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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熹：你好！
我已于本月3日到达这里，本该早就给你写信，但考虑到种种原因，所以，一直未动笔，望原谅。
今天，接到你的来信，知道你准备9日来接小妹，我是这样考虑的：如你有事，来一次，也不妨；如只为接小妹，我想你就不必来了。这样可以节约点车费，反正我和哥哥可以去接她。并且，回久长，我哥哥可以送我们到贵阳。我这个建议不知提得是否恰当？我这样实事求是地说，你不会生气吧？
我准备等她来后，休息一天，11日上午乘94次列车一起回久长，我已去信告诉刘小炎，大概她也告诉你了吧？所以，希望你这天到久长车站接我们，可能的话，多找几个人来，好吗？余言面谈。
祝好！
淑君
1970年4月7日
附笔
从前一封信的1月17日，一下子跳到这封信的4月7日，是因为她和我妹妹叶文最终还是没有在山寨上度过冬天和春节。就在春节前些天，她们一同回到了上海。而我，由于比她们早回上海，一过完春节，就匆匆忙忙地回到了山寨。她们是迟至3月底4月初才由上海回到贵阳的。
这封信，就是在她们到了贵阳市郊一个叫二戈寨的地方，她写给我的。当时，她的姐姐在贵阳南站工作，在二戈寨的铁路新村里有一个小小的家。那里，后来也是我路经贵阳时常常落脚的地方。贵阳，虽是个省城，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个举目无亲的地方。
附我的省城情结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省城对于我这个外来人来说，不但是陌生的，而且是有点骇人的。
记得最初接触到省城贵阳，是我们初来乍到的1969年早春。在上海上火车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此行的第一站是贵州省的省会贵阳，然后，再由贵阳分别奔赴各自将要去的乡村插队落户。但是，当我们疲惫不堪地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即将抵达贵阳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说，我们必须在贵阳前面100公里的一个小站贵定下车，从那里分乘卡车直接到各个县城去。什么原因呢？据说是贵阳的两派正在武斗，怕不长眼睛的枪弹伤着听毛主席的话远道而来的知识青年们。而当我们真的乖乖地坐上卡车分散走开以后，却又被人告知，真实的原因是怕我们这些上海来的小将们卷入当地的两派斗争，把已经非常复杂的形势搞得更复杂了。
第二次接触到贵阳，对我来说就更为难忘了。那是1969年的盛夏，由于水土不服，由于山乡里连月的体力劳动，也由于吃得过于简单，我的牙痛得难以忍受，而在乡村又治不好，只得到省城里去找医生。哪晓得牙没治成，反而在省城里遇上了荷枪实弹的武斗，平生第一次听到了真正的枪声。害得我第二天步行了近100里的山路才回到了乡村。
为此我写过一篇短文。再后来，武斗的风波虽然是平息了，但从省城里传来的消息，总是让人心惊胆战的。一会儿说什么小偷们在开会，一会儿又说在公安厅门口有人开枪；一会儿讲骑兵旅的马队是一色的白马、威风凛凛地在省城的大街上检阅，一会儿传去年10月1日的肉票到今年的5月1日还没买上肉——听来总是让我们哭笑不得。
农闲时节，耐不住寂寞，知青们成群结伴地进过一次省城，留下的印象就是小摊上难得一见的猪头肉上叮满了苍蝇，黔灵公园里的动物散发着难闻的臭味。几乎所有的公共汽车上都没有窗玻璃，而且过站都不停；百货商店里不是少这就是缺那，小偷多得防不胜防，而火车几乎永远都是晚点的。一句话，印象差极了。回到乡间，知青们说起来，总是不住地摇头，并且说与其住在这样的城市里，我们宁愿回到乡下来清静。
总之，每去一次省城，我总要想起临离开上海时母亲告诉我的那个地方只有一条街的话。母亲是抗战逃难时路经贵阳的，她的记忆已是久远的往事。我曾经在茅盾先生的文集中也读到过类似的描述。和只有一条街时的贵阳相比，我们见到的贵阳算是像个省城的模样了。但是，从心里来说，我和大多数知青的心情是一样的，不喜欢这个城市。
但绝没有想到，若干年之后，我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而且一住就是8年。1982年，当我搬进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习惯了乡村里的幽静生活，习惯了山野的情趣和大自然的风光。但是，我必须走出来。蹉跎岁月这本书的出版和电视剧的播出，使得本省和外省的许多文学界的朋友们要来找我。他们大多数是来约稿，也有来拍电视专题的，来采访的，来做文学访谈的，来交朋友的。我居住在深山老林一般的猫跳河畔的水电站上，两天才有一班从省城开来的班车，只停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使得要来找我的人很不方便。有一次，四川文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评论家从成都拍来电报说要来找我，他从成都飞到贵阳，又从贵阳坐了颠簸的班车来到水电站，在水电站修建的歪歪斜斜的芦席棚招待所里整整住了3天，完成了预定的关于写我的报告文学的任务。回去那天，我攀山走小路，送他到设在岭腰间由木板搭起的临时汽车站，才拿到他在成都拍来的电报。他虽然离开了水电站，但是，到了贵阳之后，还是没有买到回成都的机票，结果只得在旅馆里过了春节。这件事使我至今想起来心中都不是滋味——类似的难堪事当然还不止这一件，遇到的多了就促使我下决心要到城市里去。我的户口早在1979年就已落进了贵阳，于是，我们小小的三口之家就此成了省城里的居民。
当我举家搬进贵阳的时候，贵阳已不是我插队时那个混乱不堪的省城了。毕竟是80年代了，贵阳也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活力。我尽自己的适应能力，以图尽快地融入省城社会的生活节奏。作家的身份使我有了很大的宽容度和接触面，198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使我和省城社会的各族各界都有了广泛的联系。我为省城里的居民伸张正义，我深入到大小厂矿去采访，我兴味浓郁地观察着窄窄的巷子里的一切，我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省城里的风味小吃，并且职业性地收集关于省城历史的材料。我记录下和"恋爱豆腐果"有关的几个民间传说，我还和人讨论肠旺面究竟起始于哪个年头，我有意识地记下那些解放前地方军阀的奇闻轶事，我甚至还留神到，即使到了八九十... -->>
承熹：你好！
我已于本月3日到达这里，本该早就给你写信，但考虑到种种原因，所以，一直未动笔，望原谅。
今天，接到你的来信，知道你准备9日来接小妹，我是这样考虑的：如你有事，来一次，也不妨；如只为接小妹，我想你就不必来了。这样可以节约点车费，反正我和哥哥可以去接她。并且，回久长，我哥哥可以送我们到贵阳。我这个建议不知提得是否恰当？我这样实事求是地说，你不会生气吧？
我准备等她来后，休息一天，11日上午乘94次列车一起回久长，我已去信告诉刘小炎，大概她也告诉你了吧？所以，希望你这天到久长车站接我们，可能的话，多找几个人来，好吗？余言面谈。
祝好！
淑君
1970年4月7日
附笔
从前一封信的1月17日，一下子跳到这封信的4月7日，是因为她和我妹妹叶文最终还是没有在山寨上度过冬天和春节。就在春节前些天，她们一同回到了上海。而我，由于比她们早回上海，一过完春节，就匆匆忙忙地回到了山寨。她们是迟至3月底4月初才由上海回到贵阳的。
这封信，就是在她们到了贵阳市郊一个叫二戈寨的地方，她写给我的。当时，她的姐姐在贵阳南站工作，在二戈寨的铁路新村里有一个小小的家。那里，后来也是我路经贵阳时常常落脚的地方。贵阳，虽是个省城，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个举目无亲的地方。
附我的省城情结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省城对于我这个外来人来说，不但是陌生的，而且是有点骇人的。
记得最初接触到省城贵阳，是我们初来乍到的1969年早春。在上海上火车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此行的第一站是贵州省的省会贵阳，然后，再由贵阳分别奔赴各自将要去的乡村插队落户。但是，当我们疲惫不堪地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即将抵达贵阳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说，我们必须在贵阳前面100公里的一个小站贵定下车，从那里分乘卡车直接到各个县城去。什么原因呢？据说是贵阳的两派正在武斗，怕不长眼睛的枪弹伤着听毛主席的话远道而来的知识青年们。而当我们真的乖乖地坐上卡车分散走开以后，却又被人告知，真实的原因是怕我们这些上海来的小将们卷入当地的两派斗争，把已经非常复杂的形势搞得更复杂了。
第二次接触到贵阳，对我来说就更为难忘了。那是1969年的盛夏，由于水土不服，由于山乡里连月的体力劳动，也由于吃得过于简单，我的牙痛得难以忍受，而在乡村又治不好，只得到省城里去找医生。哪晓得牙没治成，反而在省城里遇上了荷枪实弹的武斗，平生第一次听到了真正的枪声。害得我第二天步行了近100里的山路才回到了乡村。
为此我写过一篇短文。再后来，武斗的风波虽然是平息了，但从省城里传来的消息，总是让人心惊胆战的。一会儿说什么小偷们在开会，一会儿又说在公安厅门口有人开枪；一会儿讲骑兵旅的马队是一色的白马、威风凛凛地在省城的大街上检阅，一会儿传去年10月1日的肉票到今年的5月1日还没买上肉——听来总是让我们哭笑不得。
农闲时节，耐不住寂寞，知青们成群结伴地进过一次省城，留下的印象就是小摊上难得一见的猪头肉上叮满了苍蝇，黔灵公园里的动物散发着难闻的臭味。几乎所有的公共汽车上都没有窗玻璃，而且过站都不停；百货商店里不是少这就是缺那，小偷多得防不胜防，而火车几乎永远都是晚点的。一句话，印象差极了。回到乡间，知青们说起来，总是不住地摇头，并且说与其住在这样的城市里，我们宁愿回到乡下来清静。
总之，每去一次省城，我总要想起临离开上海时母亲告诉我的那个地方只有一条街的话。母亲是抗战逃难时路经贵阳的，她的记忆已是久远的往事。我曾经在茅盾先生的文集中也读到过类似的描述。和只有一条街时的贵阳相比，我们见到的贵阳算是像个省城的模样了。但是，从心里来说，我和大多数知青的心情是一样的，不喜欢这个城市。
但绝没有想到，若干年之后，我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而且一住就是8年。1982年，当我搬进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习惯了乡村里的幽静生活，习惯了山野的情趣和大自然的风光。但是，我必须走出来。蹉跎岁月这本书的出版和电视剧的播出，使得本省和外省的许多文学界的朋友们要来找我。他们大多数是来约稿，也有来拍电视专题的，来采访的，来做文学访谈的，来交朋友的。我居住在深山老林一般的猫跳河畔的水电站上，两天才有一班从省城开来的班车，只停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使得要来找我的人很不方便。有一次，四川文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评论家从成都拍来电报说要来找我，他从成都飞到贵阳，又从贵阳坐了颠簸的班车来到水电站，在水电站修建的歪歪斜斜的芦席棚招待所里整整住了3天，完成了预定的关于写我的报告文学的任务。回去那天，我攀山走小路，送他到设在岭腰间由木板搭起的临时汽车站，才拿到他在成都拍来的电报。他虽然离开了水电站，但是，到了贵阳之后，还是没有买到回成都的机票，结果只得在旅馆里过了春节。这件事使我至今想起来心中都不是滋味——类似的难堪事当然还不止这一件，遇到的多了就促使我下决心要到城市里去。我的户口早在1979年就已落进了贵阳，于是，我们小小的三口之家就此成了省城里的居民。
当我举家搬进贵阳的时候，贵阳已不是我插队时那个混乱不堪的省城了。毕竟是80年代了，贵阳也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活力。我尽自己的适应能力，以图尽快地融入省城社会的生活节奏。作家的身份使我有了很大的宽容度和接触面，198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使我和省城社会的各族各界都有了广泛的联系。我为省城里的居民伸张正义，我深入到大小厂矿去采访，我兴味浓郁地观察着窄窄的巷子里的一切，我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省城里的风味小吃，并且职业性地收集关于省城历史的材料。我记录下和"恋爱豆腐果"有关的几个民间传说，我还和人讨论肠旺面究竟起始于哪个年头，我有意识地记下那些解放前地方军阀的奇闻轶事，我甚至还留神到，即使到了八九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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