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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脸上有一条险恶的伤疤:一道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从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塔夸伦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红土农场的英国人。那片土地的主人,卡多索,起先不愿意出售。我听说那个英国人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主意:他把伤疤的秘密故事告诉了卡多索。英国人来自南里奥格朗德边境地区,不少人说他在巴西干走私买卖。红土农场的土地上荒草丛生,河水苦涩,英国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跟雇工们一起干活。据说他严厉到了残忍的地步,不过办事十分公道。还说他爱喝酒,一年之中有两三次躲在那个有凸肚窗的房间里,猛喝两三天,再露面时像打过一仗或者昏厥之后苏醒过来似的,脸色苍白,两手颤抖,情绪很坏,不过仍旧跟先前一样威严。至今我还记得他冷冰冰的眼神,瘦削精悍的身躯和灰色的小胡子。他跟谁都不来往,他的西班牙语也确实差劲,讲起话来像巴西人。除了偶尔有些商业信函或者小册子以外,从来没有人给他来信。
我最近一次在北方省份旅行的时候,遇上卡拉瓜塔河水暴涨,只能在红土农场过夜。没待几分钟,我发现自己来得不是时候;我想讨好那个英国人,便把谈话转到了一个不痛不痒的题目上——爱国主义。我说一个具有英吉利精神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主人表示同意,可又微笑着补充说他并不是英国人。他是爱尔兰登加凡地方的人。话刚出口,他立刻停住,好像觉得泄漏了一个秘密似的。
晚饭后,我们到外面去看看天色。已经放晴了,可是南方尖刀一般的山峰后面的天空,不时被闪电划破,另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我们回到那个简陋的饭厅,刚才侍候我们吃饭的雇工端来一瓶罗姆酒。我们两人默不作声地喝了好长时间。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有点醉意;不知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腻烦,我忽然异想天开,提到了他脸上的伤疤。英国人脸色一沉,有好几秒钟冷场,我以为他准会把我撵出去。最后,他声调一点没有改变,对我说道:
"我不妨把这个伤疤的来历告诉你,可是有一个条件:不论情节多么丢人,多么不光彩,都如实讲来,不打折扣。"
我当然同意。下面就是他的故事,讲的时候英语夹杂着西班牙语,甚至还有葡萄牙语。
1922年前后,康诺特的一个城里有许多策划争取爱尔兰独立的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当时的伙伴中间,有些人如今仍旧健在,从事和平的工作;有些人说来也怪,目前在海上或者沙漠里为英国旗帜战斗;还有一个最勇敢,拂晓时分在一个军营的场院里被那些睡眼惺忪的士兵枪决了;再有一些(并非最不走运的)在内战默默无闻甚至几乎是秘密的战斗中找到归宿。我们是一伙拥护共和、信奉天主教的人,我想我们还是浪漫主义者。在我们看来,爱尔兰不仅有难以忍受的现在,有乌托邦似的将来,它还是一个辛酸而可爱的神话;有圆塔,有红色的沼泽,是帕内尔的反抗,是歌颂盗牛的史诗,那些牛有时是英雄的化身,有时又是鱼和山的化身一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成员,一个名叫约翰文森特穆恩的人从芒斯特省来到我们这里。
他年纪不到二十岁,又瘦小又窝囊,像无脊椎动物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他带着死心眼的狂热熟读了一本不知什么名字的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无论谈论什么问题,总是用辩证唯物论来下结论。你有无数理由可以厌恶或者喜欢一个人,穆恩却把全部历史归纳为肮脏的经济冲突。他断言革命注定要胜利。我说仁人志士应当力挽狂澜,站在失败的一方已经很晚了,我们从走廊、楼梯一直争论到街上。给我深刻印象的不是穆思的观点,而是他那不容置辩的声调。这个新来的同志不是在讨论问题,而是带着轻蔑和愠怒在发号施令。
我们走到市区尽头,周围的房屋稀稀落落,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使我们大吃一惊(在这前后,我们经过了一家工厂或者一座军营的围墙)。我们赶紧拐进一条土路。一个士兵从着火的棚屋里出来,映着火光,身躯显得特别高大。他厉声吆喝,叫我们站住,我加快了脚步,我那个伙伴却没有跟上来。我转过身,只见约翰文森特穆恩吓得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我马上再往回跑,一拳把那个士兵打倒在地,使劲推推文森特穆恩,狠狠骂他,叫他跟我走。他吓瘫了,我只得拽住他的胳臂拉着他跑。我们在火光四起的黑夜里夺路而逃,背后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穆恩的右臂给一颗子弹擦过,我们逃进小松林时,他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那一年,1922年秋天,我在贝克莱将军的乡间宅第驻防。将军当时在孟加拉担任不知什么行政职务,我从... -->>
他脸上有一条险恶的伤疤:一道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从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塔夸伦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红土农场的英国人。那片土地的主人,卡多索,起先不愿意出售。我听说那个英国人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主意:他把伤疤的秘密故事告诉了卡多索。英国人来自南里奥格朗德边境地区,不少人说他在巴西干走私买卖。红土农场的土地上荒草丛生,河水苦涩,英国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跟雇工们一起干活。据说他严厉到了残忍的地步,不过办事十分公道。还说他爱喝酒,一年之中有两三次躲在那个有凸肚窗的房间里,猛喝两三天,再露面时像打过一仗或者昏厥之后苏醒过来似的,脸色苍白,两手颤抖,情绪很坏,不过仍旧跟先前一样威严。至今我还记得他冷冰冰的眼神,瘦削精悍的身躯和灰色的小胡子。他跟谁都不来往,他的西班牙语也确实差劲,讲起话来像巴西人。除了偶尔有些商业信函或者小册子以外,从来没有人给他来信。
我最近一次在北方省份旅行的时候,遇上卡拉瓜塔河水暴涨,只能在红土农场过夜。没待几分钟,我发现自己来得不是时候;我想讨好那个英国人,便把谈话转到了一个不痛不痒的题目上——爱国主义。我说一个具有英吉利精神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主人表示同意,可又微笑着补充说他并不是英国人。他是爱尔兰登加凡地方的人。话刚出口,他立刻停住,好像觉得泄漏了一个秘密似的。
晚饭后,我们到外面去看看天色。已经放晴了,可是南方尖刀一般的山峰后面的天空,不时被闪电划破,另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我们回到那个简陋的饭厅,刚才侍候我们吃饭的雇工端来一瓶罗姆酒。我们两人默不作声地喝了好长时间。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有点醉意;不知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腻烦,我忽然异想天开,提到了他脸上的伤疤。英国人脸色一沉,有好几秒钟冷场,我以为他准会把我撵出去。最后,他声调一点没有改变,对我说道:
"我不妨把这个伤疤的来历告诉你,可是有一个条件:不论情节多么丢人,多么不光彩,都如实讲来,不打折扣。"
我当然同意。下面就是他的故事,讲的时候英语夹杂着西班牙语,甚至还有葡萄牙语。
1922年前后,康诺特的一个城里有许多策划争取爱尔兰独立的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当时的伙伴中间,有些人如今仍旧健在,从事和平的工作;有些人说来也怪,目前在海上或者沙漠里为英国旗帜战斗;还有一个最勇敢,拂晓时分在一个军营的场院里被那些睡眼惺忪的士兵枪决了;再有一些(并非最不走运的)在内战默默无闻甚至几乎是秘密的战斗中找到归宿。我们是一伙拥护共和、信奉天主教的人,我想我们还是浪漫主义者。在我们看来,爱尔兰不仅有难以忍受的现在,有乌托邦似的将来,它还是一个辛酸而可爱的神话;有圆塔,有红色的沼泽,是帕内尔的反抗,是歌颂盗牛的史诗,那些牛有时是英雄的化身,有时又是鱼和山的化身一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成员,一个名叫约翰文森特穆恩的人从芒斯特省来到我们这里。
他年纪不到二十岁,又瘦小又窝囊,像无脊椎动物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他带着死心眼的狂热熟读了一本不知什么名字的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无论谈论什么问题,总是用辩证唯物论来下结论。你有无数理由可以厌恶或者喜欢一个人,穆恩却把全部历史归纳为肮脏的经济冲突。他断言革命注定要胜利。我说仁人志士应当力挽狂澜,站在失败的一方已经很晚了,我们从走廊、楼梯一直争论到街上。给我深刻印象的不是穆思的观点,而是他那不容置辩的声调。这个新来的同志不是在讨论问题,而是带着轻蔑和愠怒在发号施令。
我们走到市区尽头,周围的房屋稀稀落落,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使我们大吃一惊(在这前后,我们经过了一家工厂或者一座军营的围墙)。我们赶紧拐进一条土路。一个士兵从着火的棚屋里出来,映着火光,身躯显得特别高大。他厉声吆喝,叫我们站住,我加快了脚步,我那个伙伴却没有跟上来。我转过身,只见约翰文森特穆恩吓得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我马上再往回跑,一拳把那个士兵打倒在地,使劲推推文森特穆恩,狠狠骂他,叫他跟我走。他吓瘫了,我只得拽住他的胳臂拉着他跑。我们在火光四起的黑夜里夺路而逃,背后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穆恩的右臂给一颗子弹擦过,我们逃进小松林时,他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那一年,1922年秋天,我在贝克莱将军的乡间宅第驻防。将军当时在孟加拉担任不知什么行政职务,我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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