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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粥场回来,侯大勇一路在想,粥场只能解一时之困,不是长久之策,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要让老百姓有饭吃、有事做,正所谓:有恒产才有恒心。郑州地处中央腹地,荒地不如其它地方多,这么多的难民无法安置,要做到有恒产谈何容易。
郑州虽是相对富裕的州,但大部分费用都花在军费上,郑州共有驻军六千人,每天花费极大。五代制度多承唐制,安史之乱发生以前,唐朝的军队大致包括禁军、边军、地方武装(如团结兵)等。前两种虽任务有别,但都是职业兵,后一种则具有民兵性质,其中禁军、边军属于中央军,是国家武装的主力,安史之乱前,这些武装的费用大部分由中央支付。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军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央军队逐步转变成为地方军队,转变开端于节度使兵制的形成,完成于两税三分的确立,至于平叛过程中刚刚组建的军队,组建之初即已具有了浓厚的地方色彩。
随着军队地方化的完成,军队成为由当地人组成的驻守于当地,并由当地赋税供养的地方军队。在郑州六千人的军队,成为巨大的销钱机器,郑州的税收大部分用在这上面,而税收以农税为主,造成农民负担极重,生活贫困。
当时军器价值相当昂贵的,在大周显德元年时期,一枝弩,钱一贯五百文,一张弓,钱七百至八百文。一副全装甲价值三十八贯二百文,一副马甲四十贯一百文,一张弓二贯八百文,一把提刀三贯三百文,一枝弓箭,七十四文,一枝弩箭六十五文,造弓一万张,需要牛筋六千七百四十五斤,牛角一万一千只。米价,平均米价是在每石五百文左右浮动,绢价,每匹五百文至一千文之间,马价,每匹三十至五十贯,名马达到七十、八十贯乃至一百贯。由上述数字可以看出,盔甲装备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其余的装备也绝对不便宜,一把提刀至少能换一石米或者一匹绢。战马的价值更高。
侯大勇仔细盘算价格清单,深感当时兵器之贵,突然灵机一动,为何不开设几个铁器铺,把有体力、有技术的难民安置到里面,不仅可解决难民问题,还可以增加收入,等产量提高后,还可以做武器生意,这可是利润丰厚的好事。如此一来,可取得一举多得的效果。
侯大勇在沧州时,曾为窦田画了风箱样式,提高了冶炼温度,窦田等工匠原本技艺高超,有了风箱后,如虎添翼,应是可以造出超强的武器。只要富巩把沧州的资金、人员带来,就可以开办铁匠铺。
侯大勇把铁匠铺分成三种,一是郑州官府出钱出力的铁匠铺,主要制造大周制式兵器,用作装备军队所用;二是由侯大勇私人出钱,以他人名义建起的铁匠铺,主要经营铁制农具,满足当地的农业需要;三是由侯大勇出钱修建精品店,集中一些技艺高超的工匠,用最先进的设备,造出一些精品,比如锋利无比的宝剑、宝刀,精制的生活用品等,价格要高,数量要少,仅供上层人物消费,作为身份的标志。同时,此精品店还要为侯大勇制作用来装备亲卫部队的特殊武器。
侯大勇理好思路后,叫来录事参军事梁守恒,把扩大官营铁匠铺生产规模的计划说出来,看如何在实际中操作。
梁守恒想了想,道:“现在郑州官府有铁匠铺三个,主要生产军队的刀、剑、箭等兵器,还能生产床弩、云梯等大型武器,军中所需基本够了。”
听梁守恒话中意思,侯大勇知道他对扩大生产没有兴趣,主要原因是没有利益作为强大的驱动力。当时,军用武器属于违禁品,不能买卖,多生产武器,除了加重负担外,没有任何好处。侯大勇决定把郑州打造成武器制作基地,争取中央订单,同时,可用官方渠道向其它军队卖武器,这就是侯大勇作为官商的优势。
侯大勇道:“事在人为,多生产武器,可以利用规模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成本降低后,可用较低的价格卖给其他各军,只要价钱足够低,完全可以取代其它军队的自给自足,成为专供武器装备的铁匠铺,到时,银两滚滚而来,挡都挡不住。”
侯大勇说得前景一片美好,而梁守恒一头雾水,不知防御使在说些什么。侯大勇见到梁守恒的表情,知道是对牛弹琴,于是不和他说了,以后事实会给他最好的教育。下令道:“给你三十天的时间,要想办法把铁匠铺的规模扩大,需要人则到难民中去招。”
虽然梁守恒对侯大勇扩大规模的想法不能理解,但是防御使下了令,梁守恒还是显现出良好的才干,很快,从难民中挑选了近一百名身强力壮的男子,到铁匠铺做工,把三个铁匠铺规模扩大了一倍以上。按照侯大勇的要求,每天难民收入不低于三十文,还要管一顿饭。
这一来,意味着有一百个家庭暂时不会被饿死,但是这仍是杯水车薪,大部分难民仍需要粥棚来救济。
扩大了官营铁匠铺规模后,侯大勇也为私人铁匠铺选好了地方,以富巩的名义买下城内一块地,在难民中找了一些人进行基础工程,同进,在郑州广招工匠。只等富巩一到,就购置相应设备和原材料,正式开工。
当基础设施基本做完的时侯,富巩、窦田、郭宝义、春兰、秋菊等一行人来到了郑州。依侯大勇安排,富巩把沧州的农庄、店铺等事务交给欧阳誉管理,另外指定了一人记帐,春兰秋菊从密室里取出了一半财物,交给富巩。富巩见两女拿出许多钱财,才知道侯大勇原来... -->>
从粥场回来,侯大勇一路在想,粥场只能解一时之困,不是长久之策,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要让老百姓有饭吃、有事做,正所谓:有恒产才有恒心。郑州地处中央腹地,荒地不如其它地方多,这么多的难民无法安置,要做到有恒产谈何容易。
郑州虽是相对富裕的州,但大部分费用都花在军费上,郑州共有驻军六千人,每天花费极大。五代制度多承唐制,安史之乱发生以前,唐朝的军队大致包括禁军、边军、地方武装(如团结兵)等。前两种虽任务有别,但都是职业兵,后一种则具有民兵性质,其中禁军、边军属于中央军,是国家武装的主力,安史之乱前,这些武装的费用大部分由中央支付。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军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央军队逐步转变成为地方军队,转变开端于节度使兵制的形成,完成于两税三分的确立,至于平叛过程中刚刚组建的军队,组建之初即已具有了浓厚的地方色彩。
随着军队地方化的完成,军队成为由当地人组成的驻守于当地,并由当地赋税供养的地方军队。在郑州六千人的军队,成为巨大的销钱机器,郑州的税收大部分用在这上面,而税收以农税为主,造成农民负担极重,生活贫困。
当时军器价值相当昂贵的,在大周显德元年时期,一枝弩,钱一贯五百文,一张弓,钱七百至八百文。一副全装甲价值三十八贯二百文,一副马甲四十贯一百文,一张弓二贯八百文,一把提刀三贯三百文,一枝弓箭,七十四文,一枝弩箭六十五文,造弓一万张,需要牛筋六千七百四十五斤,牛角一万一千只。米价,平均米价是在每石五百文左右浮动,绢价,每匹五百文至一千文之间,马价,每匹三十至五十贯,名马达到七十、八十贯乃至一百贯。由上述数字可以看出,盔甲装备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其余的装备也绝对不便宜,一把提刀至少能换一石米或者一匹绢。战马的价值更高。
侯大勇仔细盘算价格清单,深感当时兵器之贵,突然灵机一动,为何不开设几个铁器铺,把有体力、有技术的难民安置到里面,不仅可解决难民问题,还可以增加收入,等产量提高后,还可以做武器生意,这可是利润丰厚的好事。如此一来,可取得一举多得的效果。
侯大勇在沧州时,曾为窦田画了风箱样式,提高了冶炼温度,窦田等工匠原本技艺高超,有了风箱后,如虎添翼,应是可以造出超强的武器。只要富巩把沧州的资金、人员带来,就可以开办铁匠铺。
侯大勇把铁匠铺分成三种,一是郑州官府出钱出力的铁匠铺,主要制造大周制式兵器,用作装备军队所用;二是由侯大勇私人出钱,以他人名义建起的铁匠铺,主要经营铁制农具,满足当地的农业需要;三是由侯大勇出钱修建精品店,集中一些技艺高超的工匠,用最先进的设备,造出一些精品,比如锋利无比的宝剑、宝刀,精制的生活用品等,价格要高,数量要少,仅供上层人物消费,作为身份的标志。同时,此精品店还要为侯大勇制作用来装备亲卫部队的特殊武器。
侯大勇理好思路后,叫来录事参军事梁守恒,把扩大官营铁匠铺生产规模的计划说出来,看如何在实际中操作。
梁守恒想了想,道:“现在郑州官府有铁匠铺三个,主要生产军队的刀、剑、箭等兵器,还能生产床弩、云梯等大型武器,军中所需基本够了。”
听梁守恒话中意思,侯大勇知道他对扩大生产没有兴趣,主要原因是没有利益作为强大的驱动力。当时,军用武器属于违禁品,不能买卖,多生产武器,除了加重负担外,没有任何好处。侯大勇决定把郑州打造成武器制作基地,争取中央订单,同时,可用官方渠道向其它军队卖武器,这就是侯大勇作为官商的优势。
侯大勇道:“事在人为,多生产武器,可以利用规模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成本降低后,可用较低的价格卖给其他各军,只要价钱足够低,完全可以取代其它军队的自给自足,成为专供武器装备的铁匠铺,到时,银两滚滚而来,挡都挡不住。”
侯大勇说得前景一片美好,而梁守恒一头雾水,不知防御使在说些什么。侯大勇见到梁守恒的表情,知道是对牛弹琴,于是不和他说了,以后事实会给他最好的教育。下令道:“给你三十天的时间,要想办法把铁匠铺的规模扩大,需要人则到难民中去招。”
虽然梁守恒对侯大勇扩大规模的想法不能理解,但是防御使下了令,梁守恒还是显现出良好的才干,很快,从难民中挑选了近一百名身强力壮的男子,到铁匠铺做工,把三个铁匠铺规模扩大了一倍以上。按照侯大勇的要求,每天难民收入不低于三十文,还要管一顿饭。
这一来,意味着有一百个家庭暂时不会被饿死,但是这仍是杯水车薪,大部分难民仍需要粥棚来救济。
扩大了官营铁匠铺规模后,侯大勇也为私人铁匠铺选好了地方,以富巩的名义买下城内一块地,在难民中找了一些人进行基础工程,同进,在郑州广招工匠。只等富巩一到,就购置相应设备和原材料,正式开工。
当基础设施基本做完的时侯,富巩、窦田、郭宝义、春兰、秋菊等一行人来到了郑州。依侯大勇安排,富巩把沧州的农庄、店铺等事务交给欧阳誉管理,另外指定了一人记帐,春兰秋菊从密室里取出了一半财物,交给富巩。富巩见两女拿出许多钱财,才知道侯大勇原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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