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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练习,我的德语基本是聋哑的。不过,我对语法和语义有很好的理解力,因此,几年后,我就能够不太费力地阅读和翻译尼采的著作了。我的英语也是自学的,能够依靠词典看书,有时还看出了英语高手的翻译错误。可是,我越来越发现,我在语言听说方面事实上有些先天不足,学起来比那些一般智力不及我的人吃力得多。承蒙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好意,曾经让我免费学习,但我学了一个多月就半途而废了。我在那里成了一个新闻,人们悄悄议论说,有一个人翻译尼采特棒,却一句德语也听不懂。此后我两次到德国,加起来接近一年,但长进仍不很大,只能应付最简单的会话。我自己分析,原因一是我的智力类型,短于听觉记忆,二是我的性格,拙于交往和言谈。我只好自我解嘲,对自己说:当年王国维从英文翻译了许多书,并且与伯希和、斯坦因等人过从甚密,还不是一句英语也听不懂说不出么?可是,天下舌人车载斗量,王国维却只有一个,无人能够替代。我当然可以发狠下一番功夫,未必没有收效,但实在舍不得我的宝贵光阴。不能自由听说肯定是一个缺憾,然而,在认清了我的能力和兴趣的性质之后,我便宁可容忍这个缺憾了。
乍回到北京,我带着乡下人进城的新鲜感看待一切,任何人的一点才华都使我眼花缭乱,钦佩不已。随着新鲜感消失,我渐渐恢复了客观评价的能力,结果是增添了自信心。在思维敏捷的才子身上,我看出了洋场恶少的影子。从滔滔不绝的论辩中,我听出了单调的说教。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同学,经常当着众人之面慷慨陈词,骂当局几句,实则趋炎附势,常常为了一点儿实际利益讨好他心中鄙夷的人。有一回,我抄起一本书上厕所,因为讨厌这本书的极左调子,便开玩笑说这样的书也就配在厕所里翻翻。该书作者在社科院,这个同学很快把我的戏言报告了他。我当然无须讳言我的观点,但这个同学平时总对我表示亲近,却干出如此不光明的勾当,实在令我吃惊。与人接触时,我经常发现,比我聪明的人多的是,可是,在这些比我聪明的人里面,十之八九都比我肤浅。另一个使我遗憾的事实是,世上有聪明人,也有老实人,但缺少心灵美丽的人。
研究生二年级时,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在太原开会,我们这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感到有趣的不是会上的讨论,而是会下的交游。游览当地名胜,有人提议赋诗,我赋了一首晋祠:“天下庙堂难计数,晋祠别具窈窕风。隋槐斜扶圣母殿,周柏半遮邑姜宫。内有似嗔似怨女,却无呆头呆脑僧。可怜四十二佳丽,千载幽居暗壁中。”周红是一年级新生,她赋了一首游玄中寺:“玄中高筑在云台,风打山门报客来。佛祖已辞东土去,香烟空绕庙堂回。抚碑细索穷通理,寻纸争描绝代才。欲问谁知玄妙意,清风鸟语久萦怀。”这首诗显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远非我所能及。人们评论说,我风流倜傥,她充满禅意。从交谈中知道,她是为了克服情感的痛苦而选择学哲学的,我便唱和一首,揭露禅意背后的困惑:“玄中久已印心台,历尽沧桑佛自来。身是游人闲赏玩,神迷净土苦徘徊。为疗隐痛求哲理,因赋新诗露慧才。回首凝眸过往处,青烟缭绕愁满怀。”返京列车上,一位老师写五言诗述平生不得志,有“呼啸神明知”之句,周红和诗劝慰,有“神明我自知”之句,他们拿给我看,老师说:“怎么样,也写一首吧?”我几分钟交了卷:“白云来复去,此心兀自痴。秋风送北雁,春雨牵愁思。低栖常高唱,白发犹青丝。混沌大世界,神明孰可知?”他们一个悲观,一个用乐观劝悲观,我把他们都否了,来一个超脱,无所谓悲观乐观。老师叹道:“难怪有人说二周了得。”我与周红的接触仅此一回,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是因为最近我意外地翻到了当时抄录的这些诗稿,二十五年过去了,人生中早已湮灭的一幕小小情景又重现眼前,别有一番滋味。在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旧体诗。
我的指导教师贾泽林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比我大十岁,性格开朗,充满活力,待我如兄长一般亲切,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在同学中,当时与我私交最密的是苏国勋和王润生。苏是我的同专业师兄,对我也十分爱护,爱护中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器重。王比我小十岁,也从广西考来,头脑清楚,处事自信沉着,我们的气质和理念都很不同,他信奉功利主义伦理学,我更接近于存在主义,但我们在一起始终坦诚而愉快。
的练习,我的德语基本是聋哑的。不过,我对语法和语义有很好的理解力,因此,几年后,我就能够不太费力地阅读和翻译尼采的著作了。我的英语也是自学的,能够依靠词典看书,有时还看出了英语高手的翻译错误。可是,我越来越发现,我在语言听说方面事实上有些先天不足,学起来比那些一般智力不及我的人吃力得多。承蒙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好意,曾经让我免费学习,但我学了一个多月就半途而废了。我在那里成了一个新闻,人们悄悄议论说,有一个人翻译尼采特棒,却一句德语也听不懂。此后我两次到德国,加起来接近一年,但长进仍不很大,只能应付最简单的会话。我自己分析,原因一是我的智力类型,短于听觉记忆,二是我的性格,拙于交往和言谈。我只好自我解嘲,对自己说:当年王国维从英文翻译了许多书,并且与伯希和、斯坦因等人过从甚密,还不是一句英语也听不懂说不出么?可是,天下舌人车载斗量,王国维却只有一个,无人能够替代。我当然可以发狠下一番功夫,未必没有收效,但实在舍不得我的宝贵光阴。不能自由听说肯定是一个缺憾,然而,在认清了我的能力和兴趣的性质之后,我便宁可容忍这个缺憾了。
乍回到北京,我带着乡下人进城的新鲜感看待一切,任何人的一点才华都使我眼花缭乱,钦佩不已。随着新鲜感消失,我渐渐恢复了客观评价的能力,结果是增添了自信心。在思维敏捷的才子身上,我看出了洋场恶少的影子。从滔滔不绝的论辩中,我听出了单调的说教。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同学,经常当着众人之面慷慨陈词,骂当局几句,实则趋炎附势,常常为了一点儿实际利益讨好他心中鄙夷的人。有一回,我抄起一本书上厕所,因为讨厌这本书的极左调子,便开玩笑说这样的书也就配在厕所里翻翻。该书作者在社科院,这个同学很快把我的戏言报告了他。我当然无须讳言我的观点,但这个同学平时总对我表示亲近,却干出如此不光明的勾当,实在令我吃惊。与人接触时,我经常发现,比我聪明的人多的是,可是,在这些比我聪明的人里面,十之八九都比我肤浅。另一个使我遗憾的事实是,世上有聪明人,也有老实人,但缺少心灵美丽的人。
研究生二年级时,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在太原开会,我们这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感到有趣的不是会上的讨论,而是会下的交游。游览当地名胜,有人提议赋诗,我赋了一首晋祠:“天下庙堂难计数,晋祠别具窈窕风。隋槐斜扶圣母殿,周柏半遮邑姜宫。内有似嗔似怨女,却无呆头呆脑僧。可怜四十二佳丽,千载幽居暗壁中。”周红是一年级新生,她赋了一首游玄中寺:“玄中高筑在云台,风打山门报客来。佛祖已辞东土去,香烟空绕庙堂回。抚碑细索穷通理,寻纸争描绝代才。欲问谁知玄妙意,清风鸟语久萦怀。”这首诗显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远非我所能及。人们评论说,我风流倜傥,她充满禅意。从交谈中知道,她是为了克服情感的痛苦而选择学哲学的,我便唱和一首,揭露禅意背后的困惑:“玄中久已印心台,历尽沧桑佛自来。身是游人闲赏玩,神迷净土苦徘徊。为疗隐痛求哲理,因赋新诗露慧才。回首凝眸过往处,青烟缭绕愁满怀。”返京列车上,一位老师写五言诗述平生不得志,有“呼啸神明知”之句,周红和诗劝慰,有“神明我自知”之句,他们拿给我看,老师说:“怎么样,也写一首吧?”我几分钟交了卷:“白云来复去,此心兀自痴。秋风送北雁,春雨牵愁思。低栖常高唱,白发犹青丝。混沌大世界,神明孰可知?”他们一个悲观,一个用乐观劝悲观,我把他们都否了,来一个超脱,无所谓悲观乐观。老师叹道:“难怪有人说二周了得。”我与周红的接触仅此一回,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是因为最近我意外地翻到了当时抄录的这些诗稿,二十五年过去了,人生中早已湮灭的一幕小小情景又重现眼前,别有一番滋味。在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旧体诗。
我的指导教师贾泽林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比我大十岁,性格开朗,充满活力,待我如兄长一般亲切,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在同学中,当时与我私交最密的是苏国勋和王润生。苏是我的同专业师兄,对我也十分爱护,爱护中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器重。王比我小十岁,也从广西考来,头脑清楚,处事自信沉着,我们的气质和理念都很不同,他信奉功利主义伦理学,我更接近于存在主义,但我们在一起始终坦诚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