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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在第七封印这样的作品里，死神更是从片头摇晃到片尾，甚至还会亲自跑去锯树，好让死期将至又自觉高人一等的演员从树上掉下来摔死。
“死亡通知”
在媒体跟进的相关报道中，死亡笔记被简化为：主人公从死神手中得到了一本死亡笔记，只要在上面写出某人的名字，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死去，就会让这个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以指定的方式死亡——这似乎也是目前在青少年中流行的“死亡笔记本”的主要功用。
也有人认为，死亡笔记挑动学生“复仇”漫画死亡笔记和孩子们手中的死亡笔记本因此变成了“巫毒娃娃”变成了一个诅咒的道具。有关方面的判断是：“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中包含了神秘主义、死亡、报复等诸多内容，这些黑色感情将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孩子的人格发育。未成年人看后会在心理上受到很大影响，从而走向颓废、死亡甚至报复，会产生不着边际的幻觉。
“这是孩子们承受过大压力的外在宣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认为，我们的教育有些忽视了对学生排解压力的引导和关切。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拼命学习，遇到压力却没有合适的宣泄途径，因此很容易受到屯些非积极宣泄方式的诱惑。
北京市精神文明办公室未成年处副处长李建国表示，如想让“死亡笔记”乃至更多的不健康游戏销声匿迹，需要从两方面抓起，一方面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彻底切断这些不良物品的来源，另一方面更要逐渐改善学生受教育的环境。
另据海口晚报报道，为响应上级有关部门的号召，海南省组织播放“爱国主义影片”狙击毒害青少年的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为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电影文化大餐，掀起一个看爱国主义电影、抵制腐朽思想的高xdx潮。
然而，既然有关部门认为死亡笔记影响的只是未成年人，那么就应该建立起一种分级体制，保留成年人享用这些文化产品的权利。当然，分级的条件是我国合法引进死亡笔记，而非目前的非法也即盗版状态。人们并不反对对“非法出版物”的查缴。
但问题似乎并不止于此。人们注意到，即使是在实施了电影分级制度的日本，死亡笔记的电影仍是g级，即大众级。该级别的电影内容可以被父母接受，影片没有裸体、性爱场面，吸毒和暴力场面非常少，对话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接触到的。
虽然中日两国传统对“死亡”的理解有差异，但为什么该片到了中国后竟然成了“毒药”？差异真的这么大？相关行为仿佛是从准备自杀的孩子手里抢夺药瓶子，究竟是中国孩子过于脆弱，还是中国大人过于敏感？
“贞洁城堡”
1973年，墨西哥著名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曾经拍过一部名为贞洁堡垒的电影。据说该片改编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尔利玛靠着制售老鼠药为生，为了避免外面“肮脏世界”的污染，他纪委严明，从不让妻子和3个孩子走出家门半步。整整18年，为了这个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纯洁”他甚至将3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改为“将来”、“乌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将包办孩子的精神、思想与未来。
显然，利玛将自己对外面世界的恐惧强加给了自己的孩子。这种例子很多，套用心理学上关于“恐怖症”的一些理论描述，在此不妨称之为“户外恐怖症”或“开放恐怖症”前两年，有则关于“母爱”的新闻足以令人悲叹：哈尔滨一个叫姜滨蓝的母亲，因为害怕自己和女儿受到外面世界的污染与伤害，于是钉死房门足不出户，与女儿一起过了15年与世隔绝的日子。
在这个父母掌握了一切话语权的世界里，具体而言，就是父母用自己的经验没收孩子的经验，用自己的知觉代替孩子本可自主理解这个世界的知觉。孩子因此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大脑，而且只能作为大人肢体的延伸而存在。
当媒体大张旗鼓地宣称死亡笔记“入侵校园”我们是否同样受到“文化恐怖症”的干扰？在贞洁程序启动之时，一方面，孩子被放进“贞洁城堡”隔离，另一方面，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在保护孩子时，实际上连大人的文化自由也给剥夺了。
如上所述，在文化与价值被包办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未成年人。当政府以国民监护人和心灵导师出现，这个国家其实是永远长不大的国家。因此，重新定位政府在文化生活中扮演怎样一种角色才显得尤其重要。
比如，在家长与学校面前，政府如何做到不在教育事业中越俎代庖？我们在为孩子制造一个贞洁世界时，是否真的体认了孩子的感受？去年，有文化官员指责观众带着一种扭曲的心理在观看超女——然而，子非鱼，安知鱼之心理扭而且曲？
显然，对于一个国家文化心理的成长来说，真正有希望的事是让公民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而不是与外面“肮脏的世界”的绝对隔离。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
; 比如，在第七封印这样的作品里，死神更是从片头摇晃到片尾，甚至还会亲自跑去锯树，好让死期将至又自觉高人一等的演员从树上掉下来摔死。
“死亡通知”
在媒体跟进的相关报道中，死亡笔记被简化为：主人公从死神手中得到了一本死亡笔记，只要在上面写出某人的名字，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死去，就会让这个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以指定的方式死亡——这似乎也是目前在青少年中流行的“死亡笔记本”的主要功用。
也有人认为，死亡笔记挑动学生“复仇”漫画死亡笔记和孩子们手中的死亡笔记本因此变成了“巫毒娃娃”变成了一个诅咒的道具。有关方面的判断是：“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中包含了神秘主义、死亡、报复等诸多内容，这些黑色感情将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孩子的人格发育。未成年人看后会在心理上受到很大影响，从而走向颓废、死亡甚至报复，会产生不着边际的幻觉。
“这是孩子们承受过大压力的外在宣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认为，我们的教育有些忽视了对学生排解压力的引导和关切。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拼命学习，遇到压力却没有合适的宣泄途径，因此很容易受到屯些非积极宣泄方式的诱惑。
北京市精神文明办公室未成年处副处长李建国表示，如想让“死亡笔记”乃至更多的不健康游戏销声匿迹，需要从两方面抓起，一方面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彻底切断这些不良物品的来源，另一方面更要逐渐改善学生受教育的环境。
另据海口晚报报道，为响应上级有关部门的号召，海南省组织播放“爱国主义影片”狙击毒害青少年的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为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电影文化大餐，掀起一个看爱国主义电影、抵制腐朽思想的高xdx潮。
然而，既然有关部门认为死亡笔记影响的只是未成年人，那么就应该建立起一种分级体制，保留成年人享用这些文化产品的权利。当然，分级的条件是我国合法引进死亡笔记，而非目前的非法也即盗版状态。人们并不反对对“非法出版物”的查缴。
但问题似乎并不止于此。人们注意到，即使是在实施了电影分级制度的日本，死亡笔记的电影仍是g级，即大众级。该级别的电影内容可以被父母接受，影片没有裸体、性爱场面，吸毒和暴力场面非常少，对话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接触到的。
虽然中日两国传统对“死亡”的理解有差异，但为什么该片到了中国后竟然成了“毒药”？差异真的这么大？相关行为仿佛是从准备自杀的孩子手里抢夺药瓶子，究竟是中国孩子过于脆弱，还是中国大人过于敏感？
“贞洁城堡”
1973年，墨西哥著名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曾经拍过一部名为贞洁堡垒的电影。据说该片改编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尔利玛靠着制售老鼠药为生，为了避免外面“肮脏世界”的污染，他纪委严明，从不让妻子和3个孩子走出家门半步。整整18年，为了这个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纯洁”他甚至将3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改为“将来”、“乌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将包办孩子的精神、思想与未来。
显然，利玛将自己对外面世界的恐惧强加给了自己的孩子。这种例子很多，套用心理学上关于“恐怖症”的一些理论描述，在此不妨称之为“户外恐怖症”或“开放恐怖症”前两年，有则关于“母爱”的新闻足以令人悲叹：哈尔滨一个叫姜滨蓝的母亲，因为害怕自己和女儿受到外面世界的污染与伤害，于是钉死房门足不出户，与女儿一起过了15年与世隔绝的日子。
在这个父母掌握了一切话语权的世界里，具体而言，就是父母用自己的经验没收孩子的经验，用自己的知觉代替孩子本可自主理解这个世界的知觉。孩子因此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大脑，而且只能作为大人肢体的延伸而存在。
当媒体大张旗鼓地宣称死亡笔记“入侵校园”我们是否同样受到“文化恐怖症”的干扰？在贞洁程序启动之时，一方面，孩子被放进“贞洁城堡”隔离，另一方面，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在保护孩子时，实际上连大人的文化自由也给剥夺了。
如上所述，在文化与价值被包办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未成年人。当政府以国民监护人和心灵导师出现，这个国家其实是永远长不大的国家。因此，重新定位政府在文化生活中扮演怎样一种角色才显得尤其重要。
比如，在家长与学校面前，政府如何做到不在教育事业中越俎代庖？我们在为孩子制造一个贞洁世界时，是否真的体认了孩子的感受？去年，有文化官员指责观众带着一种扭曲的心理在观看超女——然而，子非鱼，安知鱼之心理扭而且曲？
显然，对于一个国家文化心理的成长来说，真正有希望的事是让公民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而不是与外面“肮脏的世界”的绝对隔离。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