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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阿戈斯蒂尼没有写那封威吓村长的信，至于到底是谁写的，德拉雷比亚和巴里奇尼两家互相指责，双方由指责而发展到互相威吓，司法部门也没法知悉到底是谁干的。
在这期间，吉富奇奥上校被暗杀了。根据法院档案，经过情形是这样的：18xx年8月2日，天色已黑，一个名叫马德莱娜皮埃特丽的妇女，带着麦子到皮埃特拉内拉去。她听见了连接两声枪响，似乎是从一条通到村子去的低洼道路上发出的，离她大约150步远。几乎就在同时，她看见一个人弯着腰在葡萄园的小径上奔跑，向着村子走去。这个人停了下来，回头张望片刻，因为离得太远，皮埃特丽大娘无法看清他的面貌，而且那人嘴里衔着一片葡萄叶，几乎把他的整个脸都遮盖了。他向大娘看不见的一个伙伴作了一下手势，便消失在葡萄园里。
皮埃特丽大娘放下麦子，沿着小径奔上去，发现德拉雷比亚上校躺在血泊中，身上中了两枪，口鼻还在呼吸。在他身边放着他的上了子弹准备发射的枪，仿佛他正在准备防卫对面过来的敌人，却被从背后来的敌人击中了。他在发出临死的喘息，在死神的掌握中挣扎着，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根据医生的解释，这是因为肺部被子弹洞穿的缘故。血堵住他的喉咙，慢慢地流出来，好像红色的沫子。皮埃特丽大娘枉费心机地把他扶起来，问了他几句话，都得不到回答。她看出来他很想说话，可是没有办法叫人明白他想说什么。她注意到他竭力把手伸向衣袋，她赶紧帮他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小活页夹，打开了交给他。受伤的人从小活页夹里取出夹在里面的铅笔，竭力要想写字。事实上证人看见他写了几个字母，可惜她不认得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上校用尽了气力写好后，把小活页夹放到皮埃特丽大娘的手里，使劲握紧大娘的手，用十分古怪的神气凝视着她，据证人说，他仿佛想说的话是：“这个活页夹十分重要，里面有杀我的凶手的姓名！”
皮埃特丽大娘往村子走去的时候，遇见了巴里奇尼村长先生和他的儿子温琴泰洛。那时候天已几乎齐黑。她把看到的一切叙述了一遍。村长拿了小活页夹，奔到村公所去挂上他行使村长职权的肩带，召唤他的秘书和警察。只剩下年轻的温琴泰洛和马德莱娜皮埃特丽两人，大娘向年轻人建议去救上校，也许他还活着。可是温琴泰洛回答说，上校同他家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如果他走近他，人家就会说上校是他杀死的。没过一会儿，村长回来了，发现上校已经死了，他叫人搬走了尸体，而且作了笔录。
遇到这种情况巴里奇尼先生很自然地会心慌意乱，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赶紧查封了上校的小活页夹，而且在他职权范围内尽量查缉凶手，不过并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结果。预审推事到场以后，打开了活页夹，在一页血迹斑斑的纸上只见写着几个字母，写得歪歪斜斜，有气无力，但却清晰可读，写的是“阿戈斯蒂”没有写完，预审推事毫不怀疑上校的意图是说凶手是阿戈斯蒂尼。可是预审推事传唤科隆巴德拉雷比亚到来以后，她要求让她察看一下那个活页夹。她翻来复去仔细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来指着村长大喊：“他就是凶手！”当时虽然她悲痛万分，却能以惊人的准确和清晰说出她的理由。她说她的父亲在几天以前收到儿子奥索的一封信，告诉父亲他换了驻地，父亲把地址用铅笔抄在活页夹上就把信烧了。现在活页夹里找不到这个地址，这说明村长把这页撕了下来，而在这页上恰好是她的父亲写下凶手的名字，村长在另一页上写了阿戈斯蒂尼的名字。推事审视之下果然发现写凶手名字的本子里缺少一页；可是不久他又发现活页夹里别的地方也有缺页，许多证人都说上校要点燃雪茄时往往从活页夹里撕下一张纸来，很可能他由于不小心把抄了地址的那页撕下来烧了。此外，有人证实村长从皮埃特丽大娘手里接过活页夹以后，由于天黑，不可能看清纸上的字，又证实他拿着活页夹走进村公所，中间没有停留，警察队的班长一直跟着他，看见他点起一盏灯，把活页夹放进一个信封里，当着他的面把信封封了口。
警察班长作证完毕以后，科隆巴愤怒已极，扑倒在他的脚下，恳求他凭着生命中最神圣的东西发誓，断言他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村长。班长犹豫了半晌，显然是被年轻姑娘的激昂状态所打动了，他承认曾经到隔壁房间里去找一张大纸，不过他没有停留一分钟，而且他在抽屉里摸索的时候，村长一直不停口同他说话。他还证明他回来时，那个染满血迹的活页夹始终在原来的地方，就是在村长进来时扔下的桌子上。
巴里奇尼先生的态度非常镇静。他说，他原谅德拉雷比亚小姐的愤激之情，他愿意屈尊来证明自己的无辜。他说那天傍晚他一直呆在村子里；他的儿子温琴泰洛在案件发生时恰好同他一起在村公所门外；他的另一个儿子奥兰杜奇奥那天发寒热，没有离床一步。他把家里所有枪支都拿出来，其中没有一支是最近开过火的。他又补充说，他一看见那个活页夹就马上明白它的重要性，他立即查封了交给他的副手保管，因为他预见到由于他同上校不睦，他可能受到怀疑。最后，他又提醒大家说阿戈斯蒂尼曾经威胁要杀掉冒用他的名字写信的人，他似乎借此暗示说，那个卑鄙的强盗大概怀疑上校，所以把他暗杀了。根据绿林的习俗，为着类似的动机而杀人，是有先例的。
德拉雷比亚上校死后5天，阿斯戈蒂尼出乎意料之外受到巡逻队的袭击，经过绝望的奋战后，被打死了。在他身上搜到一封科隆巴给他的信，请他宣告一下，他到底是不是人家所指控的杀人凶手。既然他没有复信，大家就泛泛地认为他没有勇气向一个姑娘承认他杀掉了她的父亲。不过有些自认为很熟悉阿戈斯蒂尼的性格的人，却在私底下说，如果他真杀了上校，他一定会到处夸耀的。另一个号称布朗多拉奇奥的强盗，交给科隆巴一份声明，说他以名誉担保他的同伴是无辜的，不过他唯一的证据，只是阿戈斯蒂尼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他怀疑上校冒用他的名义写信。
结果是巴里奇尼一家平安无事，预审推事对村长的行为大加赞扬，村长在他的高尚行为上还加上一件；他撤回了以前同德拉雷比亚上校为着争夺小溪的主权而提起的诉讼。
科隆巴遵照当地的习惯，在她父亲的尸首前面，当着许多亲友，即席创作了一首哭丧歌。她在歌中尽量发泄她对巴里奇尼家族的仇恨，正式控告他们是杀人凶手，威胁他们她的哥哥回来时必报此仇。这首歌流传甚广，水手当着莉迪亚小姐面前唱的就是这首歌。奥索当时在法国北部，得到父亲的死讯以后，他请了假，但未获批准。起初，他收到妹妹的来信，相信巴里奇尼一家是凶手；后来他收到预审时全部卷宗的抄件和预审推事的私人信件，便几乎完全相信犯罪的人是强盗阿戈斯蒂尼。每隔3个月，科隆巴必然写给他一封信，重复述说她的怀疑，她管这些怀疑叫作证据。这些一再重复的控诉使他的科西嘉人的血不由自主地沸腾起来，有时他也接近于同意他妹妹的偏见。不过他每次写信回家，总对她说她的引证没有确凿的根据，不值得置信。他甚至禁止她再谈起这件事，不过始终未见生效。这样子过了两年，他奉令退伍，于是他想回去再看一下家乡，目的倒不是要对他认为无罪的人施行报复，而是想把妹妹嫁出去，卖掉他的小小产业，只要这份产业还值两个钱，可以让他到大陆上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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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阿戈斯蒂尼没有写那封威吓村长的信，至于到底是谁写的，德拉雷比亚和巴里奇尼两家互相指责，双方由指责而发展到互相威吓，司法部门也没法知悉到底是谁干的。
在这期间，吉富奇奥上校被暗杀了。根据法院档案，经过情形是这样的：18xx年8月2日，天色已黑，一个名叫马德莱娜皮埃特丽的妇女，带着麦子到皮埃特拉内拉去。她听见了连接两声枪响，似乎是从一条通到村子去的低洼道路上发出的，离她大约150步远。几乎就在同时，她看见一个人弯着腰在葡萄园的小径上奔跑，向着村子走去。这个人停了下来，回头张望片刻，因为离得太远，皮埃特丽大娘无法看清他的面貌，而且那人嘴里衔着一片葡萄叶，几乎把他的整个脸都遮盖了。他向大娘看不见的一个伙伴作了一下手势，便消失在葡萄园里。
皮埃特丽大娘放下麦子，沿着小径奔上去，发现德拉雷比亚上校躺在血泊中，身上中了两枪，口鼻还在呼吸。在他身边放着他的上了子弹准备发射的枪，仿佛他正在准备防卫对面过来的敌人，却被从背后来的敌人击中了。他在发出临死的喘息，在死神的掌握中挣扎着，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根据医生的解释，这是因为肺部被子弹洞穿的缘故。血堵住他的喉咙，慢慢地流出来，好像红色的沫子。皮埃特丽大娘枉费心机地把他扶起来，问了他几句话，都得不到回答。她看出来他很想说话，可是没有办法叫人明白他想说什么。她注意到他竭力把手伸向衣袋，她赶紧帮他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小活页夹，打开了交给他。受伤的人从小活页夹里取出夹在里面的铅笔，竭力要想写字。事实上证人看见他写了几个字母，可惜她不认得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上校用尽了气力写好后，把小活页夹放到皮埃特丽大娘的手里，使劲握紧大娘的手，用十分古怪的神气凝视着她，据证人说，他仿佛想说的话是：“这个活页夹十分重要，里面有杀我的凶手的姓名！”
皮埃特丽大娘往村子走去的时候，遇见了巴里奇尼村长先生和他的儿子温琴泰洛。那时候天已几乎齐黑。她把看到的一切叙述了一遍。村长拿了小活页夹，奔到村公所去挂上他行使村长职权的肩带，召唤他的秘书和警察。只剩下年轻的温琴泰洛和马德莱娜皮埃特丽两人，大娘向年轻人建议去救上校，也许他还活着。可是温琴泰洛回答说，上校同他家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如果他走近他，人家就会说上校是他杀死的。没过一会儿，村长回来了，发现上校已经死了，他叫人搬走了尸体，而且作了笔录。
遇到这种情况巴里奇尼先生很自然地会心慌意乱，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赶紧查封了上校的小活页夹，而且在他职权范围内尽量查缉凶手，不过并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结果。预审推事到场以后，打开了活页夹，在一页血迹斑斑的纸上只见写着几个字母，写得歪歪斜斜，有气无力，但却清晰可读，写的是“阿戈斯蒂”没有写完，预审推事毫不怀疑上校的意图是说凶手是阿戈斯蒂尼。可是预审推事传唤科隆巴德拉雷比亚到来以后，她要求让她察看一下那个活页夹。她翻来复去仔细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来指着村长大喊：“他就是凶手！”当时虽然她悲痛万分，却能以惊人的准确和清晰说出她的理由。她说她的父亲在几天以前收到儿子奥索的一封信，告诉父亲他换了驻地，父亲把地址用铅笔抄在活页夹上就把信烧了。现在活页夹里找不到这个地址，这说明村长把这页撕了下来，而在这页上恰好是她的父亲写下凶手的名字，村长在另一页上写了阿戈斯蒂尼的名字。推事审视之下果然发现写凶手名字的本子里缺少一页；可是不久他又发现活页夹里别的地方也有缺页，许多证人都说上校要点燃雪茄时往往从活页夹里撕下一张纸来，很可能他由于不小心把抄了地址的那页撕下来烧了。此外，有人证实村长从皮埃特丽大娘手里接过活页夹以后，由于天黑，不可能看清纸上的字，又证实他拿着活页夹走进村公所，中间没有停留，警察队的班长一直跟着他，看见他点起一盏灯，把活页夹放进一个信封里，当着他的面把信封封了口。
警察班长作证完毕以后，科隆巴愤怒已极，扑倒在他的脚下，恳求他凭着生命中最神圣的东西发誓，断言他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村长。班长犹豫了半晌，显然是被年轻姑娘的激昂状态所打动了，他承认曾经到隔壁房间里去找一张大纸，不过他没有停留一分钟，而且他在抽屉里摸索的时候，村长一直不停口同他说话。他还证明他回来时，那个染满血迹的活页夹始终在原来的地方，就是在村长进来时扔下的桌子上。
巴里奇尼先生的态度非常镇静。他说，他原谅德拉雷比亚小姐的愤激之情，他愿意屈尊来证明自己的无辜。他说那天傍晚他一直呆在村子里；他的儿子温琴泰洛在案件发生时恰好同他一起在村公所门外；他的另一个儿子奥兰杜奇奥那天发寒热，没有离床一步。他把家里所有枪支都拿出来，其中没有一支是最近开过火的。他又补充说，他一看见那个活页夹就马上明白它的重要性，他立即查封了交给他的副手保管，因为他预见到由于他同上校不睦，他可能受到怀疑。最后，他又提醒大家说阿戈斯蒂尼曾经威胁要杀掉冒用他的名字写信的人，他似乎借此暗示说，那个卑鄙的强盗大概怀疑上校，所以把他暗杀了。根据绿林的习俗，为着类似的动机而杀人，是有先例的。
德拉雷比亚上校死后5天，阿斯戈蒂尼出乎意料之外受到巡逻队的袭击，经过绝望的奋战后，被打死了。在他身上搜到一封科隆巴给他的信，请他宣告一下，他到底是不是人家所指控的杀人凶手。既然他没有复信，大家就泛泛地认为他没有勇气向一个姑娘承认他杀掉了她的父亲。不过有些自认为很熟悉阿戈斯蒂尼的性格的人，却在私底下说，如果他真杀了上校，他一定会到处夸耀的。另一个号称布朗多拉奇奥的强盗，交给科隆巴一份声明，说他以名誉担保他的同伴是无辜的，不过他唯一的证据，只是阿戈斯蒂尼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他怀疑上校冒用他的名义写信。
结果是巴里奇尼一家平安无事，预审推事对村长的行为大加赞扬，村长在他的高尚行为上还加上一件；他撤回了以前同德拉雷比亚上校为着争夺小溪的主权而提起的诉讼。
科隆巴遵照当地的习惯，在她父亲的尸首前面，当着许多亲友，即席创作了一首哭丧歌。她在歌中尽量发泄她对巴里奇尼家族的仇恨，正式控告他们是杀人凶手，威胁他们她的哥哥回来时必报此仇。这首歌流传甚广，水手当着莉迪亚小姐面前唱的就是这首歌。奥索当时在法国北部，得到父亲的死讯以后，他请了假，但未获批准。起初，他收到妹妹的来信，相信巴里奇尼一家是凶手；后来他收到预审时全部卷宗的抄件和预审推事的私人信件，便几乎完全相信犯罪的人是强盗阿戈斯蒂尼。每隔3个月，科隆巴必然写给他一封信，重复述说她的怀疑，她管这些怀疑叫作证据。这些一再重复的控诉使他的科西嘉人的血不由自主地沸腾起来，有时他也接近于同意他妹妹的偏见。不过他每次写信回家，总对她说她的引证没有确凿的根据，不值得置信。他甚至禁止她再谈起这件事，不过始终未见生效。这样子过了两年，他奉令退伍，于是他想回去再看一下家乡，目的倒不是要对他认为无罪的人施行报复，而是想把妹妹嫁出去，卖掉他的小小产业，只要这份产业还值两个钱，可以让他到大陆上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