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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读“起诉书”被弹劾的官员则必须立即站出来等待处分。所以，上朝的时候，一见有人身着这样的冠服昂然而入，那些不知情的官员便会心里打鼓，不知这回又有谁要倒霉。
这样的监察力度，不能算小吧？
但是效果如何呢？也不过扬汤止沸，甚至连扬汤止沸都做不到。一任一任的官员依然前“腐”后继。更严重的是，对官员的监察还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腐败。我们知道，监察御史也好，给事中也好，权力是很大的。另外，朝廷还会临时指派一些监察官员，比如巡按御史或者钦差大臣到地方上查案子。这些人的权力也是很大的。将犯事官员就地免职固然不在话下，调动军队来拘捕官员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原本是为了保证监察工作的雷厉风行，却使监督本身就变成了一种特权，一种更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这样一种权力是没有人不害怕的。道理也很简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案子没有，小毛病还挑不出来？介休县那个林县长被挑出来的就是一个小毛病。结果怎么样呢？乌纱帽丢了。
所以，只要监察官员一来，地方上就会忙成一团乱成一团。因为谁都知道，无风不起浪。地方上要是一点事情都没有，上面就不会派人来。监察官如果一点问题都查不出，回去也不好交待。最好的结果，是查出了一点小问题，且都已解决，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就皆大欢喜。这就要做工作，也就要花银子。至少，饭是要吃的，而且要吃得好；戏也是要看的，而且要演得好。如果巡按大人和钦差大臣寂寞，那么，女人也是要安排的，而且要长得漂亮。至于常规的礼仪，比如“别敬”、“程仪”之类，自然一文不能少。巡按和钦差的跟班门房，也都要一一打点到。总之，上面来监察一回，下面就受难一次。监察次数越多，下面越倒霉。比如前面说过的那个林县长就很倒霉，一个并无实据的案子，由于监察部一位姓汪的处长向皇帝“风闻奏事”竟被反复查了好几回。先是张道台查一回，然后是隆尚书查一回，最后虞知府又查一回。三个来回，不知多少银子赔了进去。这些钱，当然最后都要摊到介休县老百姓的头上。这还只是一个案子。实际情况是，差不多地方上每件事情都有可查的理由。结果，每查一次，百姓就被鱼肉一回。因此我想，老百姓要是有发言权，一定会对朝廷说：求求你们不要反腐败了。你们越反，他们越腐败。也求求你们不要关心我们了。你们越关心，我们越倒霉。
其实，就算这些监察官员都很廉洁，也很努力，恐怕也只能监察典型腐败，监察不了非典型腐败，因为根本就没法管。比如请客吃饭，你管不管？管？每天都有人请客吃饭，你一桌一桌地查，一席一席地管，管得过来吗？不管？那好，我们用公款吃满汉全席，一次吃掉32万，管不管？你说太不像话了就要管，那么，请问什么叫像话，什么叫不像话，什么叫太不像话？不好定标准吧？就算定出标准，官员们也有办法。你说只能四菜一汤？那我就一道澳洲龙虾，一道东北熊掌，一道南海鲍鱼，一道西藏松茸，再加一道佛跳墙，算是汤。何况还可以上拼盘。每盘拼四道，把盘子弄大点就是。你说每席不得超过1000元？那好，我吃999，两人一席。你说不得收红包？我从来就没收过，收礼也只收工艺品、土特产。再说我也还过礼了，我给他们写了字呀！什么？你说我收的工艺品是文物，土特产是国宝？我的字还价值连城呐！反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有办法对付。
不过这种办法在国外恐怕就不灵，因为弄不好媒体就会把你们大吃大喝的照片登出来，或者把你写的字登出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价值连城。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或不完全在于有没有监督，还要看由谁监督和怎样监督。像历朝历代这样监督肯定不行。因为历朝历代都是官员监督官员，等于是自己监督自己，哪里监督得了？自然是越监督越腐败。如果硬要监督，除了大幅度增加监督成本直至国家无法承担以外，别无出路。但如果交给老百姓监督呢？事情恐怕就会两样。至少，办案的成本要低得多，因为这钱是要由老百姓自己出的。如果他们也趁机大吃大喝，岂非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
不过就连这，我也不敢盲目乐观。中国的老百姓当真能监督吗？且不说他们有没有监督权，也不说我们有没有这样一套可操作的监督制度，就算有，也未必能有成效。我在最新版的闲话中国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说过，中国人对待腐败的态度，其实是一贯采取双重标准的。别人搞腐败，他痛恨；自己搞，或者自己家里人搞，就不痛恨了。他们的义愤填膺，往往是因为自己没有份。比如公款吃喝，是大家都痛恨的，但如果你邀请他一起去，则会欣然前往，且面有得色。这是一。第二，中国人也一般只反对典型腐败，不反对非典型腐败。不但不反对，还要积极参加。比如给医生送红包，就屡禁不止，因为病人不同意禁止。你越禁，他越要送，那你还能指望他们监督医生？
，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读“起诉书”被弹劾的官员则必须立即站出来等待处分。所以，上朝的时候，一见有人身着这样的冠服昂然而入，那些不知情的官员便会心里打鼓，不知这回又有谁要倒霉。
这样的监察力度，不能算小吧？
但是效果如何呢？也不过扬汤止沸，甚至连扬汤止沸都做不到。一任一任的官员依然前“腐”后继。更严重的是，对官员的监察还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腐败。我们知道，监察御史也好，给事中也好，权力是很大的。另外，朝廷还会临时指派一些监察官员，比如巡按御史或者钦差大臣到地方上查案子。这些人的权力也是很大的。将犯事官员就地免职固然不在话下，调动军队来拘捕官员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原本是为了保证监察工作的雷厉风行，却使监督本身就变成了一种特权，一种更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这样一种权力是没有人不害怕的。道理也很简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案子没有，小毛病还挑不出来？介休县那个林县长被挑出来的就是一个小毛病。结果怎么样呢？乌纱帽丢了。
所以，只要监察官员一来，地方上就会忙成一团乱成一团。因为谁都知道，无风不起浪。地方上要是一点事情都没有，上面就不会派人来。监察官如果一点问题都查不出，回去也不好交待。最好的结果，是查出了一点小问题，且都已解决，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就皆大欢喜。这就要做工作，也就要花银子。至少，饭是要吃的，而且要吃得好；戏也是要看的，而且要演得好。如果巡按大人和钦差大臣寂寞，那么，女人也是要安排的，而且要长得漂亮。至于常规的礼仪，比如“别敬”、“程仪”之类，自然一文不能少。巡按和钦差的跟班门房，也都要一一打点到。总之，上面来监察一回，下面就受难一次。监察次数越多，下面越倒霉。比如前面说过的那个林县长就很倒霉，一个并无实据的案子，由于监察部一位姓汪的处长向皇帝“风闻奏事”竟被反复查了好几回。先是张道台查一回，然后是隆尚书查一回，最后虞知府又查一回。三个来回，不知多少银子赔了进去。这些钱，当然最后都要摊到介休县老百姓的头上。这还只是一个案子。实际情况是，差不多地方上每件事情都有可查的理由。结果，每查一次，百姓就被鱼肉一回。因此我想，老百姓要是有发言权，一定会对朝廷说：求求你们不要反腐败了。你们越反，他们越腐败。也求求你们不要关心我们了。你们越关心，我们越倒霉。
其实，就算这些监察官员都很廉洁，也很努力，恐怕也只能监察典型腐败，监察不了非典型腐败，因为根本就没法管。比如请客吃饭，你管不管？管？每天都有人请客吃饭，你一桌一桌地查，一席一席地管，管得过来吗？不管？那好，我们用公款吃满汉全席，一次吃掉32万，管不管？你说太不像话了就要管，那么，请问什么叫像话，什么叫不像话，什么叫太不像话？不好定标准吧？就算定出标准，官员们也有办法。你说只能四菜一汤？那我就一道澳洲龙虾，一道东北熊掌，一道南海鲍鱼，一道西藏松茸，再加一道佛跳墙，算是汤。何况还可以上拼盘。每盘拼四道，把盘子弄大点就是。你说每席不得超过1000元？那好，我吃999，两人一席。你说不得收红包？我从来就没收过，收礼也只收工艺品、土特产。再说我也还过礼了，我给他们写了字呀！什么？你说我收的工艺品是文物，土特产是国宝？我的字还价值连城呐！反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有办法对付。
不过这种办法在国外恐怕就不灵，因为弄不好媒体就会把你们大吃大喝的照片登出来，或者把你写的字登出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价值连城。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或不完全在于有没有监督，还要看由谁监督和怎样监督。像历朝历代这样监督肯定不行。因为历朝历代都是官员监督官员，等于是自己监督自己，哪里监督得了？自然是越监督越腐败。如果硬要监督，除了大幅度增加监督成本直至国家无法承担以外，别无出路。但如果交给老百姓监督呢？事情恐怕就会两样。至少，办案的成本要低得多，因为这钱是要由老百姓自己出的。如果他们也趁机大吃大喝，岂非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
不过就连这，我也不敢盲目乐观。中国的老百姓当真能监督吗？且不说他们有没有监督权，也不说我们有没有这样一套可操作的监督制度，就算有，也未必能有成效。我在最新版的闲话中国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说过，中国人对待腐败的态度，其实是一贯采取双重标准的。别人搞腐败，他痛恨；自己搞，或者自己家里人搞，就不痛恨了。他们的义愤填膺，往往是因为自己没有份。比如公款吃喝，是大家都痛恨的，但如果你邀请他一起去，则会欣然前往，且面有得色。这是一。第二，中国人也一般只反对典型腐败，不反对非典型腐败。不但不反对，还要积极参加。比如给医生送红包，就屡禁不止，因为病人不同意禁止。你越禁，他越要送，那你还能指望他们监督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