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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厕大战后的第二天，金贵得到了一个绰号，叫做“金左手”这不是一个什么光荣的称号，因为大粪的颜色就是金子的颜色嘛，而金贵就是在粪坑边上成名的。有什么光荣可言呢，他依然是陶陶的手下败将，而且他依然是一个乡巴佬。金左手只是让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了，泡中新来了一个金贵，而金贵是一个闷头闷脑的憨东西、死心眼、乡巴佬和左撇子，一个让人好笑，而自己却一点不懂什么叫好笑的人。
他用左手提“美少女”用左手拿筷子，用左手握球拍，还试图用左手写字反正，他的一切举止都和大家是左着的。左着的，你可能不明白，在我们的方言里，左的就是别扭的。有一次英语课听写单词，宋小豆一边踱步，一边咕哝着声音。走到金贵跟前停了停，金贵赶紧抬起头来，乱蓬蓬的头发下，满眼都是惶恐。没事，宋小豆做了一个手势，而且她还笑了笑，说，金贵和国际接轨了，——克林顿也是用左手签字啊。
全班自然大笑，金贵拿左手的手背揩了汗，也跟着傻乎乎地笑。他的同桌问他，知道笑什么？他说，波，波晓得。
金贵是从大巴山来的。哦，你不晓得大巴山，是吧？我也只是晓得而已，没有去过。对我们这座城市的人来说，每个人从小就听说过大巴山，听得耳朵里边都要长出黄土了。大巴山的巴就是乡巴佬的巴，大巴山千百次从父母、邻居、老师的嘴里传出来，大巴山就不是山了，大巴山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说法：还有比大巴山更远的山么，还有比大巴山更穷的山么，还有比大巴山人更乡巴佬的么。而金贵就是大巴山来的人。他来到这里，是因为他的哥哥死了。
这一切都是我们后来才晓得的，他的哥哥比他早三年下山、进城、打工。他生前做过的最后职业是清洁工，清洗玻璃幕墙的清洁工。这个工作要了他的命，当时他的身子正停留在33层的高楼外边，捆住他腰杆的绳子突然断了。金贵的哥哥从33层高的地方飘落下来，他飘落的时候一定就跟纸一样轻盈的。因为物理老师坚持说，物体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中，速度都是一样的，一团棉花，一坨铁，一个人，或者一张纸都是一模一样的。唉，我但愿金贵的哥哥飘落到地上时，他没有痛苦，也没有血流出来，他仅仅是死了。
保洁公司的老板，当然是一个屁大屁不大的老板，他提出只要王家不告到法庭去，他可以把金贵接进城来读书、生活、工作。金贵的父亲点了头，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再做清洁工了。
我们问过金贵，你从小就是左撇子吗？金贵说，我波是左撇子，我波晓得啥子是左撇子。我割草、砍柴，拿牛鞭子都是左手是顺手。
金贵的话很少，当然，反正也很少有人来找他说话。他是一个憨头憨脑的的憨子。
陶陶在公厕大战之后，就成了另外一个憨子。当然他不是真憨，他的憨是沉默寡言的憨，是河流被冰封了，天晓得下边在折腾什么的憨。他除了和阿利还能说几句话以外，对谁都不理不搭了，上课是径直而来，下课是径直而去。他和伊娃的关系也彻底断了，真的是断得彻底，两个人打照面，不是扭头不见，而是视而不见，就像她是一棵树、一把椅子，或者一张缺了腿的课桌。有一回课间休息，我亲眼看见伊娃泪眼汪汪地揪住陶陶的领口，她说，我就算是一张缺了腿的课桌，它也能挡挡你的道啊，或者把你撞一撞啊。我现在算什么，空气，风，还是水？你从我身子里穿了过去，又不留下任何痕迹是不是？
伊娃的声音不大，实际上她的声音总是很小的，小得刚好能够让全教室里的人听清楚。果然，大家开始窃窃私语，并且用目光又把他们两人绑在了一块。我的脑子总是要比别人少根弦，我没有听出伊娃的弦外之音，只是佩服她真不愧才女的称号。我就对朱朱说，人家当怨妇也当得那么有文采，发牢骚也跟他妈做诗似的。朱朱听了，皱着两条细眉毛沉思了一小会，很认真地问我，她妈妈真是一个诗人吗？我愣了愣才回过神来，哇哇大笑，在她的脸上狠狠拧了一下，我说，你这个假眉假眼的家伙，也学着搞笑了。但朱朱没有笑，好象还在沉思或者期待着什么呢。她说过她喜欢我骂她、拧她，但愿她不是故意说傻话来讨打。谁会认为朱朱是个神经病的女孩呢，她是那么漂亮，招人心疼，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怯生生的。
后来我才发现，朱朱恐怕是又装了一回胡涂了。因为包京生给我们提了个问题，伊娃干吗要骂陶陶从她身子里穿过去？我觉得包京生真是蠢到了头，我说骂架就跟打架一样，拣到什么就使什么，石头、刀子、妈的x，哪个还去多想为什么？但是包京生却挤了挤一只眼睛，很坏地笑起来，他说，别看你留板寸、穿皮靴，像个嬉皮士，可你还没长醒啊，你还是个没见过天的青屁股。他朝朱朱撇撇嘴，他说，你说对不对，小美人？
朱朱没吭声。我看看她，她的脸都红了。我不晓得干什么她的小脸要假眉假眼地红，不就顶多是一句粗话嘛。况且陶陶对这句话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啊。
那天，陶陶把伊娃的手从自家的领口上扳下来，再把她轻轻一推，她就一屁股跌在了座位上。伊娃就咿咿呀呀地哭起来，她是想用哭声来把陶陶圈住，可陶陶丢下她已经走了，哪管她在哭什么。
这一次伊娃哭得细声细气，但又哭得意外的长，绵绵的雨水一样，不能让人惊心动魄，却把人搞得心烦意乱，永无宁日似的。就连上课的时候，她也在抽抽啼啼，没完没了。好在伊娃的哭声掌握得很有分寸，刚好在不干扰教学的范围内。泡中老师的涵养也真的是不一般，他们听见了也就跟没有听见一样。在泡中当老师，蒋副校长曾在广播里说过，第一是要涵养好，第二是要涵养好，第三还是要涵养好，我们泡中的老师，就是涵养最过得硬。这番话，蒋副校长在每年的教师节时都要重复好多遍。既表扬了老师，也讨好了学生。而宋小豆说过一句更为精彩的话，涵养不好早见鬼了。
这还是陶陶转述给我的，宋小豆骂他，骂着骂着，就先后用双语叹息了这么一句。宋小豆说出来的那个鬼是西方人的鬼，不是我们的鬼，叫个什么蛋，也许是傻蛋或者鸟蛋吧？陶陶也没有搞清楚。陶陶现在再不会给我说什么了，他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了。陶陶大概想和所有人都把关系了断了，他站在那儿，坐在那儿，就像没鼻没眼、没心没肺，就像一团气。
但是伊娃是不依不饶的，这个瘸腿女孩的想法总是非凡的。她把她的想法、她的秘密，都记录在了她的小女子大印象里，不过她再也不会由谁朗读给我们听了。她除了哭泣，就是埋着头，一个劲地写啊写啊。她的脸色是煞白的，脸颊薄得像一把刀子，鼻尖上的弯勾和鱼钩一样尖锐。我们都想晓得她写了些什么，任主任的侄儿说，愤怒出诗人，伊娃的愤怒肯定更让她妙语连珠吧。但是她不让任何人碰她的小女子大印象，她走到哪儿都拿双手把本子抱在胸前，和电影里日本、韩国的女孩子一样，活脱脱成了个假眉假眼的淑女了。不过，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这全都是他妈的假像啊。不然，伊娃如何是伊娃呢？
有一天阿利告诉我，他亲眼看见，伊娃在十三根泡桐树揪住陶陶，扇了他一个耳光。
我并没有吃惊。我只是问阿利，陶陶也没还手吗？
阿利软软地吐口气，他说，陶陶没还手。陶陶连什么话都没有说，就骑着自行车走了。
可怜的阿利，在公厕大战之后他也连带着给废了，就像挨了一顿黑打的家伙就是他本人。
公厕大战其实是好事者们瞎叫起来的，哪有什么大战呢？谁都没有挨黑打。如果按麦麦德的说法，一盘棋才刚刚落子，就已经成了残局了。没有谁遭到黑打，也没有谁为此受到警方、校方的惩罚。这种事对泡中来说，说到底，也没什么好说的。只不过它发生在高二？一班，我、陶陶、金贵，还有包京生、朱朱凑巧算是它的当事人，所以它才对我们几个少而又少的人产生了一丁点儿的影响吧。我还是我，我和陶陶的事情早在这场所谓的大战之前就结束了，我从来没有好好地了解过他。当然，他可能也从没有了解过我吧？管它呢。我失去的仅仅是那把猎刀，十八岁生日的礼物。那天我从粪池边直起身子的时候，猎刀就已经不在我的手里了。也许谁把它拣回去了，也许谁把它一脚踢进粪池了，这和我已经没有了关系了。反正，我手里已经没有这把刀子了。
有一回麦麦德单刀匹马去劫持一支富商的骆驼队，在格斗中他把刀丢了。把刀丢了，他还在和他们拼命搏杀，他们吓坏了，说，这个人真要命，这个人连刀都不要了！他们就发一声喊，跑了个精光。噢，也许，一个人到了不要命的时候，就连刀都不要了，就把自己也变成了一把刀了？这个情节我记得最熟，因为我至今也没有弄懂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劳神费时地想过，该怎么处置剩下的那把刀子，就是那把镶嵌有红宝石、绿宝石的土耳其弯刀。最初我想将它扔进烂肠子一样的南河去，由它... -->>
公厕大战后的第二天，金贵得到了一个绰号，叫做“金左手”这不是一个什么光荣的称号，因为大粪的颜色就是金子的颜色嘛，而金贵就是在粪坑边上成名的。有什么光荣可言呢，他依然是陶陶的手下败将，而且他依然是一个乡巴佬。金左手只是让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了，泡中新来了一个金贵，而金贵是一个闷头闷脑的憨东西、死心眼、乡巴佬和左撇子，一个让人好笑，而自己却一点不懂什么叫好笑的人。
他用左手提“美少女”用左手拿筷子，用左手握球拍，还试图用左手写字反正，他的一切举止都和大家是左着的。左着的，你可能不明白，在我们的方言里，左的就是别扭的。有一次英语课听写单词，宋小豆一边踱步，一边咕哝着声音。走到金贵跟前停了停，金贵赶紧抬起头来，乱蓬蓬的头发下，满眼都是惶恐。没事，宋小豆做了一个手势，而且她还笑了笑，说，金贵和国际接轨了，——克林顿也是用左手签字啊。
全班自然大笑，金贵拿左手的手背揩了汗，也跟着傻乎乎地笑。他的同桌问他，知道笑什么？他说，波，波晓得。
金贵是从大巴山来的。哦，你不晓得大巴山，是吧？我也只是晓得而已，没有去过。对我们这座城市的人来说，每个人从小就听说过大巴山，听得耳朵里边都要长出黄土了。大巴山的巴就是乡巴佬的巴，大巴山千百次从父母、邻居、老师的嘴里传出来，大巴山就不是山了，大巴山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说法：还有比大巴山更远的山么，还有比大巴山更穷的山么，还有比大巴山人更乡巴佬的么。而金贵就是大巴山来的人。他来到这里，是因为他的哥哥死了。
这一切都是我们后来才晓得的，他的哥哥比他早三年下山、进城、打工。他生前做过的最后职业是清洁工，清洗玻璃幕墙的清洁工。这个工作要了他的命，当时他的身子正停留在33层的高楼外边，捆住他腰杆的绳子突然断了。金贵的哥哥从33层高的地方飘落下来，他飘落的时候一定就跟纸一样轻盈的。因为物理老师坚持说，物体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中，速度都是一样的，一团棉花，一坨铁，一个人，或者一张纸都是一模一样的。唉，我但愿金贵的哥哥飘落到地上时，他没有痛苦，也没有血流出来，他仅仅是死了。
保洁公司的老板，当然是一个屁大屁不大的老板，他提出只要王家不告到法庭去，他可以把金贵接进城来读书、生活、工作。金贵的父亲点了头，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再做清洁工了。
我们问过金贵，你从小就是左撇子吗？金贵说，我波是左撇子，我波晓得啥子是左撇子。我割草、砍柴，拿牛鞭子都是左手是顺手。
金贵的话很少，当然，反正也很少有人来找他说话。他是一个憨头憨脑的的憨子。
陶陶在公厕大战之后，就成了另外一个憨子。当然他不是真憨，他的憨是沉默寡言的憨，是河流被冰封了，天晓得下边在折腾什么的憨。他除了和阿利还能说几句话以外，对谁都不理不搭了，上课是径直而来，下课是径直而去。他和伊娃的关系也彻底断了，真的是断得彻底，两个人打照面，不是扭头不见，而是视而不见，就像她是一棵树、一把椅子，或者一张缺了腿的课桌。有一回课间休息，我亲眼看见伊娃泪眼汪汪地揪住陶陶的领口，她说，我就算是一张缺了腿的课桌，它也能挡挡你的道啊，或者把你撞一撞啊。我现在算什么，空气，风，还是水？你从我身子里穿了过去，又不留下任何痕迹是不是？
伊娃的声音不大，实际上她的声音总是很小的，小得刚好能够让全教室里的人听清楚。果然，大家开始窃窃私语，并且用目光又把他们两人绑在了一块。我的脑子总是要比别人少根弦，我没有听出伊娃的弦外之音，只是佩服她真不愧才女的称号。我就对朱朱说，人家当怨妇也当得那么有文采，发牢骚也跟他妈做诗似的。朱朱听了，皱着两条细眉毛沉思了一小会，很认真地问我，她妈妈真是一个诗人吗？我愣了愣才回过神来，哇哇大笑，在她的脸上狠狠拧了一下，我说，你这个假眉假眼的家伙，也学着搞笑了。但朱朱没有笑，好象还在沉思或者期待着什么呢。她说过她喜欢我骂她、拧她，但愿她不是故意说傻话来讨打。谁会认为朱朱是个神经病的女孩呢，她是那么漂亮，招人心疼，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怯生生的。
后来我才发现，朱朱恐怕是又装了一回胡涂了。因为包京生给我们提了个问题，伊娃干吗要骂陶陶从她身子里穿过去？我觉得包京生真是蠢到了头，我说骂架就跟打架一样，拣到什么就使什么，石头、刀子、妈的x，哪个还去多想为什么？但是包京生却挤了挤一只眼睛，很坏地笑起来，他说，别看你留板寸、穿皮靴，像个嬉皮士，可你还没长醒啊，你还是个没见过天的青屁股。他朝朱朱撇撇嘴，他说，你说对不对，小美人？
朱朱没吭声。我看看她，她的脸都红了。我不晓得干什么她的小脸要假眉假眼地红，不就顶多是一句粗话嘛。况且陶陶对这句话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啊。
那天，陶陶把伊娃的手从自家的领口上扳下来，再把她轻轻一推，她就一屁股跌在了座位上。伊娃就咿咿呀呀地哭起来，她是想用哭声来把陶陶圈住，可陶陶丢下她已经走了，哪管她在哭什么。
这一次伊娃哭得细声细气，但又哭得意外的长，绵绵的雨水一样，不能让人惊心动魄，却把人搞得心烦意乱，永无宁日似的。就连上课的时候，她也在抽抽啼啼，没完没了。好在伊娃的哭声掌握得很有分寸，刚好在不干扰教学的范围内。泡中老师的涵养也真的是不一般，他们听见了也就跟没有听见一样。在泡中当老师，蒋副校长曾在广播里说过，第一是要涵养好，第二是要涵养好，第三还是要涵养好，我们泡中的老师，就是涵养最过得硬。这番话，蒋副校长在每年的教师节时都要重复好多遍。既表扬了老师，也讨好了学生。而宋小豆说过一句更为精彩的话，涵养不好早见鬼了。
这还是陶陶转述给我的，宋小豆骂他，骂着骂着，就先后用双语叹息了这么一句。宋小豆说出来的那个鬼是西方人的鬼，不是我们的鬼，叫个什么蛋，也许是傻蛋或者鸟蛋吧？陶陶也没有搞清楚。陶陶现在再不会给我说什么了，他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了。陶陶大概想和所有人都把关系了断了，他站在那儿，坐在那儿，就像没鼻没眼、没心没肺，就像一团气。
但是伊娃是不依不饶的，这个瘸腿女孩的想法总是非凡的。她把她的想法、她的秘密，都记录在了她的小女子大印象里，不过她再也不会由谁朗读给我们听了。她除了哭泣，就是埋着头，一个劲地写啊写啊。她的脸色是煞白的，脸颊薄得像一把刀子，鼻尖上的弯勾和鱼钩一样尖锐。我们都想晓得她写了些什么，任主任的侄儿说，愤怒出诗人，伊娃的愤怒肯定更让她妙语连珠吧。但是她不让任何人碰她的小女子大印象，她走到哪儿都拿双手把本子抱在胸前，和电影里日本、韩国的女孩子一样，活脱脱成了个假眉假眼的淑女了。不过，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这全都是他妈的假像啊。不然，伊娃如何是伊娃呢？
有一天阿利告诉我，他亲眼看见，伊娃在十三根泡桐树揪住陶陶，扇了他一个耳光。
我并没有吃惊。我只是问阿利，陶陶也没还手吗？
阿利软软地吐口气，他说，陶陶没还手。陶陶连什么话都没有说，就骑着自行车走了。
可怜的阿利，在公厕大战之后他也连带着给废了，就像挨了一顿黑打的家伙就是他本人。
公厕大战其实是好事者们瞎叫起来的，哪有什么大战呢？谁都没有挨黑打。如果按麦麦德的说法，一盘棋才刚刚落子，就已经成了残局了。没有谁遭到黑打，也没有谁为此受到警方、校方的惩罚。这种事对泡中来说，说到底，也没什么好说的。只不过它发生在高二？一班，我、陶陶、金贵，还有包京生、朱朱凑巧算是它的当事人，所以它才对我们几个少而又少的人产生了一丁点儿的影响吧。我还是我，我和陶陶的事情早在这场所谓的大战之前就结束了，我从来没有好好地了解过他。当然，他可能也从没有了解过我吧？管它呢。我失去的仅仅是那把猎刀，十八岁生日的礼物。那天我从粪池边直起身子的时候，猎刀就已经不在我的手里了。也许谁把它拣回去了，也许谁把它一脚踢进粪池了，这和我已经没有了关系了。反正，我手里已经没有这把刀子了。
有一回麦麦德单刀匹马去劫持一支富商的骆驼队，在格斗中他把刀丢了。把刀丢了，他还在和他们拼命搏杀，他们吓坏了，说，这个人真要命，这个人连刀都不要了！他们就发一声喊，跑了个精光。噢，也许，一个人到了不要命的时候，就连刀都不要了，就把自己也变成了一把刀了？这个情节我记得最熟，因为我至今也没有弄懂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劳神费时地想过，该怎么处置剩下的那把刀子，就是那把镶嵌有红宝石、绿宝石的土耳其弯刀。最初我想将它扔进烂肠子一样的南河去，由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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