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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赤子的外景结束了，陈冲从海南岛回到上海。黑瘦的陈冲扔下行李便冲上楼。
“妈的信在哪儿？”她大声问。
“喏！”外婆跟不上她，良久才步上楼梯，拿着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和一盘磁带。
在外婆念念叨叨叙述母亲在美国的讲学、居住和其他琐事中，陈冲拆开了母亲的信。信中母亲以不小的篇幅介绍了磁带的歌者艾奥佛斯（猫王）。
陈冲立刻把磁带放到录音机上。
渐渐地，唱词开始对陈冲发生意义，旋律和节奏也扣住她的好奇心：“lovemetender，lovemetrue”
这音乐对于陈冲是彻头彻尾的新异。她从没听过他这样粗犷到极至又细腻到极至的歌唱；他的柔情中总有种她不懂的痛苦；她的激情又往往被愤怒催发。“这人真棒！”她想着，赶紧找来母亲的信，更用心地把有关歌手的评价读了一遍。
陈冲突然有些坐立不安。
一直朦胧的对于国外的向往，这一刻清晰和强烈起来。似乎她对中国之外的世界的求知欲，就在这时，被这首歌一发不可收拾地诱引出来。
“我要出国！多好的歌”
外婆和陈川不是头一次听她咋唬“出国”但他们没太当真过，因为陈冲自己似乎也不是认真的。那次陈冲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到上海她也兴奋得什么似的。好几天里都听她在谈日本的街道多么干净，日本人多么有纪律，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公共汽车，她还告诉他们，日本的演员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汽车，是社会的最富有阶级。那时她也嚷过：“出国去！”
都以为陈冲不会真的就出国去，扔了这儿所有的优势：名气、地位、观众的宠爱。父亲从美国来的信已给她泼过冷水：“这里不会有人需要你来演电影。要来，你就踏实地学些东西，争取更高更完善的教育。”父母觉得女儿应该以知识充实，而不是以名气地位。在父母的观念中，演几部电影还称不上事业。在他们看来，世上最不能胡弄的是科学。他们主张陈冲去美国学医。
陈冲动过心。因为她感到自己的处境有些进退不是。一个中国电影演员所能及的最高荣誉，她已拿到；从形式上看，她已登了顶峰。往上走，她看不见路：似乎惟一可见的路，是向下的。似乎有如此一个规律：上来快，就下去得快；有上，就势必有下。不管她走到哪儿，总有记者簇拥，总有年轻的仰慕者相随。人们大声小声地叫着：“咦，陈冲！”从他们脸上，她似乎看到一种急切的期盼：我们等着你更好的一个角色！她已愈来愈感到一股压力——更好的。“更好”是不易的：像是她起了个很高的调门，她的观众自然期望她持续这个调门，最终能高于这个调门，如果她高不上去，就辜负了他们。
陈冲这时真的体验到“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道理了。高不上去，甭管你起调多高，都令人失望。而再那么一路高上去，一则太吃力，二则不太可能。这种情绪中她读到父母信中的“劝学篇”她便会在外婆和哥哥耳边叨咕几句：出国喽。
激起陈冲出国向往的更重要的因素却是她的学院。在“上外”陈冲的主修是英美文学，两年时间，她泛读和精读了大量英语文学经典。她已体会到英文的妙处；它的精致与丰富。她渴望到这种被最广泛运用的语言流域，去听，去说，去感受。她渴望到海明威狩猎的山林，斯坦贝克的海滩及杰克伦敦的草原去走一走，去探索和历险。每当她读完一本英文原著，家里人也听他叹息般自语：该出国
十九岁的陈冲有着巅峰状态的求知欲，她渴望了解生活的更多形式，更多的可能性，她感觉假若再死守这些已获的荣誉，所有可能性都会慢慢死掉，包括荣誉本身。
一九八0年夏天，一个来自美国的电影艺术代表团到上海访问，陈冲充当翻译。那是她对自己口译水平的初试。团员们感到与陈冲有那么多的共同话题。他们发现陈冲对西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都有相当全面的了解；她不像东方国家（长期对西方封闭）的女大学生那样孤陋寡闻；更不像一般女演员，仅专长与感兴趣电影艺术。陈冲几乎可以就一切话题参与对话和讨论。看得出她的紧张，她的不胜其累，但她的知识范围使团员们惊讶。她也会这样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听了解释，她往往再追一句：“给我一个上下文好吗？”接下去，她会将它记在自己的小本上。不久，人们便发现她的句子里开始出现这个词，并用得十分巧，十分确切。陈冲从不愿省力，找不到恰当词汇就用手势来拼凑表达力。她从一开始就养成习惯，控制手上动作，尽量找最准确的词。
这个电影代表团一位电影教授问陈冲：“你对美国有兴趣吗？”
“太有兴趣了！”她答得直截之极。
教授又问：“那你考虑过到美国发展吗？”
陈冲憨憨地一笑，说：“那儿不会有人需要我演电影的。”
教授说：“我不这样想。你已经有好多的基础，才十九岁。许多美国演员在这个年龄只是做做上银幕的梦，甚至连银幕梦还不敢做。你没有意识到你的优越吗？”
陈冲想，我的优越？我的优越大概就是少年得志，得了番运气。
教授接着说服陈冲：“美国有很好的教育系统；美国也有非常好的电影传统。电影在美国被作为一门重要的学问来研究，来教学的。相对来说，你到那里会有更大发展。”
陈冲在听这盘“猫王”磁带时想，不管怎样，我要去看看世界；看看世界的那一边怎么会产生那样的歌和歌手。我要去看看那样一种令人费解的疯狂。
当陈川听到妹妹这番由一首歌引起的奇想后，沉默一阵说：“那就不能拍戏了，你想过？”
陈冲道：“想过！”她仍在激动和莽撞中：“想想看，有这么多东西，我看也没看过，听也没听过！”她的表情在说：那我不太亏了？
陈川问：“你想去美国学什么？”
陈冲手一划：“随便！”
陈川看着这个长大了却仍不成熟的妹妹，感到他似乎比她自己更懂得她这个人。她对自己目前的名气、地位十分矛盾。一方面她明白这一切之于她并没有实质性的好处，另一方面她不甘心马上就告别这一切。对于她已拥有的观众，她生怕自己的断然谢幕成为一种绝情。做了演员，观众对自己的好恶，永远是重要的。观众很少能从一而终地对待一个演员；他们是多变的，不易捉摸的，也往往由了他们对一个演员的爱戴而变得严苛，冥冥中希望她不要长大变老，不要当婚当嫁；他们在她（他）身上维系一份理想，她（他）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就很可能导致他们的失望，从而收回他们的宠爱。从一个女孩子的天性来说，被众多人宠爱，似乎是幸运的。却也十分吃力，因为她并无把握自己总能合他们的理想。在最得宠的时候告辞，似乎颇得罪人，却也就不必吃力地去维系他们那份理想。
陈川与妹妹玩笑道：“到美国大家都不来睬你，日子不好过哦！”陈冲明白哥哥的意思。她的成长过分顺利，对另一国度的境遇，她该有足够思想准备。她将从零开始；从白丁做起。
“我早晓得！”陈冲用颇冲的口气答道。
陈冲很看重哥哥的见解，却习惯地要与他较量几句。每次争论，她希望哥哥在说服她的过程中暴露他的思考程序。
哥哥是这世界上最使她清醒、明智的人。他鼓励她，保护她，却很少一味地宠她。相反地，他总在兄妹玩笑逗嘴时刺她一记，让她对自己的明星地位看得更轻淡些，更重视内心的充实。哥哥还常把陈冲带到自己的朋友圈子里，这些朋友都年长于她许多，他们谈读书，谈政治，也谈社会和人。陈冲明白哥哥的用意是让自己在这里洗涤演艺阶层中常有的空泛、虚荣，让她受到朴素、智慧的人格影响。于是陈冲总穿着比上海一般女学生更朴素的衣裳，和哥哥一块骑车到这样的朋友聚会中去。她会一连几小时静静地听他们谈话，悄悄留意他们提到的陌生的书名、人名。
“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要洗盘子”陈川说。
“那你呢？”陈冲瞪着陈川：“你自己不也想去美国？”
陈川笑道：“我洗盘子有什么要紧！”
陈冲不服地：“你能做什么我一样能做！”
陈川停顿片刻，说：“画家不同。画画不受语言和种族限制。人类的许多感觉是共通的。画家和音乐家的幸运，是他们能用共通的语言表达共通的感觉，甚至把不共通的感觉让它共通起来。对吧？大概只有画家和音乐家有这份幸运。”
陈冲懂得哥哥的言下之意，那就是：演员是被语言和种族局限的，陈冲此一去，很可能意味着永别银幕。
陈冲告诉哥哥，这回她走定了，不管前途是什么。
陈冲的行李让外婆很不得要领：除了精减再精减的必需品之外，便是一箱子书和一只纸箱，纸箱沉得出奇：里面盛的是几百只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它们是陈冲和哥哥从小搜集的。外婆问陈冲：“带这些做啥？”
陈冲只回一句：“我需要。”
外婆听说美国的衣服很贵，许多出国留学生都整大箱地装足起码二年的寒衣夏衣。而这个倔头倔脑的陈冲却把航空公司的行李限量耗在这些东西上。
陈冲到末了也没向外婆解释那个莫名其妙的“需要”她自己对这“需要”也不全然清楚，答案是她在美国开始生活后才逐渐出现的。
这些红色像章代表着她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多日后她在美国的校园里这样想着。与美国学生、台湾、香港的学生相比，陈冲发现自已与他们的最大区别是理想——她曾经受的理想教育。曾和许多中国青少年一样，她相信过一种伟大的主义，渴望过为它奋斗、牺牲。她还想，不管国外的人怎样为中国人悲哀，为中国人在偶像崇拜时代的牺牲而悲悯，她应该尊重自己的青春。
无论她幼时有过怎样的迷失、荒诞，她仍尊重它。
她之所以将一箱子红色像章带过大洋，带到这个纽约州僻静的校园，便是这份对自己青春的尊重了。她不是一个对任何过时事物都不假思索地去否定，去抛弃的人。她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信仰和讴歌过的东西。说她怀旧，说她保守，都可以，让她割弃自己长达十年的一段生命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在香港、台湾同学们讲鬼故事一样讲到大陆中国的文革、穷困，她会正色告诉他们：“你们不了解我们。”
在这些同学面前，她甚至自豪：我们的过去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毕竟不卑琐。我们不为一件得不到的生日礼物哭。我们或许不曾有生日礼物，但我们也不曾有这个微不足道的哭的缘由。
陈冲担心那一箱子像章过美国海关时会受阻，却没有。只是因为它们太沉重，纸箱承受不住，刚通过海关便裂开，所有像章随一声巨响倾落到地上。人们朝狼狈而忙乱的陈冲注视，全是不解的眼神。
连来机场接应的母亲也对陈冲的这一份行李感到好笑。
同母亲来迎接陈冲的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陈冲自乘飞机以来最冷清的一次机场相逢。曾经的每回机场迎送都是一场重头戏。先是镁光灯，然后是一涌而上的记者，再就是被这阵势惊动的人们。她总得四面八方地端着笑脸，尽量不口误地回答提问。她害怕这阵势，厌烦这阵势，存心用孩子气的唐突语言来削弱气氛的郑重，不然这气氛中的氧气太稀薄了，她几乎不能呼吸。她曾常常想：就不能不把我当回事吗？她甚至想过悄悄改换班机，不宣而至，不辞而别，偷份自在闲散。
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她头一次大喊大叫，手舞足蹈地走出关口。像是长期被迫收敛的她，此时放开来活动活动筋骨。
“妈！妈！”
这时的陈冲可以像一切十九岁女孩一样放任姿态，一头向母亲扎来。
不久，她便独自待在朋友家了。母亲比在国内时更忙，连花出半天时间陪陪女儿都不可能。
陈冲打电话给曾在北京拍电影时结识的朋友，竟没有一个人能马上抽出时间见她，所有人都翻着自己的小日历本，数着排满的日程，告诉陈冲他们将在某日某时和她会晤。
“但今天不行，抱歉。”
所有人还提醒陈冲：一个人别上马路；纽约对一个陌生国度来的年轻女孩往往是狰狞的，甚至危险的。
陈冲却怎么也待不住。一个人试试探探朝繁华的市区走。看，投人注意她，没人跟随她，真的像轮回转世一样，她似乎在经历一次新的身世。她高兴一路走一路大啃巧克力，就去啃；她高兴穿一身宽松无型的衣裙，就去穿。然而，在天性得以伸张的最初快感过去后，她感到了心里的一点不对劲。她意识到自己的虚荣心此刻也想得到伸张：任何东西，一旦有过，就不想失去。曾经的那套排场真的从她生活中消失时，她隐约感到失落。
陈冲走在这条拥满异国面孔的街道上，她想他们中最穷的人大约也比她富有。她衣袋里只有薄薄几张钞票，她的生活就要开始从这几张钞票开始。
乘几站汽车就花掉这几张票的相当一个百分比。
想着，走着。一张瘦削肮脏的手陡然伸到她面前，她惊得吞一口气。是个女人，有双干涸无神的眼和半启的嘴。她向陈冲说了句什么。请她重复，她说：“给两个小钱吧。”
陈冲没料到，在纽约第一个来测试她英文听力的是这句乞讨。她告诉她：抱歉，她也没钱。
女人突然说：“你是日本人。”
陈冲马上说：“我不是日本人！”
女人端详了她一瞬，说：“我不喜欢日本人。”
陈冲急于脱身，她却拉住陈冲的手。“你没有钱，可我有。这钱给你。”说着她硬将一枚二角五硬币塞到陈冲手里。“再见。我不喜欢日本人。”
陈冲呆呆地看着这个半人半鬼的女子飘然远去。她想，要学的太多：不仅语言、生活方式，还要学会和这类失常的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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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赤子的外景结束了，陈冲从海南岛回到上海。黑瘦的陈冲扔下行李便冲上楼。
“妈的信在哪儿？”她大声问。
“喏！”外婆跟不上她，良久才步上楼梯，拿着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和一盘磁带。
在外婆念念叨叨叙述母亲在美国的讲学、居住和其他琐事中，陈冲拆开了母亲的信。信中母亲以不小的篇幅介绍了磁带的歌者艾奥佛斯（猫王）。
陈冲立刻把磁带放到录音机上。
渐渐地，唱词开始对陈冲发生意义，旋律和节奏也扣住她的好奇心：“lovemetender，lovemetrue”
这音乐对于陈冲是彻头彻尾的新异。她从没听过他这样粗犷到极至又细腻到极至的歌唱；他的柔情中总有种她不懂的痛苦；她的激情又往往被愤怒催发。“这人真棒！”她想着，赶紧找来母亲的信，更用心地把有关歌手的评价读了一遍。
陈冲突然有些坐立不安。
一直朦胧的对于国外的向往，这一刻清晰和强烈起来。似乎她对中国之外的世界的求知欲，就在这时，被这首歌一发不可收拾地诱引出来。
“我要出国！多好的歌”
外婆和陈川不是头一次听她咋唬“出国”但他们没太当真过，因为陈冲自己似乎也不是认真的。那次陈冲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到上海她也兴奋得什么似的。好几天里都听她在谈日本的街道多么干净，日本人多么有纪律，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公共汽车，她还告诉他们，日本的演员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汽车，是社会的最富有阶级。那时她也嚷过：“出国去！”
都以为陈冲不会真的就出国去，扔了这儿所有的优势：名气、地位、观众的宠爱。父亲从美国来的信已给她泼过冷水：“这里不会有人需要你来演电影。要来，你就踏实地学些东西，争取更高更完善的教育。”父母觉得女儿应该以知识充实，而不是以名气地位。在父母的观念中，演几部电影还称不上事业。在他们看来，世上最不能胡弄的是科学。他们主张陈冲去美国学医。
陈冲动过心。因为她感到自己的处境有些进退不是。一个中国电影演员所能及的最高荣誉，她已拿到；从形式上看，她已登了顶峰。往上走，她看不见路：似乎惟一可见的路，是向下的。似乎有如此一个规律：上来快，就下去得快；有上，就势必有下。不管她走到哪儿，总有记者簇拥，总有年轻的仰慕者相随。人们大声小声地叫着：“咦，陈冲！”从他们脸上，她似乎看到一种急切的期盼：我们等着你更好的一个角色！她已愈来愈感到一股压力——更好的。“更好”是不易的：像是她起了个很高的调门，她的观众自然期望她持续这个调门，最终能高于这个调门，如果她高不上去，就辜负了他们。
陈冲这时真的体验到“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道理了。高不上去，甭管你起调多高，都令人失望。而再那么一路高上去，一则太吃力，二则不太可能。这种情绪中她读到父母信中的“劝学篇”她便会在外婆和哥哥耳边叨咕几句：出国喽。
激起陈冲出国向往的更重要的因素却是她的学院。在“上外”陈冲的主修是英美文学，两年时间，她泛读和精读了大量英语文学经典。她已体会到英文的妙处；它的精致与丰富。她渴望到这种被最广泛运用的语言流域，去听，去说，去感受。她渴望到海明威狩猎的山林，斯坦贝克的海滩及杰克伦敦的草原去走一走，去探索和历险。每当她读完一本英文原著，家里人也听他叹息般自语：该出国
十九岁的陈冲有着巅峰状态的求知欲，她渴望了解生活的更多形式，更多的可能性，她感觉假若再死守这些已获的荣誉，所有可能性都会慢慢死掉，包括荣誉本身。
一九八0年夏天，一个来自美国的电影艺术代表团到上海访问，陈冲充当翻译。那是她对自己口译水平的初试。团员们感到与陈冲有那么多的共同话题。他们发现陈冲对西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都有相当全面的了解；她不像东方国家（长期对西方封闭）的女大学生那样孤陋寡闻；更不像一般女演员，仅专长与感兴趣电影艺术。陈冲几乎可以就一切话题参与对话和讨论。看得出她的紧张，她的不胜其累，但她的知识范围使团员们惊讶。她也会这样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听了解释，她往往再追一句：“给我一个上下文好吗？”接下去，她会将它记在自己的小本上。不久，人们便发现她的句子里开始出现这个词，并用得十分巧，十分确切。陈冲从不愿省力，找不到恰当词汇就用手势来拼凑表达力。她从一开始就养成习惯，控制手上动作，尽量找最准确的词。
这个电影代表团一位电影教授问陈冲：“你对美国有兴趣吗？”
“太有兴趣了！”她答得直截之极。
教授又问：“那你考虑过到美国发展吗？”
陈冲憨憨地一笑，说：“那儿不会有人需要我演电影的。”
教授说：“我不这样想。你已经有好多的基础，才十九岁。许多美国演员在这个年龄只是做做上银幕的梦，甚至连银幕梦还不敢做。你没有意识到你的优越吗？”
陈冲想，我的优越？我的优越大概就是少年得志，得了番运气。
教授接着说服陈冲：“美国有很好的教育系统；美国也有非常好的电影传统。电影在美国被作为一门重要的学问来研究，来教学的。相对来说，你到那里会有更大发展。”
陈冲在听这盘“猫王”磁带时想，不管怎样，我要去看看世界；看看世界的那一边怎么会产生那样的歌和歌手。我要去看看那样一种令人费解的疯狂。
当陈川听到妹妹这番由一首歌引起的奇想后，沉默一阵说：“那就不能拍戏了，你想过？”
陈冲道：“想过！”她仍在激动和莽撞中：“想想看，有这么多东西，我看也没看过，听也没听过！”她的表情在说：那我不太亏了？
陈川问：“你想去美国学什么？”
陈冲手一划：“随便！”
陈川看着这个长大了却仍不成熟的妹妹，感到他似乎比她自己更懂得她这个人。她对自己目前的名气、地位十分矛盾。一方面她明白这一切之于她并没有实质性的好处，另一方面她不甘心马上就告别这一切。对于她已拥有的观众，她生怕自己的断然谢幕成为一种绝情。做了演员，观众对自己的好恶，永远是重要的。观众很少能从一而终地对待一个演员；他们是多变的，不易捉摸的，也往往由了他们对一个演员的爱戴而变得严苛，冥冥中希望她不要长大变老，不要当婚当嫁；他们在她（他）身上维系一份理想，她（他）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就很可能导致他们的失望，从而收回他们的宠爱。从一个女孩子的天性来说，被众多人宠爱，似乎是幸运的。却也十分吃力，因为她并无把握自己总能合他们的理想。在最得宠的时候告辞，似乎颇得罪人，却也就不必吃力地去维系他们那份理想。
陈川与妹妹玩笑道：“到美国大家都不来睬你，日子不好过哦！”陈冲明白哥哥的意思。她的成长过分顺利，对另一国度的境遇，她该有足够思想准备。她将从零开始；从白丁做起。
“我早晓得！”陈冲用颇冲的口气答道。
陈冲很看重哥哥的见解，却习惯地要与他较量几句。每次争论，她希望哥哥在说服她的过程中暴露他的思考程序。
哥哥是这世界上最使她清醒、明智的人。他鼓励她，保护她，却很少一味地宠她。相反地，他总在兄妹玩笑逗嘴时刺她一记，让她对自己的明星地位看得更轻淡些，更重视内心的充实。哥哥还常把陈冲带到自己的朋友圈子里，这些朋友都年长于她许多，他们谈读书，谈政治，也谈社会和人。陈冲明白哥哥的用意是让自己在这里洗涤演艺阶层中常有的空泛、虚荣，让她受到朴素、智慧的人格影响。于是陈冲总穿着比上海一般女学生更朴素的衣裳，和哥哥一块骑车到这样的朋友聚会中去。她会一连几小时静静地听他们谈话，悄悄留意他们提到的陌生的书名、人名。
“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要洗盘子”陈川说。
“那你呢？”陈冲瞪着陈川：“你自己不也想去美国？”
陈川笑道：“我洗盘子有什么要紧！”
陈冲不服地：“你能做什么我一样能做！”
陈川停顿片刻，说：“画家不同。画画不受语言和种族限制。人类的许多感觉是共通的。画家和音乐家的幸运，是他们能用共通的语言表达共通的感觉，甚至把不共通的感觉让它共通起来。对吧？大概只有画家和音乐家有这份幸运。”
陈冲懂得哥哥的言下之意，那就是：演员是被语言和种族局限的，陈冲此一去，很可能意味着永别银幕。
陈冲告诉哥哥，这回她走定了，不管前途是什么。
陈冲的行李让外婆很不得要领：除了精减再精减的必需品之外，便是一箱子书和一只纸箱，纸箱沉得出奇：里面盛的是几百只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它们是陈冲和哥哥从小搜集的。外婆问陈冲：“带这些做啥？”
陈冲只回一句：“我需要。”
外婆听说美国的衣服很贵，许多出国留学生都整大箱地装足起码二年的寒衣夏衣。而这个倔头倔脑的陈冲却把航空公司的行李限量耗在这些东西上。
陈冲到末了也没向外婆解释那个莫名其妙的“需要”她自己对这“需要”也不全然清楚，答案是她在美国开始生活后才逐渐出现的。
这些红色像章代表着她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多日后她在美国的校园里这样想着。与美国学生、台湾、香港的学生相比，陈冲发现自已与他们的最大区别是理想——她曾经受的理想教育。曾和许多中国青少年一样，她相信过一种伟大的主义，渴望过为它奋斗、牺牲。她还想，不管国外的人怎样为中国人悲哀，为中国人在偶像崇拜时代的牺牲而悲悯，她应该尊重自己的青春。
无论她幼时有过怎样的迷失、荒诞，她仍尊重它。
她之所以将一箱子红色像章带过大洋，带到这个纽约州僻静的校园，便是这份对自己青春的尊重了。她不是一个对任何过时事物都不假思索地去否定，去抛弃的人。她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信仰和讴歌过的东西。说她怀旧，说她保守，都可以，让她割弃自己长达十年的一段生命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在香港、台湾同学们讲鬼故事一样讲到大陆中国的文革、穷困，她会正色告诉他们：“你们不了解我们。”
在这些同学面前，她甚至自豪：我们的过去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毕竟不卑琐。我们不为一件得不到的生日礼物哭。我们或许不曾有生日礼物，但我们也不曾有这个微不足道的哭的缘由。
陈冲担心那一箱子像章过美国海关时会受阻，却没有。只是因为它们太沉重，纸箱承受不住，刚通过海关便裂开，所有像章随一声巨响倾落到地上。人们朝狼狈而忙乱的陈冲注视，全是不解的眼神。
连来机场接应的母亲也对陈冲的这一份行李感到好笑。
同母亲来迎接陈冲的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陈冲自乘飞机以来最冷清的一次机场相逢。曾经的每回机场迎送都是一场重头戏。先是镁光灯，然后是一涌而上的记者，再就是被这阵势惊动的人们。她总得四面八方地端着笑脸，尽量不口误地回答提问。她害怕这阵势，厌烦这阵势，存心用孩子气的唐突语言来削弱气氛的郑重，不然这气氛中的氧气太稀薄了，她几乎不能呼吸。她曾常常想：就不能不把我当回事吗？她甚至想过悄悄改换班机，不宣而至，不辞而别，偷份自在闲散。
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她头一次大喊大叫，手舞足蹈地走出关口。像是长期被迫收敛的她，此时放开来活动活动筋骨。
“妈！妈！”
这时的陈冲可以像一切十九岁女孩一样放任姿态，一头向母亲扎来。
不久，她便独自待在朋友家了。母亲比在国内时更忙，连花出半天时间陪陪女儿都不可能。
陈冲打电话给曾在北京拍电影时结识的朋友，竟没有一个人能马上抽出时间见她，所有人都翻着自己的小日历本，数着排满的日程，告诉陈冲他们将在某日某时和她会晤。
“但今天不行，抱歉。”
所有人还提醒陈冲：一个人别上马路；纽约对一个陌生国度来的年轻女孩往往是狰狞的，甚至危险的。
陈冲却怎么也待不住。一个人试试探探朝繁华的市区走。看，投人注意她，没人跟随她，真的像轮回转世一样，她似乎在经历一次新的身世。她高兴一路走一路大啃巧克力，就去啃；她高兴穿一身宽松无型的衣裙，就去穿。然而，在天性得以伸张的最初快感过去后，她感到了心里的一点不对劲。她意识到自己的虚荣心此刻也想得到伸张：任何东西，一旦有过，就不想失去。曾经的那套排场真的从她生活中消失时，她隐约感到失落。
陈冲走在这条拥满异国面孔的街道上，她想他们中最穷的人大约也比她富有。她衣袋里只有薄薄几张钞票，她的生活就要开始从这几张钞票开始。
乘几站汽车就花掉这几张票的相当一个百分比。
想着，走着。一张瘦削肮脏的手陡然伸到她面前，她惊得吞一口气。是个女人，有双干涸无神的眼和半启的嘴。她向陈冲说了句什么。请她重复，她说：“给两个小钱吧。”
陈冲没料到，在纽约第一个来测试她英文听力的是这句乞讨。她告诉她：抱歉，她也没钱。
女人突然说：“你是日本人。”
陈冲马上说：“我不是日本人！”
女人端详了她一瞬，说：“我不喜欢日本人。”
陈冲急于脱身，她却拉住陈冲的手。“你没有钱，可我有。这钱给你。”说着她硬将一枚二角五硬币塞到陈冲手里。“再见。我不喜欢日本人。”
陈冲呆呆地看着这个半人半鬼的女子飘然远去。她想，要学的太多：不仅语言、生活方式，还要学会和这类失常的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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