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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把他领上楼来。在楼梯上就听见他们在交换姓名，相互自我介绍。然后安德烈说：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开个室内网球场啦！
安德烈上来拥抱我。我瞥见里昂避开眼睛。他说他正在通电话，就不陪我们了。
安德烈问：这就是你跟我提到过的音乐家里昂吗？
我并不记得我跟他讲到过里昂。
我听见里昂在海青的画室里继续通电话。随口应着安德烈：是，就是他。
我看出安德烈还想问什么，但克制住了。因为我在搬家前告诉他，我的室友叫王阿花，是个女画家。我见安德烈开始解围脖，便说：在这房子里，你不该减衣服，是该添衣服，一个冬天的寒冷都库存在这儿。
我到灶前去点火。这里煮咖啡的方式很落后，我让安德烈耐心些。他前后左右地跟着我，似乎这么空荡荡的大屋，他不紧跟我就会失去我。他解释他突然到来的原因：他昨天晚上发现一张航空公司赠送的机票马上要过期，便当即乘了去机场的地铁。他说那时已是半夜一点，他无法和我通电话。他打算早晨到了芝加哥再通知我，而他在机场一连打了两小时电话都打不通：我这边始终是忙音。他便去租了汽车，直接开来了。我想，他这样解释可真吃力啊。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鸡蛋，里面还剩四个。安德烈一眼看见蛋盒上的减价签：几角几分。他拿起蛋盒，看一眼上面的日期：早就过期三个礼拜了。我这儿所有的食品：糖、面包、麦片、饼干、玉米油，全是那种白纸黑字的廉价物品。这些简陋包装的东西是对贫困者半救济的出售。这所房子里到处能见到如此的黑白商标：洗衣粉、洗碗液、洗头水和肥皂。它们对安德烈来说，显得刺目地陌生。
他终于忍不住了，说：别忙了，我们出去吃早饭吧。
我说：咖啡都煮好了。
他说：走吧走吧。
他一分钟也不想在此处多待，将我的绒线帽、围脖一古脑扣上来。他感到这个空荡荡的大屋不容他。四壁挂着的王阿花与海青的作品都冒着一股年轻的怒气。这股怒气原是无处可施，而安德烈却感觉到它是针对他的。
我们向门口走去。安德烈忽然停住脚，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他取下我的围脖和手套，往门边的破扶手椅上一扔。他用自己黑色的纯开士米大围脖将我的头脸仔细包裹好。里昂从海青的画室出来，正看见这个动作。安德烈的手势把我弄成了一个布娃娃。
里昂愣了一下，像是刚刚认识我是谁。
我假装随口客气一句：里昂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我知道里昂从不吃早饭，他一般在下午四点开早饭，清晨五点开晚饭，我更知道，即使里昂破例把早饭开在上午八点，他也绝不会跟着我和安德烈去一个布尔乔亚的餐厅。那儿坐着挣月薪、读股票消息的中产阶级。里昂认为中产阶级是美国个性消亡的一个铁的证据。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中产阶级是消灭真正艺术的大军，是精神、文化的垃圾处理器；有多少无灵魂的音乐、绘画，都可以朝这部巨大的机器倾倒，都会被吃进、消化、排出。这个巨大的机器可以改变艺术的原则，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内的艺术家。诱引他们去画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灯罩。
安德烈也说：对呀，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吧。
我在安德烈声调里听见的全是诚意。
而里昂却听出了施舍。他脸上有了层冷酷的笑意。
我说：里昂可能刚刚回来。他从夜里工作到早晨。
里昂从我话中听出的却是急切的表白：这个艺术瘪三跟我没什么关系：他活在夜里，我活在白天。
里昂说：知道哪一家的早午自助餐最棒吗？
安德烈说他知道林肯大街上有几家不错的。
里昂说：那些没什么意思，雅皮的地方。
安德烈在里昂的话里听出了进攻。他心里一阵好笑：你这样自以为是的人活得连基本体面都不要，可以靠失业金、救济金去糊口，对辛勤纳税，将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变成税务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变成你的失业金或救济金——对这样一批对社会负着重责的人，你的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你认为你那些晦涩不堪的东西就是真正的艺术？你的生活方式、情趣雅不可耐就正确？
而我在安德烈的大段潜台词中，只听到他的诚意：他的确想款待一下里昂。他说：好吧，你带我们去一家不“雅皮”的餐馆。
里昂当然不会去的。他觉得安德烈把零钱扔给街头乞丐也是以同样诚恳的态度。安德烈每星期日下午到一家残废人的福利工厂去义务劳动，给残废人生产的罐头写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的产品介绍，这事里昂一听准会仰天大笑。
好的。里昂说。
他对安德烈的邀请接受得很痛快，我不知他是怎么了。我看他一眼，他一点儿挑衅的意思也没有。他很快套上了那件永远的皮夹克，一条马尾梳得整整齐齐。
我坐进安德烈的车后，一阵怀疑涌上来：这车分明是安德烈在华盛顿开的那辆。对于安德烈这样百分之二百讲实话的人，编那么大个故事，太不寻常了。我要里昂坐到前排座上，理由是要他领路。真实的理由，是我想独自坐在后面，好好看清一个诚实人撒谎的道理。
然而我却怎样也看不清。
车窗上有泥点。安德烈的车从来没这样脏过。他开车稳重，看见水洼便缓下车速。把泥水溅到两侧车窗玻璃上，安德烈需要喝五杯伏特加才干得出来。而安德烈从来不可能狂放到去喝伏特加。他有他俄国祖先狂放的神情举止，内心却是美国式的：理性、负责、好自为之。
我们走进餐馆时，店堂里还冷清。门厅里居然插着几枝中国梅花，那暗红色显得十分珍奇。店堂并不大，几乎像一个大房宅的宴会厅，中间摆一个玻璃长几，上面陈列着六十来种食物精品，从陆地到海洋，一切允许出现在午前餐桌上的东西，一应俱有。一共有三对银发夫妇在用餐，他们一声不吱，侍应生却读得懂他们的每道指令，一声不响地去替他们取来冰块，或满上果汁、或更换盘子。整个餐馆里穿梭过往着静默的殷勤。那种不苟言笑的高雅让我气也喘不上来。
我们三个人只有安德烈的着装勉强跟这里的氛围搭得上调。这里的确没有“雅皮”气，却像皇族来的地方。
侍位员将我们安置下来后，一个侍应生推一辆玻璃小车跟随着我们。我回头朝他看一眼，想问问他这样鞍前马后算是干什么的。里昂却正好把选好的一盘水果搁在车上，我便止住了已到舌尖的发问。原来里昂可以活得如此豪华。他已漫不经心地开始进餐，而安德烈和我还没完全看清桌上珠光宝气、玲珑剔透的食物都是些什么。
我听安德烈向我推荐墨西哥的一种仙人掌类水果。他说他还是十五岁那年吃过它，却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再次见到这种稀有热带果实。他对我耳语：里昂是极端分子——要么极端贫穷，要么极端贵族。
你呢？我抬起眼睛，盯着安德烈的脸。... -->>
里昂把他领上楼来。在楼梯上就听见他们在交换姓名，相互自我介绍。然后安德烈说：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开个室内网球场啦！
安德烈上来拥抱我。我瞥见里昂避开眼睛。他说他正在通电话，就不陪我们了。
安德烈问：这就是你跟我提到过的音乐家里昂吗？
我并不记得我跟他讲到过里昂。
我听见里昂在海青的画室里继续通电话。随口应着安德烈：是，就是他。
我看出安德烈还想问什么，但克制住了。因为我在搬家前告诉他，我的室友叫王阿花，是个女画家。我见安德烈开始解围脖，便说：在这房子里，你不该减衣服，是该添衣服，一个冬天的寒冷都库存在这儿。
我到灶前去点火。这里煮咖啡的方式很落后，我让安德烈耐心些。他前后左右地跟着我，似乎这么空荡荡的大屋，他不紧跟我就会失去我。他解释他突然到来的原因：他昨天晚上发现一张航空公司赠送的机票马上要过期，便当即乘了去机场的地铁。他说那时已是半夜一点，他无法和我通电话。他打算早晨到了芝加哥再通知我，而他在机场一连打了两小时电话都打不通：我这边始终是忙音。他便去租了汽车，直接开来了。我想，他这样解释可真吃力啊。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鸡蛋，里面还剩四个。安德烈一眼看见蛋盒上的减价签：几角几分。他拿起蛋盒，看一眼上面的日期：早就过期三个礼拜了。我这儿所有的食品：糖、面包、麦片、饼干、玉米油，全是那种白纸黑字的廉价物品。这些简陋包装的东西是对贫困者半救济的出售。这所房子里到处能见到如此的黑白商标：洗衣粉、洗碗液、洗头水和肥皂。它们对安德烈来说，显得刺目地陌生。
他终于忍不住了，说：别忙了，我们出去吃早饭吧。
我说：咖啡都煮好了。
他说：走吧走吧。
他一分钟也不想在此处多待，将我的绒线帽、围脖一古脑扣上来。他感到这个空荡荡的大屋不容他。四壁挂着的王阿花与海青的作品都冒着一股年轻的怒气。这股怒气原是无处可施，而安德烈却感觉到它是针对他的。
我们向门口走去。安德烈忽然停住脚，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他取下我的围脖和手套，往门边的破扶手椅上一扔。他用自己黑色的纯开士米大围脖将我的头脸仔细包裹好。里昂从海青的画室出来，正看见这个动作。安德烈的手势把我弄成了一个布娃娃。
里昂愣了一下，像是刚刚认识我是谁。
我假装随口客气一句：里昂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我知道里昂从不吃早饭，他一般在下午四点开早饭，清晨五点开晚饭，我更知道，即使里昂破例把早饭开在上午八点，他也绝不会跟着我和安德烈去一个布尔乔亚的餐厅。那儿坐着挣月薪、读股票消息的中产阶级。里昂认为中产阶级是美国个性消亡的一个铁的证据。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中产阶级是消灭真正艺术的大军，是精神、文化的垃圾处理器；有多少无灵魂的音乐、绘画，都可以朝这部巨大的机器倾倒，都会被吃进、消化、排出。这个巨大的机器可以改变艺术的原则，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内的艺术家。诱引他们去画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灯罩。
安德烈也说：对呀，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吧。
我在安德烈声调里听见的全是诚意。
而里昂却听出了施舍。他脸上有了层冷酷的笑意。
我说：里昂可能刚刚回来。他从夜里工作到早晨。
里昂从我话中听出的却是急切的表白：这个艺术瘪三跟我没什么关系：他活在夜里，我活在白天。
里昂说：知道哪一家的早午自助餐最棒吗？
安德烈说他知道林肯大街上有几家不错的。
里昂说：那些没什么意思，雅皮的地方。
安德烈在里昂的话里听出了进攻。他心里一阵好笑：你这样自以为是的人活得连基本体面都不要，可以靠失业金、救济金去糊口，对辛勤纳税，将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变成税务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变成你的失业金或救济金——对这样一批对社会负着重责的人，你的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你认为你那些晦涩不堪的东西就是真正的艺术？你的生活方式、情趣雅不可耐就正确？
而我在安德烈的大段潜台词中，只听到他的诚意：他的确想款待一下里昂。他说：好吧，你带我们去一家不“雅皮”的餐馆。
里昂当然不会去的。他觉得安德烈把零钱扔给街头乞丐也是以同样诚恳的态度。安德烈每星期日下午到一家残废人的福利工厂去义务劳动，给残废人生产的罐头写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的产品介绍，这事里昂一听准会仰天大笑。
好的。里昂说。
他对安德烈的邀请接受得很痛快，我不知他是怎么了。我看他一眼，他一点儿挑衅的意思也没有。他很快套上了那件永远的皮夹克，一条马尾梳得整整齐齐。
我坐进安德烈的车后，一阵怀疑涌上来：这车分明是安德烈在华盛顿开的那辆。对于安德烈这样百分之二百讲实话的人，编那么大个故事，太不寻常了。我要里昂坐到前排座上，理由是要他领路。真实的理由，是我想独自坐在后面，好好看清一个诚实人撒谎的道理。
然而我却怎样也看不清。
车窗上有泥点。安德烈的车从来没这样脏过。他开车稳重，看见水洼便缓下车速。把泥水溅到两侧车窗玻璃上，安德烈需要喝五杯伏特加才干得出来。而安德烈从来不可能狂放到去喝伏特加。他有他俄国祖先狂放的神情举止，内心却是美国式的：理性、负责、好自为之。
我们走进餐馆时，店堂里还冷清。门厅里居然插着几枝中国梅花，那暗红色显得十分珍奇。店堂并不大，几乎像一个大房宅的宴会厅，中间摆一个玻璃长几，上面陈列着六十来种食物精品，从陆地到海洋，一切允许出现在午前餐桌上的东西，一应俱有。一共有三对银发夫妇在用餐，他们一声不吱，侍应生却读得懂他们的每道指令，一声不响地去替他们取来冰块，或满上果汁、或更换盘子。整个餐馆里穿梭过往着静默的殷勤。那种不苟言笑的高雅让我气也喘不上来。
我们三个人只有安德烈的着装勉强跟这里的氛围搭得上调。这里的确没有“雅皮”气，却像皇族来的地方。
侍位员将我们安置下来后，一个侍应生推一辆玻璃小车跟随着我们。我回头朝他看一眼，想问问他这样鞍前马后算是干什么的。里昂却正好把选好的一盘水果搁在车上，我便止住了已到舌尖的发问。原来里昂可以活得如此豪华。他已漫不经心地开始进餐，而安德烈和我还没完全看清桌上珠光宝气、玲珑剔透的食物都是些什么。
我听安德烈向我推荐墨西哥的一种仙人掌类水果。他说他还是十五岁那年吃过它，却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再次见到这种稀有热带果实。他对我耳语：里昂是极端分子——要么极端贫穷，要么极端贵族。
你呢？我抬起眼睛，盯着安德烈的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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