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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很早就与李德发生了争执，第1军团政委聂荣臻与彭的态度非常相似，而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的态度却比较暧昧，他请教李德，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后来有人指责他有时显得有点溜须拍马。
像刘伯承这样的指挥员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开对李德提出质疑，有时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战场上打了刘部队里的人，还撤了那个人的职——两人都有争执。
有时是遇到更严肃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大骂总参谋长刘伯承，指责他在战场上指挥不力。李德责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参谋人员，你白白浪费了在苏联的时间。”翻译伍修权并没有把这些骂人的话都翻译过去，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设法缓和关系。但是刘伯承完全听懂了。他与李德一样，也在莫斯科伏龙芝学院学习过，他的俄文水平高，是一位坚定而带点学究气的将军。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每次战役都要损失2000—3000人，一个又一个县落入到敌人手中，引起了许多指挥员的抱怨。在毛泽东指挥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周恩来曾告诉埃得加斯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损失了6万人。过去从没发生过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1934年4月11日—28日的广昌战役，4000人阵亡，2万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到的最惨重打击。这就为蒋介石迟早占领仅有50英里之遥的瑞金扫清了道路。事实上，战斗尚未结束，红军的前线指挥部就已经转移到了瑞金。
彭德怀的第3军团在战场上总是首当其冲，彭对这种打法颇为恼火。李德和博古来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时，彭痛心地报告说：战斗的第一天就损失了1000人，派去守卫“永久性”碉堡的一个营全部牺牲。这个碉堡群是根据李德的命令修筑的，国民党飞机、大炮的轰炸把阵地夷为平地，而红军既无飞机也无大炮。彭指出，这个仗不能这样硬打。
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德说彭应该发动反击，彭反问他军队没有子弹怎么反击？彭激动得几乎喊起来，说李德的命令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即在李德指挥期间）红军没有打过一场好仗！他继续高声喊道：
“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彭德怀接着说：“多亏红军战士觉悟高，否则第1、第3军团早就被全军消灭了。”彭喊道：“你的计划造成了大量的牺牲，难道你的良心不感到责备吗？你就不心痛吗？”彭德怀把李德比作“崽卖爷田”那样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译伍修权把彭的话翻译了过去，但是他听不懂子孙卖地的故事。杨尚昆将军解释说，这是湖南人的说法，彭总是以此批评李德随随便便牺牲红军战士的生命。
李德当时并没有发火，这使彭感到惊异，原来伍修权在翻译时缓和了他的措辞，他请杨尚昆将军再给翻译一遍，这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李德听明白了，李德开始咒骂他，说他是“封建脑袋”彭德怀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然后收拾起自己的背包，准备被调回瑞金，撤去指挥官的职务，被审讯，判刑，准备丢掉党籍，甚至枪毙。他回忆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什么都不在乎。”使他惊讶的是，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李德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
由于王明路线，使毛泽东等人受到了排挤，博古就是在这时被指派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那时他才二十四五岁，论资历，论水平他都无法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相比。历史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王明远在苏联，他是想在中国找到自己的一个化身，就这样，博古被推到前台。
对博古自己来说，获得如此高的权力，使他感到既紧张又兴奋。他自己也清楚，无论是能力还是资历都还欠着火候。当历史把自己推到这样的舞台上，他便想方设法扮演好这个角色。
十几万红军命运的决策权，一下子落到了他的手中，他自己有时也感到惶惑不安，在最高“三人团”中，他不能不倚重李德和周恩来。马列的书他不知研究多少遍了，军事上他却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就是作战理论也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经过短期集训，这种纸上谈兵的短训，对他领导十几万红军破除蒋介石几十万到百万大军的“围剿”毫无用处。而李德头头是道的军事理论，还有李德那不同寻常的身份，使他很快对李德言听计从，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国际共产组织派来的军事顾问，掌握起了红军命运的重任。在最高“三人团”中，就是周恩来有不同意见，也是二票对一票的局面，所以说周恩来除执行命令，做一些具体工作外，在决策上很难有所作为。而中国毕竟不是德国，更不是苏联，李德那一套街垒作战经验和城市革命的经验，在苏区就显得弱不禁风了。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最后西征初期的失利也就不足为怪了。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里，是这样介绍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见过最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尔爵士称他是“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总是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他头脑反应很快也许比周恩来还要敏锐
1926年12月，博古一行60多人从海参崴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车。列车穿越西伯利亚时，到处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树林，到处是严寒和冰雪。那时他的心里是热的，他一想起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他就想大喊大叫几句什么，最后他们一行人，凭着自己的毅力，战胜了严寒和饥饿，终于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拥护者。博古认为拉狄克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长，博古一行人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课，他首次从拉狄克的嘴里听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无能。后来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的漩涡中，使拉狄克丢掉了校长职务。原来的副校长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时的米夫才26岁。
在米夫担任校长期间，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他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免职，博古的热情奔放很快赢得了米夫的喜爱。王明也赢得了米夫的器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米夫便偕同器重的学生王明参加了会议，直到8月才回到苏联。
米夫参加中共五大，在中国停留三个月后，便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同时得到了斯大林的重用，便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并委托他筹备中共六大。
五大，陈独秀一伙便把毛泽东排斥在大会以外，陈独秀当选为书记。那时，毛泽东那一套办法根本没有人承认，博古更是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只不过是像李自成一样的农民起义领袖而已。这些留苏的中国学生，强烈地受着俄国革命胜利的影响，国际组织又左右着苏区的政治和军事。这些留苏学生无一例外地回到苏区后都被委以重任，后来把毛泽东排斥在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博古瞧不起毛泽东那一套，他推崇的却是李德对俄国革命胜利经验的照搬。
于是，便有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初期的失利。
德怀很早就与李德发生了争执，第1军团政委聂荣臻与彭的态度非常相似，而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的态度却比较暧昧，他请教李德，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后来有人指责他有时显得有点溜须拍马。
像刘伯承这样的指挥员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开对李德提出质疑，有时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战场上打了刘部队里的人，还撤了那个人的职——两人都有争执。
有时是遇到更严肃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大骂总参谋长刘伯承，指责他在战场上指挥不力。李德责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参谋人员，你白白浪费了在苏联的时间。”翻译伍修权并没有把这些骂人的话都翻译过去，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设法缓和关系。但是刘伯承完全听懂了。他与李德一样，也在莫斯科伏龙芝学院学习过，他的俄文水平高，是一位坚定而带点学究气的将军。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每次战役都要损失2000—3000人，一个又一个县落入到敌人手中，引起了许多指挥员的抱怨。在毛泽东指挥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周恩来曾告诉埃得加斯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损失了6万人。过去从没发生过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1934年4月11日—28日的广昌战役，4000人阵亡，2万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到的最惨重打击。这就为蒋介石迟早占领仅有50英里之遥的瑞金扫清了道路。事实上，战斗尚未结束，红军的前线指挥部就已经转移到了瑞金。
彭德怀的第3军团在战场上总是首当其冲，彭对这种打法颇为恼火。李德和博古来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时，彭痛心地报告说：战斗的第一天就损失了1000人，派去守卫“永久性”碉堡的一个营全部牺牲。这个碉堡群是根据李德的命令修筑的，国民党飞机、大炮的轰炸把阵地夷为平地，而红军既无飞机也无大炮。彭指出，这个仗不能这样硬打。
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德说彭应该发动反击，彭反问他军队没有子弹怎么反击？彭激动得几乎喊起来，说李德的命令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即在李德指挥期间）红军没有打过一场好仗！他继续高声喊道：
“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彭德怀接着说：“多亏红军战士觉悟高，否则第1、第3军团早就被全军消灭了。”彭喊道：“你的计划造成了大量的牺牲，难道你的良心不感到责备吗？你就不心痛吗？”彭德怀把李德比作“崽卖爷田”那样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译伍修权把彭的话翻译了过去，但是他听不懂子孙卖地的故事。杨尚昆将军解释说，这是湖南人的说法，彭总是以此批评李德随随便便牺牲红军战士的生命。
李德当时并没有发火，这使彭感到惊异，原来伍修权在翻译时缓和了他的措辞，他请杨尚昆将军再给翻译一遍，这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李德听明白了，李德开始咒骂他，说他是“封建脑袋”彭德怀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然后收拾起自己的背包，准备被调回瑞金，撤去指挥官的职务，被审讯，判刑，准备丢掉党籍，甚至枪毙。他回忆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什么都不在乎。”使他惊讶的是，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李德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
由于王明路线，使毛泽东等人受到了排挤，博古就是在这时被指派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那时他才二十四五岁，论资历，论水平他都无法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相比。历史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王明远在苏联，他是想在中国找到自己的一个化身，就这样，博古被推到前台。
对博古自己来说，获得如此高的权力，使他感到既紧张又兴奋。他自己也清楚，无论是能力还是资历都还欠着火候。当历史把自己推到这样的舞台上，他便想方设法扮演好这个角色。
十几万红军命运的决策权，一下子落到了他的手中，他自己有时也感到惶惑不安，在最高“三人团”中，他不能不倚重李德和周恩来。马列的书他不知研究多少遍了，军事上他却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就是作战理论也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经过短期集训，这种纸上谈兵的短训，对他领导十几万红军破除蒋介石几十万到百万大军的“围剿”毫无用处。而李德头头是道的军事理论，还有李德那不同寻常的身份，使他很快对李德言听计从，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国际共产组织派来的军事顾问，掌握起了红军命运的重任。在最高“三人团”中，就是周恩来有不同意见，也是二票对一票的局面，所以说周恩来除执行命令，做一些具体工作外，在决策上很难有所作为。而中国毕竟不是德国，更不是苏联，李德那一套街垒作战经验和城市革命的经验，在苏区就显得弱不禁风了。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最后西征初期的失利也就不足为怪了。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里，是这样介绍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见过最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尔爵士称他是“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总是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他头脑反应很快也许比周恩来还要敏锐
1926年12月，博古一行60多人从海参崴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车。列车穿越西伯利亚时，到处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树林，到处是严寒和冰雪。那时他的心里是热的，他一想起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他就想大喊大叫几句什么，最后他们一行人，凭着自己的毅力，战胜了严寒和饥饿，终于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拥护者。博古认为拉狄克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长，博古一行人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课，他首次从拉狄克的嘴里听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无能。后来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的漩涡中，使拉狄克丢掉了校长职务。原来的副校长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时的米夫才26岁。
在米夫担任校长期间，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他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免职，博古的热情奔放很快赢得了米夫的喜爱。王明也赢得了米夫的器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米夫便偕同器重的学生王明参加了会议，直到8月才回到苏联。
米夫参加中共五大，在中国停留三个月后，便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同时得到了斯大林的重用，便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并委托他筹备中共六大。
五大，陈独秀一伙便把毛泽东排斥在大会以外，陈独秀当选为书记。那时，毛泽东那一套办法根本没有人承认，博古更是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只不过是像李自成一样的农民起义领袖而已。这些留苏的中国学生，强烈地受着俄国革命胜利的影响，国际组织又左右着苏区的政治和军事。这些留苏学生无一例外地回到苏区后都被委以重任，后来把毛泽东排斥在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博古瞧不起毛泽东那一套，他推崇的却是李德对俄国革命胜利经验的照搬。
于是，便有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初期的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