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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安华的家门口。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酒瓶子,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全是她丈夫留下的。
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大瓦房,窗户窄,焊着铁条,光进不来,要适应一会儿,才能看见裂了缝的水泥墙。绿色缎面的被子从出事后就没有动过,团成一团僵在床上。十几年间,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秘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
她从不反抗,直到最后一次。
她刺了他二十七刀。卷宗里说,地上、墙上全是血迹。警察说,死者死的时候还被绳子捆着“浑身是血,血肉模糊。很多杀人案件,都是一刀致命,像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多见”他说死者眼睛挣得很大,脸上都是“难以相信”的表情。
风声让空屋子听上去像在尖叫。
在“东方时空”时,我看过法学会的一份报告,各地监狱女性暴力重犯中,杀死丈夫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人——男人,死了;女人,活着的都是重罪:死缓、死缓、无期、无期、无期
这是我心里几年没放下的事。
做完双城的创伤后,我有一个感觉,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
家庭是人类生活最亲密的部分,为什么会给彼此带来残酷的伤害?这是个很常规的问题。但爱伦堡说过:“石头就在那儿,我不仅要让人看见它,还要让人感觉到它。”
我想感觉到人,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
但安华想不起杀人的瞬间了。“五年了,我也一直在想,但想不起来。”她说,四方脸上都是茫然。
她穿着蓝白相间的囚服,一只眼睛是鱼白色,是出事前几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啤酒流了一脸“瓶子砸在眼睛上爆炸了,一下就扎进去”眼珠子好像要掉下来了。
她当时没有还手。
她被打了二十年,忍了二十年。她说不知道最后怎么会动手杀人,那二十七刀是怎么砍下去的,一片空白。“我可能是疯了。”她说的很平静。她在法庭上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护。
村子里七百多人联名请求法院对她免于处罚,死者的母亲就住在紧挨着他们卧室的房间里,八十多岁了,为她求情:“她是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呀。”
我问:“他打过您么?”
老人说:“喝醉了谁也不认,一喝酒,一喝酒就拿刀,成宿地闹。”
小豆用铁棍把丈夫打死了,打在脑袋上,就一棍,他连挡都没挡,大概根本没想到。
她被判死缓,已服刑八年,但她始终不相信他死了。
她有一张尖细的青白色的脸,眼睛微斜,一边说一边神经质地摇着头:“他不会死的。”
我愣住了:“什么?”
她说:“他还没把我杀死。我死了他才能死。我没死他怎么能死呢?所以我不相信他会死的。”
她十五岁时嫁给他,相亲的时候,他瞪着眼睛看着她:“你嫁不嫁?”她从第一眼就害怕他:“一回到家他就好像审你似的。他不允许我跟任何男人说话,和女的说话也不行,我自己的家人都不允许,老担心别人挑唆我不跟他过。他就会对我动手。”
“用什么打?”
“皮带,鞋底子。不听话把你绑起来,拿皮带‘溜’。”
皮带抽在光的皮肤上,噗的一声,她被吊着,扭着身子尽量让他打在背上,尽量不叫,怕别人看见羞耻。他从不打她的脸,打得很冷静,反正夜还长,噗,噗噗。结婚八年,她从来没穿过短袖衣服,不能让别人看见身上的伤,她最怕的不是打,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晚上睡着睡着,脖子一冰,是他把刀子放在她脖子上,就这她的头发往后拉,把整个脖子露出来墨斋小说网qs小shuo,她只能盯着屋顶,叫不出来,不断咽着口水,等着他会不会割下来。“要不就突然给你一瓶子药,喝吧。”
“都不为具体的事情吗?”我问。
“他说你别管为什么,因为你长大了,你死吧。”
她抬起恍惚的眼睛,问我:“我长大了就该死吗?”
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动。摄像机后面有男同事,我犹豫了一下,它还是顶上来了:“在你跟他结婚的这些年里,你们的夫妻生活还是正常的吗?”
“太痛了,我不想说。”
“别问我这个,我心痛。”
十几个人,回答几乎一模一样。
跟我们一起去调查的陈敏是从加拿大回来的医学专家,说她接触的所有以暴制暴的妇女“没有例外,每一个都有性虐待”这种虐待最让人受不了的不是身体的伤害,燕青说:“他侮辱我。”
我不想问细节,只问:“用很卑鄙的方式吗?”
“是。”她双眼通红。
说到这儿,她们哭,但哭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这种无声的哭泣,是多年婚姻生活挫磨的结果,十年以后,即使想要放声大哭,也哭不出来。
“这些女人太笨了,弄一壶开水,趁他睡着,往他脸上一浇,往后准保好。”有人说。
我中学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个小混混,他个子不高,看人的眼光是从底下挑上来的。每天下晚自习的时候,他都在路口等着我,披一件棉军大衣,就在那儿,路灯底下,只要看见一团绿色,我就知道,这个人在那儿。
我只能跟同桌女生说这件事。她姓安,一头短发,说她送我回家。
“你回去。”他从灯下闪出来,对她嬉皮笑脸。
“我要送她回家。”
“回去。”他换了一种声音,像刀片一样。我腿都木了。
“我要送到。”她没看他,拉着我走。
一直送到我家的坡底下,她才转身走。大坡很长,走到头,我还能听到她远远的口哨声,她是吹给我听的。
长大成人后,我还梦到这个人,跟他周旋,趁他坐在屋子里我跑了,还冷静地想,跑不过他,决定躲在大门的梁上,等着他追出去。他跑出来找我,眼看就要从门口冲出去了,但是,脚步忽然放慢了,我看到他站住了,就在我的下方,他的眼光慢慢从底下挑上来。
他马上就要看到我了,我甚至能看到,他嘴角浮现的那一缕笑。
我全身一震,醒了过来。一个没当过弱者的人,不会体会到这种恐惧。
采访的十一个杀夫女犯中,只有一位没有说杀人的原因。我去她娘家。她姐把我拉到一边,迟疑再三,对我说:“你不要问了,她不会说的她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出事那天,他赤条条的去了两个女儿的卧室。”
“什么?”
她姐紧紧地扯着我衣服:“不要,不要出声。”回身只给我看卧室门上,深绿色的荷叶扣像是被撕开了,只剩一个螺丝挂着,悬在门框上。“这是那个人撞坏的,他把我”她没说下去,如果不是这个伤口一样的荷叶扣,和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惨伤羞耻的表情,我很难相信着是现实。
院子里,上百只翠绿的酒瓶子直插在深灰的脏雪里,乌黑的口森森朝上,是这个男人曾存在的证据。
这些女人结婚大都在七十年代,没受过教育,没有技能,没有出外打工的机会,像栽在水泥之中,动弹不得。安华也求助过村书记,村里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树上打一顿,但回家后他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别人不敢再介入。妇联到了五点就下班了,她只能带着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厕所里冻一夜。
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在对家庭暴力的预防或惩戒更为成熟的国家,经验显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之后都不再发生。警方可以对施暴者强制逮捕,紧急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单方申请发出紧急性保护令,禁止施暴者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禁止他们联络、跟踪、骚扰对方,不得接近对方或指定家族成员的住所、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这些政策向施暴者传达的信号是:你的行为是社会不能容忍的。
但直到我们采访时,在中国,一个男人仍然可以打一个女人,用到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的姐妹,殴打她的孩子。他甚至在中人面前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只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善或恶,但是恶得不到控制,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最后一夜“血红的眼睛”睁开,人的脸也许在背后挣扎闪了一下,没有来得及尖叫,就在黑色的漩涡里沉下去了,暴力一瞬间反噬其身。
他们都说:“最后一天,他特别不正常。”
小豆说:“好像那天晚上不把我杀死,他决不罢休。”
“你怎么感觉出来的?”
“因为他看着表呢。”
“这个动作怎么了?”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在等时间。那时候我记得特清楚,四点五十,天快亮了。他说:嗯,快到五点了。他说你说吧,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动手?”
“你那天晚上看他的眼睛了吗?”
“我看了。他的眼睛都发直了,血红血红的,一晚上了。”
她有过一个机会逃掉,拉开门想逃到娘家去,被他用到抵着后背押了回来。她把心一横:“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
他说:“你姐姐、你父母、孩子,我一块儿炸了他。”
“我当时想,我一条命还不够吗?我跟他生活了八年,还不够吗?我就顺手抄起棍子打了他。”就这一下,她都不知道自己使了多大劲儿。打完之后,小豆不知道他死了:“我说怎么出血了呢?我还擦了擦。”
她擦完血,抬头看了看表,对倒在床上的人说;“真到点了,五点了。你睡吧,我上法院跟你离婚。”她就抱着孩子走了,后来,她是在法院门口被抓住的。
“你这么多年来反抗过吗?”我问她。
“没有,从来没有反抗过。这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
燕青拿起的枪是她丈夫的,他在一家煤矿当私人保镖。
他喜欢玩枪,有次子弹没拿好,有几颗掉在地上。他捡起了一颗,上了膛,拿枪口指一指她:“我喊一二三,你捡起来。”她怀孕七八个月了,扶着肚子,半弯着,把沙发底下的子弹一粒一粒捡起来。他端着枪,对着她的背。她说:“我认为他肯定会开枪的,我觉得我马上就会听见枪响。”
他要她生个儿子“他说他的老板没有儿子,我们钱没有他多,我们一定要有个儿子气气他。他明确地跟我说,咱们要生一个女儿就掐死她吧。我说那是畜生干的事儿。”她生了个女儿。第二天“屋里很暗很暗,就一个小红灯泡。他说你给我五分钟的时间。他的神情很古怪”
“什么神情?”
“我说不出来,我就感觉我和孩子都完了。他冲着孩子真去了。我就拽他,我拽他,他把我一下子打一边了。我看他的手冲孩子的脖子去了,我就拿起了枪,我就给了他一枪。”
她说这种情况下,没有第二个选择。
“你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无期。”
“无期的意思就是你的一辈子?”
“为了我孩子,我死我也值。”
小豆的女儿今年十三岁,从她和母亲在法院门口分离之后,母女俩再也没见过。她连去一趟监狱的钱都没有。除了逮捕证上,她妈妈也没有照片,她说想不来她妈什么样子。
我蹲在她面前说:“我见过你妈妈,你长得跟她很像。”
她尖细的小脸微微笑,眼睛略有一点斜,有点害羞又高兴。
外婆拉住孩子的手递给我:“是啊,跟她一模一样。俺这孩子冤啊。手裂得,你看手冻得,这个手冻得都流血。我啥也不要求,我就要求她早点回来,管她孩子,到我死的时候能给我跟前送个灵就行了。中不?我啥也不要求。”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中不?”她们一老一小两只手都放在我手里,摇着。
我蹲在那儿,无法作答。
她的声音越来越颤抖。我突然有点害怕:“您别激动。”
语言未落,就看见她从小板凳上向后一仰。
众人乱作一团,我下意识拦住想抬她的人,在她的外衣内兜里乱翻,摸出一个小瓶,是速效救心丸,塞了五粒在她嘴里。可是她已经完全无法吞咽了,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已经一点生命气息都没有了。
那一刻我跪在冰冷的地上,扶着她僵直的身体,心想她已经死了。
天啊。
五分钟之后,她缓过来,被扶进了屋里。
她的孙女很冷静:“我姥姥经常这样的。”
“发作的时候你怎么办?”
“去找邻居。”十三岁的小女孩说。
死去的男人,失去自由的女人,留下的就是这样的老老少少。寒冬腊月,连一块烧的煤都没有,没有钱买。老人病了就躺在床上熬着,孩子们连院门都不出,不愿意见人。我们能做的,只是去监狱拍摄时,让孩子去见妈妈一面。
找了很久才找到安华的儿子,他十九岁,终日不回家,也不说自己吃睡在什么地方,零下二十多度,没有外套,穿一个袖口脱线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毛衣,坐在台阶上,头发蓬乱,恍恍惚惚。
“你为什么不回家?”我问。
“回家想俺妈,你让俺妈回来吧。”
又是这句话。
我带他们去了探视室。两个孩子看见穿着囚服的妈,老远就哭了,一边走一边像娃娃一样仰着脸喊“妈,妈”
女警过来敲一敲玻璃:“坐下,拿起电话说。”
女儿说:“妈,妈,我们听你话,你早点回来啊。”
“我知道,我知道你哥哥挺内向,什么事也不敢说,不敢做的。”
儿子把头扎在胳膊里,哭得抬不起头,女儿对者电话喊:“妈,他说天天想你,他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俺出去找你去,他说去找你,他说他想你。”
妈妈把手往玻璃上拍:“傻孩子啊,你上哪儿找妈妈啊?我知道妈妈需要你,你也需要妈妈。”
儿子把头磕在玻璃上:“妈,你不要哭了。”
妈说:“不管咱再哭再难,咱要坚持下去,熬下去,听见了没?”
儿子说:“听见了。”
旁边的女警背过身,用警服的袖子擦了一下眼。
每年的三八妇女节,这些女犯中或许有人可以因为平时表现良好而得到减刑,那样有生之年也许能够看着孩子长大,小豆对我说,她热爱这个节日“但是,一年,为什么只有一个三八节呢?”
我想了解这些死去的男人,但是每家的老人都烧毁了跟死者有关的照片。从没人跟孩子们谈起父亲,被母亲杀死的父亲。
我问孩子:“有想过他吗?”
“有。”
“想念什么呢?”
“他笑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微笑的时候,简直就像把世界都给了你的那种感觉。”
她脸上的伤痕,是父亲用三角铁砸的,就在鼻梁和眼睛之间。我找到了小豆丈夫的哥哥,问他有没有弟弟的照片。这个男人叹口气,从门后边拽出一把扫帚,举起来,往中间那根粗房梁上一扫。飘下一张身份证,他拿抹布擦了一下递给我,眼睛一湿:“看吧,八年啦,没舍得扔,也不想看。”
我很意外,这不是张凶恶的脸,这是一个看着甚至有点英俊的男人,笑容可掬。
我问安华的孩子:“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这样总是喝酒,总是打人吗?”
“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人链接他吗?”
“唉,不知道他。”
“你觉得他除了暴力之外,有没有其他能跟别人交流的方式?”
“喝酒。”
他们几乎都是村子里最贫穷的人,几乎都酗酒,喝的时候咒骂赚了钱的人,回家打老婆孩子。有人说:“这些人,只是农村的失败者,城市里没有。”
二〇〇〇年我在湖南卫视时,主持过一个... -->>
我站在安华的家门口。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酒瓶子,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全是她丈夫留下的。
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大瓦房,窗户窄,焊着铁条,光进不来,要适应一会儿,才能看见裂了缝的水泥墙。绿色缎面的被子从出事后就没有动过,团成一团僵在床上。十几年间,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秘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
她从不反抗,直到最后一次。
她刺了他二十七刀。卷宗里说,地上、墙上全是血迹。警察说,死者死的时候还被绳子捆着“浑身是血,血肉模糊。很多杀人案件,都是一刀致命,像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多见”他说死者眼睛挣得很大,脸上都是“难以相信”的表情。
风声让空屋子听上去像在尖叫。
在“东方时空”时,我看过法学会的一份报告,各地监狱女性暴力重犯中,杀死丈夫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人——男人,死了;女人,活着的都是重罪:死缓、死缓、无期、无期、无期
这是我心里几年没放下的事。
做完双城的创伤后,我有一个感觉,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
家庭是人类生活最亲密的部分,为什么会给彼此带来残酷的伤害?这是个很常规的问题。但爱伦堡说过:“石头就在那儿,我不仅要让人看见它,还要让人感觉到它。”
我想感觉到人,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
但安华想不起杀人的瞬间了。“五年了,我也一直在想,但想不起来。”她说,四方脸上都是茫然。
她穿着蓝白相间的囚服,一只眼睛是鱼白色,是出事前几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啤酒流了一脸“瓶子砸在眼睛上爆炸了,一下就扎进去”眼珠子好像要掉下来了。
她当时没有还手。
她被打了二十年,忍了二十年。她说不知道最后怎么会动手杀人,那二十七刀是怎么砍下去的,一片空白。“我可能是疯了。”她说的很平静。她在法庭上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护。
村子里七百多人联名请求法院对她免于处罚,死者的母亲就住在紧挨着他们卧室的房间里,八十多岁了,为她求情:“她是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呀。”
我问:“他打过您么?”
老人说:“喝醉了谁也不认,一喝酒,一喝酒就拿刀,成宿地闹。”
小豆用铁棍把丈夫打死了,打在脑袋上,就一棍,他连挡都没挡,大概根本没想到。
她被判死缓,已服刑八年,但她始终不相信他死了。
她有一张尖细的青白色的脸,眼睛微斜,一边说一边神经质地摇着头:“他不会死的。”
我愣住了:“什么?”
她说:“他还没把我杀死。我死了他才能死。我没死他怎么能死呢?所以我不相信他会死的。”
她十五岁时嫁给他,相亲的时候,他瞪着眼睛看着她:“你嫁不嫁?”她从第一眼就害怕他:“一回到家他就好像审你似的。他不允许我跟任何男人说话,和女的说话也不行,我自己的家人都不允许,老担心别人挑唆我不跟他过。他就会对我动手。”
“用什么打?”
“皮带,鞋底子。不听话把你绑起来,拿皮带‘溜’。”
皮带抽在光的皮肤上,噗的一声,她被吊着,扭着身子尽量让他打在背上,尽量不叫,怕别人看见羞耻。他从不打她的脸,打得很冷静,反正夜还长,噗,噗噗。结婚八年,她从来没穿过短袖衣服,不能让别人看见身上的伤,她最怕的不是打,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晚上睡着睡着,脖子一冰,是他把刀子放在她脖子上,就这她的头发往后拉,把整个脖子露出来墨斋小说网qs小shuo,她只能盯着屋顶,叫不出来,不断咽着口水,等着他会不会割下来。“要不就突然给你一瓶子药,喝吧。”
“都不为具体的事情吗?”我问。
“他说你别管为什么,因为你长大了,你死吧。”
她抬起恍惚的眼睛,问我:“我长大了就该死吗?”
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动。摄像机后面有男同事,我犹豫了一下,它还是顶上来了:“在你跟他结婚的这些年里,你们的夫妻生活还是正常的吗?”
“太痛了,我不想说。”
“别问我这个,我心痛。”
十几个人,回答几乎一模一样。
跟我们一起去调查的陈敏是从加拿大回来的医学专家,说她接触的所有以暴制暴的妇女“没有例外,每一个都有性虐待”这种虐待最让人受不了的不是身体的伤害,燕青说:“他侮辱我。”
我不想问细节,只问:“用很卑鄙的方式吗?”
“是。”她双眼通红。
说到这儿,她们哭,但哭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这种无声的哭泣,是多年婚姻生活挫磨的结果,十年以后,即使想要放声大哭,也哭不出来。
“这些女人太笨了,弄一壶开水,趁他睡着,往他脸上一浇,往后准保好。”有人说。
我中学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个小混混,他个子不高,看人的眼光是从底下挑上来的。每天下晚自习的时候,他都在路口等着我,披一件棉军大衣,就在那儿,路灯底下,只要看见一团绿色,我就知道,这个人在那儿。
我只能跟同桌女生说这件事。她姓安,一头短发,说她送我回家。
“你回去。”他从灯下闪出来,对她嬉皮笑脸。
“我要送她回家。”
“回去。”他换了一种声音,像刀片一样。我腿都木了。
“我要送到。”她没看他,拉着我走。
一直送到我家的坡底下,她才转身走。大坡很长,走到头,我还能听到她远远的口哨声,她是吹给我听的。
长大成人后,我还梦到这个人,跟他周旋,趁他坐在屋子里我跑了,还冷静地想,跑不过他,决定躲在大门的梁上,等着他追出去。他跑出来找我,眼看就要从门口冲出去了,但是,脚步忽然放慢了,我看到他站住了,就在我的下方,他的眼光慢慢从底下挑上来。
他马上就要看到我了,我甚至能看到,他嘴角浮现的那一缕笑。
我全身一震,醒了过来。一个没当过弱者的人,不会体会到这种恐惧。
采访的十一个杀夫女犯中,只有一位没有说杀人的原因。我去她娘家。她姐把我拉到一边,迟疑再三,对我说:“你不要问了,她不会说的她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出事那天,他赤条条的去了两个女儿的卧室。”
“什么?”
她姐紧紧地扯着我衣服:“不要,不要出声。”回身只给我看卧室门上,深绿色的荷叶扣像是被撕开了,只剩一个螺丝挂着,悬在门框上。“这是那个人撞坏的,他把我”她没说下去,如果不是这个伤口一样的荷叶扣,和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惨伤羞耻的表情,我很难相信着是现实。
院子里,上百只翠绿的酒瓶子直插在深灰的脏雪里,乌黑的口森森朝上,是这个男人曾存在的证据。
这些女人结婚大都在七十年代,没受过教育,没有技能,没有出外打工的机会,像栽在水泥之中,动弹不得。安华也求助过村书记,村里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树上打一顿,但回家后他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别人不敢再介入。妇联到了五点就下班了,她只能带着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厕所里冻一夜。
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在对家庭暴力的预防或惩戒更为成熟的国家,经验显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之后都不再发生。警方可以对施暴者强制逮捕,紧急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单方申请发出紧急性保护令,禁止施暴者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禁止他们联络、跟踪、骚扰对方,不得接近对方或指定家族成员的住所、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这些政策向施暴者传达的信号是:你的行为是社会不能容忍的。
但直到我们采访时,在中国,一个男人仍然可以打一个女人,用到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的姐妹,殴打她的孩子。他甚至在中人面前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只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善或恶,但是恶得不到控制,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最后一夜“血红的眼睛”睁开,人的脸也许在背后挣扎闪了一下,没有来得及尖叫,就在黑色的漩涡里沉下去了,暴力一瞬间反噬其身。
他们都说:“最后一天,他特别不正常。”
小豆说:“好像那天晚上不把我杀死,他决不罢休。”
“你怎么感觉出来的?”
“因为他看着表呢。”
“这个动作怎么了?”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在等时间。那时候我记得特清楚,四点五十,天快亮了。他说:嗯,快到五点了。他说你说吧,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动手?”
“你那天晚上看他的眼睛了吗?”
“我看了。他的眼睛都发直了,血红血红的,一晚上了。”
她有过一个机会逃掉,拉开门想逃到娘家去,被他用到抵着后背押了回来。她把心一横:“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
他说:“你姐姐、你父母、孩子,我一块儿炸了他。”
“我当时想,我一条命还不够吗?我跟他生活了八年,还不够吗?我就顺手抄起棍子打了他。”就这一下,她都不知道自己使了多大劲儿。打完之后,小豆不知道他死了:“我说怎么出血了呢?我还擦了擦。”
她擦完血,抬头看了看表,对倒在床上的人说;“真到点了,五点了。你睡吧,我上法院跟你离婚。”她就抱着孩子走了,后来,她是在法院门口被抓住的。
“你这么多年来反抗过吗?”我问她。
“没有,从来没有反抗过。这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
燕青拿起的枪是她丈夫的,他在一家煤矿当私人保镖。
他喜欢玩枪,有次子弹没拿好,有几颗掉在地上。他捡起了一颗,上了膛,拿枪口指一指她:“我喊一二三,你捡起来。”她怀孕七八个月了,扶着肚子,半弯着,把沙发底下的子弹一粒一粒捡起来。他端着枪,对着她的背。她说:“我认为他肯定会开枪的,我觉得我马上就会听见枪响。”
他要她生个儿子“他说他的老板没有儿子,我们钱没有他多,我们一定要有个儿子气气他。他明确地跟我说,咱们要生一个女儿就掐死她吧。我说那是畜生干的事儿。”她生了个女儿。第二天“屋里很暗很暗,就一个小红灯泡。他说你给我五分钟的时间。他的神情很古怪”
“什么神情?”
“我说不出来,我就感觉我和孩子都完了。他冲着孩子真去了。我就拽他,我拽他,他把我一下子打一边了。我看他的手冲孩子的脖子去了,我就拿起了枪,我就给了他一枪。”
她说这种情况下,没有第二个选择。
“你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无期。”
“无期的意思就是你的一辈子?”
“为了我孩子,我死我也值。”
小豆的女儿今年十三岁,从她和母亲在法院门口分离之后,母女俩再也没见过。她连去一趟监狱的钱都没有。除了逮捕证上,她妈妈也没有照片,她说想不来她妈什么样子。
我蹲在她面前说:“我见过你妈妈,你长得跟她很像。”
她尖细的小脸微微笑,眼睛略有一点斜,有点害羞又高兴。
外婆拉住孩子的手递给我:“是啊,跟她一模一样。俺这孩子冤啊。手裂得,你看手冻得,这个手冻得都流血。我啥也不要求,我就要求她早点回来,管她孩子,到我死的时候能给我跟前送个灵就行了。中不?我啥也不要求。”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中不?”她们一老一小两只手都放在我手里,摇着。
我蹲在那儿,无法作答。
她的声音越来越颤抖。我突然有点害怕:“您别激动。”
语言未落,就看见她从小板凳上向后一仰。
众人乱作一团,我下意识拦住想抬她的人,在她的外衣内兜里乱翻,摸出一个小瓶,是速效救心丸,塞了五粒在她嘴里。可是她已经完全无法吞咽了,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已经一点生命气息都没有了。
那一刻我跪在冰冷的地上,扶着她僵直的身体,心想她已经死了。
天啊。
五分钟之后,她缓过来,被扶进了屋里。
她的孙女很冷静:“我姥姥经常这样的。”
“发作的时候你怎么办?”
“去找邻居。”十三岁的小女孩说。
死去的男人,失去自由的女人,留下的就是这样的老老少少。寒冬腊月,连一块烧的煤都没有,没有钱买。老人病了就躺在床上熬着,孩子们连院门都不出,不愿意见人。我们能做的,只是去监狱拍摄时,让孩子去见妈妈一面。
找了很久才找到安华的儿子,他十九岁,终日不回家,也不说自己吃睡在什么地方,零下二十多度,没有外套,穿一个袖口脱线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毛衣,坐在台阶上,头发蓬乱,恍恍惚惚。
“你为什么不回家?”我问。
“回家想俺妈,你让俺妈回来吧。”
又是这句话。
我带他们去了探视室。两个孩子看见穿着囚服的妈,老远就哭了,一边走一边像娃娃一样仰着脸喊“妈,妈”
女警过来敲一敲玻璃:“坐下,拿起电话说。”
女儿说:“妈,妈,我们听你话,你早点回来啊。”
“我知道,我知道你哥哥挺内向,什么事也不敢说,不敢做的。”
儿子把头扎在胳膊里,哭得抬不起头,女儿对者电话喊:“妈,他说天天想你,他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俺出去找你去,他说去找你,他说他想你。”
妈妈把手往玻璃上拍:“傻孩子啊,你上哪儿找妈妈啊?我知道妈妈需要你,你也需要妈妈。”
儿子把头磕在玻璃上:“妈,你不要哭了。”
妈说:“不管咱再哭再难,咱要坚持下去,熬下去,听见了没?”
儿子说:“听见了。”
旁边的女警背过身,用警服的袖子擦了一下眼。
每年的三八妇女节,这些女犯中或许有人可以因为平时表现良好而得到减刑,那样有生之年也许能够看着孩子长大,小豆对我说,她热爱这个节日“但是,一年,为什么只有一个三八节呢?”
我想了解这些死去的男人,但是每家的老人都烧毁了跟死者有关的照片。从没人跟孩子们谈起父亲,被母亲杀死的父亲。
我问孩子:“有想过他吗?”
“有。”
“想念什么呢?”
“他笑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微笑的时候,简直就像把世界都给了你的那种感觉。”
她脸上的伤痕,是父亲用三角铁砸的,就在鼻梁和眼睛之间。我找到了小豆丈夫的哥哥,问他有没有弟弟的照片。这个男人叹口气,从门后边拽出一把扫帚,举起来,往中间那根粗房梁上一扫。飘下一张身份证,他拿抹布擦了一下递给我,眼睛一湿:“看吧,八年啦,没舍得扔,也不想看。”
我很意外,这不是张凶恶的脸,这是一个看着甚至有点英俊的男人,笑容可掬。
我问安华的孩子:“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这样总是喝酒,总是打人吗?”
“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人链接他吗?”
“唉,不知道他。”
“你觉得他除了暴力之外,有没有其他能跟别人交流的方式?”
“喝酒。”
他们几乎都是村子里最贫穷的人,几乎都酗酒,喝的时候咒骂赚了钱的人,回家打老婆孩子。有人说:“这些人,只是农村的失败者,城市里没有。”
二〇〇〇年我在湖南卫视时,主持过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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