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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茨在我把完整的修改稿随意放在桌面上时,一阵衰竭似的,从椅子上略往下一陷。我说,完成了。是件重要的事,但不是了不起的事。这样的事我还做得起几件,或几十件,随意跟他讲到我在其中的增补;那段中国抗战时期的说唱文学,其中一个作者叫贺一骑。
教授看着我,讲英文的我手势很大。
我说,你读的时候,可以把不同意的地方写在稿面上。
他说那怎么行呢?该尊重合著者,虽然资历浅,年轻。老师也不该在学生稿面上改错。
我笑,说:改了的又不一定是错!你改吧,我不在乎。电脑里有完整的稿子。
他说:我恨那种人——不拿下属当回事。痛恨。
我笑,你用那么大个词“痛恨”他痛恨所有仅仅由于年轻而优越的人。他痛恨这优越感发作时对老年人生出的特有的宽容。不认真的,大而化之的,浅浅敷衍,宽容的微笑中含着一个鬼脸。就是我训才的笑,他痛恨。
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有过那种笑容,之前,之后,都没有。至少我没意识到。在我们都最落魄的时候,我诚恳地走到他的瓜棚前。一直想到要去,却是一念之差中成行了。
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之后,他坐了三年正式监狱。我爸爸那记耳光造成了他处境的奇怪恶化。所有的控诉在那之前都是虚设,而我爸爸的举动使人看到愤怒有它真正的资格。出狱时他少了一根手指,额角一块伤疤潜入发际。
他回到他母亲打槐花的地带。他落生的那个村早就沉入一场非常生态的淹没中。三年大饥俄,村舍空了,窗门过往着黑洞洞的风。他跨着麦克杰克逊的月球步伐,失重地遥遥朝它走。
逃荒的人多半没回来,或变成城里的浮游生物,或客死在郊外路上。贺叔叔和某个逃奔出去的人对换了一个位置,漂浮归来。他背着一个棉被包袱,还像军人打的被包一样方正,拄着根木棍回到这里。他很瘦,很瘦。是他自己要求回到老家去接受看管,改造的。他要求得非常暴烈,得到了同意。适逢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改叫“革命委员会”与“军管会”一同做皇天后土,他们想到贺叔叔母亲曾经讨饭的地方,也就是贺叔叔参加八路军的地方。那地方穷得著名。著名的盐碱地,著名的乞丐。那地方比哪个地方都能让著名的贺一骑脱胎换骨地改造,吃苦是可以尽他吃的。
我在看着他。
现在我看着贺叔叔从小火车站走出来,颠动一下背上的被包。走过那片治风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树撑开肥大的嫩叶。他拄着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黄乎乎的农宅看去,感觉自己再次给投生到一模一样的天地之间。
他走进一个叫“大队党支部”的地方,又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最后走到一个邻倚于瓜田的小屋。我叫它瓜棚。
其实贺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杂。瓜棚的小窗糊着纸,小火车站偶尔过火车,窗纸沙沙响。小火车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车往来,只有两趟在站上停一分钟。
一个干瘪的大爷往洞开的车窗里递西瓜,瓜瓤龟裂,纤维像絮一样。没等车上的人付给他瓜钱,车已开出了站台。
大叔给牵着跑了一截,看见煤渣子站台上走来的我。
我在一分钟的小站上找东南西北。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顺道来看我叔叔的。我这样对领我往瓜田走的大爷说。我们碰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反党老贺”他们不知道其余,知道“反党老贺”享过福,坐过卧车。
贺叔叔给叫出来。天色在瓜棚里早黑尽了。他勾头钻出棚门,身上残存着那个钻的动作,就那样看着我。太阳在沉淀中形成紫灰的烟。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谁。不记得认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黑皮肤,挽起的裤脚露出细长的小腿。他只记得一个十一岁的女孩,穿白泡泡纱露臂的裙子,连同一只藤箱子一块交到他手里。女孩落到他手里,整整一夜。而十八岁的少女,他不记得他认识。从那样的十一岁该长成完全不同的于十八岁:洁白的,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丝儿羞耻。
记得很清楚。但我的记忆末必可靠。
贺叔叔说:这是谁呀?他声音里已有笑声了。
我说:是我。
我又说:“大爷谢谢啦,我和我叔叔见着啦。
贺叔叔看我,多么轻易地同老农人打交道,把他哄来,把他哄走。小时的一点点厌世,为着其他人和自已感到的那一点点羞耻,早没啦。
只剩下她和他。
贺叔叔马上用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同谋声气问我:你爸爸知道你跑这来吗?
我说,不知道。他到“五七”干校一年,我妈妈没他消息了。
“五七”干校,你们可能会叫它集中营。几十条人体躺在几十条窄铺上,一声哨,全站立起来。然后走出去,一队一队,缓缓移向工场或田野。
进屋,两人的寒暄,问我问他的情形,这个过程在我脑中一直是昏然一片。一片昏然的温暖和感触,原谅和庆幸。贺叔叔噙着泪,脸上是削瘦者深刻的笑容。他说他得去给我弄点水来喝。十分钟之后,他捧着个粗瓷盆回来了,仿佛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乞讨,那样笑。他把半盆水往我跟前的小桌上一跺,说,喝点水吧,小伙子!
这是他真正认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捆子一笔勾销了。真正认领了原来那个我。
我听到“小伙子”不知怎样就站起来。站得陡然,小煤油灯伸一下火舌。不知怎样伸出手去同贺叔叔握,在握到那个缺席的中指时,我顿时知道了那三年的狱中故事。我没有把意外和惊恐喊出来。他看见我眼睛寒噤一下,像无意中触着一个虫子,或者以为摸着活东西,竟摸出是死的。
握了手,我哭起来。哭来得突然,无头绪。我站在瓜棚中央,两个小臂轮换抹泪,从头到脚都在抽。我是为我爸爸哭,还是为贺叔叔哭,我怎么会知道。有一点我现在是清楚的,那根没了的中指,触碰了我所有的激情。那样的哭是要激情的。要足够的荷尔蒙。
他就那么看我哭,欣赏着。带一点儿心爱。
没有。他没有干涉。让它自生自息,不像美国的长辈,上来抱住你说:“没关系,会好的。”他已经不能轻易碰一个少女,她十八岁。他连少女的头发都不碰。
我看着油灯说,贺叔叔,我代我爸爸跟你说对不起。
他出个笑容说,那是没办法的事,小伙子。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背叛已不可挽回,还是他不计较这背叛。
他又说,反正我和你爸爸这辈子都是庄稼人了,一辈子也串不上门儿了,没啥对不起的。
我不懂他是否在说一还一报。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也是一种缘分。
我接着自已的思路。说我爸爸在那之后的失常。说我为他所蒙的羞耻。我还说,贺叔叔,我不愿你以为我老远来为我爸爸做说客。我爸爸在这件事上无情可讲,他做经了。
他打断我说,不提了不提了。你来看看贺叔叔,就好。我对不起你爸也好,你爸对不起找也好,你都别管,你不能改变历史。他忽然成了“人民日报”说:历史星误会,只有历史自己去解释。
其实那种宏伟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气质里。
他拿出个西瓜,告诉我这里种什么不出什么,西瓜倒能长得漂亮。他切开瓜,又把它均匀地切成细巧的牙牙儿。他真的瘦削,曾经浅浅的双下巴已成了宽绰的皮肤并失了弹性。肩膀的锐角又出来了。像他初次来我家的样子。肌肉都复活了,随他动作,在他棕黑色发亮的皮肤下拱动。
他穿一条灰色短裤,长久没洗了;腰间嫌松,被皮带系出一些褶皱。上面是件发黄的背心,处处是小孔眼。我看见那孔眼中汗珠如蚕蛾般在咬噬着。缺水,这里的人夏天都穿长久不洗被汗碱蚀烂的衣服。
我们隔着煤油灯,面对面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垒起的,两个墩子上架一块旧门板。铺张草席,靠里那头堆着棉絮,棉袄,棉帽子,一个冬大都堆在那里。
他问,我答。说我去插队的事。他问离家多远,我说从这瓜棚往东南走两百多里,沿铁路线,就是我们... -->>
舒茨在我把完整的修改稿随意放在桌面上时,一阵衰竭似的,从椅子上略往下一陷。我说,完成了。是件重要的事,但不是了不起的事。这样的事我还做得起几件,或几十件,随意跟他讲到我在其中的增补;那段中国抗战时期的说唱文学,其中一个作者叫贺一骑。
教授看着我,讲英文的我手势很大。
我说,你读的时候,可以把不同意的地方写在稿面上。
他说那怎么行呢?该尊重合著者,虽然资历浅,年轻。老师也不该在学生稿面上改错。
我笑,说:改了的又不一定是错!你改吧,我不在乎。电脑里有完整的稿子。
他说:我恨那种人——不拿下属当回事。痛恨。
我笑,你用那么大个词“痛恨”他痛恨所有仅仅由于年轻而优越的人。他痛恨这优越感发作时对老年人生出的特有的宽容。不认真的,大而化之的,浅浅敷衍,宽容的微笑中含着一个鬼脸。就是我训才的笑,他痛恨。
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有过那种笑容,之前,之后,都没有。至少我没意识到。在我们都最落魄的时候,我诚恳地走到他的瓜棚前。一直想到要去,却是一念之差中成行了。
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之后,他坐了三年正式监狱。我爸爸那记耳光造成了他处境的奇怪恶化。所有的控诉在那之前都是虚设,而我爸爸的举动使人看到愤怒有它真正的资格。出狱时他少了一根手指,额角一块伤疤潜入发际。
他回到他母亲打槐花的地带。他落生的那个村早就沉入一场非常生态的淹没中。三年大饥俄,村舍空了,窗门过往着黑洞洞的风。他跨着麦克杰克逊的月球步伐,失重地遥遥朝它走。
逃荒的人多半没回来,或变成城里的浮游生物,或客死在郊外路上。贺叔叔和某个逃奔出去的人对换了一个位置,漂浮归来。他背着一个棉被包袱,还像军人打的被包一样方正,拄着根木棍回到这里。他很瘦,很瘦。是他自己要求回到老家去接受看管,改造的。他要求得非常暴烈,得到了同意。适逢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改叫“革命委员会”与“军管会”一同做皇天后土,他们想到贺叔叔母亲曾经讨饭的地方,也就是贺叔叔参加八路军的地方。那地方穷得著名。著名的盐碱地,著名的乞丐。那地方比哪个地方都能让著名的贺一骑脱胎换骨地改造,吃苦是可以尽他吃的。
我在看着他。
现在我看着贺叔叔从小火车站走出来,颠动一下背上的被包。走过那片治风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树撑开肥大的嫩叶。他拄着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黄乎乎的农宅看去,感觉自己再次给投生到一模一样的天地之间。
他走进一个叫“大队党支部”的地方,又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最后走到一个邻倚于瓜田的小屋。我叫它瓜棚。
其实贺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杂。瓜棚的小窗糊着纸,小火车站偶尔过火车,窗纸沙沙响。小火车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车往来,只有两趟在站上停一分钟。
一个干瘪的大爷往洞开的车窗里递西瓜,瓜瓤龟裂,纤维像絮一样。没等车上的人付给他瓜钱,车已开出了站台。
大叔给牵着跑了一截,看见煤渣子站台上走来的我。
我在一分钟的小站上找东南西北。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顺道来看我叔叔的。我这样对领我往瓜田走的大爷说。我们碰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反党老贺”他们不知道其余,知道“反党老贺”享过福,坐过卧车。
贺叔叔给叫出来。天色在瓜棚里早黑尽了。他勾头钻出棚门,身上残存着那个钻的动作,就那样看着我。太阳在沉淀中形成紫灰的烟。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谁。不记得认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黑皮肤,挽起的裤脚露出细长的小腿。他只记得一个十一岁的女孩,穿白泡泡纱露臂的裙子,连同一只藤箱子一块交到他手里。女孩落到他手里,整整一夜。而十八岁的少女,他不记得他认识。从那样的十一岁该长成完全不同的于十八岁:洁白的,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丝儿羞耻。
记得很清楚。但我的记忆末必可靠。
贺叔叔说:这是谁呀?他声音里已有笑声了。
我说:是我。
我又说:“大爷谢谢啦,我和我叔叔见着啦。
贺叔叔看我,多么轻易地同老农人打交道,把他哄来,把他哄走。小时的一点点厌世,为着其他人和自已感到的那一点点羞耻,早没啦。
只剩下她和他。
贺叔叔马上用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同谋声气问我:你爸爸知道你跑这来吗?
我说,不知道。他到“五七”干校一年,我妈妈没他消息了。
“五七”干校,你们可能会叫它集中营。几十条人体躺在几十条窄铺上,一声哨,全站立起来。然后走出去,一队一队,缓缓移向工场或田野。
进屋,两人的寒暄,问我问他的情形,这个过程在我脑中一直是昏然一片。一片昏然的温暖和感触,原谅和庆幸。贺叔叔噙着泪,脸上是削瘦者深刻的笑容。他说他得去给我弄点水来喝。十分钟之后,他捧着个粗瓷盆回来了,仿佛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乞讨,那样笑。他把半盆水往我跟前的小桌上一跺,说,喝点水吧,小伙子!
这是他真正认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捆子一笔勾销了。真正认领了原来那个我。
我听到“小伙子”不知怎样就站起来。站得陡然,小煤油灯伸一下火舌。不知怎样伸出手去同贺叔叔握,在握到那个缺席的中指时,我顿时知道了那三年的狱中故事。我没有把意外和惊恐喊出来。他看见我眼睛寒噤一下,像无意中触着一个虫子,或者以为摸着活东西,竟摸出是死的。
握了手,我哭起来。哭来得突然,无头绪。我站在瓜棚中央,两个小臂轮换抹泪,从头到脚都在抽。我是为我爸爸哭,还是为贺叔叔哭,我怎么会知道。有一点我现在是清楚的,那根没了的中指,触碰了我所有的激情。那样的哭是要激情的。要足够的荷尔蒙。
他就那么看我哭,欣赏着。带一点儿心爱。
没有。他没有干涉。让它自生自息,不像美国的长辈,上来抱住你说:“没关系,会好的。”他已经不能轻易碰一个少女,她十八岁。他连少女的头发都不碰。
我看着油灯说,贺叔叔,我代我爸爸跟你说对不起。
他出个笑容说,那是没办法的事,小伙子。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背叛已不可挽回,还是他不计较这背叛。
他又说,反正我和你爸爸这辈子都是庄稼人了,一辈子也串不上门儿了,没啥对不起的。
我不懂他是否在说一还一报。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也是一种缘分。
我接着自已的思路。说我爸爸在那之后的失常。说我为他所蒙的羞耻。我还说,贺叔叔,我不愿你以为我老远来为我爸爸做说客。我爸爸在这件事上无情可讲,他做经了。
他打断我说,不提了不提了。你来看看贺叔叔,就好。我对不起你爸也好,你爸对不起找也好,你都别管,你不能改变历史。他忽然成了“人民日报”说:历史星误会,只有历史自己去解释。
其实那种宏伟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气质里。
他拿出个西瓜,告诉我这里种什么不出什么,西瓜倒能长得漂亮。他切开瓜,又把它均匀地切成细巧的牙牙儿。他真的瘦削,曾经浅浅的双下巴已成了宽绰的皮肤并失了弹性。肩膀的锐角又出来了。像他初次来我家的样子。肌肉都复活了,随他动作,在他棕黑色发亮的皮肤下拱动。
他穿一条灰色短裤,长久没洗了;腰间嫌松,被皮带系出一些褶皱。上面是件发黄的背心,处处是小孔眼。我看见那孔眼中汗珠如蚕蛾般在咬噬着。缺水,这里的人夏天都穿长久不洗被汗碱蚀烂的衣服。
我们隔着煤油灯,面对面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垒起的,两个墩子上架一块旧门板。铺张草席,靠里那头堆着棉絮,棉袄,棉帽子,一个冬大都堆在那里。
他问,我答。说我去插队的事。他问离家多远,我说从这瓜棚往东南走两百多里,沿铁路线,就是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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