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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道士”缪斌赴日与小矶国昭垮台。
日本的全面求和工作，当小矶内阁成立不久，即已开始，关键人物是早就参与内阁情报工作的绪方竹虎。
他是福冈县人，出身于早稻田大学；主修政治经济。毕业后加入朝日新闻工作；后来又留学欧美，学成回国仍回朝日，当到”专务总主笔”、副社长。由于他的家世、籍贯、经历，使得他在日本朝野的各方面具有广泛的关系。福冈在北九州，介乎长州、萨摩之间，与两派藩阀都拉得上关系；主和最力的杉山元大将，又正是他的福冈小同乡，话亦可以讲得通。
他的父亲绪方通平是福冈农工银行界的领袖，以此渊源，获得财阀的支持，自不在话下。再由于留学欧美，自由主义的味道较浓，与一班因大东亚战争而被闲置的政治家如币原喜重郎、吉田茂等人都有往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朝日新闻服务30年，使得他能遍识日本各方面有影响的人士，还有各国的许多外交官。在日本社会中，可再也没有比绪方具有更多更广泛的人际关系；因此，在东条内阁，他受邀担任”情报部参与”；小矶内阁成立，更一跃而为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表面上是主持宣传工作，实际上获得小矶的支持，军部的默许，从多方面去寻求结束战争的途径。
他所恃的”触角”便是朝日新闻社派在国内外各地的记者。日本新闻记者，往往负有政治任务；而日本的政治家亦每每与新闻机构结有深厚的关系，如同盟社之掩护近卫，担当过许多必须保持机密的任务。当多田骏与石原莞尔，决定排除杉山元，间接建议起用板垣征四郎时，作为第五师团长的板垣，正受困于台儿庄，与前线将领的任何联络，必须通过军部，而近卫不愿军部知道他的意图，结果便是由同盟社的战地记者古野伊之助携着近卫的亲笔信，在台儿庄阵地面交板垣，方能将他召回东京。
绪方的探索和平工作，亦由朝日新闻记者秘密担任；最初是由朝日新闻社经理铃木文史郎与瑞典驻日公使伯桂接触，到了1945年3月间，铃木将这一层关系移交给了外相重光葵。与此同时，朝日新闻驻上海的记者田村真知，回东京时面告绪方竹虎，说汪政府的”立法院前院长”缪斌有意作为东京与重庆谈和的中间人；而且他也有资格作中间人。
于是绪方便告诉小矶，有这样一条路子，值得一试。小矶认为可疑，因为缪斌是早就由于贪污而为中国政府所淘汰的人物；但以急于脱出陷入中国大陆的泥淖，不愿轻易舍弃这一机会，因而决定，派他在士官的同学、已列入预备役的陆军大佐山县初男到上海，了解缪斌的情况。
山县的来意为军统所获知，戴笠便设计了一套愚弄日本政府的作业，迂回曲折地供给了山县许多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指出，缪斌与重庆方面有一种”特殊关系”；并且有重庆的要人”支持”；如果他出任中日谈和的”中间人”一定能将日本方面的意见”转达”最高当局，并受到”重视”
接得山县的报告，小矶颇为兴奋，便在阁议中正式提出，透过缪斌直接向重庆谋和的建议。外相重光葵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第一、对中国的和平工作，应取得”汪政府”的谅解，必须通过南京到达重庆。第二、缪斌是不足以信任的。当缪斌自江苏民政厅长任内因案免职时，重光正在上海当总领事，所以对缪斌的劣迹，相当了解；所提出的论据是很有力的。
此外，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则都表示，鉴于过去的工作事例，对这件事不必寄以太多的期望。不过态度虽不热心，亦未像重光那样极力反对。
话虽如此，小矶相信他的同学，过于阁僚；只是外相既然不赞成，未便独断独行，所以改换一个名义，以听取情报为理由，派绪方安排缪斌作东京之行。
缪斌出卖风云雷雨的手法，一向很高明，除了他所说的另有一名”中国政府”的特别代表，需要经过他先跟日本最高决策人士接触以后，才能决定是否可以展开直接谈判以外，另有一组工作人员，携带专用的电台，随同赴日。这也就是使小矶”入迷”的主要原因，所以特别叮嘱，这些工作人员及电台，一定要带来。
哪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亦竟信以为真，而冈村宁次正在进行老河口、芷江作战，妄想进攻重庆，正急电大本营要求增援，且四十七师团的一个步兵联队，亦正由青森县之西的弘前驻地，赶往中国战场，如果此时与重庆谈和，势必破坏他的军事行动，因而决定加以阻挠，禁止缪斌的随员及无线电器材上飞机。小矶接到报告，对于军方的行动颇为惊异，但亦无可奈何；因为他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地位远不及东条，对于军部毫无约束的力量。
缪斌单身到了东京，在见小矶时，率直提出要求，晋见日皇。他的理由是，倘非日皇有所表示，蒋委员长是不会作任何考虑的。
几经折冲，才决定由日本皇族代表日皇，先跟缪斌作初步接触。当然，所选的这个皇族，必须是中国政府所熟悉的人物。
日本的皇族，人数不多；天皇的直系亲属，称为”皇族”；兄弟伯叔，便是”华族”自是五等爵以上的王位，有封号并有称号，称号为”宫”此是一家族的总称，当时皇族中，比较为中国所熟悉的是”东久迩宫稔彦王”
这个理由光明正大，而且正因为提出了这样的理由，见得缪斌的来头不小；所以小矶欣然乐从，派绪方去见木户幸一，提出缪斌的要求，希望日皇能予接见。
但木户认为缪斌晋见日皇的时机未到，婉言拒绝；而缪斌坚持立场，仿佛在报复当年近卫的声明，”不以中国政府为谈判的对手”；所以如今亦不愿与日本政府谈和，只有日皇有所表示，他才能负起”中间人”的任务。
照日本的”皇室典范令”皇室、皇族必须学习军事；东久迩宫稔彦是陆军出身，而且军旅的经验很丰富，位至中将，做过师团长。七七事变初期，他的师团派至华北，并参加过进攻汉口的战役。回国以后，久任参谋总长；当然，那多少是一种”荣誉职”
日本的皇族共14家，除了昭和的3个胞弟，秩父宫、高松宫、三笠宫称为”御直宫”以外，其余11家，都是孝明天皇之后。日本皇室、皇族，有近亲结婚的传统，因此，昭和皇后良子，实际是昭和天皇裕仁同曾祖的堂妹，而东久迩宫稔彦王与昭和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了。
东久迩宫稔彦的父亲，是明治天皇的兄弟、朝彦亲王，所以他是昭和嫡堂的叔父；但同时也是姑丈，因为他的妻子是明治天皇的九皇女，例封内亲王，称号为”泰宫”的聪子。朝颜亲王的儿子很多，所以这一支在皇族中的势力最大；除”御直宫”以外，其余11家中占了3家，梨本宫守正王，是朝彦亲王的第四子，一直是”元帅府”的首席，现在是”伊势神宫”的”斋主”、朝香宫鸠彦王，是朝彦亲王的第八子，为现役陆军中将；东久迩行九，与朝香宫同岁。由于他又是他的胞伯明治天皇的女婿，所以特见重用。
东久迩稔彦接见缪斌，是在3月18那天；东久迩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第一个也是日本朝野最关心的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是否承认日本天皇？”
“当然。蒋委员长及中国政府，只对日本军阀有反感。”
“国民政府为什么想跟日本谋求和平？”
“中国不希望日本灭亡，为了中国的防卫起见，需要日本的存在。中国希望日本在灭亡之前，与美国谋和。”
缪斌将日本比作中国的”防波堤”当然是为了防止赤色浪潮，他说：“现在如果实现中日和平的话，可以防止苏联势力的扩张。”
“你是小矶首相邀请来的，为什么先想谒见天皇呢？”
“在日本谁都不可靠。”缪斌发挥了他一向善作惊人之论的特长，”可以信赖的，只有天皇。既然本人不能直接拜见天皇陛下，希望殿下转达我所陈述的意见。”
东久迩宫稔彦当即表示，接受缪斌的要求，据情转陈日皇；当然也还要表明态度，却是十足空洞的外交词令；他说：“希望实现此种中日和平工作，而以此和平工作为基础，来结束世界大战。”
“实现此种中日和平工作”的具体条件，缪斌向小矶及绪方提出一个所谓”中日全面和平”方案，要点一共4项：第一，停止敌对行为，自中国撤退所有日本军队；第二，取消南京政府，承认蒋委员长对全中国的统治权；第三，满洲问题，另行交涉；第四，恢复日本与英美间的和平。
于是在3月20日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小矶报告了缪斌来日以后的活动，然后提出请求：以缪斌所提方案为前提，讨论日本与中国政府的和平交涉问题。
“本人很怀疑，此种工作会有什么效果？”陆相杉山元一马当先，兜头浇了冷水，”缪斌是中国政府抛弃的人物；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和平的诚意，不应该让这样的人物来居间。”
这确是一针见血之论；海相米内光政便说：“请外相表示意见。”
“关于这个问题，首相与本人并没有认真讨论过，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所以本人不能负责。”外相重光葵接着又说：“据本人所知，缪斌并非汪政权的忠实分子；中国政府的领导阶层，亦早已将他排除在外。”
“这是表面的看法。”小矶的信心毫未动摇，”我有好些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缪斌的工作是重庆所许可的。”
“过去有过好几次类似的工作，结果都证明是重庆情报机关所弄的玄虚。”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说，”对于一向与中国政府隔绝的缪斌来谈和，本人始终觉得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想，我们不必再讨论这个问题了。”米内光政问道：“各位以为如何？”
出席人都以沉默表示附议；小矶与绪方知道，在这个会议上任何争论，都是徒费唇舌，所以亦未开口。缪斌的”方案”就此胎死腹中了。
但小矶还不死心，特意在梅津身上下工夫；因为参谋总长在理论上是日皇的幕僚长，可以单独”帷幄上奏”同时参谋总长主管军令，对于停战问题处在有力的发言地位。可是梅津没有被小矶所说服。
情势很明显了，内阁总理大臣亲自主持一项工作，竟至于连讨论都不讨论，即为他的阁僚所否决；这不就等于全体阁员投了他的”不信任票”？交缪斌找了来会出现这样的恶劣的副作用，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这对小矶自是一大打击。经过多方考虑，他认为日本为要想求得和平，只剩下一个机会，就是在本土决战时，对登陆的敌人迎头痛击；让敌人知道，虽已踏上日本的本土，但有如日军在中国大陆那样，陷入泥淖，难以自拔的危险，不如讲和为妙。
这个机会要从胜利中取得；尤其重要的是，当机会来临时，要能及时捕捉。因此，小矶旧事重提，要求积极参预。
经过深切的考虑，小矶决定打最后一张牌：直接诉之日皇。
小矶是在4月2日单独晋见日皇，要求对缪斌路线赐予支持。昭和不是明治，无法作此重大的决定，他仍旧要召见陆、海、外三相后，才能答复。这一来，结果便可想而知了；当天便由木户内相转告，日本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据说：陆、海、外三相一致反对小矶的计划的理由，倒不是因为缪斌不够资格；而是认为中国与英美有坚强的同盟关系，若非事前与英美充分磋商，绝难单独与日本进入和平关系。日皇深以为然，所以这样答复小矶。
由于日本宪法上的缺点，统帅与国务是脱节的：东条英机之能独断独行，是由于人事上的手段，弥补制度上的缺点，由特旨先兼陆相，再兼参谋总长。小矶组阁本是预备役的大将，自无法援东条之例，因而要求总理大臣得列席大本营会议，为陆军所拒绝。到得缪斌来日之前，这一点终于争取到了；但虽得列席，每周召开两次的大本营会议，既无发言权，又无表决权，论地位还不如军部的一名课长；不过一个高级的旁听者而已。
因此，小矶在晋见日皇的第二天，亲访杉山元；他本来是陆相，由于与畑俊六分任本土防卫的第一、二总军司令官、晋衔元帅，并交卸陆相；推荐阿南惟几继任，尚未到职。小矶的要求是，由他兼任陆相，以便强力参与大本营的决策；同时可以事先估计，谈和的时机将会在何时来临，以便准备。
军部断然拒绝了！仍旧是现役与预备役的理由。
小矶无路可走了；4月4日上午进宫、捧呈辞表；并且上奏，后继内阁必须是”大本营内阁”
对缪斌的东京之行，周佛海明知道不会有何结果；始终存着一个”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的万一之想，因为果真东京与重庆能够直接谈和，他的肩头就会轻松得多。
缪斌毕竟铩羽而归了。尽管他吹得天花乱坠，说日本天皇曾经亲自接见；又派东久迩宫代表赐宴，日本很可能派皇室出面来谈和，但周佛海由日本方面接到情报，证实缪斌是白去了一趟。
及至小矶内阁垮台，退役海军铃木贯太郎组阁，汪政府中人都不知道日本对”本土作战”正在积极部署，认为铃木内阁是”投降内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汪政府当然亦要解体，个人的出处，已到非作安排不可的地步了。
于是有的打算建功赎罪；有的准备隐姓埋名；当然也有人持着听天由命的想法，但个人的安危生死能看得破，却不可连累亲友，金雄白就是这样，早在汪精卫刚死时，他就在悄悄收束他的事业了。
有一天，有个新闻界的朋友胡东雅去看他，说第三战区派来一个姓张的高参，托他引见周佛海。这些事金雄白不知做过多少次，当即打电话跟周佛海联络好，将张高参带到周家，达成了引见的任务，随即就走了。
过了几天，胡东雅又来看他；一见面就喜孜孜地说：“雄白，恭喜你，有个极好的消息，张高参向周先生提出要求，希望派一个比较熟悉他的情形的人，常驻三战区，作为联络官。三战区属意老兄；张高参请你马上向周先生去请示，什么时候跟张高参一起走。”
金雄白既惊且喜，便即问说：“怎么会看中了我？是不是你的推荐？”
“不是。听说是顾将军自己决定的。”
金雄白回忆往事，想起曾经替三战区的司令长官顾将军出过一回力，那时他是江苏省政府主席，曾枪毙了一个新闻记者刘煜生，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上海的新闻界，大张挞伐，更为愤激。后来是由杜月笙调停，方得无事；不过期间金雄白亦曾由顾将军透过周佛海的关系，托金雄白从中斡旋，也许是因为这层渊源，顾将军才会想其他。
不论如何，反正这是个出深渊而登青云的大好机遇；金雄白不敢怠慢，当天便去看周佛海，说明来意。
“我向张高参表示，同意你去，完全是敷衍他的话。”
兜得一盆冷水，将金雄白浇得背脊都发凉了。
“我想过，你去了不能回来；不能回来你就不能去。”
“何以不能回来？”金雄白问。
“日本人对你注意已久，你去了浙东回来，一定会有麻烦。平常有麻烦不怕，这时候有麻烦，我没有能解决的把握。”周佛海加以解释，”因为，现在的日本军人，尤其是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军人，心情之复杂、之不可理喻，你总想象得到。”
金雄白不能不承认周佛海的话，是经过考虑，出自衷心，只好无奈地点点头。
“如果你去了不回来，好些只有你才能办，或者一向是你经手，别人茫无所知的事，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也是实话。金雄白经手的”关系”大部分固然可以交出去，但也有极少数的部分，是无法交出去，而这极少数的部分，正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譬如周佛海跟蒋委员长的代表蒋伯诚的关系，就非金雄白作桥梁不可。
“再说，我也少不了你。既然是共患难，当然以朝夕不离为最宜。”
前面的分析，由于理智，最后的一个留他的理由，出于知友深情，更令人感动。金雄白到这时候，连怅然若失的感觉都消失了。
“好！这件事，我们不谈了。”
“那就谈最要紧的一件事，照你看我当前最要紧的一件事是什么？”
金雄白毫不迟疑地答说：“自然是如何接应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
“不错。日本在中国的部队有300万；一旦本土决战，当然要调一部分回去。这调回去的一部分，必然是精锐，留下来的即或不是战斗力怎么强的部队，不过数量很大，仍不可轻敌。”周佛海又说：“不过政府也有60万人，虽然战斗力不高，仍旧可以发生牵制作用；我当前的课题是不知如何将这个牵制作用发挥到最高度；以及如何在国军所希望的地区，发生牵制作用？”
“既能发生牵制作用，何不将这个作用，索性化成战斗？”
“你的意思是，直接对日军攻击？”
“正是。”金雄白点点头。
与其牵制，不如进攻；联络游击队，组织沦陷区民众，而遥引国军正规部队为后援，以待麦克阿瑟的艨艟巨舰，起事着实可为。金雄白所建议的这一策，当时为周佛海笑为书生之见；其实却是针对日本大本营战略上的弱点而加以痛击的上上之策。
因为情况是很明显的，日本为了本土决战，以及防备盟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否定冈村宁次往西南深入冒险，严令将部队集中到海口，以便增援本土。既然如此，就不必作静态的牵制；大可放手攻击——战略家、政论家一直在鼓吹、在强调的是，日本派遣大量部队侵华，是自陷泥淖，来得去不得；现在不正就是日军归心如箭，急于从沼泽中拔出泥腿，溜之大吉；而中国应该拖住它的时候吗？
赞成金雄白的主张的人，甚至还作了这样的一个譬喻，例如有流氓自道急人之急，侵入良善人家，软哄硬骗，盘踞不去；哪知多行不义必自毙，此流氓之家遭人袭击，已经失火了；流氓急于脱身回家救火，那末与他暗中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岂不应该乘机反抗？这个流氓为了根本有失，无心恋战，一定是采取只求摆脱的守势；那时就岂不容他脱身，让他眼睁睁看老巢沦为一片瓦烁，岂不也是绝大的胜利？
但周佛海不听。虽说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毕竟也有其可取之处；而所以连考虑都不考虑的最大原因是，不管军统也好，三战区也好，都只能由他配合对方的要求作必要的因应行动；而不能由他作主来采取任何战术；更不用谈战略了。
到了民国34年6月初，任何公共场所都在公开谈论日本人在哪里惨败，怎么样惨败；以及蒋委员长最近发表了什么令人兴奋的谈话？常挂在一般人口头上的一句话是”天快亮了！”而且大庭广众之间，公然有人指出”中央储备银行”钞票的花纹中，分散隐藏的”中央马上来”五字——看清楚了的人的那种惊喜之情，是谁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
金雄白既兴奋又苦闷，与周佛海的接触当然亦更密切；一天傍晚，周佛海跟他说：“有件事要请你赶快办。中央要我办一个规模比较好的印刷厂，作为反攻开始以后，敌后宣传之用。这件事要快；请你负责筹备。经费不成问题，向我要。”
“钱是小事。”金雄白踌躇着说：“印刷器材都仰给于国外；海运中断，来源缺乏，只有去找存货。这时间上就很难说了。”
“一定要想办法！”周佛海近乎不讲理地说：“没有办法也要有办法。”
金雄白灵机一动，顿有无比轻松之感；原来他早想结束平报，却以种种顾虑，下不了决心。现在他为他自己找到了一个绝好的理由；迟疑犹豫，一扫而空，所以觉得轻松。
“没有办法中想办法，倒逼出一个很好的办法。我把平报停刊；不必另起炉灶，留用原有的员工设备，留待他日之用，如何？”
“很好！就这样，请你马上进行。”
于是金雄白找了个清静地方，一个人先盘算停当；然后在半夜里，坐车到报馆，等总编辑王治明看过”大样”邀他一起到亚尔培路2号去消夜。
关起门来，樽边密谈；金雄白将决定停刊的缘故，告诉了王治明，问他的意见。
“这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我完全赞成。不过这是机密，不便向同仁公开；总要有个合理的说法才好。”
“是的，我想过。反正大局如何，大家都很清楚，只说办报没有前途，决定改为印刷所。”金雄白又说：“这话也不必太早宣布；目前请经理部先准备，该收的广告费、报费尽量收回。订户奉送报费一个月，预收的要退回。”
王治明点点头问：“定在什么时候停刊？”
“6月底。”
“有20天的工夫，够了。”王治明又问：“向读者报告停刊的原因是什么？”
“我现在所想到的是，以战时节约物资为理由。这篇停刊词我自己来写。”
“当然非如椽大笔不可。”王治明很仔细地想了一会，”有两个问题，现在要考虑，第一是留用人员的薪水——。”
“那不成问题，海报只谈风花雪月，照常出版；海报逐月的盈余，可以维持平报同仁的薪水，虽然还差一点，仍旧还可望自给自足。因为平报一停，广告客户转到海报，收入还会增加。”
“嗯、嗯！”王治明接下来说：“第二个问题，实在是我的建议；现在白报纸缺货，得要想法子弄一批存起来，一旦要用时，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一点不错！你有什么好办法？”
“很简单，我们多报配额，少印报。一天积余20吨，10天就是200吨。”
“好极，好极！此法甚妙，准定照这样做。”
于是从第二天开始，便少印了好些报；但对”宣传部”却以时局紧张，报份增加，要求提高配额。不过，问题是多报少印，一进一出所积余的大量白报纸，需要善作处理；如果存在仓库，到有紧急用途时，只怕无法提取；摆在报馆，未免惹眼，万一有人检举，真赃俱在，很难解释。
想来想去，只有凭一道空心的夹墙，作为贮存白报纸之用。以原定的一天20吨为目标，到停刊那天，预定可以容纳400吨左右的夹墙中，也差不多堆满了。
停刊辞见报那天，自然引起社会普遍的注目。以”战时节约物资”为由，并不足取信于读者；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汪政府或者日本方面，都希望宣传鼓吹的工具越多越好，物资再节约也不会节约到报纸上。除非大局已到了宣传鼓吹亦无用的程度，才会停刊。>
“小道士”缪斌赴日与小矶国昭垮台。
日本的全面求和工作，当小矶内阁成立不久，即已开始，关键人物是早就参与内阁情报工作的绪方竹虎。
他是福冈县人，出身于早稻田大学；主修政治经济。毕业后加入朝日新闻工作；后来又留学欧美，学成回国仍回朝日，当到”专务总主笔”、副社长。由于他的家世、籍贯、经历，使得他在日本朝野的各方面具有广泛的关系。福冈在北九州，介乎长州、萨摩之间，与两派藩阀都拉得上关系；主和最力的杉山元大将，又正是他的福冈小同乡，话亦可以讲得通。
他的父亲绪方通平是福冈农工银行界的领袖，以此渊源，获得财阀的支持，自不在话下。再由于留学欧美，自由主义的味道较浓，与一班因大东亚战争而被闲置的政治家如币原喜重郎、吉田茂等人都有往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朝日新闻服务30年，使得他能遍识日本各方面有影响的人士，还有各国的许多外交官。在日本社会中，可再也没有比绪方具有更多更广泛的人际关系；因此，在东条内阁，他受邀担任”情报部参与”；小矶内阁成立，更一跃而为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表面上是主持宣传工作，实际上获得小矶的支持，军部的默许，从多方面去寻求结束战争的途径。
他所恃的”触角”便是朝日新闻社派在国内外各地的记者。日本新闻记者，往往负有政治任务；而日本的政治家亦每每与新闻机构结有深厚的关系，如同盟社之掩护近卫，担当过许多必须保持机密的任务。当多田骏与石原莞尔，决定排除杉山元，间接建议起用板垣征四郎时，作为第五师团长的板垣，正受困于台儿庄，与前线将领的任何联络，必须通过军部，而近卫不愿军部知道他的意图，结果便是由同盟社的战地记者古野伊之助携着近卫的亲笔信，在台儿庄阵地面交板垣，方能将他召回东京。
绪方的探索和平工作，亦由朝日新闻记者秘密担任；最初是由朝日新闻社经理铃木文史郎与瑞典驻日公使伯桂接触，到了1945年3月间，铃木将这一层关系移交给了外相重光葵。与此同时，朝日新闻驻上海的记者田村真知，回东京时面告绪方竹虎，说汪政府的”立法院前院长”缪斌有意作为东京与重庆谈和的中间人；而且他也有资格作中间人。
于是绪方便告诉小矶，有这样一条路子，值得一试。小矶认为可疑，因为缪斌是早就由于贪污而为中国政府所淘汰的人物；但以急于脱出陷入中国大陆的泥淖，不愿轻易舍弃这一机会，因而决定，派他在士官的同学、已列入预备役的陆军大佐山县初男到上海，了解缪斌的情况。
山县的来意为军统所获知，戴笠便设计了一套愚弄日本政府的作业，迂回曲折地供给了山县许多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指出，缪斌与重庆方面有一种”特殊关系”；并且有重庆的要人”支持”；如果他出任中日谈和的”中间人”一定能将日本方面的意见”转达”最高当局，并受到”重视”
接得山县的报告，小矶颇为兴奋，便在阁议中正式提出，透过缪斌直接向重庆谋和的建议。外相重光葵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第一、对中国的和平工作，应取得”汪政府”的谅解，必须通过南京到达重庆。第二、缪斌是不足以信任的。当缪斌自江苏民政厅长任内因案免职时，重光正在上海当总领事，所以对缪斌的劣迹，相当了解；所提出的论据是很有力的。
此外，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则都表示，鉴于过去的工作事例，对这件事不必寄以太多的期望。不过态度虽不热心，亦未像重光那样极力反对。
话虽如此，小矶相信他的同学，过于阁僚；只是外相既然不赞成，未便独断独行，所以改换一个名义，以听取情报为理由，派绪方安排缪斌作东京之行。
缪斌出卖风云雷雨的手法，一向很高明，除了他所说的另有一名”中国政府”的特别代表，需要经过他先跟日本最高决策人士接触以后，才能决定是否可以展开直接谈判以外，另有一组工作人员，携带专用的电台，随同赴日。这也就是使小矶”入迷”的主要原因，所以特别叮嘱，这些工作人员及电台，一定要带来。
哪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亦竟信以为真，而冈村宁次正在进行老河口、芷江作战，妄想进攻重庆，正急电大本营要求增援，且四十七师团的一个步兵联队，亦正由青森县之西的弘前驻地，赶往中国战场，如果此时与重庆谈和，势必破坏他的军事行动，因而决定加以阻挠，禁止缪斌的随员及无线电器材上飞机。小矶接到报告，对于军方的行动颇为惊异，但亦无可奈何；因为他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地位远不及东条，对于军部毫无约束的力量。
缪斌单身到了东京，在见小矶时，率直提出要求，晋见日皇。他的理由是，倘非日皇有所表示，蒋委员长是不会作任何考虑的。
几经折冲，才决定由日本皇族代表日皇，先跟缪斌作初步接触。当然，所选的这个皇族，必须是中国政府所熟悉的人物。
日本的皇族，人数不多；天皇的直系亲属，称为”皇族”；兄弟伯叔，便是”华族”自是五等爵以上的王位，有封号并有称号，称号为”宫”此是一家族的总称，当时皇族中，比较为中国所熟悉的是”东久迩宫稔彦王”
这个理由光明正大，而且正因为提出了这样的理由，见得缪斌的来头不小；所以小矶欣然乐从，派绪方去见木户幸一，提出缪斌的要求，希望日皇能予接见。
但木户认为缪斌晋见日皇的时机未到，婉言拒绝；而缪斌坚持立场，仿佛在报复当年近卫的声明，”不以中国政府为谈判的对手”；所以如今亦不愿与日本政府谈和，只有日皇有所表示，他才能负起”中间人”的任务。
照日本的”皇室典范令”皇室、皇族必须学习军事；东久迩宫稔彦是陆军出身，而且军旅的经验很丰富，位至中将，做过师团长。七七事变初期，他的师团派至华北，并参加过进攻汉口的战役。回国以后，久任参谋总长；当然，那多少是一种”荣誉职”
日本的皇族共14家，除了昭和的3个胞弟，秩父宫、高松宫、三笠宫称为”御直宫”以外，其余11家，都是孝明天皇之后。日本皇室、皇族，有近亲结婚的传统，因此，昭和皇后良子，实际是昭和天皇裕仁同曾祖的堂妹，而东久迩宫稔彦王与昭和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了。
东久迩宫稔彦的父亲，是明治天皇的兄弟、朝彦亲王，所以他是昭和嫡堂的叔父；但同时也是姑丈，因为他的妻子是明治天皇的九皇女，例封内亲王，称号为”泰宫”的聪子。朝颜亲王的儿子很多，所以这一支在皇族中的势力最大；除”御直宫”以外，其余11家中占了3家，梨本宫守正王，是朝彦亲王的第四子，一直是”元帅府”的首席，现在是”伊势神宫”的”斋主”、朝香宫鸠彦王，是朝彦亲王的第八子，为现役陆军中将；东久迩行九，与朝香宫同岁。由于他又是他的胞伯明治天皇的女婿，所以特见重用。
东久迩稔彦接见缪斌，是在3月18那天；东久迩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第一个也是日本朝野最关心的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是否承认日本天皇？”
“当然。蒋委员长及中国政府，只对日本军阀有反感。”
“国民政府为什么想跟日本谋求和平？”
“中国不希望日本灭亡，为了中国的防卫起见，需要日本的存在。中国希望日本在灭亡之前，与美国谋和。”
缪斌将日本比作中国的”防波堤”当然是为了防止赤色浪潮，他说：“现在如果实现中日和平的话，可以防止苏联势力的扩张。”
“你是小矶首相邀请来的，为什么先想谒见天皇呢？”
“在日本谁都不可靠。”缪斌发挥了他一向善作惊人之论的特长，”可以信赖的，只有天皇。既然本人不能直接拜见天皇陛下，希望殿下转达我所陈述的意见。”
东久迩宫稔彦当即表示，接受缪斌的要求，据情转陈日皇；当然也还要表明态度，却是十足空洞的外交词令；他说：“希望实现此种中日和平工作，而以此和平工作为基础，来结束世界大战。”
“实现此种中日和平工作”的具体条件，缪斌向小矶及绪方提出一个所谓”中日全面和平”方案，要点一共4项：第一，停止敌对行为，自中国撤退所有日本军队；第二，取消南京政府，承认蒋委员长对全中国的统治权；第三，满洲问题，另行交涉；第四，恢复日本与英美间的和平。
于是在3月20日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小矶报告了缪斌来日以后的活动，然后提出请求：以缪斌所提方案为前提，讨论日本与中国政府的和平交涉问题。
“本人很怀疑，此种工作会有什么效果？”陆相杉山元一马当先，兜头浇了冷水，”缪斌是中国政府抛弃的人物；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和平的诚意，不应该让这样的人物来居间。”
这确是一针见血之论；海相米内光政便说：“请外相表示意见。”
“关于这个问题，首相与本人并没有认真讨论过，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所以本人不能负责。”外相重光葵接着又说：“据本人所知，缪斌并非汪政权的忠实分子；中国政府的领导阶层，亦早已将他排除在外。”
“这是表面的看法。”小矶的信心毫未动摇，”我有好些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缪斌的工作是重庆所许可的。”
“过去有过好几次类似的工作，结果都证明是重庆情报机关所弄的玄虚。”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说，”对于一向与中国政府隔绝的缪斌来谈和，本人始终觉得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想，我们不必再讨论这个问题了。”米内光政问道：“各位以为如何？”
出席人都以沉默表示附议；小矶与绪方知道，在这个会议上任何争论，都是徒费唇舌，所以亦未开口。缪斌的”方案”就此胎死腹中了。
但小矶还不死心，特意在梅津身上下工夫；因为参谋总长在理论上是日皇的幕僚长，可以单独”帷幄上奏”同时参谋总长主管军令，对于停战问题处在有力的发言地位。可是梅津没有被小矶所说服。
情势很明显了，内阁总理大臣亲自主持一项工作，竟至于连讨论都不讨论，即为他的阁僚所否决；这不就等于全体阁员投了他的”不信任票”？交缪斌找了来会出现这样的恶劣的副作用，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这对小矶自是一大打击。经过多方考虑，他认为日本为要想求得和平，只剩下一个机会，就是在本土决战时，对登陆的敌人迎头痛击；让敌人知道，虽已踏上日本的本土，但有如日军在中国大陆那样，陷入泥淖，难以自拔的危险，不如讲和为妙。
这个机会要从胜利中取得；尤其重要的是，当机会来临时，要能及时捕捉。因此，小矶旧事重提，要求积极参预。
经过深切的考虑，小矶决定打最后一张牌：直接诉之日皇。
小矶是在4月2日单独晋见日皇，要求对缪斌路线赐予支持。昭和不是明治，无法作此重大的决定，他仍旧要召见陆、海、外三相后，才能答复。这一来，结果便可想而知了；当天便由木户内相转告，日本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据说：陆、海、外三相一致反对小矶的计划的理由，倒不是因为缪斌不够资格；而是认为中国与英美有坚强的同盟关系，若非事前与英美充分磋商，绝难单独与日本进入和平关系。日皇深以为然，所以这样答复小矶。
由于日本宪法上的缺点，统帅与国务是脱节的：东条英机之能独断独行，是由于人事上的手段，弥补制度上的缺点，由特旨先兼陆相，再兼参谋总长。小矶组阁本是预备役的大将，自无法援东条之例，因而要求总理大臣得列席大本营会议，为陆军所拒绝。到得缪斌来日之前，这一点终于争取到了；但虽得列席，每周召开两次的大本营会议，既无发言权，又无表决权，论地位还不如军部的一名课长；不过一个高级的旁听者而已。
因此，小矶在晋见日皇的第二天，亲访杉山元；他本来是陆相，由于与畑俊六分任本土防卫的第一、二总军司令官、晋衔元帅，并交卸陆相；推荐阿南惟几继任，尚未到职。小矶的要求是，由他兼任陆相，以便强力参与大本营的决策；同时可以事先估计，谈和的时机将会在何时来临，以便准备。
军部断然拒绝了！仍旧是现役与预备役的理由。
小矶无路可走了；4月4日上午进宫、捧呈辞表；并且上奏，后继内阁必须是”大本营内阁”
对缪斌的东京之行，周佛海明知道不会有何结果；始终存着一个”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的万一之想，因为果真东京与重庆能够直接谈和，他的肩头就会轻松得多。
缪斌毕竟铩羽而归了。尽管他吹得天花乱坠，说日本天皇曾经亲自接见；又派东久迩宫代表赐宴，日本很可能派皇室出面来谈和，但周佛海由日本方面接到情报，证实缪斌是白去了一趟。
及至小矶内阁垮台，退役海军铃木贯太郎组阁，汪政府中人都不知道日本对”本土作战”正在积极部署，认为铃木内阁是”投降内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汪政府当然亦要解体，个人的出处，已到非作安排不可的地步了。
于是有的打算建功赎罪；有的准备隐姓埋名；当然也有人持着听天由命的想法，但个人的安危生死能看得破，却不可连累亲友，金雄白就是这样，早在汪精卫刚死时，他就在悄悄收束他的事业了。
有一天，有个新闻界的朋友胡东雅去看他，说第三战区派来一个姓张的高参，托他引见周佛海。这些事金雄白不知做过多少次，当即打电话跟周佛海联络好，将张高参带到周家，达成了引见的任务，随即就走了。
过了几天，胡东雅又来看他；一见面就喜孜孜地说：“雄白，恭喜你，有个极好的消息，张高参向周先生提出要求，希望派一个比较熟悉他的情形的人，常驻三战区，作为联络官。三战区属意老兄；张高参请你马上向周先生去请示，什么时候跟张高参一起走。”
金雄白既惊且喜，便即问说：“怎么会看中了我？是不是你的推荐？”
“不是。听说是顾将军自己决定的。”
金雄白回忆往事，想起曾经替三战区的司令长官顾将军出过一回力，那时他是江苏省政府主席，曾枪毙了一个新闻记者刘煜生，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上海的新闻界，大张挞伐，更为愤激。后来是由杜月笙调停，方得无事；不过期间金雄白亦曾由顾将军透过周佛海的关系，托金雄白从中斡旋，也许是因为这层渊源，顾将军才会想其他。
不论如何，反正这是个出深渊而登青云的大好机遇；金雄白不敢怠慢，当天便去看周佛海，说明来意。
“我向张高参表示，同意你去，完全是敷衍他的话。”
兜得一盆冷水，将金雄白浇得背脊都发凉了。
“我想过，你去了不能回来；不能回来你就不能去。”
“何以不能回来？”金雄白问。
“日本人对你注意已久，你去了浙东回来，一定会有麻烦。平常有麻烦不怕，这时候有麻烦，我没有能解决的把握。”周佛海加以解释，”因为，现在的日本军人，尤其是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军人，心情之复杂、之不可理喻，你总想象得到。”
金雄白不能不承认周佛海的话，是经过考虑，出自衷心，只好无奈地点点头。
“如果你去了不回来，好些只有你才能办，或者一向是你经手，别人茫无所知的事，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也是实话。金雄白经手的”关系”大部分固然可以交出去，但也有极少数的部分，是无法交出去，而这极少数的部分，正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譬如周佛海跟蒋委员长的代表蒋伯诚的关系，就非金雄白作桥梁不可。
“再说，我也少不了你。既然是共患难，当然以朝夕不离为最宜。”
前面的分析，由于理智，最后的一个留他的理由，出于知友深情，更令人感动。金雄白到这时候，连怅然若失的感觉都消失了。
“好！这件事，我们不谈了。”
“那就谈最要紧的一件事，照你看我当前最要紧的一件事是什么？”
金雄白毫不迟疑地答说：“自然是如何接应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
“不错。日本在中国的部队有300万；一旦本土决战，当然要调一部分回去。这调回去的一部分，必然是精锐，留下来的即或不是战斗力怎么强的部队，不过数量很大，仍不可轻敌。”周佛海又说：“不过政府也有60万人，虽然战斗力不高，仍旧可以发生牵制作用；我当前的课题是不知如何将这个牵制作用发挥到最高度；以及如何在国军所希望的地区，发生牵制作用？”
“既能发生牵制作用，何不将这个作用，索性化成战斗？”
“你的意思是，直接对日军攻击？”
“正是。”金雄白点点头。
与其牵制，不如进攻；联络游击队，组织沦陷区民众，而遥引国军正规部队为后援，以待麦克阿瑟的艨艟巨舰，起事着实可为。金雄白所建议的这一策，当时为周佛海笑为书生之见；其实却是针对日本大本营战略上的弱点而加以痛击的上上之策。
因为情况是很明显的，日本为了本土决战，以及防备盟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否定冈村宁次往西南深入冒险，严令将部队集中到海口，以便增援本土。既然如此，就不必作静态的牵制；大可放手攻击——战略家、政论家一直在鼓吹、在强调的是，日本派遣大量部队侵华，是自陷泥淖，来得去不得；现在不正就是日军归心如箭，急于从沼泽中拔出泥腿，溜之大吉；而中国应该拖住它的时候吗？
赞成金雄白的主张的人，甚至还作了这样的一个譬喻，例如有流氓自道急人之急，侵入良善人家，软哄硬骗，盘踞不去；哪知多行不义必自毙，此流氓之家遭人袭击，已经失火了；流氓急于脱身回家救火，那末与他暗中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岂不应该乘机反抗？这个流氓为了根本有失，无心恋战，一定是采取只求摆脱的守势；那时就岂不容他脱身，让他眼睁睁看老巢沦为一片瓦烁，岂不也是绝大的胜利？
但周佛海不听。虽说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毕竟也有其可取之处；而所以连考虑都不考虑的最大原因是，不管军统也好，三战区也好，都只能由他配合对方的要求作必要的因应行动；而不能由他作主来采取任何战术；更不用谈战略了。
到了民国34年6月初，任何公共场所都在公开谈论日本人在哪里惨败，怎么样惨败；以及蒋委员长最近发表了什么令人兴奋的谈话？常挂在一般人口头上的一句话是”天快亮了！”而且大庭广众之间，公然有人指出”中央储备银行”钞票的花纹中，分散隐藏的”中央马上来”五字——看清楚了的人的那种惊喜之情，是谁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
金雄白既兴奋又苦闷，与周佛海的接触当然亦更密切；一天傍晚，周佛海跟他说：“有件事要请你赶快办。中央要我办一个规模比较好的印刷厂，作为反攻开始以后，敌后宣传之用。这件事要快；请你负责筹备。经费不成问题，向我要。”
“钱是小事。”金雄白踌躇着说：“印刷器材都仰给于国外；海运中断，来源缺乏，只有去找存货。这时间上就很难说了。”
“一定要想办法！”周佛海近乎不讲理地说：“没有办法也要有办法。”
金雄白灵机一动，顿有无比轻松之感；原来他早想结束平报，却以种种顾虑，下不了决心。现在他为他自己找到了一个绝好的理由；迟疑犹豫，一扫而空，所以觉得轻松。
“没有办法中想办法，倒逼出一个很好的办法。我把平报停刊；不必另起炉灶，留用原有的员工设备，留待他日之用，如何？”
“很好！就这样，请你马上进行。”
于是金雄白找了个清静地方，一个人先盘算停当；然后在半夜里，坐车到报馆，等总编辑王治明看过”大样”邀他一起到亚尔培路2号去消夜。
关起门来，樽边密谈；金雄白将决定停刊的缘故，告诉了王治明，问他的意见。
“这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我完全赞成。不过这是机密，不便向同仁公开；总要有个合理的说法才好。”
“是的，我想过。反正大局如何，大家都很清楚，只说办报没有前途，决定改为印刷所。”金雄白又说：“这话也不必太早宣布；目前请经理部先准备，该收的广告费、报费尽量收回。订户奉送报费一个月，预收的要退回。”
王治明点点头问：“定在什么时候停刊？”
“6月底。”
“有20天的工夫，够了。”王治明又问：“向读者报告停刊的原因是什么？”
“我现在所想到的是，以战时节约物资为理由。这篇停刊词我自己来写。”
“当然非如椽大笔不可。”王治明很仔细地想了一会，”有两个问题，现在要考虑，第一是留用人员的薪水——。”
“那不成问题，海报只谈风花雪月，照常出版；海报逐月的盈余，可以维持平报同仁的薪水，虽然还差一点，仍旧还可望自给自足。因为平报一停，广告客户转到海报，收入还会增加。”
“嗯、嗯！”王治明接下来说：“第二个问题，实在是我的建议；现在白报纸缺货，得要想法子弄一批存起来，一旦要用时，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一点不错！你有什么好办法？”
“很简单，我们多报配额，少印报。一天积余20吨，10天就是200吨。”
“好极，好极！此法甚妙，准定照这样做。”
于是从第二天开始，便少印了好些报；但对”宣传部”却以时局紧张，报份增加，要求提高配额。不过，问题是多报少印，一进一出所积余的大量白报纸，需要善作处理；如果存在仓库，到有紧急用途时，只怕无法提取；摆在报馆，未免惹眼，万一有人检举，真赃俱在，很难解释。
想来想去，只有凭一道空心的夹墙，作为贮存白报纸之用。以原定的一天20吨为目标，到停刊那天，预定可以容纳400吨左右的夹墙中，也差不多堆满了。
停刊辞见报那天，自然引起社会普遍的注目。以”战时节约物资”为由，并不足取信于读者；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汪政府或者日本方面，都希望宣传鼓吹的工具越多越好，物资再节约也不会节约到报纸上。除非大局已到了宣传鼓吹亦无用的程度，才会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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