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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他的伤还没有痊愈,脸上的血肿褪了,但还有些柠檬黄和淡紫的淤块,看上去还是斑斓无比。
他告诉我,从此他不能再回我家了,因为他在从事的活动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他那危险人物的目光雪亮地照射我一下,又照射一下前后左右。上海浦东的傍晚已是夜深人静,灯火阑珊。不久我们就坐在渡口的一个小吃铺里,等着大锅里的阳春面。
我情不自禁看一眼他的衣服。他穿着不太干净的衬衫,裤子的大腿上两摊油亮,是磨损和污垢造成的。就这样一身,那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藏在哪里
杰克布问我最近过得怎样,是否参加过舞会或酒会。还问我是否碰到了犹太难民中的熟人。他担心那些熟人们是否还活着。自从太平洋战争打起来,难民们虽然每天仍旧得到一顿救济餐,但分量和油水减了许多。
我随口应答着他,心里有九只猫在抓搔,什么样的机遇可以让我取出那把钥匙。我得像身手不凡的扒手那样两根手指一钳,从他深深的裤子口袋里钳出那一整串钥匙。
我想,你还是回美国吧。他说。你有美国护照,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很麻烦。
我没有听见他在此之前的话,所以朝他笑了一下。我的笑在他看是相当纯情的。
想法先去澳门。我可以给你找到路子。到了澳门再去葡萄牙。葡萄牙现在成了欧洲去美国的唯一后门了。别担心钱。
那你呢?我说。
我必须在这里。他说。
你到底在做什么?我问他。
他看着我,把我的手捏紧。他眼睛大了,又大又黑。成了彼得的眼睛。我撬不开他的嘴,正如日本人的刑具也撬不开。但那眼睛里的恐怖是足够的,足够让他突然崩溃,秘密像血一样被吐出来。
小吃店的老板和老板娘一看就是几年前从浙江跑反来的难民。他们照应着十几个顾客,但还是给我们额外款待。老板娘从后面拿来长长一条蛇形蚊香,放在桌下。后面一定是他们的住房,大概孩子们刚才还借蚊烟屏障在温习功课。
我跟老板娘说:请烫半斤加饭酒。
杰克布加了一句:煮花生和茴香豆!
我“扑哧”一声笑出来。他的上海话土头土脑,浦东味十足,并且吃懂了土头土脑的小菜。
其实烫酒是我的计谋。杰克布喝不惯黄酒,半斤酒就能醉倒他。然后我将闪电似的朝他口袋里的钥匙下手。
一杯黄酒喝下去,杰克布用手掌横抹额头和脖子上的汗。他受不了黄酒的味道,喝得龇牙咧嘴,我不住地笑。
我说:热的话就把衬衫脱了吧。
他站起来脱衬衫,短汗衫的袖口露出他胳膊上的淤血,颜色也正是青黄不接。我朝他的两个裤兜扫一眼,初步的侦察完成了。右边那个口袋看起来沉些,钥匙一定装在那里面。我从鞋匠补好的小包里拿出手绢,站起身,走到他旁边。做扒手是要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否则就不可能在一秒钟里做完一整套动作。你得把钥匙掏出来,再把它藏进小皮包。在我的手指向杰克布的右边裤兜伸手时,馆子里七八个人同时停止了“呼啦呼啦”吸面条、喝汤、抽鼻涕的声音,四周一片寂静,我的心跳像是一座巨大的老爷钟,所有人都听得见。
当然,你肯定猜到了,我什么也没做。一切都是错觉。
我刚张口想说什么,喘乱了的气息让我喉咙一阵痉挛。扒手是令人恶心的行当。自我厌恶使我一杯杯地猛喝酒。这也是我重复干的蠢事:为了舒缓自我厌恶而灌自己酒,又因为酒醉而加倍地厌恶自己。
杰克布笑着说:上海是个好地方,容纳了多少像你这样看起来不到二十一岁的酒鬼。(美国法律禁止年轻人在二十一岁之前喝酒)。
脸上的伤疤使他成了个丑汉。他端起酒盅,传递着丑汉的风情目光。
我举起杯子说:为我远行美国,为我们在美国重逢!
他端起豁了口子的土瓷酒盅说:这就好,你是听话的好孩子。
黄酒有一股泥腥味,喝到嘴里就满口混浊。杰克布一口干了他的酒。他酒醉的第一个迹象是不再喝得出酒好酒歹,什么酒他都喝得兴高采烈。
我说:亲爱的,我在旧金山等你。
喝了酒扯谎一点都不难受。
又一壶热酒上来了。我和杰克布瞪着对方,却不记得谁又点了半斤污泥浊水般的酒。
我脑子只有一条思路非常清晰,那就是,等酒把杰克布放倒,我可以从容行窃。等我拿到杰克布的护照后,马上带彼得去染头发。最迟三天,我们就在驶往澳门的船上了。
杰克布现在是七分醉,正是醉得花好月圆。泥汤般的黄酒盛在豁一块瓷的酒盅里,跟“remymartin”白兰地毫无区别。酒盅上烧了青花图案:三根兰草叶片,一枝兰花。乡村粗工匠描画同样的三叶一花,描了一辈子,企图把几十万只杯子描得一模一样,而正因为他失败的复制,酒杯才有了一点偶然性,才有了一点看头。
p; 他的伤还没有痊愈,脸上的血肿褪了,但还有些柠檬黄和淡紫的淤块,看上去还是斑斓无比。
他告诉我,从此他不能再回我家了,因为他在从事的活动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他那危险人物的目光雪亮地照射我一下,又照射一下前后左右。上海浦东的傍晚已是夜深人静,灯火阑珊。不久我们就坐在渡口的一个小吃铺里,等着大锅里的阳春面。
我情不自禁看一眼他的衣服。他穿着不太干净的衬衫,裤子的大腿上两摊油亮,是磨损和污垢造成的。就这样一身,那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藏在哪里
杰克布问我最近过得怎样,是否参加过舞会或酒会。还问我是否碰到了犹太难民中的熟人。他担心那些熟人们是否还活着。自从太平洋战争打起来,难民们虽然每天仍旧得到一顿救济餐,但分量和油水减了许多。
我随口应答着他,心里有九只猫在抓搔,什么样的机遇可以让我取出那把钥匙。我得像身手不凡的扒手那样两根手指一钳,从他深深的裤子口袋里钳出那一整串钥匙。
我想,你还是回美国吧。他说。你有美国护照,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很麻烦。
我没有听见他在此之前的话,所以朝他笑了一下。我的笑在他看是相当纯情的。
想法先去澳门。我可以给你找到路子。到了澳门再去葡萄牙。葡萄牙现在成了欧洲去美国的唯一后门了。别担心钱。
那你呢?我说。
我必须在这里。他说。
你到底在做什么?我问他。
他看着我,把我的手捏紧。他眼睛大了,又大又黑。成了彼得的眼睛。我撬不开他的嘴,正如日本人的刑具也撬不开。但那眼睛里的恐怖是足够的,足够让他突然崩溃,秘密像血一样被吐出来。
小吃店的老板和老板娘一看就是几年前从浙江跑反来的难民。他们照应着十几个顾客,但还是给我们额外款待。老板娘从后面拿来长长一条蛇形蚊香,放在桌下。后面一定是他们的住房,大概孩子们刚才还借蚊烟屏障在温习功课。
我跟老板娘说:请烫半斤加饭酒。
杰克布加了一句:煮花生和茴香豆!
我“扑哧”一声笑出来。他的上海话土头土脑,浦东味十足,并且吃懂了土头土脑的小菜。
其实烫酒是我的计谋。杰克布喝不惯黄酒,半斤酒就能醉倒他。然后我将闪电似的朝他口袋里的钥匙下手。
一杯黄酒喝下去,杰克布用手掌横抹额头和脖子上的汗。他受不了黄酒的味道,喝得龇牙咧嘴,我不住地笑。
我说:热的话就把衬衫脱了吧。
他站起来脱衬衫,短汗衫的袖口露出他胳膊上的淤血,颜色也正是青黄不接。我朝他的两个裤兜扫一眼,初步的侦察完成了。右边那个口袋看起来沉些,钥匙一定装在那里面。我从鞋匠补好的小包里拿出手绢,站起身,走到他旁边。做扒手是要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否则就不可能在一秒钟里做完一整套动作。你得把钥匙掏出来,再把它藏进小皮包。在我的手指向杰克布的右边裤兜伸手时,馆子里七八个人同时停止了“呼啦呼啦”吸面条、喝汤、抽鼻涕的声音,四周一片寂静,我的心跳像是一座巨大的老爷钟,所有人都听得见。
当然,你肯定猜到了,我什么也没做。一切都是错觉。
我刚张口想说什么,喘乱了的气息让我喉咙一阵痉挛。扒手是令人恶心的行当。自我厌恶使我一杯杯地猛喝酒。这也是我重复干的蠢事:为了舒缓自我厌恶而灌自己酒,又因为酒醉而加倍地厌恶自己。
杰克布笑着说:上海是个好地方,容纳了多少像你这样看起来不到二十一岁的酒鬼。(美国法律禁止年轻人在二十一岁之前喝酒)。
脸上的伤疤使他成了个丑汉。他端起酒盅,传递着丑汉的风情目光。
我举起杯子说:为我远行美国,为我们在美国重逢!
他端起豁了口子的土瓷酒盅说:这就好,你是听话的好孩子。
黄酒有一股泥腥味,喝到嘴里就满口混浊。杰克布一口干了他的酒。他酒醉的第一个迹象是不再喝得出酒好酒歹,什么酒他都喝得兴高采烈。
我说:亲爱的,我在旧金山等你。
喝了酒扯谎一点都不难受。
又一壶热酒上来了。我和杰克布瞪着对方,却不记得谁又点了半斤污泥浊水般的酒。
我脑子只有一条思路非常清晰,那就是,等酒把杰克布放倒,我可以从容行窃。等我拿到杰克布的护照后,马上带彼得去染头发。最迟三天,我们就在驶往澳门的船上了。
杰克布现在是七分醉,正是醉得花好月圆。泥汤般的黄酒盛在豁一块瓷的酒盅里,跟“remymartin”白兰地毫无区别。酒盅上烧了青花图案:三根兰草叶片,一枝兰花。乡村粗工匠描画同样的三叶一花,描了一辈子,企图把几十万只杯子描得一模一样,而正因为他失败的复制,酒杯才有了一点偶然性,才有了一点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