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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眉毛立刻抬起来了，但不是出于高兴，而是出于恐惧，就像一个被抓获的人。他很快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见他的背驼了。呵，这八年来，他老了这么多！我等他欢迎我们，但他一言不发。他只是盯住文福不放。
"父亲。"我终于喊道。我捅捅淡若的胳膊，他向前走了一步，轻声说，"外公，您好。"
我父亲很快看了看淡若，然后又看看我，然后又看看文福，然后再看看我。他的眉毛又恢复了原状。他脸上露出放心的表情，然后又坐了下去，让他的身体重重地埋在椅子里。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这是你的外孙，已经五岁了。"我父亲用一只手遮住脸，什么也没说。我怕得不敢再说别的话了。但是我心里在想，有人死了吗？另外人到哪儿去了？
但这时那个佣人轻轻地来叫我们了，"过来，过来。你父亲需要休息。"我们一离开房间，她就用一种讨好我的口气大声说起来了，"你们肯定累坏了吧。到这儿来，喝点茶。"她转向淡若，"你怎么样，小家伙？肚子饿了吧，想吃东西了吧？"
我们进了一个大客厅。当年我就是坐在这儿，听老阿婶和新阿婶来请求我父亲同意我和文福的婚事的。只不过现在沙发和窗帘已经退色，墙纸已经剥落，角落里积满了灰尘。佣人想必是看出了我脸上惊讶的神情和文福皱眉的样子。她冲上前去，拍了几下沙发靠垫，把灰尘掸到了空中。"别的事情一大堆，我忙得照料不过来。"她说着笑了笑，顺手用袖子掸去桌子上的灰尘。
"没关系，没关系，"我说，"毕竟，大家都吃够了战乱的苦。情况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佣人看上去很高兴，"是呀，是呀，谁说不是呢？"我们又打量着乱七八糟的房间。
"另外人上哪儿去了？"文福忍不住问道。
"她们怎么样？"我说，"三妈，五妈——她们身体可好？"
"好的，好的，"佣人咧开大嘴笑着说，"身子骨硬朗着哩。不过这会儿她们不在，看朋友去了。"然后她又看看文福，紧张起来。"可我说不准她们上哪儿了，"她很快又解释说，"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不过是个笨老太婆，脑子糊涂了，记不清事了。"然后她又笑起来，希望得到我们的同情。
所以你瞧，我们的回家真是奇怪得很。第一天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能猜想是战争使我父亲变得像他住的屋子那样破败了。直到第二天上午，文福出去看朋友，我才得知我家的新情况，为什么我父亲见到文福的国民党制服会那么害怕。
佣人说的是真话：我们家的房子历经了战争的磨难。但毁了房子的既不是炸弹，也不是子弹，而是我父亲的懦弱无能。我从来不知道我父亲性格的这一面。他这个人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力量控制别人。哪怕在今天说起这件事来，我还是无法相信他的性格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但我相信战乱时期这些事情是会在某些人中发生的。这是三妈说的，她回家后跟我解释了家里发生的事情。她说起这事来还是愤愤不平。
"你瞧，战争开始后，你父亲的工厂就开始败下去了。"她说，"你知道，这是大家都碰到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你无能为力。一样东西撞倒了另一样，接着又引起下一样倒台。家家户户都没钱了，不再买东西了。从前卖高档服装的商店也都关门了，所以他们不再从我们这里进货了。海外的轮船不能进出上海，所以你父亲不能再把他的货运到海外去。
"但我们还有不少钱，所以一开头大家都没怎么担心。坦然后战争一年接着一年打下去。萝卜头开始把越来越多的生意抢走了。"
"萝卜头？"我问。
"萝卜头！"三妈说，"这是我们给日本人起的绰号。因为你看到他们到处在啃咸萝卜——然后扑扑扑扑扑——在身后留下一股臭味！
"不管怎么说，无论什么样的生意他们都要插一手，假装什么安全检查啦，卫生检查啦。哼！谁都知道他们无非是看看有没有油水好捞。大家都晓得，谁要是不肯合作，谁要是提出反对，日本人就有理由把一切都弄走，包括你的性命！当然，人人都很小心，不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但你经常会听到谁谁谁向日本人屈服了，变成汉奸给日本人开店。他们和萝卜头签订了新的爱国条约，结果使大家吃苦头，因为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些汉奸的名字就朝地上吐痰。半夜里，他们偷偷起来，把汉奸家的祖坟给扒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1941年夏天吧，——一个日本军官和几个帮手到我们家来了。佣人一打开门，尖叫了一声，就晕倒了。日本兵说是要和江少炎谈谈。他们进了他的书房。还有些佣人躲在厨房里不敢出来倒茶，所以这事只好我来干了。给日本军官倒茶，当然，要不凉不热的淡茶。
"那军官直夸你父亲的家具，说这件有价值，那件很古雅。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到你父亲这儿来了——好像他看中了他想要的什么职位。他说，'江少炎，我喜欢您的风度，您的明智。您明白怎样把握上海的新形势，怎样帮这个城市恢复秩序。'
"你父亲一句话也没说。他就坐在椅子里，很威风，一动也不动。日本军官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看你父亲的大写字台，那些硬面的大书，墙上挂的名人字画。他暗示他很喜欢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挂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江少炎，'那日本军官说，'我们需要您的明智使别的人也明智起来，态度也好起来。像您这样思想正确的人能很快结束战争。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爱国。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生意人家会吃苦了。一切维持现状。'那军官把手挥到墙上的四张字画上，'就像这些画一样。'他说。
"正说到这儿，你父亲站起来，猛地把手中的茶杯摔向字画！真的，这四幅画都有两百多年历史了，可他就这么一扔把其中的一幅给毁了！
"我真为他的行为感到骄傲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房间里发生的事。我离开的时候，你父亲刚把茶泼到画上，好像在告诉日本人，'我宁可把我的家产全毁了，也不会给你们。'
"第二天，他好像很担心。但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失去房子了。我结婚前，家里很穷，所以我就打算回家过穷日子去。我认命了。
"两天后，临街的墙上挂起了一面旗帜，前门上钉了一块大牌子，说什么这屋子的主人，五风纺织贸易公司的老板江少炎，支持中国的新政府，效忠日本天皇。当地大大小小的报纸也都登了这个消息。报上还说什么江少炎鼓励大家与日本人合作，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开创一个新中国。
"我们的佣人差不多都跑光了。我的儿子一家也都走了。五妈的儿子、媳妇和孙子还留在这儿，但是他们都像鸡那样只管啄地上的东西，也不抬头看看是谁给撒的谷子。不管怎么说，我想问问你父亲干吗这么干。他也不回答。然后我就对他吼了，我还是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打那以后，谁也不搭理谁了。
"过了一星期，工厂全面开工了，他们开始把货运到海外去，报纸上又登了这个新开张的企业成功的消息。
"我又对你父亲吼了——'好呀，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才去当汉奸的！为了这个，我们家的祖坟已经被翻个底朝天了。为了这个我们要下油锅，永世不得翻身了。'你父亲也回骂，想把我打倒在地。他刚举起一只胳膊，就像一只被扭了脖子的鸭子似的，转不过来了。然后他就瘫倒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他中风了。
"过了好几个月，他的手脚才跟以前差不多能活动了，没有留下后遗症。但他还是不能说话——虽然我老是怀疑他是不愿说起他干下的事情。他有半边嘴巴还是能动。但他的脸好像分成了两半，每一半的表情都不一样，一半是他平常的表情，另一半是他失去的，不能再隐瞒起来的表情。
"战争结束的时候——你能够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国民党士兵开进了那些与日本人勾结过的生意人家中。我们家的工厂马上就关了，等待上面作出决定对这个汉奸怎么处理。然后许多人愤怒地跑来投石块。他们把标语和其他脏东西涂在我们屋子里和外面的墙上：'谁拍马屁，谁吃驴粪蛋。'
"不久，国民党进了我们屋子。当然你父亲不会说话，于是我解释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你父亲从心底里恨这些日本人。但是日本人接手他的生意的时候，他已经中风了，他没有力量反抗——我们都知道他本来一定会反抗的。他无能为力，不会说话，他们也看得出来。我还说江少炎已经尽力地斥责了日本人。我给他们看了那幅溅上了茶汁的画。
"国民党说这个借口说不过去，因为大家总认为他是个汉奸。但是他们暂时给他留了一条命，没有给他吃枪子儿，像对付其他汉奸那样。以后再决定怎么给他应有的惩罚。"
"多亏了你这个好人哪！"我对三妈说。
我走进楼上我母亲住过的房间，想起了三妈讲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改变了主意。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贪财？要不只是为了求太平而起了一个错误的念头？
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没用。在局外人看来，是没什么正当理由的。我父亲犯下的过失，是一个大错误。我心里明白，他干下了最坏的事情，为了保命，抛弃名声，成了一个汉奸。
但我转念又想，你怎么能责备一个人的胆小和软弱呢，除非你自己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当我们面临最后关头时，天性中怯懦的部分会让勇气溜走，紧紧抓住求生的希望，你怎么能指望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宁死不屈呢？
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他开脱责任。我从心底里原谅了他。因为当你相信你真的别无选择时，会感到同样的悲哀，因为如果我责备我父亲，那么也就不得不责备我母亲，她也干了同样的事，离弃了我，去寻找她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也得责备我自己，为了同样的目的而作出的所有的选择。
文福听到我父亲干的事后，一开头装出很愤怒的样子。一个与日本人勾结的家伙！一个出卖汉族人的汉奸！好像他自己不是同样坏似的。他不是把飞机掉过头去，怕被日本人击落吗？他不是在其他飞行员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管自己逃命吗？
你真该看看文福的样子，他大骂一声不响地坐在椅子上的我父亲，"我应该亲手把你交给国民党！"
我父亲的右眼惊恐地睁圆了，左眼则没有表情地盯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然后文福又说，"但幸亏你运气，你女儿嫁了我这么个好心肠的人。"
我马上看了文福一眼，立刻就起了疑心。
"你父亲现在需要我的帮助，"他对我说，"你父亲和国民党有麻烦了。我是个国民党的英雄，我可以保护他。"
我想喊出来了，"父亲！别听他胡说！他说的全是谎话。"但我父亲已经抬起头来，用半带感激的笑容望着文福。
当时我父亲的意志已经变得十分懦弱，他相信了文福对他说的话，以为只要让女婿来照管所有金融业务，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告诉你吧，我父亲的钱就是这样弄光的！
我们前脚进我父亲的屋子，文福的母亲、父亲和他们的亲戚后脚就到了。有几个老佣人也回来了，但是文太太又雇了几个新的。三妈和五妈对他们的安排很不高兴，因为现在文福的母亲成了这屋子的总管，她把一切都翻了个个。
她要那个只懂得照料花园的男人拍打地毯，她叫那个只会烧饭的女人去洗衣服，她叫那个倒马桶的女人切菜。她朝今夕改，弄得佣人们不知所措。她大发雷霆，扬言要砍掉她们的脑袋，让她们的尸体喂苍蝇。所以你瞧，或许这个母亲把她的坏脾气传给她儿子了。没过多久，大多数佣人走了。
我觉得文福乱花钱的习惯也是从他母亲那儿学来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贪心的女人。我指的是她不光知道怎样买丝绵和珠宝，而且也知道怎样把拳头捏得紧紧的，一个子儿也不落进别人的口袋。有一次我好像见她拿出一张百元钞票叫一个佣人去买食物。那时，一百元已经不值钱了，大概只相当于现在的几元。那个佣人从市场上回家后，文太太把她买的东西都列了清单："这个多少？你能肯定吗？那个多少？你能肯定吗？"她要那佣人一遍又一遍地算，总共付出多少钱，还剩下多少钱，当她以为少了一角钱时——还不到十分之一美分，又问了她很多问题。那佣人已经在我父亲家里差不多干了四十年，一气之下就走了。
同时，文福和他的父亲在赛马场上输了一大笔钱。文太太每天晚上请人来搓麻将。这些人根本算不上朋友，还有些像是来表演的，他们搓麻将的样子，好像对眼鼻子底下的那一大堆钱的输赢一点也不在乎。
你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钱吗？就是从这幢房子里来的！他们全家都有偷东西的毛病。我们的家成了交易所，人从前门进，家具、地毯、古玩和钟表从后门出。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些东西对我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看到有人扛走了我母亲的梳妆台，就是她在里面放过英国饼干的那张。第二天她坐着梳头的那张凳子也不见了。
有一次我和我父亲看到一个男人从我父亲书房里扛出一张桌子，就是那张又长又宽的法官桌，四条腿是雕花的。这张桌子已经在我父亲家族中传了好几代，起码也有两百年了。我看到我父亲拼命忍住不喊出来，把这张桌子留下。而那张桌子好像也不想走，从门洞里出不去。搬运工翻来覆去就是弄不出去。最后，那个搬桌子的男人告诉文福，他要退钱。我父亲放心地露出了一丝微笑。但随即发生了一场争吵。文福不肯退钱。那男人就说，"你自己看看，那桌子弄不出去。"
"这个问题你自己解决。"文福说。
"没法解决！"那男人嚷道。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后来文福捡起一把椅子，还没等人拦住他，他就把桌子腿砸成两截。"好了，我帮你解决问题了。"他说。你要是看到当时我父亲脸上那种悲哀的表情就好了。
谁也无法阻止文福肆意变卖和挥霍家产，我父亲的几个太太、他的其他几个女儿和女婿，都无能为力。他们全都爱莫能助。只要哪个敢当着他的面说半个不字，他就吼道，"难道要我把你们所有的人和这汉奸一块儿投进监狱去？你们要我这样做吗？"打那以后，没有人再敢吱声。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或许我也不吱声了，但我还是在想对策。我告诉你我干得并不光彩，因为不过是见不得人的小事，使我高兴一下。
一次我偷了一张麻将牌。当文福的母亲和她的朋友坐下来搓麻将的时候，她们马上就发现少了一张牌，打不下去了。我听到文福的母亲喊道，"你肯定吗？再数数看，再搭搭看！"我不得不捂住自己的肚子，免得笑出来。
又有一次，由于文福不肯花钱把所有的破窗户全修一下，我很生气。我告诉他"蚊蝇和虫子要飞进来的"，可他不管。于是有一天我就拿来一个小盒子，进了花园，把它藏在石头下。后来我就进了文福从我父亲那儿要来的房间，我把虫子撒在他的写字台和床垫下。那时我和他的房间已经分开了，晚上我听他拼命在赶这些虫子，一面大喊大叫，用拖鞋拍打着。当然，他还是没有修那些破窗户。
后来，我又想法把我母亲的房间要过来做我自己的房间。文福的母亲刚来的时候，看中了这个房间，我一见她在里面就生气。有一次我听她抱怨，"昨晚太冷了，好像风透过墙壁吹进来了。"我瞅准这机会赶紧说，"哎，我听说这房间里死过一个女人。"我转过头去问三妈，"是真的吗？"
三妈心领神会，马上接口说，"不知是自杀的，还是谋杀的，没人知道，从来没弄清楚过。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不用伯了。"那天晚上，文福的母亲硬要和我换房间。
但即使我母亲的鬼魂也无法阻止文福半夜溜进我的房间里来，身上带着夜总会的气味：雪茄、威士忌和香水。他把我翻过去，掰开我的胳膊和大腿，好像我是一张折叠椅似的。他满足了以后，就爬起来，回到自己房间去。我们两人之间一句话也不讲。
我也爬起来。我房间里总是放着一盆水，就是为这个准备的。我打湿一块粗布当毛巾，然后就洗身体，我一遍又一遍用力地擦着他碰过的地方。洗完后，我就把这盆脏水从窗口泼出去。哗！
边的眉毛立刻抬起来了，但不是出于高兴，而是出于恐惧，就像一个被抓获的人。他很快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见他的背驼了。呵，这八年来，他老了这么多！我等他欢迎我们，但他一言不发。他只是盯住文福不放。
"父亲。"我终于喊道。我捅捅淡若的胳膊，他向前走了一步，轻声说，"外公，您好。"
我父亲很快看了看淡若，然后又看看我，然后又看看文福，然后再看看我。他的眉毛又恢复了原状。他脸上露出放心的表情，然后又坐了下去，让他的身体重重地埋在椅子里。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这是你的外孙，已经五岁了。"我父亲用一只手遮住脸，什么也没说。我怕得不敢再说别的话了。但是我心里在想，有人死了吗？另外人到哪儿去了？
但这时那个佣人轻轻地来叫我们了，"过来，过来。你父亲需要休息。"我们一离开房间，她就用一种讨好我的口气大声说起来了，"你们肯定累坏了吧。到这儿来，喝点茶。"她转向淡若，"你怎么样，小家伙？肚子饿了吧，想吃东西了吧？"
我们进了一个大客厅。当年我就是坐在这儿，听老阿婶和新阿婶来请求我父亲同意我和文福的婚事的。只不过现在沙发和窗帘已经退色，墙纸已经剥落，角落里积满了灰尘。佣人想必是看出了我脸上惊讶的神情和文福皱眉的样子。她冲上前去，拍了几下沙发靠垫，把灰尘掸到了空中。"别的事情一大堆，我忙得照料不过来。"她说着笑了笑，顺手用袖子掸去桌子上的灰尘。
"没关系，没关系，"我说，"毕竟，大家都吃够了战乱的苦。情况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佣人看上去很高兴，"是呀，是呀，谁说不是呢？"我们又打量着乱七八糟的房间。
"另外人上哪儿去了？"文福忍不住问道。
"她们怎么样？"我说，"三妈，五妈——她们身体可好？"
"好的，好的，"佣人咧开大嘴笑着说，"身子骨硬朗着哩。不过这会儿她们不在，看朋友去了。"然后她又看看文福，紧张起来。"可我说不准她们上哪儿了，"她很快又解释说，"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不过是个笨老太婆，脑子糊涂了，记不清事了。"然后她又笑起来，希望得到我们的同情。
所以你瞧，我们的回家真是奇怪得很。第一天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能猜想是战争使我父亲变得像他住的屋子那样破败了。直到第二天上午，文福出去看朋友，我才得知我家的新情况，为什么我父亲见到文福的国民党制服会那么害怕。
佣人说的是真话：我们家的房子历经了战争的磨难。但毁了房子的既不是炸弹，也不是子弹，而是我父亲的懦弱无能。我从来不知道我父亲性格的这一面。他这个人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力量控制别人。哪怕在今天说起这件事来，我还是无法相信他的性格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但我相信战乱时期这些事情是会在某些人中发生的。这是三妈说的，她回家后跟我解释了家里发生的事情。她说起这事来还是愤愤不平。
"你瞧，战争开始后，你父亲的工厂就开始败下去了。"她说，"你知道，这是大家都碰到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你无能为力。一样东西撞倒了另一样，接着又引起下一样倒台。家家户户都没钱了，不再买东西了。从前卖高档服装的商店也都关门了，所以他们不再从我们这里进货了。海外的轮船不能进出上海，所以你父亲不能再把他的货运到海外去。
"但我们还有不少钱，所以一开头大家都没怎么担心。坦然后战争一年接着一年打下去。萝卜头开始把越来越多的生意抢走了。"
"萝卜头？"我问。
"萝卜头！"三妈说，"这是我们给日本人起的绰号。因为你看到他们到处在啃咸萝卜——然后扑扑扑扑扑——在身后留下一股臭味！
"不管怎么说，无论什么样的生意他们都要插一手，假装什么安全检查啦，卫生检查啦。哼！谁都知道他们无非是看看有没有油水好捞。大家都晓得，谁要是不肯合作，谁要是提出反对，日本人就有理由把一切都弄走，包括你的性命！当然，人人都很小心，不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但你经常会听到谁谁谁向日本人屈服了，变成汉奸给日本人开店。他们和萝卜头签订了新的爱国条约，结果使大家吃苦头，因为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些汉奸的名字就朝地上吐痰。半夜里，他们偷偷起来，把汉奸家的祖坟给扒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1941年夏天吧，——一个日本军官和几个帮手到我们家来了。佣人一打开门，尖叫了一声，就晕倒了。日本兵说是要和江少炎谈谈。他们进了他的书房。还有些佣人躲在厨房里不敢出来倒茶，所以这事只好我来干了。给日本军官倒茶，当然，要不凉不热的淡茶。
"那军官直夸你父亲的家具，说这件有价值，那件很古雅。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到你父亲这儿来了——好像他看中了他想要的什么职位。他说，'江少炎，我喜欢您的风度，您的明智。您明白怎样把握上海的新形势，怎样帮这个城市恢复秩序。'
"你父亲一句话也没说。他就坐在椅子里，很威风，一动也不动。日本军官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看你父亲的大写字台，那些硬面的大书，墙上挂的名人字画。他暗示他很喜欢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挂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江少炎，'那日本军官说，'我们需要您的明智使别的人也明智起来，态度也好起来。像您这样思想正确的人能很快结束战争。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爱国。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生意人家会吃苦了。一切维持现状。'那军官把手挥到墙上的四张字画上，'就像这些画一样。'他说。
"正说到这儿，你父亲站起来，猛地把手中的茶杯摔向字画！真的，这四幅画都有两百多年历史了，可他就这么一扔把其中的一幅给毁了！
"我真为他的行为感到骄傲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房间里发生的事。我离开的时候，你父亲刚把茶泼到画上，好像在告诉日本人，'我宁可把我的家产全毁了，也不会给你们。'
"第二天，他好像很担心。但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失去房子了。我结婚前，家里很穷，所以我就打算回家过穷日子去。我认命了。
"两天后，临街的墙上挂起了一面旗帜，前门上钉了一块大牌子，说什么这屋子的主人，五风纺织贸易公司的老板江少炎，支持中国的新政府，效忠日本天皇。当地大大小小的报纸也都登了这个消息。报上还说什么江少炎鼓励大家与日本人合作，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开创一个新中国。
"我们的佣人差不多都跑光了。我的儿子一家也都走了。五妈的儿子、媳妇和孙子还留在这儿，但是他们都像鸡那样只管啄地上的东西，也不抬头看看是谁给撒的谷子。不管怎么说，我想问问你父亲干吗这么干。他也不回答。然后我就对他吼了，我还是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打那以后，谁也不搭理谁了。
"过了一星期，工厂全面开工了，他们开始把货运到海外去，报纸上又登了这个新开张的企业成功的消息。
"我又对你父亲吼了——'好呀，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才去当汉奸的！为了这个，我们家的祖坟已经被翻个底朝天了。为了这个我们要下油锅，永世不得翻身了。'你父亲也回骂，想把我打倒在地。他刚举起一只胳膊，就像一只被扭了脖子的鸭子似的，转不过来了。然后他就瘫倒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他中风了。
"过了好几个月，他的手脚才跟以前差不多能活动了，没有留下后遗症。但他还是不能说话——虽然我老是怀疑他是不愿说起他干下的事情。他有半边嘴巴还是能动。但他的脸好像分成了两半，每一半的表情都不一样，一半是他平常的表情，另一半是他失去的，不能再隐瞒起来的表情。
"战争结束的时候——你能够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国民党士兵开进了那些与日本人勾结过的生意人家中。我们家的工厂马上就关了，等待上面作出决定对这个汉奸怎么处理。然后许多人愤怒地跑来投石块。他们把标语和其他脏东西涂在我们屋子里和外面的墙上：'谁拍马屁，谁吃驴粪蛋。'
"不久，国民党进了我们屋子。当然你父亲不会说话，于是我解释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你父亲从心底里恨这些日本人。但是日本人接手他的生意的时候，他已经中风了，他没有力量反抗——我们都知道他本来一定会反抗的。他无能为力，不会说话，他们也看得出来。我还说江少炎已经尽力地斥责了日本人。我给他们看了那幅溅上了茶汁的画。
"国民党说这个借口说不过去，因为大家总认为他是个汉奸。但是他们暂时给他留了一条命，没有给他吃枪子儿，像对付其他汉奸那样。以后再决定怎么给他应有的惩罚。"
"多亏了你这个好人哪！"我对三妈说。
我走进楼上我母亲住过的房间，想起了三妈讲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改变了主意。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贪财？要不只是为了求太平而起了一个错误的念头？
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没用。在局外人看来，是没什么正当理由的。我父亲犯下的过失，是一个大错误。我心里明白，他干下了最坏的事情，为了保命，抛弃名声，成了一个汉奸。
但我转念又想，你怎么能责备一个人的胆小和软弱呢，除非你自己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当我们面临最后关头时，天性中怯懦的部分会让勇气溜走，紧紧抓住求生的希望，你怎么能指望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宁死不屈呢？
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他开脱责任。我从心底里原谅了他。因为当你相信你真的别无选择时，会感到同样的悲哀，因为如果我责备我父亲，那么也就不得不责备我母亲，她也干了同样的事，离弃了我，去寻找她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也得责备我自己，为了同样的目的而作出的所有的选择。
文福听到我父亲干的事后，一开头装出很愤怒的样子。一个与日本人勾结的家伙！一个出卖汉族人的汉奸！好像他自己不是同样坏似的。他不是把飞机掉过头去，怕被日本人击落吗？他不是在其他飞行员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管自己逃命吗？
你真该看看文福的样子，他大骂一声不响地坐在椅子上的我父亲，"我应该亲手把你交给国民党！"
我父亲的右眼惊恐地睁圆了，左眼则没有表情地盯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然后文福又说，"但幸亏你运气，你女儿嫁了我这么个好心肠的人。"
我马上看了文福一眼，立刻就起了疑心。
"你父亲现在需要我的帮助，"他对我说，"你父亲和国民党有麻烦了。我是个国民党的英雄，我可以保护他。"
我想喊出来了，"父亲！别听他胡说！他说的全是谎话。"但我父亲已经抬起头来，用半带感激的笑容望着文福。
当时我父亲的意志已经变得十分懦弱，他相信了文福对他说的话，以为只要让女婿来照管所有金融业务，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告诉你吧，我父亲的钱就是这样弄光的！
我们前脚进我父亲的屋子，文福的母亲、父亲和他们的亲戚后脚就到了。有几个老佣人也回来了，但是文太太又雇了几个新的。三妈和五妈对他们的安排很不高兴，因为现在文福的母亲成了这屋子的总管，她把一切都翻了个个。
她要那个只懂得照料花园的男人拍打地毯，她叫那个只会烧饭的女人去洗衣服，她叫那个倒马桶的女人切菜。她朝今夕改，弄得佣人们不知所措。她大发雷霆，扬言要砍掉她们的脑袋，让她们的尸体喂苍蝇。所以你瞧，或许这个母亲把她的坏脾气传给她儿子了。没过多久，大多数佣人走了。
我觉得文福乱花钱的习惯也是从他母亲那儿学来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贪心的女人。我指的是她不光知道怎样买丝绵和珠宝，而且也知道怎样把拳头捏得紧紧的，一个子儿也不落进别人的口袋。有一次我好像见她拿出一张百元钞票叫一个佣人去买食物。那时，一百元已经不值钱了，大概只相当于现在的几元。那个佣人从市场上回家后，文太太把她买的东西都列了清单："这个多少？你能肯定吗？那个多少？你能肯定吗？"她要那佣人一遍又一遍地算，总共付出多少钱，还剩下多少钱，当她以为少了一角钱时——还不到十分之一美分，又问了她很多问题。那佣人已经在我父亲家里差不多干了四十年，一气之下就走了。
同时，文福和他的父亲在赛马场上输了一大笔钱。文太太每天晚上请人来搓麻将。这些人根本算不上朋友，还有些像是来表演的，他们搓麻将的样子，好像对眼鼻子底下的那一大堆钱的输赢一点也不在乎。
你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钱吗？就是从这幢房子里来的！他们全家都有偷东西的毛病。我们的家成了交易所，人从前门进，家具、地毯、古玩和钟表从后门出。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些东西对我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看到有人扛走了我母亲的梳妆台，就是她在里面放过英国饼干的那张。第二天她坐着梳头的那张凳子也不见了。
有一次我和我父亲看到一个男人从我父亲书房里扛出一张桌子，就是那张又长又宽的法官桌，四条腿是雕花的。这张桌子已经在我父亲家族中传了好几代，起码也有两百年了。我看到我父亲拼命忍住不喊出来，把这张桌子留下。而那张桌子好像也不想走，从门洞里出不去。搬运工翻来覆去就是弄不出去。最后，那个搬桌子的男人告诉文福，他要退钱。我父亲放心地露出了一丝微笑。但随即发生了一场争吵。文福不肯退钱。那男人就说，"你自己看看，那桌子弄不出去。"
"这个问题你自己解决。"文福说。
"没法解决！"那男人嚷道。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后来文福捡起一把椅子，还没等人拦住他，他就把桌子腿砸成两截。"好了，我帮你解决问题了。"他说。你要是看到当时我父亲脸上那种悲哀的表情就好了。
谁也无法阻止文福肆意变卖和挥霍家产，我父亲的几个太太、他的其他几个女儿和女婿，都无能为力。他们全都爱莫能助。只要哪个敢当着他的面说半个不字，他就吼道，"难道要我把你们所有的人和这汉奸一块儿投进监狱去？你们要我这样做吗？"打那以后，没有人再敢吱声。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或许我也不吱声了，但我还是在想对策。我告诉你我干得并不光彩，因为不过是见不得人的小事，使我高兴一下。
一次我偷了一张麻将牌。当文福的母亲和她的朋友坐下来搓麻将的时候，她们马上就发现少了一张牌，打不下去了。我听到文福的母亲喊道，"你肯定吗？再数数看，再搭搭看！"我不得不捂住自己的肚子，免得笑出来。
又有一次，由于文福不肯花钱把所有的破窗户全修一下，我很生气。我告诉他"蚊蝇和虫子要飞进来的"，可他不管。于是有一天我就拿来一个小盒子，进了花园，把它藏在石头下。后来我就进了文福从我父亲那儿要来的房间，我把虫子撒在他的写字台和床垫下。那时我和他的房间已经分开了，晚上我听他拼命在赶这些虫子，一面大喊大叫，用拖鞋拍打着。当然，他还是没有修那些破窗户。
后来，我又想法把我母亲的房间要过来做我自己的房间。文福的母亲刚来的时候，看中了这个房间，我一见她在里面就生气。有一次我听她抱怨，"昨晚太冷了，好像风透过墙壁吹进来了。"我瞅准这机会赶紧说，"哎，我听说这房间里死过一个女人。"我转过头去问三妈，"是真的吗？"
三妈心领神会，马上接口说，"不知是自杀的，还是谋杀的，没人知道，从来没弄清楚过。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不用伯了。"那天晚上，文福的母亲硬要和我换房间。
但即使我母亲的鬼魂也无法阻止文福半夜溜进我的房间里来，身上带着夜总会的气味：雪茄、威士忌和香水。他把我翻过去，掰开我的胳膊和大腿，好像我是一张折叠椅似的。他满足了以后，就爬起来，回到自己房间去。我们两人之间一句话也不讲。
我也爬起来。我房间里总是放着一盆水，就是为这个准备的。我打湿一块粗布当毛巾，然后就洗身体，我一遍又一遍用力地擦着他碰过的地方。洗完后，我就把这盆脏水从窗口泼出去。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