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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之一，汪精卫河内脱险经过。
这时在河内寄居朱培德夫人家的汪精卫大感狼狈，”艳电”刚刚发表，谈和的对手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表面看，很可能是日本军部根本不赞成近卫的”第三次声明”因而逼他下台。倘或事实果真如此，适足以证明重庆的一般看法不错，日本军阀哪里有解决中日问题的诚意？近卫声明不过是他们分化中国领导阶层的阴谋而已。
于是汪精卫急于想找由台湾转道至河内的影佐祯昭；但影佐已经不在河内——因为国内发生政变，影佐赶回东京去了。
这一来，汪精卫不能不重新考虑出处了。不久之前，陈公博由昆明赶到河内，曾力劝汪精卫不要离开河内，不要跟日本人接触；汪精卫预备承诺一半，暂住河内，现在看来，连这一半的承诺，都已无法维持。他必须立即作一个退步，便由曾仲鸣出面，分别向德、英、法三国提出入境签证的申请。
汪精卫如果愿到欧洲，正是政府所希望的，外交部早已替他预备了护照；财政部亦替他预备了旅费，但以汪精卫被通缉在案，决无主动向一名通缉犯致送护照、旅费的道理。至少要汪精卫自己有些表示才能从国家最高利益上去考虑网开一面。因此，当外交部自德驻日大使馆获得汪精卫想到欧洲的情报以后，蒋委员长决定派中央执行委员谷正鼎带着护照与旅费，到河内去看汪精卫，转达蒋委员长的意思：对汪不忍弃之不顾，劝他到欧洲去逛一逛，仍旧回来为国家服务。
去了十几天，一无结果。汪精卫对中央开除他的党籍这一点，怒不可遏，发了许多牢骚。他说：中央应该先讨论他的和平主张。果真大家的意见，都认为应该抗战到底，他当然也会尊重中央的决议。倘或仍旧独行其是，才谈得到违反纪律。现在的情形，犹如未经审判，遽尔判决，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同时他对他那一系的”同志”深表不满，说他们不了解他的苦心和主张；不追随他一起奋斗，谷正鼎对这一点自然有所辩解，他说汪精卫与日本谈和的具体内容，只有极少数的人知；这极少数的人讳莫如深，大家又何从去了解他的苦心与主张？至于”追随”也者，只有不答；因为即使是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强”这种最缓和的说法，只会伤感情，此行的任务，根本就没有希望达成。谷正鼎唯有苦口气心，极力用珍惜他个人在党国的历史与地位这些话去打动他，但汪精卫已怀有极深的成见，对谷正鼎的话，根本就听不进去。
谈到游欧的话，汪精卫表示不容第三者干涉。既然中央已经开除他的党籍，他便有充分的自由，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不劳他人关心。
当然，谷正鼎也跟曾仲鸣谈过好几次；曾仲鸣很坦率地说：“士为知己者死”对于汪精卫，他唯有无条件服从。不过语其中隐约透露，这一次的与日本人合作，完全是陈璧君的坚持。而汪精卫之唯其命是从，是大家早就知道的；谷正鼎唯有叹口气，黯然而归。
平时政府已有情报，汪精卫尚未死心，要等到日本方面澄清态度。但继近卫组阁的平沼骐一郎，是有名的国粹主义者，一向倾向德国；他上台的主要工作，便是解决日德意军事同盟的问题。对于”日华事变”以及”近卫声明”并不太热心；一切听任军部处理。
军部的阴谋，在汪精卫脱出重庆，发表艳电，便已初步成功。一看汪精卫自陷绝地，上了圈套，正想冷他一冷，以便易于控制；恰好有近卫内阁总辞这个政变，正好借以为藉口，将汪精卫干搁起来。这一搁，搞得汪精卫上不巴天，下不着地，进退失据，痛苦万分。除了紧催影佐祯昭，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明确积极的措施以外，别无他法。
影佐听命于军部，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主张；只劝汪精卫稍安毋躁。这样度日如年地过了个把月，汪精卫决定派高宗武到日本去作严重的交涉。
所谓”严重的交涉”就是要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一个确实的答复，日、汪合作谋求和平，到底采取什么方式？
事实上，日本方面，亦有同样的疑问。因为汪精卫的话很漂亮，他跟影佐祯昭说：他不离开重庆，无法发表公然主张和平的”艳电”至于”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指摘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扬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扩大和平阵营。企图使重庆转变方向。”他这些论调，是否是由衷之言？不得而知。不过汪系的两大将，顾孟余与陈公博，都在香港，陈公博以醇酒妇人寄托内心的苦闷；顾孟余自始不闻不问，但据说暗中坚决反对汪精卫的言论，在香港、重庆还有这样一个传闻：艳电是林柏生与梅思平擅自发表的。顾孟余将林柏生找了去，严词诘质；说到激动之处，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照此看来，汪精卫即会想有进一步的行动，亦必然有所顾忌。
可是，陈璧君的行踪却很可疑，频频于河内香港之间，表面上仿佛是为了来向陈公博劝驾；骨子里跟周佛海、梅思平接触频繁，而林、梅二人都是热衷于实际行动的。
介乎行动与非行动之间的高宗武，态度亦很微妙；最初他只是同意影佐祯昭的一个与板垣完全相反的看法，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应该避免演变为”反蒋行动”；到后来慢慢有迹象发现，”高宗武路线”的中心不是汪精卫，想由汪过渡，最后促成由蒋委员长出面来主持和平。
因为有如此纷起的意见在，日本军部越发觉得等待是比较最聪明的办法；所以高宗武在日本、在香港、在上海，与已正式组成”梅机关”负责对华中特务活动的影佐祯昭，虽一直在交涉，却始终并无确切的答复。
平时谷正鼎奉令第二次作河内之行，送去了汪精卫及随行人员的护照；汪精卫表示决定赴欧洲。但陈璧君与周佛海、梅思平所作的活动，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放烟幕”总之重庆方面所得的情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已决定支持汪精卫组织”新中央”将由兴亚院自掠夺的”盐余”款中，按月发出巨额费用，作为活动费用。
于是，汪精卫身蹈危机，只要走错一步，便有粉身碎骨之厄——制裁汪精卫的专案小组人员，已经布署停当；如果谷正鼎在3月20日离去以前，汪精卫有履行他的诺言的诚意表现，自然无事。但汪精卫没有！于是3月21日深夜，河内高郎街的血案发生了。事后传说：汪精卫的钱都以曾仲鸣的名义，存入法国银行；被刺以后，他还签好了提款的支票，方始送医，以致失血过多而死。当然此事的真相已无可究诘。
东京方面，在第二天就接到了河内总领事的详细报告，当天就召开”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将汪精卫转移至”安全地点”影佐又推荐了一个助手犬养健；他是犬养毅的儿子，也是高宗武的同学。
于是影佐与犬养租了一艘5500吨的货船”北光丸”带了军医、宪兵军曹等等，都化装为盲人，上了”北光丸”直驶海防。此外，日本外务省派了一名书记官矢野征记由香港转河内，作为影佐与河内总领事的联络官。但就在”北光丸”自日本出海时，重庆的大公报，登出一则消息，说日本政府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已进入实际行动阶段。
这个消息是高宗武所泄露的；别人不知道，有个名叫一田的日本人却知道。一田是一名中佐，由陆军省派至香港，化装为卖蚊烟香的商人，专门负责与高宗武联络。关于影佐租北光丸赴海防的情形，已由一田告诉了高宗武；其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细节，只有他跟高宗武知道，由这一点，即可以证明消息是由高宗武所泄露的。
高宗武虽不承认，日本方面已经开始怀疑；及至矢野将赴河内，高宗武劝他不要去；此外，他又托人带了一封信给犬养健，只有一句话：不必与汪精卫会谈。因此，从影佐到达河内开始，日本便对高宗武器了戒心了。
在河内，影佐一行借住一名盲人家；前面就是日本领事馆。平时外务省已通过同盟通信社的关系，指派他们的”越南特派员”大屋久寿雄，与汪精卫取得联络；所以在影佐于4月18日到达河内的第二天，就见到了汪精卫；同行的还有犬养及矢野，由周隆庠担任翻译。
汪精卫告诉影佐，两三天以前，邻屋的3楼搬来一家人家，形踪可疑，好像是重庆派来的人；越南当局对他个人虽无恶意，不过对政治活动采取封锁政策。他如留在河内，很难与上海及香港方面的”同志”取得联络。
“那么，”影佐问说：“汪先生的意思想到哪里？”
“我几经考虑，认为以上海为宜；此外，则是香港或者广州。但香港的英国官吏监视极严，陈公博、林柏生在那里无法活动。广州虽然是中山先生跟我关系最深切的地方，但已为日军所占领，如果我去广州，中国人以为我的和平运动，是在日军保护之下进行的。至于上海，那里虽为世界最有名的暗杀之地，但毕竟是我们中国的国土，我愿意冒险在上海发表我的和平主张，使全国国民谅解我的爱国诚意。”
“到了上海，请问汪先生愿意住在什么地方？”
“未经日军占领的租界上。”汪精卫答说：“周佛海、梅思平已经到了上海，开始工作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离开越南。”影佐问说：“这件事只有请汪先生自己跟越南当局谈判。”
“当然。”汪精卫答说：“我正在研究谈判的方式，总以避免刺激越南当局为主。在我想，越南对于我的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烦恼；如果一旦我想要离开，他们断无不赞成之理。”
“再请问汪先生，预备怎么样离开？”影佐自动报告：“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5000吨的货船，专供汪先生使用。”
这件事，汪精卫早已知道，他的本意还不想坐日本船，所以立即答说：“谢谢对我的好意，不过我已经租好了一艘法国小船。”
影佐颇感意外，当即提出警告：“重庆对汪先生已下令通缉，航行途中，需要非常小心。这艘船的吨位有多大？”
汪精卫也不知道；回头问了问周隆庠，方始笑一笑说：“这条法国船是760吨。”影佐更感诧异；犬养和矢野则是相顾惊愕，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谢谢各位的关心！我也知道坐这样一条小船，非常危险，不过我战后第一次到上海，坐了日本的船去，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
“可是，”影佐再一次强调，”安全问题，必须认真考虑。”
其实，汪精卫又岂能不考虑他自己的安全；早已想好办法，此时才说：“我预备在海防上船以后，一路航行，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万一发生意外，彼此可以用无线电联络。”
影佐还在思索；矢野已开口问说：“这是不是汪先生已经决定了的办法？”
“是的。我想，这样有备无患，比较妥当。”
既然如此，关于技术上的问题，应该找事务人员来商量；矢野便说：“请汪先生去休息吧。一切事务上的细节，可否请办理总务的来商量一下？”
这件事陈璧君的弟弟，在法国学航空的陈昌祖负责；当时便由汪精卫亲自将他唤了来，作了介绍，彼此展开细节上的研究，当然，最主要的是，要设想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以及因应之道。这是件很麻烦的事，所以谈了两个小时，才大致就绪。
告辞时，汪精卫特来打开一个房间，里面... -->>
回顾之一，汪精卫河内脱险经过。
这时在河内寄居朱培德夫人家的汪精卫大感狼狈，”艳电”刚刚发表，谈和的对手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表面看，很可能是日本军部根本不赞成近卫的”第三次声明”因而逼他下台。倘或事实果真如此，适足以证明重庆的一般看法不错，日本军阀哪里有解决中日问题的诚意？近卫声明不过是他们分化中国领导阶层的阴谋而已。
于是汪精卫急于想找由台湾转道至河内的影佐祯昭；但影佐已经不在河内——因为国内发生政变，影佐赶回东京去了。
这一来，汪精卫不能不重新考虑出处了。不久之前，陈公博由昆明赶到河内，曾力劝汪精卫不要离开河内，不要跟日本人接触；汪精卫预备承诺一半，暂住河内，现在看来，连这一半的承诺，都已无法维持。他必须立即作一个退步，便由曾仲鸣出面，分别向德、英、法三国提出入境签证的申请。
汪精卫如果愿到欧洲，正是政府所希望的，外交部早已替他预备了护照；财政部亦替他预备了旅费，但以汪精卫被通缉在案，决无主动向一名通缉犯致送护照、旅费的道理。至少要汪精卫自己有些表示才能从国家最高利益上去考虑网开一面。因此，当外交部自德驻日大使馆获得汪精卫想到欧洲的情报以后，蒋委员长决定派中央执行委员谷正鼎带着护照与旅费，到河内去看汪精卫，转达蒋委员长的意思：对汪不忍弃之不顾，劝他到欧洲去逛一逛，仍旧回来为国家服务。
去了十几天，一无结果。汪精卫对中央开除他的党籍这一点，怒不可遏，发了许多牢骚。他说：中央应该先讨论他的和平主张。果真大家的意见，都认为应该抗战到底，他当然也会尊重中央的决议。倘或仍旧独行其是，才谈得到违反纪律。现在的情形，犹如未经审判，遽尔判决，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同时他对他那一系的”同志”深表不满，说他们不了解他的苦心和主张；不追随他一起奋斗，谷正鼎对这一点自然有所辩解，他说汪精卫与日本谈和的具体内容，只有极少数的人知；这极少数的人讳莫如深，大家又何从去了解他的苦心与主张？至于”追随”也者，只有不答；因为即使是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强”这种最缓和的说法，只会伤感情，此行的任务，根本就没有希望达成。谷正鼎唯有苦口气心，极力用珍惜他个人在党国的历史与地位这些话去打动他，但汪精卫已怀有极深的成见，对谷正鼎的话，根本就听不进去。
谈到游欧的话，汪精卫表示不容第三者干涉。既然中央已经开除他的党籍，他便有充分的自由，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不劳他人关心。
当然，谷正鼎也跟曾仲鸣谈过好几次；曾仲鸣很坦率地说：“士为知己者死”对于汪精卫，他唯有无条件服从。不过语其中隐约透露，这一次的与日本人合作，完全是陈璧君的坚持。而汪精卫之唯其命是从，是大家早就知道的；谷正鼎唯有叹口气，黯然而归。
平时政府已有情报，汪精卫尚未死心，要等到日本方面澄清态度。但继近卫组阁的平沼骐一郎，是有名的国粹主义者，一向倾向德国；他上台的主要工作，便是解决日德意军事同盟的问题。对于”日华事变”以及”近卫声明”并不太热心；一切听任军部处理。
军部的阴谋，在汪精卫脱出重庆，发表艳电，便已初步成功。一看汪精卫自陷绝地，上了圈套，正想冷他一冷，以便易于控制；恰好有近卫内阁总辞这个政变，正好借以为藉口，将汪精卫干搁起来。这一搁，搞得汪精卫上不巴天，下不着地，进退失据，痛苦万分。除了紧催影佐祯昭，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明确积极的措施以外，别无他法。
影佐听命于军部，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主张；只劝汪精卫稍安毋躁。这样度日如年地过了个把月，汪精卫决定派高宗武到日本去作严重的交涉。
所谓”严重的交涉”就是要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一个确实的答复，日、汪合作谋求和平，到底采取什么方式？
事实上，日本方面，亦有同样的疑问。因为汪精卫的话很漂亮，他跟影佐祯昭说：他不离开重庆，无法发表公然主张和平的”艳电”至于”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指摘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扬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扩大和平阵营。企图使重庆转变方向。”他这些论调，是否是由衷之言？不得而知。不过汪系的两大将，顾孟余与陈公博，都在香港，陈公博以醇酒妇人寄托内心的苦闷；顾孟余自始不闻不问，但据说暗中坚决反对汪精卫的言论，在香港、重庆还有这样一个传闻：艳电是林柏生与梅思平擅自发表的。顾孟余将林柏生找了去，严词诘质；说到激动之处，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照此看来，汪精卫即会想有进一步的行动，亦必然有所顾忌。
可是，陈璧君的行踪却很可疑，频频于河内香港之间，表面上仿佛是为了来向陈公博劝驾；骨子里跟周佛海、梅思平接触频繁，而林、梅二人都是热衷于实际行动的。
介乎行动与非行动之间的高宗武，态度亦很微妙；最初他只是同意影佐祯昭的一个与板垣完全相反的看法，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应该避免演变为”反蒋行动”；到后来慢慢有迹象发现，”高宗武路线”的中心不是汪精卫，想由汪过渡，最后促成由蒋委员长出面来主持和平。
因为有如此纷起的意见在，日本军部越发觉得等待是比较最聪明的办法；所以高宗武在日本、在香港、在上海，与已正式组成”梅机关”负责对华中特务活动的影佐祯昭，虽一直在交涉，却始终并无确切的答复。
平时谷正鼎奉令第二次作河内之行，送去了汪精卫及随行人员的护照；汪精卫表示决定赴欧洲。但陈璧君与周佛海、梅思平所作的活动，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放烟幕”总之重庆方面所得的情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已决定支持汪精卫组织”新中央”将由兴亚院自掠夺的”盐余”款中，按月发出巨额费用，作为活动费用。
于是，汪精卫身蹈危机，只要走错一步，便有粉身碎骨之厄——制裁汪精卫的专案小组人员，已经布署停当；如果谷正鼎在3月20日离去以前，汪精卫有履行他的诺言的诚意表现，自然无事。但汪精卫没有！于是3月21日深夜，河内高郎街的血案发生了。事后传说：汪精卫的钱都以曾仲鸣的名义，存入法国银行；被刺以后，他还签好了提款的支票，方始送医，以致失血过多而死。当然此事的真相已无可究诘。
东京方面，在第二天就接到了河内总领事的详细报告，当天就召开”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将汪精卫转移至”安全地点”影佐又推荐了一个助手犬养健；他是犬养毅的儿子，也是高宗武的同学。
于是影佐与犬养租了一艘5500吨的货船”北光丸”带了军医、宪兵军曹等等，都化装为盲人，上了”北光丸”直驶海防。此外，日本外务省派了一名书记官矢野征记由香港转河内，作为影佐与河内总领事的联络官。但就在”北光丸”自日本出海时，重庆的大公报，登出一则消息，说日本政府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已进入实际行动阶段。
这个消息是高宗武所泄露的；别人不知道，有个名叫一田的日本人却知道。一田是一名中佐，由陆军省派至香港，化装为卖蚊烟香的商人，专门负责与高宗武联络。关于影佐租北光丸赴海防的情形，已由一田告诉了高宗武；其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细节，只有他跟高宗武知道，由这一点，即可以证明消息是由高宗武所泄露的。
高宗武虽不承认，日本方面已经开始怀疑；及至矢野将赴河内，高宗武劝他不要去；此外，他又托人带了一封信给犬养健，只有一句话：不必与汪精卫会谈。因此，从影佐到达河内开始，日本便对高宗武器了戒心了。
在河内，影佐一行借住一名盲人家；前面就是日本领事馆。平时外务省已通过同盟通信社的关系，指派他们的”越南特派员”大屋久寿雄，与汪精卫取得联络；所以在影佐于4月18日到达河内的第二天，就见到了汪精卫；同行的还有犬养及矢野，由周隆庠担任翻译。
汪精卫告诉影佐，两三天以前，邻屋的3楼搬来一家人家，形踪可疑，好像是重庆派来的人；越南当局对他个人虽无恶意，不过对政治活动采取封锁政策。他如留在河内，很难与上海及香港方面的”同志”取得联络。
“那么，”影佐问说：“汪先生的意思想到哪里？”
“我几经考虑，认为以上海为宜；此外，则是香港或者广州。但香港的英国官吏监视极严，陈公博、林柏生在那里无法活动。广州虽然是中山先生跟我关系最深切的地方，但已为日军所占领，如果我去广州，中国人以为我的和平运动，是在日军保护之下进行的。至于上海，那里虽为世界最有名的暗杀之地，但毕竟是我们中国的国土，我愿意冒险在上海发表我的和平主张，使全国国民谅解我的爱国诚意。”
“到了上海，请问汪先生愿意住在什么地方？”
“未经日军占领的租界上。”汪精卫答说：“周佛海、梅思平已经到了上海，开始工作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离开越南。”影佐问说：“这件事只有请汪先生自己跟越南当局谈判。”
“当然。”汪精卫答说：“我正在研究谈判的方式，总以避免刺激越南当局为主。在我想，越南对于我的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烦恼；如果一旦我想要离开，他们断无不赞成之理。”
“再请问汪先生，预备怎么样离开？”影佐自动报告：“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5000吨的货船，专供汪先生使用。”
这件事，汪精卫早已知道，他的本意还不想坐日本船，所以立即答说：“谢谢对我的好意，不过我已经租好了一艘法国小船。”
影佐颇感意外，当即提出警告：“重庆对汪先生已下令通缉，航行途中，需要非常小心。这艘船的吨位有多大？”
汪精卫也不知道；回头问了问周隆庠，方始笑一笑说：“这条法国船是760吨。”影佐更感诧异；犬养和矢野则是相顾惊愕，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谢谢各位的关心！我也知道坐这样一条小船，非常危险，不过我战后第一次到上海，坐了日本的船去，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
“可是，”影佐再一次强调，”安全问题，必须认真考虑。”
其实，汪精卫又岂能不考虑他自己的安全；早已想好办法，此时才说：“我预备在海防上船以后，一路航行，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万一发生意外，彼此可以用无线电联络。”
影佐还在思索；矢野已开口问说：“这是不是汪先生已经决定了的办法？”
“是的。我想，这样有备无患，比较妥当。”
既然如此，关于技术上的问题，应该找事务人员来商量；矢野便说：“请汪先生去休息吧。一切事务上的细节，可否请办理总务的来商量一下？”
这件事陈璧君的弟弟，在法国学航空的陈昌祖负责；当时便由汪精卫亲自将他唤了来，作了介绍，彼此展开细节上的研究，当然，最主要的是，要设想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以及因应之道。这是件很麻烦的事，所以谈了两个小时，才大致就绪。
告辞时，汪精卫特来打开一个房间，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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