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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是东张西望，很为这个富丽堂皇环境惊羡。
我们的房间在十八楼。待我们全家都挤进电梯间时，连最爱讲话的姑婆都安静下来了。直等电梯到十八楼，门又启开时，她又开始讲话了。这让我感觉到，姑婆他们似还从未乘过这样长时间的电梯。
我与父亲的两间房间相邻，内部陈设也是相同：一样的地毯、窗帘和床罩，两张单人床之间是一张装有遥控板的茶几。浴室里砌着大理石墙面和地面。小冰箱里有海因坎啤酒、可口可乐和七喜，还有小瓶装的红牌威士忌和卡地朗姆，小包装的mm’s巧克力，蜜汁腰果和卡特伯雷巧克力排。我不禁又一次呼出：“这是共产党中国吗？”
这时父亲踱到我房里来，说：“姑婆他们认为我们该在这里多逗留几天，”他耸耸肩“他们认为在这里团聚最合适，可以有更多时间谈天，而且少很多麻烦。”
“那吃饭怎么办？”我问。好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我的第一个纯粹中国式的宴会：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鸡、北京烤鸭
父亲则拿起一本房间服务小册子，翻到菜单这一页上，点点它们，说：“喏，他们就想吃这个。”
我一看：汉堡包、法式油煎饼、苹果攀和冰激凌。
趁着姑婆他们在兜商场时，我抓紧时间淋了个热水浴。旅馆供应小包装的洗发香波。打开后，我发现它们的香味太浓，我认为，大约中国人喜欢这样。我在头发上抹了少许。
站在淋浴池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似是自管自地度日，奇怪的是，我一点不觉得轻松，却感到孤独凄凉。我想到母亲所说的，如何要令我的基因复苏成中国人，对此，我仍然无法理解。
母亲刚去世后，我觉得自己对许多事都一无所知，这令我更加悲痛不已。
现在，我常要问自己：母亲从前常做的肉九，怎么会有如此松软的质地？我那些在上海去世的舅舅们，他们叫什么名字？这些年来，母亲那两个女儿，是怎么过来的？她是如何牵挂她们？她的梦想是什么？甚至她对我发怒时，她还在想念那两个女儿吗？她是否希望，我是她们？她是否烦恼，因为我是我，并不是她们？
三
在半夜迷糊中，听到有人轻敲玻璃窗，那是父亲，他一边用手指轻弹着玻璃窗，一边怔怔地望着窗外漆黑的一片，在跟小姑婆轻声闲聊。我边上躺着莉莉，地上床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我听见父亲在跟姑婆叙说，那年他如何离开了老家，考上燕京大学，然后又去重庆一个报社混了个差使，就在那里，他结识了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寡妇。然后他们又双双逃回上海母亲老家，岂料老家的房子已给炸光了，他们只好再流落到广东，经那儿去香港，再从海防启程来到旧金山。
“素云从没向我提过，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设法寻找她的女儿们，”他轻声对姑婆说“自然，我也无法与她商量了。我想，多年来，这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她为遗弃她们而一直自责自怨。”
“她是在哪儿扔下她们的？她们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姑婆问。
“是日本人打进桂林时。”我爸说。
“日本人打进过桂林？”姑婆说“从没听说过日本人打进过桂林。”
“有这么回事。那阵我正在重庆报馆做事。国民党支配我们，哪些消息该报导，哪些不该报导。当素云抱着孩子徒步出逃时，那对双胞胎还不满一岁。”
“哎！她怎么可以丢弃这对双胞胎呢？”姑婆深深叹了口气“在我们家，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
“她们叫什么名字？”她问，我也在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我要记住她们的名字的拼写。
“她们随自己父亲姓王，分别叫春雨和春花。”父亲说。
“这名字有什么含义吗？”我问。
“呵，”父亲一边继续在玻璃窗上划着，一边用英语对我解释着：“因为她们都生在春天，当然，春天的雨总要比花先到。看，你母亲具有诗人的气质。”
我点点头，姑婆也在点头，但她的头往下一点就再也不抬起来了——她睡着了。
“那妈的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素云——夙愿，长久持着某种希望的意思。一个相当文气的名字，不像那些花呀芳呀的”爸的眼睛又湿润了。
“那我的名字，精美，又是什么意思呢？”
“精美，不只是好，还是纯粹的好，好里加好。”
我想，长期来，妈妈一定对我很失望。
“可是，她为什么要把那对双胞胎扔在大路上？”
“我也一直为此困惑不解，直到后来，读了你两个上海姐姐的来信后，我才明白，你妈根本一点不必为此责备自己，她是无辜的。我把这话，也对琳达姨她们说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妈逃出桂林后——”父亲开始说。
“不，请用汉语说吧，真的，我能听懂。”我插嘴打断他。
他依旧站在窗边，望着沉沉的夜色，开始用汉语说了。
四
逃出桂林后，你母亲徒步走了几天，本来想能搭上一辆车，搭尽可能多的路，她要去重庆找她的丈夫。
她把钱财和珠宝都缝在衣服里面，缝得密密麻麻的，她想一路上可以以此付车资。这些珠宝，都是你外婆给她的。
但直到第三天，她也没能搭上车。路上满是逃难的人群，人人都恳求着司机想要搭车，这些司机怕纠缠不清，根本连车都不停就驶过去了。因此你妈根本乘不上车，而且同时，她又开始厨痢疾了。
她双肩背着两个婴儿，双手提着两只皮箱，手上给磨起了血泡，后来血泡也破了，皮开肉绽的。她只得丢下一只箱子，又丢下一只，随身只带着维持生命的吃食和几件替换衣服。后来，她连干粮也扔了，她只有那对女儿。她一边走着，一边用歌声哄着她们，直到自己晕倒在路边。
她知道自己已支持不住了，她想她再也走不动了，而后边，日本人正在追上来。
她把孩子从围巾套上解下来。让她们坐在路边，她自己则躺在她们身边。
“带走我的孩子吧，请把她们带走吧！”当一辆载着三个年轻人的车驶过时，她向他们恳求着，但他们只是木然地瞟了她一眼就走过去了。
“把我的孩子带走吧，她们会和我一起死在路边的。”她苦苦地向路人哀求着。
大路上过路人渐渐稀少了，她撕开自己的衣服里子，把珠宝和钱财堆在两个孩子的襁褓里，再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她自己父母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她和前夫的结婚照。在每张照片后面，她都写上孩子的名字和下列几句：“请用留下的钱财和珠宝照顾好这两个孩子，待和平时，把孩子带到上海惠昌路九号李家，不胜感谢，定再重谢。李素云王福顿首。”
随后她摸了下孩子们的脸颊，骗她们说，她将去为她们找些吃食来，就这么一路哭着走了。她唯一的希望是，女儿会被某个好心人收养下来，对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活下去，她已不存任何希望了。
她再也不记得，她是如何离开女儿们，她走着走着，终于跌倒在地，待她醒来，已置身一辆大卡车上，四周都是呻吟着的病人。她开始还以为自己是在阴曹地府，直到一个美国修女俯身安慰她，她才明白自己得救了，可是，她再也来不及回去搭救自己的孩子了。
待她抵达重庆，才知道丈夫已于两周前去世了。她当即发疯般地痴笑起来；她觉得自己那么傻，吃了那么多苦，走了那么远的路，结果，落得个空空然！
我是在一所医院里与你母亲相遇的。她躺在帆布床上，几乎不能动弹。她的痢疾令她虚弱到极点。我进医院，是因为一块弹片削去了我的脚趾。当时，她已神智不清，一个劲自言自语着：
“看我这件衣服。”她说。确实，她穿着一件与战争年代很不相称的绸衣服，这件衣服已相当脏了，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看我的脸，”说着，她又侧过那瘦削肮脏的脸，但那双眼睛依旧明亮如星“你看得见，我脸上还有希望吗？”
“我想，我已一无所有了，除了这两样：衣服和希望，”她继续自语着“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将失却的是什么，是希望还是衣服？”
后来才知道，是一个老农妇收养了她们。后来待这两姐妹长大了，那老农妇便对她们说了实情。“我怎能忍心丢下你们呢？”
这对农人夫妇梅清和梅函，就住在桂林附近的山洞里，那一带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山洞，很多人直至战争结束了，还住在山洞里。梅家夫妇每隔一阵，就出洞去大路上拾捡过路人遗下的食物，而有时也带回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一次，是画得极其精致的一套瓷碗，还有一次，是两条崭新的羊毛毯，连他们自己都承认：罪过呀！但那是战争呀！这其中一次，他们就带回来那一对双胞胎。
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相信这对双胞胎表示一种双喜临门的吉祥之兆。
当晚，当他们发现孩子身上竟有那么多的戒指和手镯之类首饰时，他们更确信自己的猜测。从照片后面他们又发现这一对孩子来自一个体面的家庭。但他俩都不识字，直到好几个月后，才托到人给他们把照片后的字念了一遍。从此，老夫妇十分疼爱这一对双胞胎，如同他们自己的亲生儿女。
1952年，老妇的丈夫去世了。这对双胞胎已经八岁了。老妇人觉得，该给她们找到那个真正的家了。
她从来不提报酬的事。她说她爱这两个孩子，因此她只希望她们能重新获得她们的那份权利：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房子、更好的教育。她唯一希望的是，那女孩子的上海家人，会挽留她做孩子们的保姆，她确信他们会挽留她的。
当然，她找到的原法租界惠昌路九号，已面目全非了，那上面已建了一家工厂，工人们没有一个知道原先住在这里的人家的下落，那一带的房子全部毁于战火。
事实上早在1945年，我和你妈已经到这里惠昌路九号来过，希望能找到你外婆家和两个双胞胎的下落。
我和你妈是1947年离开中国的。我们曾回过一次桂林，又去了长沙、昆明一路上，她每每看到与双胞胎差不多岁的女孩子，总要多打量几眼。最后我们来到美国，我想甚至在船上，她还妄想能找到她们，但待我们一到美国，她就再也不提她们了，我以为她已经死心了。
可自从中国和美国通邮，她就往上海和桂林发信，打听孩子们的下落。我可一点不知道，那还是琳达姨跟我说的。但那时，好多路名都改了，许多熟人死的死了，搬的搬了，人们说她这无疑是大海捞针。
但你母亲依旧不放弃她的努力，直到最后，我觉得她是下了决心，亲自去中国找她们。她曾经跟我说过：“坎宁，我们该趁着还不太老之前回去一次，再过几年，我们就要走不动了！”我就跟她说，已经太迟了，我们走不动了！
当时我还只以为她想回中国旅行一次。我不知道她还想去找她两个女儿。因此我说的“太迟了”一定对她打击很大，她会以为，她的两个女儿一定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想，这种担心和忧虑，是令她死亡的直接原因。
可能后来是你妈的亡灵在冥冥之中，帮助她在上海的一个同学，偶然地碰上你两个双胞胎姐姐。那天她正在南京路第一百货商店买鞋子。那女同学说，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她看见一对双胞胎妇女，隐约之间，竟令她想起你的母亲。
她连忙追上她们，唤着她们的名字。起先这两个妇女还呆了一下，因为她们已改了名字了。但你母亲的同学还是一口咬定：“你们就是王春雨和王春花吧？”刹时，她俩都显得十分激动，因为她们都记得那写在照片后的名字，她们不曾想到，照片上那对新婚燕尔的青年夫妇，已变成阴曹地府的鬼魂，但他们还在寻觅着自己的孩子。
五
一夜没睡好，在机场上，我已精疲力竭。姑婆直到清晨三点才跟我回房睡的，而且打着响响的鼾。我睁眼躺着，想着妈妈的故事，一夜未眠。我其实十分不了解妈妈，可现在刚刚了解她，却又永远失却她了。
在机场上，我们互相挥手告别。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与人告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我知道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姑婆对我笑着招手告别，她真老，颤巍巍的。我一手拉着姑婆，一手拉着莉莉，我有一种感觉，似是从一个葬礼走向另一个。在我手中，紧抓着两张飞往上海的机票，两小时后，我们将抵达上海。
飞机起飞了，我闭上双眼寻思着，该怎样用我的蹩脚的汉语向她们讲述母亲。
千言万语，该从哪里开始？
“醒一醒，我们已经到了。”蒙眬中，父亲推醒了我。我只觉得喉咙发紧，胸中一阵剧跳。窗外一片灰色，我们已降落在跑道上。
我们下了飞机，踩着柏油路面向机场大楼走去，此时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母亲能活到今天同时我又觉得十分不安，我不知道等在前面的将是什么，我只是机械地往前移着步于。
“她到了！”人群中有人高声叫着。然后我看见一个小个子的短头发女子，她的手紧紧接着嘴上，她正在哭。
我知道她不是我妈妈，但那脸庞，却是妈妈的。我清楚记得五岁那年，我曾走失过一次，当时，她确信我已经死了。可当我又回到她跟前时，她显出的就是这样的表情。
现在我又看见妈妈了，两个妈妈，向我挥着手，手里高举着我的照片，那是我临行时寄给她们的。我一走进大门，我们就不由自主地抱成一团，一切疑惑和期待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紧紧的拥抱。
“妈妈！妈妈！”我们低声呼唤着，似妈妈就在我们中间。
姐姐们打量着我欣慰地说：“我们的妹妹长大了。”我再一次端详着她们，她们脸上，我没找到母亲常有的那种表情，但她们对我，总有一种无法描绘的亲切和骨肉之情。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
我们姐仁团团站着，互相拉着手，互相嘻嘻地笑着，又互相擦着眼泪。“咔嚓”一声，闪光灯一亮，父亲给我们抢了个镜头。
我们紧张地注视着那张还呈一片灰绿的快照，渐渐地，我们三人的形象开始清晰了。我们一声不吭地盯着那逐渐明亮的画面，我们都很像妈妈：一样的眉目，一样的嘴唇，我们看见妈妈了，正惊喜地注视着她的梦幻成真
人，则是东张西望，很为这个富丽堂皇环境惊羡。
我们的房间在十八楼。待我们全家都挤进电梯间时，连最爱讲话的姑婆都安静下来了。直等电梯到十八楼，门又启开时，她又开始讲话了。这让我感觉到，姑婆他们似还从未乘过这样长时间的电梯。
我与父亲的两间房间相邻，内部陈设也是相同：一样的地毯、窗帘和床罩，两张单人床之间是一张装有遥控板的茶几。浴室里砌着大理石墙面和地面。小冰箱里有海因坎啤酒、可口可乐和七喜，还有小瓶装的红牌威士忌和卡地朗姆，小包装的mm’s巧克力，蜜汁腰果和卡特伯雷巧克力排。我不禁又一次呼出：“这是共产党中国吗？”
这时父亲踱到我房里来，说：“姑婆他们认为我们该在这里多逗留几天，”他耸耸肩“他们认为在这里团聚最合适，可以有更多时间谈天，而且少很多麻烦。”
“那吃饭怎么办？”我问。好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我的第一个纯粹中国式的宴会：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鸡、北京烤鸭
父亲则拿起一本房间服务小册子，翻到菜单这一页上，点点它们，说：“喏，他们就想吃这个。”
我一看：汉堡包、法式油煎饼、苹果攀和冰激凌。
趁着姑婆他们在兜商场时，我抓紧时间淋了个热水浴。旅馆供应小包装的洗发香波。打开后，我发现它们的香味太浓，我认为，大约中国人喜欢这样。我在头发上抹了少许。
站在淋浴池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似是自管自地度日，奇怪的是，我一点不觉得轻松，却感到孤独凄凉。我想到母亲所说的，如何要令我的基因复苏成中国人，对此，我仍然无法理解。
母亲刚去世后，我觉得自己对许多事都一无所知，这令我更加悲痛不已。
现在，我常要问自己：母亲从前常做的肉九，怎么会有如此松软的质地？我那些在上海去世的舅舅们，他们叫什么名字？这些年来，母亲那两个女儿，是怎么过来的？她是如何牵挂她们？她的梦想是什么？甚至她对我发怒时，她还在想念那两个女儿吗？她是否希望，我是她们？她是否烦恼，因为我是我，并不是她们？
三
在半夜迷糊中，听到有人轻敲玻璃窗，那是父亲，他一边用手指轻弹着玻璃窗，一边怔怔地望着窗外漆黑的一片，在跟小姑婆轻声闲聊。我边上躺着莉莉，地上床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我听见父亲在跟姑婆叙说，那年他如何离开了老家，考上燕京大学，然后又去重庆一个报社混了个差使，就在那里，他结识了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寡妇。然后他们又双双逃回上海母亲老家，岂料老家的房子已给炸光了，他们只好再流落到广东，经那儿去香港，再从海防启程来到旧金山。
“素云从没向我提过，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设法寻找她的女儿们，”他轻声对姑婆说“自然，我也无法与她商量了。我想，多年来，这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她为遗弃她们而一直自责自怨。”
“她是在哪儿扔下她们的？她们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姑婆问。
“是日本人打进桂林时。”我爸说。
“日本人打进过桂林？”姑婆说“从没听说过日本人打进过桂林。”
“有这么回事。那阵我正在重庆报馆做事。国民党支配我们，哪些消息该报导，哪些不该报导。当素云抱着孩子徒步出逃时，那对双胞胎还不满一岁。”
“哎！她怎么可以丢弃这对双胞胎呢？”姑婆深深叹了口气“在我们家，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
“她们叫什么名字？”她问，我也在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我要记住她们的名字的拼写。
“她们随自己父亲姓王，分别叫春雨和春花。”父亲说。
“这名字有什么含义吗？”我问。
“呵，”父亲一边继续在玻璃窗上划着，一边用英语对我解释着：“因为她们都生在春天，当然，春天的雨总要比花先到。看，你母亲具有诗人的气质。”
我点点头，姑婆也在点头，但她的头往下一点就再也不抬起来了——她睡着了。
“那妈的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素云——夙愿，长久持着某种希望的意思。一个相当文气的名字，不像那些花呀芳呀的”爸的眼睛又湿润了。
“那我的名字，精美，又是什么意思呢？”
“精美，不只是好，还是纯粹的好，好里加好。”
我想，长期来，妈妈一定对我很失望。
“可是，她为什么要把那对双胞胎扔在大路上？”
“我也一直为此困惑不解，直到后来，读了你两个上海姐姐的来信后，我才明白，你妈根本一点不必为此责备自己，她是无辜的。我把这话，也对琳达姨她们说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妈逃出桂林后——”父亲开始说。
“不，请用汉语说吧，真的，我能听懂。”我插嘴打断他。
他依旧站在窗边，望着沉沉的夜色，开始用汉语说了。
四
逃出桂林后，你母亲徒步走了几天，本来想能搭上一辆车，搭尽可能多的路，她要去重庆找她的丈夫。
她把钱财和珠宝都缝在衣服里面，缝得密密麻麻的，她想一路上可以以此付车资。这些珠宝，都是你外婆给她的。
但直到第三天，她也没能搭上车。路上满是逃难的人群，人人都恳求着司机想要搭车，这些司机怕纠缠不清，根本连车都不停就驶过去了。因此你妈根本乘不上车，而且同时，她又开始厨痢疾了。
她双肩背着两个婴儿，双手提着两只皮箱，手上给磨起了血泡，后来血泡也破了，皮开肉绽的。她只得丢下一只箱子，又丢下一只，随身只带着维持生命的吃食和几件替换衣服。后来，她连干粮也扔了，她只有那对女儿。她一边走着，一边用歌声哄着她们，直到自己晕倒在路边。
她知道自己已支持不住了，她想她再也走不动了，而后边，日本人正在追上来。
她把孩子从围巾套上解下来。让她们坐在路边，她自己则躺在她们身边。
“带走我的孩子吧，请把她们带走吧！”当一辆载着三个年轻人的车驶过时，她向他们恳求着，但他们只是木然地瞟了她一眼就走过去了。
“把我的孩子带走吧，她们会和我一起死在路边的。”她苦苦地向路人哀求着。
大路上过路人渐渐稀少了，她撕开自己的衣服里子，把珠宝和钱财堆在两个孩子的襁褓里，再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她自己父母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她和前夫的结婚照。在每张照片后面，她都写上孩子的名字和下列几句：“请用留下的钱财和珠宝照顾好这两个孩子，待和平时，把孩子带到上海惠昌路九号李家，不胜感谢，定再重谢。李素云王福顿首。”
随后她摸了下孩子们的脸颊，骗她们说，她将去为她们找些吃食来，就这么一路哭着走了。她唯一的希望是，女儿会被某个好心人收养下来，对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活下去，她已不存任何希望了。
她再也不记得，她是如何离开女儿们，她走着走着，终于跌倒在地，待她醒来，已置身一辆大卡车上，四周都是呻吟着的病人。她开始还以为自己是在阴曹地府，直到一个美国修女俯身安慰她，她才明白自己得救了，可是，她再也来不及回去搭救自己的孩子了。
待她抵达重庆，才知道丈夫已于两周前去世了。她当即发疯般地痴笑起来；她觉得自己那么傻，吃了那么多苦，走了那么远的路，结果，落得个空空然！
我是在一所医院里与你母亲相遇的。她躺在帆布床上，几乎不能动弹。她的痢疾令她虚弱到极点。我进医院，是因为一块弹片削去了我的脚趾。当时，她已神智不清，一个劲自言自语着：
“看我这件衣服。”她说。确实，她穿着一件与战争年代很不相称的绸衣服，这件衣服已相当脏了，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看我的脸，”说着，她又侧过那瘦削肮脏的脸，但那双眼睛依旧明亮如星“你看得见，我脸上还有希望吗？”
“我想，我已一无所有了，除了这两样：衣服和希望，”她继续自语着“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将失却的是什么，是希望还是衣服？”
后来才知道，是一个老农妇收养了她们。后来待这两姐妹长大了，那老农妇便对她们说了实情。“我怎能忍心丢下你们呢？”
这对农人夫妇梅清和梅函，就住在桂林附近的山洞里，那一带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山洞，很多人直至战争结束了，还住在山洞里。梅家夫妇每隔一阵，就出洞去大路上拾捡过路人遗下的食物，而有时也带回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一次，是画得极其精致的一套瓷碗，还有一次，是两条崭新的羊毛毯，连他们自己都承认：罪过呀！但那是战争呀！这其中一次，他们就带回来那一对双胞胎。
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相信这对双胞胎表示一种双喜临门的吉祥之兆。
当晚，当他们发现孩子身上竟有那么多的戒指和手镯之类首饰时，他们更确信自己的猜测。从照片后面他们又发现这一对孩子来自一个体面的家庭。但他俩都不识字，直到好几个月后，才托到人给他们把照片后的字念了一遍。从此，老夫妇十分疼爱这一对双胞胎，如同他们自己的亲生儿女。
1952年，老妇的丈夫去世了。这对双胞胎已经八岁了。老妇人觉得，该给她们找到那个真正的家了。
她从来不提报酬的事。她说她爱这两个孩子，因此她只希望她们能重新获得她们的那份权利：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房子、更好的教育。她唯一希望的是，那女孩子的上海家人，会挽留她做孩子们的保姆，她确信他们会挽留她的。
当然，她找到的原法租界惠昌路九号，已面目全非了，那上面已建了一家工厂，工人们没有一个知道原先住在这里的人家的下落，那一带的房子全部毁于战火。
事实上早在1945年，我和你妈已经到这里惠昌路九号来过，希望能找到你外婆家和两个双胞胎的下落。
我和你妈是1947年离开中国的。我们曾回过一次桂林，又去了长沙、昆明一路上，她每每看到与双胞胎差不多岁的女孩子，总要多打量几眼。最后我们来到美国，我想甚至在船上，她还妄想能找到她们，但待我们一到美国，她就再也不提她们了，我以为她已经死心了。
可自从中国和美国通邮，她就往上海和桂林发信，打听孩子们的下落。我可一点不知道，那还是琳达姨跟我说的。但那时，好多路名都改了，许多熟人死的死了，搬的搬了，人们说她这无疑是大海捞针。
但你母亲依旧不放弃她的努力，直到最后，我觉得她是下了决心，亲自去中国找她们。她曾经跟我说过：“坎宁，我们该趁着还不太老之前回去一次，再过几年，我们就要走不动了！”我就跟她说，已经太迟了，我们走不动了！
当时我还只以为她想回中国旅行一次。我不知道她还想去找她两个女儿。因此我说的“太迟了”一定对她打击很大，她会以为，她的两个女儿一定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想，这种担心和忧虑，是令她死亡的直接原因。
可能后来是你妈的亡灵在冥冥之中，帮助她在上海的一个同学，偶然地碰上你两个双胞胎姐姐。那天她正在南京路第一百货商店买鞋子。那女同学说，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她看见一对双胞胎妇女，隐约之间，竟令她想起你的母亲。
她连忙追上她们，唤着她们的名字。起先这两个妇女还呆了一下，因为她们已改了名字了。但你母亲的同学还是一口咬定：“你们就是王春雨和王春花吧？”刹时，她俩都显得十分激动，因为她们都记得那写在照片后的名字，她们不曾想到，照片上那对新婚燕尔的青年夫妇，已变成阴曹地府的鬼魂，但他们还在寻觅着自己的孩子。
五
一夜没睡好，在机场上，我已精疲力竭。姑婆直到清晨三点才跟我回房睡的，而且打着响响的鼾。我睁眼躺着，想着妈妈的故事，一夜未眠。我其实十分不了解妈妈，可现在刚刚了解她，却又永远失却她了。
在机场上，我们互相挥手告别。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与人告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我知道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姑婆对我笑着招手告别，她真老，颤巍巍的。我一手拉着姑婆，一手拉着莉莉，我有一种感觉，似是从一个葬礼走向另一个。在我手中，紧抓着两张飞往上海的机票，两小时后，我们将抵达上海。
飞机起飞了，我闭上双眼寻思着，该怎样用我的蹩脚的汉语向她们讲述母亲。
千言万语，该从哪里开始？
“醒一醒，我们已经到了。”蒙眬中，父亲推醒了我。我只觉得喉咙发紧，胸中一阵剧跳。窗外一片灰色，我们已降落在跑道上。
我们下了飞机，踩着柏油路面向机场大楼走去，此时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母亲能活到今天同时我又觉得十分不安，我不知道等在前面的将是什么，我只是机械地往前移着步于。
“她到了！”人群中有人高声叫着。然后我看见一个小个子的短头发女子，她的手紧紧接着嘴上，她正在哭。
我知道她不是我妈妈，但那脸庞，却是妈妈的。我清楚记得五岁那年，我曾走失过一次，当时，她确信我已经死了。可当我又回到她跟前时，她显出的就是这样的表情。
现在我又看见妈妈了，两个妈妈，向我挥着手，手里高举着我的照片，那是我临行时寄给她们的。我一走进大门，我们就不由自主地抱成一团，一切疑惑和期待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紧紧的拥抱。
“妈妈！妈妈！”我们低声呼唤着，似妈妈就在我们中间。
姐姐们打量着我欣慰地说：“我们的妹妹长大了。”我再一次端详着她们，她们脸上，我没找到母亲常有的那种表情，但她们对我，总有一种无法描绘的亲切和骨肉之情。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
我们姐仁团团站着，互相拉着手，互相嘻嘻地笑着，又互相擦着眼泪。“咔嚓”一声，闪光灯一亮，父亲给我们抢了个镜头。
我们紧张地注视着那张还呈一片灰绿的快照，渐渐地，我们三人的形象开始清晰了。我们一声不吭地盯着那逐渐明亮的画面，我们都很像妈妈：一样的眉目，一样的嘴唇，我们看见妈妈了，正惊喜地注视着她的梦幻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