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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长，以钟点计算的话已长达四十小时。
“我已经告诉了你：他们没有权力过问我们国务院外交官员的事！”
他的愤怒也不像做戏。我想说那两个便衣的确很讨厌，但又一想，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也是便衣。当着这位便衣的面讲其他便衣的坏话，可能对我不利。
“四十小时的讯问？！”
“加上电话上的谈话，有五十来个小时了。”我说。我尽量不让他感觉到我在挑唆。我面孔摆得平平的，绝不要他认为我有看热闹的意思；看他跟fbi火并的热闹。他若真跟fbi火并，大概也没多大看头。
“不像话！”他说。
我不知他指什么。我说：“嗯？”
“他们逾越了权限。”他说“你有权力拒绝。”
“是吗？”我有没有权力拒绝你呢？
“当然！”他看上去是真的向着我“如果我知道fbi瞎掺和到我们权限范围来了，我早就对他们说：喂，等等，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挣谁的钱？难道全美国纳税人付给你们的工资你们就这么胡糟蹋？杰夫瑞达莫尔那样的大案有的是，美国平均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失踪，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把六十多个小时瞎耽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你为什么不拒绝他们？！他们就是美国政府透支的原因！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见你的鬼去——你们有什么权力审讯我？！”
他真的向着我似的。
“这件事我的上司知道，会很不高兴。因为安德烈戴维斯是出色的外交官。他应该在外交这行里有很大作为。他应该会晋升很快。他应该有做大使的可能。”
我问他一再用“应该”这个推断式语态，是什么意思，他却没回答我，铅灰地瞥了我一眼，铅灰地叹息一下。我想问是否由于我和安德烈的这场“正式罗曼史”安德烈本该有份的良好仕途，现在都靠不住了。
“听说你们过了个盛大的圣诞？”
我说的确很盛大。我想这人在例行的询问中突然插进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怎么回事。我问他和安德烈是不是熟人。他说他们管着两千多名外交官的安全问题，怎么也都不能算陌生人。
“安德烈戴维斯的母亲是俄裔。”
“哦。
“你们的圣诞过得很好吧——我相信。”
“很好。”阿书过得比我更好。每个人过得都比我好。我如履薄冰，劳拉每回提到安德烈如何劳她的驾、求她陪伴去买订婚钻戒这桩事，我就及时爆发一阵大笑，或大声胡诌一句对某人某物的恭维，或瞎编一段我父母的问候。总之立刻掐断劳拉的思路。安德烈的祖母和母亲都有那种烈性大笑，一触即发，任何一个人的笑都会触发她们的。老祖母一条手臂搭在我肩上，口口声声叫我“甜品”她指着从礼品盒里取出的一只小陶罐对我说它多么珍贵，里面的蜂蜜是一群隐士酿的；因为隐士们心灵洁净，又隐居在深山老林，他们酿的蜂蜜滋味异常地好。她要我嗅一嗅，我便像狗那样打着响鼻地嗅了两下。劳拉正巧又把话题扯到了钻戒上，阿书偏偏要人来疯，跳着脚非要“瞻仰”一番。我急中生智地将那罐隐士蜂蜜一把搂进怀里。再学着美国女人接受礼物时的眉飞色舞、长嘘短叹、受宠若惊：哦，太棒了！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蜂蜜！老祖母急着抢白我：这个盛蜜的陶罐也是隐士们自己烧的！每个罐子都不重样，每件都是艺术品！我说：真的？！老祖母说：我搜集了不少这样的陶罐，从来没见过重复的！我的表情大概接近电影中的女演员——每当她们见到崇拜的偶像时的样于。我瞄一眼蜂蜜罐上的小卡片：是安德烈的母亲赠的。我立刻起身给了母亲一个重大拥抱，说：谢谢！这么甜蜜的礼物！阿书这时卖弄了一句“莎士比亚”：“把甜蜜的给甜美的”我突然发现安德烈的母亲和父亲交换了一个古怪的眼神，同时所有人都不安地沉默了。我这才看见已到我身边的老头——安德烈的继祖父。老头儿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从我手里夺过那罐蜂蜜。他有一双浑浊的童稚眼睛，还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对所有权的认真神态。他说：这是送给我的。我刚刚完成感谢的拥抱，姿势尚未收拢。他又说：你没看卡片上受礼者的名字吗？他微微一笑，完全是个懂道理的孩子在吃了亏或受冷落时的克己微笑。他说：这是我的名字啊。我知道自己的脸红了，也知道在此刻脸红是很糟的。可我拿自己越来越红的脸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出来打圆场，我的窘迫似乎很有感染力，它把每个人都困顿在一个僵局里，坐立不是，哭笑不得，呆看着继祖父两手捧着那罐蜂蜜，踽踽走回座位。他一共只得到两件礼物，另一件是个计步器，给得过偏瘫的老人练习走路用的。我刚才险些让他可怜的礼物又损失一半。
“过节是很累人的事。”安全部来的人说。他已将表格填得差不多了。
“的确累人。”
“你指填表格还是过节？”
我笑笑说：“都累。活着就累。”
“没错。”他笑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好好地笑：“这话不该你说。该我这个岁数，这个职业的人说。你正在做我们美国外交官的未婚妻，你说累，不大合适。你看，你们定在六个月之后举行婚礼。婚礼之后，你才真正开始体味什么叫‘累’。”
我想他倒真不如看上去那么乏味。我发现自己又朝那张名片上看一眼。这回看得不那么马虎了，看见了他的名字。他叫约翰。芸芸众生，其中有百分之十的男人名叫约翰。
“你抽烟吗？”
“不抽。”
“喝酒吗？”
“不喜欢喝。不过也不反感。”
“你只需要说‘是’或‘否’。”
“这些也要填到表格里？”
“这些是必要提问。如果你吸大麻，国务院可要操心了。”
“大麻？”
“你用过吗？‘是’还是‘否’？”
“否。”
“有没有欠账——欠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的账？”
“也算正式提问？”
“是的。”
“如果我欠账，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做出纯粹与我无关的好奇模样。
约翰停下了填写。“你欠谁的账？”不等我及时回答，他马上接着说：“我调查过一个案子：一个外交官的妻子瞒着丈夫到处借钱，买首饰，买衣服。什么都买。这非常危险。”
“哦。”
“想不想知道它为什么危险？”
“想知道。”
“如果一个人经济上陷入危机，他很可能会在道德上出界。比如——只是比如：一个敌国情报机构了解了你的经济危机，又抓住了你道德上的弱点，就会用钱来诱你出卖你自己国家的情报。”他停顿一下，等待这个阴险的逻辑在我的身心弥漫。“你是否欠账？”
“啊？！”
当长，以钟点计算的话已长达四十小时。
“我已经告诉了你：他们没有权力过问我们国务院外交官员的事！”
他的愤怒也不像做戏。我想说那两个便衣的确很讨厌，但又一想，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也是便衣。当着这位便衣的面讲其他便衣的坏话，可能对我不利。
“四十小时的讯问？！”
“加上电话上的谈话，有五十来个小时了。”我说。我尽量不让他感觉到我在挑唆。我面孔摆得平平的，绝不要他认为我有看热闹的意思；看他跟fbi火并的热闹。他若真跟fbi火并，大概也没多大看头。
“不像话！”他说。
我不知他指什么。我说：“嗯？”
“他们逾越了权限。”他说“你有权力拒绝。”
“是吗？”我有没有权力拒绝你呢？
“当然！”他看上去是真的向着我“如果我知道fbi瞎掺和到我们权限范围来了，我早就对他们说：喂，等等，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挣谁的钱？难道全美国纳税人付给你们的工资你们就这么胡糟蹋？杰夫瑞达莫尔那样的大案有的是，美国平均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失踪，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把六十多个小时瞎耽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你为什么不拒绝他们？！他们就是美国政府透支的原因！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见你的鬼去——你们有什么权力审讯我？！”
他真的向着我似的。
“这件事我的上司知道，会很不高兴。因为安德烈戴维斯是出色的外交官。他应该在外交这行里有很大作为。他应该会晋升很快。他应该有做大使的可能。”
我问他一再用“应该”这个推断式语态，是什么意思，他却没回答我，铅灰地瞥了我一眼，铅灰地叹息一下。我想问是否由于我和安德烈的这场“正式罗曼史”安德烈本该有份的良好仕途，现在都靠不住了。
“听说你们过了个盛大的圣诞？”
我说的确很盛大。我想这人在例行的询问中突然插进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怎么回事。我问他和安德烈是不是熟人。他说他们管着两千多名外交官的安全问题，怎么也都不能算陌生人。
“安德烈戴维斯的母亲是俄裔。”
“哦。
“你们的圣诞过得很好吧——我相信。”
“很好。”阿书过得比我更好。每个人过得都比我好。我如履薄冰，劳拉每回提到安德烈如何劳她的驾、求她陪伴去买订婚钻戒这桩事，我就及时爆发一阵大笑，或大声胡诌一句对某人某物的恭维，或瞎编一段我父母的问候。总之立刻掐断劳拉的思路。安德烈的祖母和母亲都有那种烈性大笑，一触即发，任何一个人的笑都会触发她们的。老祖母一条手臂搭在我肩上，口口声声叫我“甜品”她指着从礼品盒里取出的一只小陶罐对我说它多么珍贵，里面的蜂蜜是一群隐士酿的；因为隐士们心灵洁净，又隐居在深山老林，他们酿的蜂蜜滋味异常地好。她要我嗅一嗅，我便像狗那样打着响鼻地嗅了两下。劳拉正巧又把话题扯到了钻戒上，阿书偏偏要人来疯，跳着脚非要“瞻仰”一番。我急中生智地将那罐隐士蜂蜜一把搂进怀里。再学着美国女人接受礼物时的眉飞色舞、长嘘短叹、受宠若惊：哦，太棒了！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蜂蜜！老祖母急着抢白我：这个盛蜜的陶罐也是隐士们自己烧的！每个罐子都不重样，每件都是艺术品！我说：真的？！老祖母说：我搜集了不少这样的陶罐，从来没见过重复的！我的表情大概接近电影中的女演员——每当她们见到崇拜的偶像时的样于。我瞄一眼蜂蜜罐上的小卡片：是安德烈的母亲赠的。我立刻起身给了母亲一个重大拥抱，说：谢谢！这么甜蜜的礼物！阿书这时卖弄了一句“莎士比亚”：“把甜蜜的给甜美的”我突然发现安德烈的母亲和父亲交换了一个古怪的眼神，同时所有人都不安地沉默了。我这才看见已到我身边的老头——安德烈的继祖父。老头儿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从我手里夺过那罐蜂蜜。他有一双浑浊的童稚眼睛，还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对所有权的认真神态。他说：这是送给我的。我刚刚完成感谢的拥抱，姿势尚未收拢。他又说：你没看卡片上受礼者的名字吗？他微微一笑，完全是个懂道理的孩子在吃了亏或受冷落时的克己微笑。他说：这是我的名字啊。我知道自己的脸红了，也知道在此刻脸红是很糟的。可我拿自己越来越红的脸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出来打圆场，我的窘迫似乎很有感染力，它把每个人都困顿在一个僵局里，坐立不是，哭笑不得，呆看着继祖父两手捧着那罐蜂蜜，踽踽走回座位。他一共只得到两件礼物，另一件是个计步器，给得过偏瘫的老人练习走路用的。我刚才险些让他可怜的礼物又损失一半。
“过节是很累人的事。”安全部来的人说。他已将表格填得差不多了。
“的确累人。”
“你指填表格还是过节？”
我笑笑说：“都累。活着就累。”
“没错。”他笑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好好地笑：“这话不该你说。该我这个岁数，这个职业的人说。你正在做我们美国外交官的未婚妻，你说累，不大合适。你看，你们定在六个月之后举行婚礼。婚礼之后，你才真正开始体味什么叫‘累’。”
我想他倒真不如看上去那么乏味。我发现自己又朝那张名片上看一眼。这回看得不那么马虎了，看见了他的名字。他叫约翰。芸芸众生，其中有百分之十的男人名叫约翰。
“你抽烟吗？”
“不抽。”
“喝酒吗？”
“不喜欢喝。不过也不反感。”
“你只需要说‘是’或‘否’。”
“这些也要填到表格里？”
“这些是必要提问。如果你吸大麻，国务院可要操心了。”
“大麻？”
“你用过吗？‘是’还是‘否’？”
“否。”
“有没有欠账——欠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的账？”
“也算正式提问？”
“是的。”
“如果我欠账，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做出纯粹与我无关的好奇模样。
约翰停下了填写。“你欠谁的账？”不等我及时回答，他马上接着说：“我调查过一个案子：一个外交官的妻子瞒着丈夫到处借钱，买首饰，买衣服。什么都买。这非常危险。”
“哦。”
“想不想知道它为什么危险？”
“想知道。”
“如果一个人经济上陷入危机，他很可能会在道德上出界。比如——只是比如：一个敌国情报机构了解了你的经济危机，又抓住了你道德上的弱点，就会用钱来诱你出卖你自己国家的情报。”他停顿一下，等待这个阴险的逻辑在我的身心弥漫。“你是否欠账？”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