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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宣称“中国是一个复数”的时候，知道它不是一件坏事。大地繁花四起，社会日渐开放，人们各怀思想，各奔前程，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过去那个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的“克隆年代”已经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你又不得不忧心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交流已经越来越困难，很难见到有一个“时代共识”或者这一代人的共同底线。
至少我是有这种观感的。比如说，某些官方话语，极端者如宜黄官员之“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民间并不认可。整体而言，官民之间的隔阂并未消除。同样，所谓的左派是一套话语，右派又是一套话语，两者之间似乎也失去了就事论事的能力，他们互相引以为耻，互不往来。
许多人也热衷于寻找与自己有着相同观点的人一起喝茶聊天，但似乎只是为了取暖，为了共同嘲笑，而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解决某个问题，甚至对此也不抱希望，因为有太多的失望，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意见会被有执行力的人参考。具体到媒介印象也是如此。而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在所谓的左派与右派之间，没有谁能够依靠分贝来消弭分歧。
为什么人们赖以交流的手段越来越发达，而交流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想表达、能表达的人越来越多，而愿意倾听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各说各话。每个人都在表达，又似乎都在自言自语。什么也听不见，什么声音都不再重要。即使社会层面达成了某种共识，如废除拆迁条例，但是，在政府层面的推进却困难重重。一个说“这个鸡蛋不好吃”另一个说“你还下不出来呢！”大家似乎只在做无效的交流。
而且，这种糟糕并不止于无效。就像天鹅、梭鱼和大虾一起拉车，我们卷入了一场毫无建树且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你是谁？是天鹅，梭鱼还是大虾？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过得十分疲惫，十分辛苦，没有安全感。即使能朝着某个方向推动，也不过是个零和游戏。在这种角力格局下，蛮力注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好好想想，需要坐下来好好谈谈，以求改变。因为无论体制内外，都是具体的人。
就在前两天，有个爱思考的学生对我说“老师，这么多媒体关注于建嵘，也不好吧？”于建嵘是当下中国难得一见的学者，在我看来，他的可贵与其说在于学术，在于演讲，不如说在于对达成“中国共识”的努力。他愿意为了底层的利益向执政者宣讲。想到这一点，我对学生说：“问题的关键，不是关注于建嵘的媒体太多了，而是在今天的中国，像于建嵘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少了。本来一个阶层要做的事情，却只有三两个人在勉力维持，而且做成了近乎悲怆的明星，才是当下中国首先需要改变的。”
当我们宣称“中国是一个复数”的时候，知道它不是一件坏事。大地繁花四起，社会日渐开放，人们各怀思想，各奔前程，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过去那个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的“克隆年代”已经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你又不得不忧心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交流已经越来越困难，很难见到有一个“时代共识”或者这一代人的共同底线。
至少我是有这种观感的。比如说，某些官方话语，极端者如宜黄官员之“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民间并不认可。整体而言，官民之间的隔阂并未消除。同样，所谓的左派是一套话语，右派又是一套话语，两者之间似乎也失去了就事论事的能力，他们互相引以为耻，互不往来。
许多人也热衷于寻找与自己有着相同观点的人一起喝茶聊天，但似乎只是为了取暖，为了共同嘲笑，而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解决某个问题，甚至对此也不抱希望，因为有太多的失望，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意见会被有执行力的人参考。具体到媒介印象也是如此。而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在所谓的左派与右派之间，没有谁能够依靠分贝来消弭分歧。
为什么人们赖以交流的手段越来越发达，而交流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想表达、能表达的人越来越多，而愿意倾听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各说各话。每个人都在表达，又似乎都在自言自语。什么也听不见，什么声音都不再重要。即使社会层面达成了某种共识，如废除拆迁条例，但是，在政府层面的推进却困难重重。一个说“这个鸡蛋不好吃”另一个说“你还下不出来呢！”大家似乎只在做无效的交流。
而且，这种糟糕并不止于无效。就像天鹅、梭鱼和大虾一起拉车，我们卷入了一场毫无建树且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你是谁？是天鹅，梭鱼还是大虾？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过得十分疲惫，十分辛苦，没有安全感。即使能朝着某个方向推动，也不过是个零和游戏。在这种角力格局下，蛮力注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好好想想，需要坐下来好好谈谈，以求改变。因为无论体制内外，都是具体的人。
就在前两天，有个爱思考的学生对我说“老师，这么多媒体关注于建嵘，也不好吧？”于建嵘是当下中国难得一见的学者，在我看来，他的可贵与其说在于学术，在于演讲，不如说在于对达成“中国共识”的努力。他愿意为了底层的利益向执政者宣讲。想到这一点，我对学生说：“问题的关键，不是关注于建嵘的媒体太多了，而是在今天的中国，像于建嵘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少了。本来一个阶层要做的事情，却只有三两个人在勉力维持，而且做成了近乎悲怆的明星，才是当下中国首先需要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