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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心，才把这一艰巨而又沉重的担子交给了他。李德又把贺昌留下了，让贺昌当政治部主任，贺昌历来都比较听话，这一点项英很感激李德、博古考虑问题的细致，陈毅暂时不能工作，这也是项英求之不得的。在工作中，他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那样才是自由的，顺畅的，可他仍觉得留下的兵力少了一些，少得几乎干不成什么大事，于是他把这一想法提了出来。
李德自然有李德的考虑，他心里清楚，这次部队西征转移，前途将会有许多艰难险阻，关于苏区的兵力多少那是次要的，中央红军的主力都不能保卫苏区的安全，难道留下一两万人就能使苏区不落入敌人手中吗？这是不可能的，中央苏区留下一部分人，他们曾经过多次的考虑，留下这些人，对伤员的安置是一种办法，他们这次西征，一不能带着伤员走，二也不能不给敌人留下一个包袱，那就是让一部分武装力量牵制敌人，使主力部队的转移能更从容一些，另外那就是他们都坚信苏区还是有生还希望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主力部队还会打回来。现在项英向他叫苦兵力的事，使他有些不快但还是沉稳地说：恐怕不能再留更多的部队了，西征任务艰巨，主力的西征，敌人必然围追，这也减少了苏区的压力，另外关于兵力问题，除归你指挥的一个师和三个独立团外，还有江西军区的三个团，再加上一些各县的独立营和赤卫队，全部武装差不多已有3万人了
博古也说：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了，还有近两万的伤员，早晚也都是战斗力量。
可眼下这些伤员只会是负担。项英苦着脸说。
那就把他们疏散到群众中去，这是革命的种子，让他们在群众中发芽，开花。
博古一边说一边挥着手。
项英又想到了这次留给他的那些年老体弱的老同志，像何叔衡、瞿秋白这样的老同志，他明白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随大部队走，一来是这些人的身体不允许，二来大部队的负担也够重的了。看来只有等以后有机会把这些老弱病人送到上海去养病了。想到这儿，他冲李德点点头，算是对决定接受认可了。
李德从床上下来，站到墙上贴着的那张地图旁，项英端着油灯走过来，博古插着腰站在了两人中间。
李德指着地图上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之间的空地说：你们的分局就是要保卫苏区的胜利果实，另外要死死地拖住敌人。
博古补充道：你们要有信心。
项英刚才对苏区的存亡还是抱着悲观的态度，此时面对着苏区这张地图，使他又坚定了自己乐观的想法，他坚定地说：你们放心好了，等你们回来时，苏区的面貌将会大变的，你们这次西征，我担心的不是敌人的强大，倒是周恩来，你们应注意这个人，我发现此人对国际路线是动摇的，这个人很容易转向
李德没急于说话，他点燃了支“美丽”牌香烟，这不用项英提醒他也清楚，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周恩来仍提倡毛泽东那套游击战术，在正式场合就提出过两次，都被他和博古给否决了。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术、打法，虽然周恩来没再说什么，但他可以看出周恩来一直不太满意，只是暂时保留意见而已。他当然对周恩来有独到的见解，虽然这种见解带着个人的好恶和恩怨，但也不能不说是反映李德当时的一种心境，这种心境在以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中，有这么一段：
共产党领导人中精力最旺盛、策略最灵活的是周恩来，周受过中国的古典教育和欧洲的现代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国际经验，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外交才能，然而在政治上，他总是力求见风使舵，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最高司令时，他曾任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他在1927年组织了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但作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常委，他在20年代末也参与或容忍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错误
项英在长征前夕，提醒李德和博古注意周恩来的转向情绪，李德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复杂和夸大，他相信部队这次西征一定会达到预期目的，目的达到了，他不相信周恩来会转向。直到此时，他仍坚信自己牢牢地控制着红军最后的决策权，他一点也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就是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放弃了与2、6军团会师的想法，北上陕北，他也没放弃自己的主张和想法。至于红军在陕北会师，最后发展壮大起来，那是后来的事情，况且若坚信自己的与2、6军团会合主张，也不能说以后红军就没有出头之日。
当李德和博古走出项英的庭院时，夜已经很深了，远处红军营地里仍是一片忙乱的景象，李德看到眼前的一切，心里说不上踏实，也说不上不踏实，他不知道十几天以后，部队转褹e时，会遇到什么样的不测。
早在拟定走留人员名单时，周恩来曾给毛泽东看过一份名单。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都被编入了中央纵队的休养连，毛泽东面对着这份长长的名单，并没有说什么。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走留名单时，对留毛在苏区还是西征也颇费了一番脑筋。
毛泽东现在在军内已无职无权，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在离开苏维埃之后已毫无意义。如果把毛泽东留下，他很可能东山再起，当初毛泽东也就是率领千八百人马来到井冈山，后来与朱德的队伍会合，创建了大片苏区，使红军这支队伍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他们相信毛泽东有这个能力，如果把毛泽东留下，让他再把苏区闹得红火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李德、博古却不希望让苏区落在一个与国际路线相违拗的人手里，那样，即使再有十个八个苏区，对他们来说也是无益的，最后他们选择了项英。
李德当然对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认识，在他的中国纪事中写道：
毛泽东是一个身材修长，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次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讲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来似乎无关紧要，但总有一定含意或暗示。很长时间，我一直吃不惯味道很浓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毛泽东家乡很普通。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的革命者的粮食是红辣椒。”和“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关的话，回答说：“良疱岁更刀，割也；族疱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片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硼。”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我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常常讲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那些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农、手工业者
基于李德对毛泽东的认识，他们把毛泽东放在中央纵队，跟董老、谢老、徐老等人放在一起，觉得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李德和博古认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的接触机会，因为在西征的情况下，不可能创造出那样的机会，即使是洛甫、王稼祥，他们身体都不好，连行军都要坐在担架上，他们之间又能有多少活动机会呢？在这种处境下，他们对毛泽东是放心的。
他们最后决定，让毛泽东随队伍西征。
毛泽东在看过周恩来给他的那份去留名单后，久久不语。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离开亲手创建的苏区，从感情上他是难过的，让他离开部队，他同样的失落。他一时说不清孰重孰轻？那时他甚至有一个闪念，走与留利弊各占一半，所以也可以说，他的心情是平静的。即使在那时，他也不曾预料到此次红军西征的命运。他在等待时机，然而在西去的征途上，是毛泽东最后的时机，部队在湘江岸边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之后，使人心再一次倾注到他毛泽东这一边，于是才有了以后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也就从那时起，毛泽东重新树立起重整红军命运的决心，毅然抛弃与2、6军团会合的打算，一直向北挺进。
戒心，才把这一艰巨而又沉重的担子交给了他。李德又把贺昌留下了，让贺昌当政治部主任，贺昌历来都比较听话，这一点项英很感激李德、博古考虑问题的细致，陈毅暂时不能工作，这也是项英求之不得的。在工作中，他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那样才是自由的，顺畅的，可他仍觉得留下的兵力少了一些，少得几乎干不成什么大事，于是他把这一想法提了出来。
李德自然有李德的考虑，他心里清楚，这次部队西征转移，前途将会有许多艰难险阻，关于苏区的兵力多少那是次要的，中央红军的主力都不能保卫苏区的安全，难道留下一两万人就能使苏区不落入敌人手中吗？这是不可能的，中央苏区留下一部分人，他们曾经过多次的考虑，留下这些人，对伤员的安置是一种办法，他们这次西征，一不能带着伤员走，二也不能不给敌人留下一个包袱，那就是让一部分武装力量牵制敌人，使主力部队的转移能更从容一些，另外那就是他们都坚信苏区还是有生还希望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主力部队还会打回来。现在项英向他叫苦兵力的事，使他有些不快但还是沉稳地说：恐怕不能再留更多的部队了，西征任务艰巨，主力的西征，敌人必然围追，这也减少了苏区的压力，另外关于兵力问题，除归你指挥的一个师和三个独立团外，还有江西军区的三个团，再加上一些各县的独立营和赤卫队，全部武装差不多已有3万人了
博古也说：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了，还有近两万的伤员，早晚也都是战斗力量。
可眼下这些伤员只会是负担。项英苦着脸说。
那就把他们疏散到群众中去，这是革命的种子，让他们在群众中发芽，开花。
博古一边说一边挥着手。
项英又想到了这次留给他的那些年老体弱的老同志，像何叔衡、瞿秋白这样的老同志，他明白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随大部队走，一来是这些人的身体不允许，二来大部队的负担也够重的了。看来只有等以后有机会把这些老弱病人送到上海去养病了。想到这儿，他冲李德点点头，算是对决定接受认可了。
李德从床上下来，站到墙上贴着的那张地图旁，项英端着油灯走过来，博古插着腰站在了两人中间。
李德指着地图上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之间的空地说：你们的分局就是要保卫苏区的胜利果实，另外要死死地拖住敌人。
博古补充道：你们要有信心。
项英刚才对苏区的存亡还是抱着悲观的态度，此时面对着苏区这张地图，使他又坚定了自己乐观的想法，他坚定地说：你们放心好了，等你们回来时，苏区的面貌将会大变的，你们这次西征，我担心的不是敌人的强大，倒是周恩来，你们应注意这个人，我发现此人对国际路线是动摇的，这个人很容易转向
李德没急于说话，他点燃了支“美丽”牌香烟，这不用项英提醒他也清楚，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周恩来仍提倡毛泽东那套游击战术，在正式场合就提出过两次，都被他和博古给否决了。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术、打法，虽然周恩来没再说什么，但他可以看出周恩来一直不太满意，只是暂时保留意见而已。他当然对周恩来有独到的见解，虽然这种见解带着个人的好恶和恩怨，但也不能不说是反映李德当时的一种心境，这种心境在以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中，有这么一段：
共产党领导人中精力最旺盛、策略最灵活的是周恩来，周受过中国的古典教育和欧洲的现代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国际经验，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外交才能，然而在政治上，他总是力求见风使舵，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最高司令时，他曾任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他在1927年组织了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但作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常委，他在20年代末也参与或容忍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错误
项英在长征前夕，提醒李德和博古注意周恩来的转向情绪，李德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复杂和夸大，他相信部队这次西征一定会达到预期目的，目的达到了，他不相信周恩来会转向。直到此时，他仍坚信自己牢牢地控制着红军最后的决策权，他一点也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就是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放弃了与2、6军团会师的想法，北上陕北，他也没放弃自己的主张和想法。至于红军在陕北会师，最后发展壮大起来，那是后来的事情，况且若坚信自己的与2、6军团会合主张，也不能说以后红军就没有出头之日。
当李德和博古走出项英的庭院时，夜已经很深了，远处红军营地里仍是一片忙乱的景象，李德看到眼前的一切，心里说不上踏实，也说不上不踏实，他不知道十几天以后，部队转褹e时，会遇到什么样的不测。
早在拟定走留人员名单时，周恩来曾给毛泽东看过一份名单。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都被编入了中央纵队的休养连，毛泽东面对着这份长长的名单，并没有说什么。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走留名单时，对留毛在苏区还是西征也颇费了一番脑筋。
毛泽东现在在军内已无职无权，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在离开苏维埃之后已毫无意义。如果把毛泽东留下，他很可能东山再起，当初毛泽东也就是率领千八百人马来到井冈山，后来与朱德的队伍会合，创建了大片苏区，使红军这支队伍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他们相信毛泽东有这个能力，如果把毛泽东留下，让他再把苏区闹得红火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李德、博古却不希望让苏区落在一个与国际路线相违拗的人手里，那样，即使再有十个八个苏区，对他们来说也是无益的，最后他们选择了项英。
李德当然对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认识，在他的中国纪事中写道：
毛泽东是一个身材修长，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次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讲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来似乎无关紧要，但总有一定含意或暗示。很长时间，我一直吃不惯味道很浓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毛泽东家乡很普通。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的革命者的粮食是红辣椒。”和“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关的话，回答说：“良疱岁更刀，割也；族疱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片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硼。”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我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常常讲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那些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农、手工业者
基于李德对毛泽东的认识，他们把毛泽东放在中央纵队，跟董老、谢老、徐老等人放在一起，觉得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李德和博古认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的接触机会，因为在西征的情况下，不可能创造出那样的机会，即使是洛甫、王稼祥，他们身体都不好，连行军都要坐在担架上，他们之间又能有多少活动机会呢？在这种处境下，他们对毛泽东是放心的。
他们最后决定，让毛泽东随队伍西征。
毛泽东在看过周恩来给他的那份去留名单后，久久不语。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离开亲手创建的苏区，从感情上他是难过的，让他离开部队，他同样的失落。他一时说不清孰重孰轻？那时他甚至有一个闪念，走与留利弊各占一半，所以也可以说，他的心情是平静的。即使在那时，他也不曾预料到此次红军西征的命运。他在等待时机，然而在西去的征途上，是毛泽东最后的时机，部队在湘江岸边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之后，使人心再一次倾注到他毛泽东这一边，于是才有了以后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也就从那时起，毛泽东重新树立起重整红军命运的决心，毅然抛弃与2、6军团会合的打算，一直向北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