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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有本事不让另一个孩子出生，那我肯定就这么做了。但怡苦死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六七个月的身孕。所以我明知他的命运会很不好，也只能让这个孩子出世。不管生下来是男是女，我都要给他起名为淡若——"无动于衷"——一个很好的佛家名字，好像这孩子这辈子永远不与尘世的一切发生关系，连他自己的母亲在内。
孩子出生前我就是这么想的。但随即，淡若来了。胡兰望着他，说，"呵，他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文福乐得咧开了大嘴。我马上想为我的孩子而斗争，保卫他免受这种诅咒。
大家一走，我就仔细打量起淡若熟睡的小脸蛋来。他的头发笔直地竖着，像刚长出的青草。我伸出手掌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发。过了一会，他张开了眼睛，没有全部张开，只稍稍张开了一点。好像不喜欢这世界上的光明似的，他望望我，皱起了眉头，不是文福的那种凶相，而是一种担心的神情。他在我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担心。
所以你瞧，我马上就爱上了淡若，尽管我竭力想不爱他。我心中涌上了一种感情，要保护一个如此信赖你的人，找回一点你自己的天真。
我在医院里待了五天，文福只来看过两次，每次他都说他刚接手新工作，很忙。家国在空军司令部里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训练他搞无线电联络。
当医生告诉我准备出院时，我没等晚上文福来接我，就叫奶妈收拾好东西，去找车。两个钟头后，就到家了。
时间还是下午。胡兰家的门关着。我叫奶妈上楼把淡若放在摇篮里，我自己在楼下问厨师家里有些什么吃的，然后吩咐他准备做晚饭。我刚想上楼，奶妈下来了，悄悄对我说，"呵，太太，楼上有鬼。"
每当佣人告诉你有鬼时，就是说出麻烦事了，她们又不好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叫奶妈进厨房去，然后我就到自己的房间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一眼就看见一个年轻姑娘躺在我的床上，身上穿着我的睡衣，正在打盹！我连忙关上门，站在走廊上，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文福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把女人带到我们家里来！我下楼，敲开了胡兰家的门。
"嗨，瞧你，已经回来了？"她说，"小宝宝在哪儿，睡了？请进，请进。你得见见我老家来的人。"她没提起睡在我房间里的那个女人。
于是我又见到了一个女人。她坐在沙发上，脸和手都很黑，龟裂了，就像烤焦的泥土那样。胡兰把她介绍给我，说这是她的阿姨，名叫杜琴，是从北边来的。乍看上去，她好像已经有九十岁了。但我后来才知道她五十岁还不到。
猜猜这女人是谁？杜阿姨！对了，就是你的杜姨婆！我就是在那时认识她的。
"从你们那儿到这里要多少天哪？"我客气地问。
杜阿姨大笑起来，好像我在开玩笑似的。"不是几天，也不是几个月，——走了七年多了，从热河出发，就是北平再往北。"她的神色既柔和，又悲伤。她拍拍胡兰的手，"哎！正是你叔叔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真是个好男人呀！死得早倒也好，没见咱们的村子都变成个啥样子哟！"
胡兰点点头，杜阿姨又转过头来对我说，"他死的时候，小日本还没从满洲国下来，把什么都管起来——地上该种什么粮，集市上该卖什么价，报上该怎么说，连一只母鸡该生多少蛋也要管——什么都管！你想不出有多糟。当然啰，这种事还没发生，我和我女儿就逃出来了。我只是最近才听说的。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在昆明还有个侄女呢！"她朝胡兰笑了。胡兰给她续了水。
杜姨婆一提起她的女儿，我忽然就想到了那个躺在我床上的姑娘。我放下心来，气也全消了。"您老好运气哪，还来得及逃出来。"我说。
"那是因为我男人一死，我就无依无靠了，"杜阿姨说，"我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干吗还把土地留下来，让小日本抢得一干二净呢？我把所有的钱换了四根小金条。我把这东西全花在路上了，先是乘火车，然后坐轮船，再是坐卡车，最后瞧——用鞋子！"
她着了一双很厚实的黑布鞋，就是传教士常穿的那种。"你真该瞧瞧那路！"她说，"有些地方，造得很快，光靠双手在加宽。另一些地方呢，又在用炸药炸路，免得小日本进来。路上就像城里一样，挤满了人，穷人和富人全一样，全都想离开，从这儿迁到那儿去。"
她说着这些话，我又想起了那个躺在我床上的年轻姑娘，走了那么远的路，她肯定是累了。当然我也有点纳闷，胡兰干吗让她睡在我的床上？干吗不让她睡在自己床上？但我不敢问，问这种问题是不礼貌的。
出于礼貌又聊了一会天后，我找了个借口说，得照看孩子去了。
"那个小宝宝！"胡兰忽然想起来了，她转向杜阿姨，"可像他父亲啦。"
"不那么像。"我说。
"眼睛鼻子都很像，脑袋的样子也很像。"胡兰坚持说。
我就邀请杜阿姨自己去看。上楼的时候，我把孩子的名字告诉了她，还跟她讲了他有多重，他的脖子有多壮实，他刚生下来的时候是怎样把尿撒在医生手上的，这都是奶妈告诉我的。我们俩就这样说笑着，上了楼。我们肯定吵醒了那个睡在我房间里的姑娘。她开了门，露出一张还没睡醒的脸，一见我们，脸登时红了，一副尴尬相。她又关上了门。我就等着杜阿姨说，"呵，这是我女儿。"
但恰恰相反，胡兰问，"这是谁？"杜阿姨也问，"她病了吗，大白天睡这么晚？"
我告诉你，我当时差一点就摔倒在楼梯上！杜阿姨和胡兰看着我，还在等我回答呢。"一个客人。"我说。我当时能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我后来才知道，杜阿姨的女儿参加了越南共产党。杜阿姨对她女儿的选择既没同意，也没反对。她说，"至于说我自己，我已经穿惯了旧衣服，已经改不了啦，接受不了别人的新思想了。"
当天下午，我丈夫一回来，我就问他，楼上的姑娘是谁。我没用愤怒的口气问，我也没骂他趁我生孩子的时候，鬼鬼祟祟把一个女人引到家里来了。我把脸俯向淡若，这样文福就看不见我脸上的表情了。
文福几乎不假思索说，"哦，那个人啊？是我班上一个飞行员的妹妹。因为不能呆在他寝室里，他就问我可不可以让她在这儿呆几天。当然呷，我不好回绝。"
"那她干吗在我们的床上？"我问。
文福回答，"我也不知道，或许她累了。"我马上就听出他在撒谎。要是她真是一个客人，他肯定会暴跳如雷，"哇！在我床上？把她踢出去！"
开头我真是气坏了，他居然在我鼻子底下干起这种肮脏勾当来了。他把我当一个乡下傻女人看待！他居然让他的姘头穿我的睡衣！
但我转念又想，我干吗让他看到我很生气，好像我在和他吵架似的？我干吗在乎他跟她睡觉呢？这样不更好吗？说不定他就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了。
所以，最后我用相当友好的口气说了，"告诉我们的客人，她可以睡到另一个房间的沙发上去。"我说完就背过身去，让他在一旁发愣。
那天晚上，我早早上了楼，关上了房门。文福很晚才上床，我假装睡着了。早上，我还闭着眼睛，他蹑手蹑脚爬起来，进了另一个房间，我假装还在睡。每天早晚，我都如此。我睡得可真好啊！我不用再担心他什么时候会把手伸过来，掰开我的大腿。
就这样，我让一个小老婆进了我们的屋子。当然，我把她介绍给胡兰和家国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我说她是个客人，是一个飞行员的妹妹，跟文福说的一模一样。而那个叫敏的姑娘呢，还真把自己当作一位贵客了！她睡得晚，起得迟，下楼吃好多东西，常常吃两份，没等人家请，她自己又给自己添上了。她没文化，不会看报，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说话粗声大气的，亲热得过了头。
不久，文福对她的态度差起来了，就像对我一样，一点也不尊重。她说话的时候，他不睬她。她举止有点不恰当，他就给她看脸色。所以虽然我从来不有意要这样，但我开始觉得有点对不起她。
我心想，哪种女人会落到这般地步，来给我丈夫当姘头？他既不动人，又不温柔。看看他那只耷拉下来的眼睛和满脸的凶相，哪儿算得上潇洒？他一天到晚发脾气。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过以前在飞行员二班待过罢了，可现在他连这个也不是了。那么他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呢？——连一个糟糕的婚姻都不能！
我认定，把她和他勾搭在一起的，不可能是爱情，而是另外的东西：或许她只是在慢慢消磨她的生命，而不想一下子死去。这儿，她有地方好睡，有东西好吃。一切都无所谓。战争期间，许多人都这样，满怀恐惧，不问原因，绝望地活着。
我和敏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脸蛋漂亮，头脑简单，意志坚强，骨子里又胆小。当然，我们的背景不同，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我比她好不了多少。我们全都梦想着未来，或许是明天，或许是后天。可等它一到，我们又宣称我们的幸福已成了往事——幸福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
所以老实说，我并不讨厌她，或许还有点喜欢上了她，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她很好相处。
尽管她举止粗鲁，甚至有点傻乎乎，可看得出，她倒是非常真诚的。她盛饭总是把自己碗里的饭堆得高高的，把饭菜的味道夸上了天。她羡慕我的戒指和项链，问我是不是纯金做的。她说我的衣服很漂亮——值多少钱哪？她不像有些人，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希望以后给他们一点赞美过的东西作回报。
还有，她从不发牢骚，从不使唤佣人，不像胡兰。哪怕为她做了一点点小事，她都要感谢她们。淡若哭的时候，她就主动去抱他。她用自己满口的北方土话跟他说话。文福不在家的时候，她就跟我讲所有那些正经姑娘不愿谈的事情——旧日的男友啦，舞会啦，上海的夜总会啦，其中有几个她还进去干过活呢。我承认，我喜欢听她说话，我喜欢看她说话时眼珠子滴溜溜转，手舞足蹈的神态，就像演戏似的。
在和我们一起已经住了差不多两星期后，一天她告诉我，"我是个歌手，也会跳舞。总有一天，我要当个电影演员。"
我觉得她简直是在做梦。"那么你给自己起个什么样的艺名呢？"我出于客气而问道。我知道许多演员都有艺名，像胡蝶啦，梁莺啦，都是我崇拜的演员。
"现在还不知道，"她说着，笑了，"但不用我在上海时人家给起的名字。我在大世界干活那会儿，大家都叫我橡皮仙女。大世界，你知道这地方吗？"
我点点头。有一次我和花生偶然听叔叔和他的朋友们在走廊里提起过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有拱廊的娱乐场所，设在法租界里面，是一个专供洋人享乐的地方，对女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下流、危险的地方。叔叔说，里面全是希奇古怪的东西：畸形的男人和漂亮的姑娘一起玩游戏，动物和杂技演员一起在空中翻跟斗。各种各样过时的迷信都变成了表演。有身份的中国人是不去那儿的，叔叔指责这地方使洋人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看法，好像所有的中国人都抽大烟，敬鬼神，所有的姑娘在自己家里都光着上身，一面倒茶，一面唱歌跳舞。现在，我眼前的这个人居然真的在那儿干过活！
敏站起来，走到房间对面，"我的表演很通俗。我出场时戴很重的头饰，披一件古式的长袍，像个仙女，我的胳膊上缀满各种各样的东西。"她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然后一个法国人，我的老板，就出场了。他头戴一顶圆圆的学士帽，穿一身学士装。他的眼睛眨巴着，就像洋人常常模仿中国人的那种样子，难看死了。他的脸上粘了络腮胡子，一直拖到膝盖，像老鼠尾巴似的。"
敏慢慢走到房间另一头，摸着她想象中的胡子。"呵，小妞，"她模仿着老头的口气，"长寿的秘方在哪儿？快说出来吧。不说？那好，我要把它从你口中一点点榨出来。"
敏慢慢脱掉她想象中的长袍，先脱一个袖子再脱另一个。"我光穿紧身衣和超短裙，一直裁到这儿，膝盖以上。我的大腿和胳膊上涂了一层粉，白得像石灰。我穿一双大红拖鞋，戴一副黑手套。"她绞着双手。
这种事光想想就够吓人的。什么样的姑娘敢在洋人面前穿那么短的衣服？
"然后，那法国人就把我拖进一个魔术箱，这箱子是用木头特制的，像监狱里的笼子，有这个房间那么大。大家亲眼看见他把我的头塞进洞里，把手脚一段段切开，丢到箱子角落里。"她指指墙角。
敏坐... -->>
要是我有本事不让另一个孩子出生，那我肯定就这么做了。但怡苦死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六七个月的身孕。所以我明知他的命运会很不好，也只能让这个孩子出世。不管生下来是男是女，我都要给他起名为淡若——"无动于衷"——一个很好的佛家名字，好像这孩子这辈子永远不与尘世的一切发生关系，连他自己的母亲在内。
孩子出生前我就是这么想的。但随即，淡若来了。胡兰望着他，说，"呵，他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文福乐得咧开了大嘴。我马上想为我的孩子而斗争，保卫他免受这种诅咒。
大家一走，我就仔细打量起淡若熟睡的小脸蛋来。他的头发笔直地竖着，像刚长出的青草。我伸出手掌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发。过了一会，他张开了眼睛，没有全部张开，只稍稍张开了一点。好像不喜欢这世界上的光明似的，他望望我，皱起了眉头，不是文福的那种凶相，而是一种担心的神情。他在我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担心。
所以你瞧，我马上就爱上了淡若，尽管我竭力想不爱他。我心中涌上了一种感情，要保护一个如此信赖你的人，找回一点你自己的天真。
我在医院里待了五天，文福只来看过两次，每次他都说他刚接手新工作，很忙。家国在空军司令部里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训练他搞无线电联络。
当医生告诉我准备出院时，我没等晚上文福来接我，就叫奶妈收拾好东西，去找车。两个钟头后，就到家了。
时间还是下午。胡兰家的门关着。我叫奶妈上楼把淡若放在摇篮里，我自己在楼下问厨师家里有些什么吃的，然后吩咐他准备做晚饭。我刚想上楼，奶妈下来了，悄悄对我说，"呵，太太，楼上有鬼。"
每当佣人告诉你有鬼时，就是说出麻烦事了，她们又不好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叫奶妈进厨房去，然后我就到自己的房间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一眼就看见一个年轻姑娘躺在我的床上，身上穿着我的睡衣，正在打盹！我连忙关上门，站在走廊上，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文福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把女人带到我们家里来！我下楼，敲开了胡兰家的门。
"嗨，瞧你，已经回来了？"她说，"小宝宝在哪儿，睡了？请进，请进。你得见见我老家来的人。"她没提起睡在我房间里的那个女人。
于是我又见到了一个女人。她坐在沙发上，脸和手都很黑，龟裂了，就像烤焦的泥土那样。胡兰把她介绍给我，说这是她的阿姨，名叫杜琴，是从北边来的。乍看上去，她好像已经有九十岁了。但我后来才知道她五十岁还不到。
猜猜这女人是谁？杜阿姨！对了，就是你的杜姨婆！我就是在那时认识她的。
"从你们那儿到这里要多少天哪？"我客气地问。
杜阿姨大笑起来，好像我在开玩笑似的。"不是几天，也不是几个月，——走了七年多了，从热河出发，就是北平再往北。"她的神色既柔和，又悲伤。她拍拍胡兰的手，"哎！正是你叔叔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真是个好男人呀！死得早倒也好，没见咱们的村子都变成个啥样子哟！"
胡兰点点头，杜阿姨又转过头来对我说，"他死的时候，小日本还没从满洲国下来，把什么都管起来——地上该种什么粮，集市上该卖什么价，报上该怎么说，连一只母鸡该生多少蛋也要管——什么都管！你想不出有多糟。当然啰，这种事还没发生，我和我女儿就逃出来了。我只是最近才听说的。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在昆明还有个侄女呢！"她朝胡兰笑了。胡兰给她续了水。
杜姨婆一提起她的女儿，我忽然就想到了那个躺在我床上的姑娘。我放下心来，气也全消了。"您老好运气哪，还来得及逃出来。"我说。
"那是因为我男人一死，我就无依无靠了，"杜阿姨说，"我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干吗还把土地留下来，让小日本抢得一干二净呢？我把所有的钱换了四根小金条。我把这东西全花在路上了，先是乘火车，然后坐轮船，再是坐卡车，最后瞧——用鞋子！"
她着了一双很厚实的黑布鞋，就是传教士常穿的那种。"你真该瞧瞧那路！"她说，"有些地方，造得很快，光靠双手在加宽。另一些地方呢，又在用炸药炸路，免得小日本进来。路上就像城里一样，挤满了人，穷人和富人全一样，全都想离开，从这儿迁到那儿去。"
她说着这些话，我又想起了那个躺在我床上的年轻姑娘，走了那么远的路，她肯定是累了。当然我也有点纳闷，胡兰干吗让她睡在我的床上？干吗不让她睡在自己床上？但我不敢问，问这种问题是不礼貌的。
出于礼貌又聊了一会天后，我找了个借口说，得照看孩子去了。
"那个小宝宝！"胡兰忽然想起来了，她转向杜阿姨，"可像他父亲啦。"
"不那么像。"我说。
"眼睛鼻子都很像，脑袋的样子也很像。"胡兰坚持说。
我就邀请杜阿姨自己去看。上楼的时候，我把孩子的名字告诉了她，还跟她讲了他有多重，他的脖子有多壮实，他刚生下来的时候是怎样把尿撒在医生手上的，这都是奶妈告诉我的。我们俩就这样说笑着，上了楼。我们肯定吵醒了那个睡在我房间里的姑娘。她开了门，露出一张还没睡醒的脸，一见我们，脸登时红了，一副尴尬相。她又关上了门。我就等着杜阿姨说，"呵，这是我女儿。"
但恰恰相反，胡兰问，"这是谁？"杜阿姨也问，"她病了吗，大白天睡这么晚？"
我告诉你，我当时差一点就摔倒在楼梯上！杜阿姨和胡兰看着我，还在等我回答呢。"一个客人。"我说。我当时能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我后来才知道，杜阿姨的女儿参加了越南共产党。杜阿姨对她女儿的选择既没同意，也没反对。她说，"至于说我自己，我已经穿惯了旧衣服，已经改不了啦，接受不了别人的新思想了。"
当天下午，我丈夫一回来，我就问他，楼上的姑娘是谁。我没用愤怒的口气问，我也没骂他趁我生孩子的时候，鬼鬼祟祟把一个女人引到家里来了。我把脸俯向淡若，这样文福就看不见我脸上的表情了。
文福几乎不假思索说，"哦，那个人啊？是我班上一个飞行员的妹妹。因为不能呆在他寝室里，他就问我可不可以让她在这儿呆几天。当然呷，我不好回绝。"
"那她干吗在我们的床上？"我问。
文福回答，"我也不知道，或许她累了。"我马上就听出他在撒谎。要是她真是一个客人，他肯定会暴跳如雷，"哇！在我床上？把她踢出去！"
开头我真是气坏了，他居然在我鼻子底下干起这种肮脏勾当来了。他把我当一个乡下傻女人看待！他居然让他的姘头穿我的睡衣！
但我转念又想，我干吗让他看到我很生气，好像我在和他吵架似的？我干吗在乎他跟她睡觉呢？这样不更好吗？说不定他就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了。
所以，最后我用相当友好的口气说了，"告诉我们的客人，她可以睡到另一个房间的沙发上去。"我说完就背过身去，让他在一旁发愣。
那天晚上，我早早上了楼，关上了房门。文福很晚才上床，我假装睡着了。早上，我还闭着眼睛，他蹑手蹑脚爬起来，进了另一个房间，我假装还在睡。每天早晚，我都如此。我睡得可真好啊！我不用再担心他什么时候会把手伸过来，掰开我的大腿。
就这样，我让一个小老婆进了我们的屋子。当然，我把她介绍给胡兰和家国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我说她是个客人，是一个飞行员的妹妹，跟文福说的一模一样。而那个叫敏的姑娘呢，还真把自己当作一位贵客了！她睡得晚，起得迟，下楼吃好多东西，常常吃两份，没等人家请，她自己又给自己添上了。她没文化，不会看报，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说话粗声大气的，亲热得过了头。
不久，文福对她的态度差起来了，就像对我一样，一点也不尊重。她说话的时候，他不睬她。她举止有点不恰当，他就给她看脸色。所以虽然我从来不有意要这样，但我开始觉得有点对不起她。
我心想，哪种女人会落到这般地步，来给我丈夫当姘头？他既不动人，又不温柔。看看他那只耷拉下来的眼睛和满脸的凶相，哪儿算得上潇洒？他一天到晚发脾气。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过以前在飞行员二班待过罢了，可现在他连这个也不是了。那么他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呢？——连一个糟糕的婚姻都不能！
我认定，把她和他勾搭在一起的，不可能是爱情，而是另外的东西：或许她只是在慢慢消磨她的生命，而不想一下子死去。这儿，她有地方好睡，有东西好吃。一切都无所谓。战争期间，许多人都这样，满怀恐惧，不问原因，绝望地活着。
我和敏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脸蛋漂亮，头脑简单，意志坚强，骨子里又胆小。当然，我们的背景不同，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我比她好不了多少。我们全都梦想着未来，或许是明天，或许是后天。可等它一到，我们又宣称我们的幸福已成了往事——幸福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
所以老实说，我并不讨厌她，或许还有点喜欢上了她，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她很好相处。
尽管她举止粗鲁，甚至有点傻乎乎，可看得出，她倒是非常真诚的。她盛饭总是把自己碗里的饭堆得高高的，把饭菜的味道夸上了天。她羡慕我的戒指和项链，问我是不是纯金做的。她说我的衣服很漂亮——值多少钱哪？她不像有些人，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希望以后给他们一点赞美过的东西作回报。
还有，她从不发牢骚，从不使唤佣人，不像胡兰。哪怕为她做了一点点小事，她都要感谢她们。淡若哭的时候，她就主动去抱他。她用自己满口的北方土话跟他说话。文福不在家的时候，她就跟我讲所有那些正经姑娘不愿谈的事情——旧日的男友啦，舞会啦，上海的夜总会啦，其中有几个她还进去干过活呢。我承认，我喜欢听她说话，我喜欢看她说话时眼珠子滴溜溜转，手舞足蹈的神态，就像演戏似的。
在和我们一起已经住了差不多两星期后，一天她告诉我，"我是个歌手，也会跳舞。总有一天，我要当个电影演员。"
我觉得她简直是在做梦。"那么你给自己起个什么样的艺名呢？"我出于客气而问道。我知道许多演员都有艺名，像胡蝶啦，梁莺啦，都是我崇拜的演员。
"现在还不知道，"她说着，笑了，"但不用我在上海时人家给起的名字。我在大世界干活那会儿，大家都叫我橡皮仙女。大世界，你知道这地方吗？"
我点点头。有一次我和花生偶然听叔叔和他的朋友们在走廊里提起过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有拱廊的娱乐场所，设在法租界里面，是一个专供洋人享乐的地方，对女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下流、危险的地方。叔叔说，里面全是希奇古怪的东西：畸形的男人和漂亮的姑娘一起玩游戏，动物和杂技演员一起在空中翻跟斗。各种各样过时的迷信都变成了表演。有身份的中国人是不去那儿的，叔叔指责这地方使洋人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看法，好像所有的中国人都抽大烟，敬鬼神，所有的姑娘在自己家里都光着上身，一面倒茶，一面唱歌跳舞。现在，我眼前的这个人居然真的在那儿干过活！
敏站起来，走到房间对面，"我的表演很通俗。我出场时戴很重的头饰，披一件古式的长袍，像个仙女，我的胳膊上缀满各种各样的东西。"她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然后一个法国人，我的老板，就出场了。他头戴一顶圆圆的学士帽，穿一身学士装。他的眼睛眨巴着，就像洋人常常模仿中国人的那种样子，难看死了。他的脸上粘了络腮胡子，一直拖到膝盖，像老鼠尾巴似的。"
敏慢慢走到房间另一头，摸着她想象中的胡子。"呵，小妞，"她模仿着老头的口气，"长寿的秘方在哪儿？快说出来吧。不说？那好，我要把它从你口中一点点榨出来。"
敏慢慢脱掉她想象中的长袍，先脱一个袖子再脱另一个。"我光穿紧身衣和超短裙，一直裁到这儿，膝盖以上。我的大腿和胳膊上涂了一层粉，白得像石灰。我穿一双大红拖鞋，戴一副黑手套。"她绞着双手。
这种事光想想就够吓人的。什么样的姑娘敢在洋人面前穿那么短的衣服？
"然后，那法国人就把我拖进一个魔术箱，这箱子是用木头特制的，像监狱里的笼子，有这个房间那么大。大家亲眼看见他把我的头塞进洞里，把手脚一段段切开，丢到箱子角落里。"她指指墙角。
敏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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