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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警觉和审视。
方枪枪走丢了。绕过那座白豆腐般写着一片字的影壁，眼前是列大群川注不息的孩子。他随着人走，每到一处都觉得是刚刚经过，穿过一排房子，那里的孩子就大一截儿。
后来他看见一个红墙环绕的操场，有水泥砌的孤零零的主席台和一根飘着国旗的旗杆，那儿有两排独立的房子，进出的都是高大冷漠的少男少女。身边的人不知什么时候都没了，他心里发虚，赶紧掉头往回定。走着走着跑起来，整个院子都空了，回去的路上一个人没有，跑到影壁，校门口也空空落落，似乎刚才那番热闹喧嚣的场面是个幻觉，并没真实出现过。
有一刹那，方枪枪眼睁睁经历了他小时候常做的那个噩梦：光天他日之下，四周的景物和蓝天向他很有质量地挤过来，离得很远都能感到它们沉甸甸的分量。只是一刹那，这颇具压迫感的空虚消逝了，他听到人声远远近近地传来，看到房子上上一扇扇敞开的窗户内一张张真实的人脸。红甬路远处走来一个人，那是个五大三粗的男老师，一脸育胡子茬，穿着白球鞋，快乐地哼着歌儿，一双明亮的眼睛一路友好地瞅着方枪，似乎还向他使了逗趣的眼神。方枪枪笑了，没来由地感到满心欢喜，心里也像拭去灰尘的镜子一下明白了。
他经过一排房子，看见陈南燕坐在一个窗口，方超坐在她身边。另一个班里，他看见张宁生和一个好看的女孩子坐在一起。在一年级那排房子外，他看到高洋张燕生汪若海坐在不同的房间里，每人身旁坐着一个陌生的女孩。
循着每间教室门上的木牌号码，他走到那一排最后一个中房间，那木牌上用毛笔写着：一年级六班。
方枪枪一定进房间额觉室内昏暗阴凉，一个年轻妇女迎上来轻声问他的名字，让他跟着她定到后排的一个座位。那是一张柚黄色的十分宽大的双联桌椅，另一半已经坐着一个梳齐肩双辫的女孩。这女孩上身前倾，盯着斜下来的桌面一动不动，好像一个热切迎上去的动作做了一半。她的鼻子很尖，像一个指示，你狠容易陷入对这尖儿滴下东西的等待之中。她脸皮也薄，方枪枪坐下时无意碰了一下她光裸的胳膊，那上面的血飞快地流了过去。我认出她是通信兵那群好看的小姑娘中的一个。
房间里还有很多人，男孩女孩，一对对坐着，他们那么安静，如果不是渐渐看见你根本料不到是在人群中。方枪枪看见陈北燕坐在右前方，她瘦如面条，紧张不安地和一个头发蓬乱的男孩坐在一起。在他人座之后还有孩子陆续进来，在门口耀眼地一晃，被领进人群，安插在我们中间。我看到于情情、许逊这些熟悉的面孔。
房门被关上了，也许是太阳移动了位置。朝南的那一排窗户明显亮了起来。年轻妇女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朱”字，告诉我们这是她的姓。然后她拿着一个写着我们名字的本子点名，念到谁就要站起来。她静静仔细地看这个孩子，似乎要把这孩子永远记住。
我们也仔细地看着她，似乎要在那张脸上找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未老师的脸的确洋溢着与众不同的气质：黑皮肤，金鱼眼，朝天鼻，厚嘴唇。很像六一儿童节台上那些满脸徐鞋油弯着腰唱“西方来的老爷们骑在我们的脖上头”的黑孩子长大以后。这倒算不得神奇，但也引入遇想，感觉她来自遥远的地方。方枪枪知道我们国家很大，不知是否也和非洲接壤。
她的打扮也是我不熟悉的一种风格：一身薄薄的料子，熨得笔挺，暗暗透出一些颜色，走到转体也无一丝皱招波及，像书本里夹得过久的蝴蝶。风吹来她的卷发也从不飘动，牢牢硬硬开放在脑后，你会以为那不是真正的头发，是装饰在人头像周围的一堆乌木雕花。我注意过她的脚——方枪枪有毛病，看人总是先看脚——那是两只尖尖的露出大半个脚背的高跟鞋。很轻盈，有重点，走起路像无线电发报机嘀答作响。
她说话含混，似乎那两片厚厚的粉色嘴唇妨碍了她发音。我不是说她有口音，是指有一些字词遗漏了，被挡住了，听那样不完整的句子十分吃力，有一种使不上劲的感觉。渐渐地，你就跟不上她，感到被她推在一个距离之外，心情也随之变得黯淡。
我没料到真正的老师是这样的，那和方枪枪听到、猜测的全然不同。我做好全部思想准备去面对一个上来就张牙舞爪、十分兴奋、有话语强迫症的人，去受她一个袭击，一顿棒喝，就是给方枪枪来个大背挎我也不稀奇。我真的相信方枪枪有很大缺陷，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好孩子，而且单凭自己努力毫无希望改变。这要靠老师，靠她们假以调色，实行一些强制手段。我是很虏诚的，很有抱负，希望通过学校管教，使方枪枪达到一种境界：所有字都认识；一身好拳脚，谁都自打；觉悟特别高，心眼特别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给他领导也出不了什么乱子，属他和毛主席关系最好。
她不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的，这样雅致、这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这样温良恭俭让——让人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当时我真是不知如何撤述自己和方枪枪对这位朱老师的感觉，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我才找到准确的词，她是“不革命的”
没有什么过硬、可以起诉的证据，完全是一己印象。这女子教了方枪枪三四年，我对她只有第一天的印象。她的容貌、衣着、姿势似乎从没改变，手捧一册书站在有时幽暗有时明亮的讲台上，低着头喃喃出声，我们远远坐着像看一个影子似地臣瞪口呆望着她。每天铃响就现身，一遍一遍重复自己，要让她消失，只有等下次铃响。
她是教语文还是教算术，我也忘了，那么多日子上她的课，她也一定传授了一些基础知识给方枪枪。但我没感觉她有过什么意味深长的影响，几乎可以说两不相干。有一个场面在我记忆中像昨天才发生一样清晰，也许那很代表她对我们的态度：刚下完雨的阴天，在29号院墙外的翠微路上，她走在被雨水冲刷得十分黑亮的柏油马路上，方枪枪和许逊在满地开了花似的红胶泥土路面上一步一沾脚地走；她是刚送完放学的路队回校，他们俩是犯错被留校私逃回家。她和他们迎面相遇，对他们视而不见，毫无反应，以她那个人种特有的步态，前挺后撅，发着报一步一步跨着走过去。那条路上只有她们三个人，天光把她的脸部照得黑白分明，我看不出她那时有多少心理活动，依旧是平淡、自我和消极。方枪枪和许逊好像很得意，很不怕和她的相遇，有点公然流窜的意思。
方枪枪分析她是怕高跟鞋被胶泥粘掉而不敢前来追击。
朱老师什么时候离开方枪枪他们班的，我也没在意。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突然失踪，班上的同学也经常大批转学，空出很多座位，有的过两年新开学又出现了，有的再也没回来。
很长时间，一提到“资产阶级派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
这些词句，我就想到朱老师厚厚紧闭的嘴唇、纹丝不动的卷发、如同洒在窗外些许灯光的眼神。这老师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些干巴巴的概念。
那一天，我们还在那个红墙环绕的操场举行了一个开学典礼。我见到了台上的校长，他是一名前少校，穿着一身人字呢的老式黄军装，瘦瘦的个子，面前有扩音器仍声嘶力竭的样子。他的名字和我们部部长张宗逊只差一个字，叫张宗仁，依我糊涂之见，他几乎、差不多、大有可能该是那上将的弟弟。哥哥管大人，弟弟管小孩，这安排很搭调。
作为一个小孩，初出茅庐便有一个真正的少校当领导，方枪枪很知足。少校，那差不多是个团长。一个小学，趁个团长，大家出去笑傲江湖。
翠微小学在我们那一带不是好学校。名气远在“育英”、“十一”之下，也比不了海军的“七一”空军的“育红”总后的“六一”这些大院自己办的子弟小学。其实我也没去过那些学校做比较，只是执着认为一所学校的好坏全在于它的学生是否都来自一个山头，我当那是纯洁，高人一等的标志。
我们已经很将就了，三个院的孩子混在一起上学。到方枪枪入学时，翠微小学已面向社会开放招生，同学一半来自周边的地方人家，出身可疑：什么“黄楼”的，一座大楼孤零零立在路边，也没围墙，无人站岗，底下一层还卖粮食；还有“羊坊店”的，一听就是纺羊毛的店，家家养羊也未可知。这些孩子的涌入，使“翠微”在整个地区愈发普通，真是绿色很少，用兵痞的话说：一支杂牌。
多亏有少校，才捞回一点面子。
少校同志在红旗飘飘画像林立的台上像个大英雄对我们——他的部下慷慨陈词。台下高年级少先队组成的华丽阵容使这场面很像一次军队校阅。我说过方枪枪有慕大情结，崇拜军队或近似军队的人群，遇到就犯贱，抖擞精神，摆出一副数他最效忠的样子，还替别人着急，比谁都瞧不上自己这排光秃秃、乱哄哄的一年级新生。
方枪枪卖弄自己的立正姿势，高傲地瞟着身旁的同学，觉得自己很精锐，别人都是乌合之众，特盼有宪兵前来纠正。
少校在台上说得很热闹，都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一套公共用语，主要由林彪的话组成。林元帅是民间艺人，有编段子和顺口溜的急智。庞驳深奥的毛泽东思想经他一归纳，也就剩三言两语。“林老师”开一代风气。没有他，那个时代会少许多热闹。
方枪枪听着少校滔滔不绝的发言，一句没听懂又似乎心中没什么疑问。那语言就是那么奇妙，无知的人也能够听得津津有味。那种夸张，任意使用最高级别的形容词，像口哨一样简单明亮的短句，听上几句人的情绪就变得饱满、欣快，不再注意话的内容，被声音铿锵有致的节奏迷住，只要对仗工整，在韵上，耳朵就很满意，内心就是佩服。
这种语言刚从保育院出来的孩子都不生疏，大体和儿歌一个路子，都是没什么正经话要讲，只图嘴巴快活。我们的世界很单纯，没任何思想要交流，人与人关系也很明了，语言作为工具就废了，只是当作一个身体习惯延续下来，如同我们都不在树上住了，但看见树仍情不自禁要抱抱它，爬两下试试。
少校开学第一天站在台上就没再下来，像朱一样只给我留下单一印象。我只在台上见到他出现，一身屎黄，永远在演愤怒且激烈的哑剧，一个不属于他的洪亮声音雷声一般从我们头顶滚滚而过。我在那个红墙环绕的操场开过太多的大会，很多时候一想起方枪枪的小学时光就觉得净开会了。也许那一天的会并没有后来的那些会那么花哨，校长也未必狐假虎威地穿军装。但对我都一样，我分不清文革前和文革中大会的区别，都是声势浩大，场面闹猛，学着大人物的口气用儿童语言说话，对小孩来说很娱乐。
那天剩下的一件事就是：我知道了方枪枪同座女孩的名字：吴迪。
种警觉和审视。
方枪枪走丢了。绕过那座白豆腐般写着一片字的影壁，眼前是列大群川注不息的孩子。他随着人走，每到一处都觉得是刚刚经过，穿过一排房子，那里的孩子就大一截儿。
后来他看见一个红墙环绕的操场，有水泥砌的孤零零的主席台和一根飘着国旗的旗杆，那儿有两排独立的房子，进出的都是高大冷漠的少男少女。身边的人不知什么时候都没了，他心里发虚，赶紧掉头往回定。走着走着跑起来，整个院子都空了，回去的路上一个人没有，跑到影壁，校门口也空空落落，似乎刚才那番热闹喧嚣的场面是个幻觉，并没真实出现过。
有一刹那，方枪枪眼睁睁经历了他小时候常做的那个噩梦：光天他日之下，四周的景物和蓝天向他很有质量地挤过来，离得很远都能感到它们沉甸甸的分量。只是一刹那，这颇具压迫感的空虚消逝了，他听到人声远远近近地传来，看到房子上上一扇扇敞开的窗户内一张张真实的人脸。红甬路远处走来一个人，那是个五大三粗的男老师，一脸育胡子茬，穿着白球鞋，快乐地哼着歌儿，一双明亮的眼睛一路友好地瞅着方枪，似乎还向他使了逗趣的眼神。方枪枪笑了，没来由地感到满心欢喜，心里也像拭去灰尘的镜子一下明白了。
他经过一排房子，看见陈南燕坐在一个窗口，方超坐在她身边。另一个班里，他看见张宁生和一个好看的女孩子坐在一起。在一年级那排房子外，他看到高洋张燕生汪若海坐在不同的房间里，每人身旁坐着一个陌生的女孩。
循着每间教室门上的木牌号码，他走到那一排最后一个中房间，那木牌上用毛笔写着：一年级六班。
方枪枪一定进房间额觉室内昏暗阴凉，一个年轻妇女迎上来轻声问他的名字，让他跟着她定到后排的一个座位。那是一张柚黄色的十分宽大的双联桌椅，另一半已经坐着一个梳齐肩双辫的女孩。这女孩上身前倾，盯着斜下来的桌面一动不动，好像一个热切迎上去的动作做了一半。她的鼻子很尖，像一个指示，你狠容易陷入对这尖儿滴下东西的等待之中。她脸皮也薄，方枪枪坐下时无意碰了一下她光裸的胳膊，那上面的血飞快地流了过去。我认出她是通信兵那群好看的小姑娘中的一个。
房间里还有很多人，男孩女孩，一对对坐着，他们那么安静，如果不是渐渐看见你根本料不到是在人群中。方枪枪看见陈北燕坐在右前方，她瘦如面条，紧张不安地和一个头发蓬乱的男孩坐在一起。在他人座之后还有孩子陆续进来，在门口耀眼地一晃，被领进人群，安插在我们中间。我看到于情情、许逊这些熟悉的面孔。
房门被关上了，也许是太阳移动了位置。朝南的那一排窗户明显亮了起来。年轻妇女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朱”字，告诉我们这是她的姓。然后她拿着一个写着我们名字的本子点名，念到谁就要站起来。她静静仔细地看这个孩子，似乎要把这孩子永远记住。
我们也仔细地看着她，似乎要在那张脸上找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未老师的脸的确洋溢着与众不同的气质：黑皮肤，金鱼眼，朝天鼻，厚嘴唇。很像六一儿童节台上那些满脸徐鞋油弯着腰唱“西方来的老爷们骑在我们的脖上头”的黑孩子长大以后。这倒算不得神奇，但也引入遇想，感觉她来自遥远的地方。方枪枪知道我们国家很大，不知是否也和非洲接壤。
她的打扮也是我不熟悉的一种风格：一身薄薄的料子，熨得笔挺，暗暗透出一些颜色，走到转体也无一丝皱招波及，像书本里夹得过久的蝴蝶。风吹来她的卷发也从不飘动，牢牢硬硬开放在脑后，你会以为那不是真正的头发，是装饰在人头像周围的一堆乌木雕花。我注意过她的脚——方枪枪有毛病，看人总是先看脚——那是两只尖尖的露出大半个脚背的高跟鞋。很轻盈，有重点，走起路像无线电发报机嘀答作响。
她说话含混，似乎那两片厚厚的粉色嘴唇妨碍了她发音。我不是说她有口音，是指有一些字词遗漏了，被挡住了，听那样不完整的句子十分吃力，有一种使不上劲的感觉。渐渐地，你就跟不上她，感到被她推在一个距离之外，心情也随之变得黯淡。
我没料到真正的老师是这样的，那和方枪枪听到、猜测的全然不同。我做好全部思想准备去面对一个上来就张牙舞爪、十分兴奋、有话语强迫症的人，去受她一个袭击，一顿棒喝，就是给方枪枪来个大背挎我也不稀奇。我真的相信方枪枪有很大缺陷，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好孩子，而且单凭自己努力毫无希望改变。这要靠老师，靠她们假以调色，实行一些强制手段。我是很虏诚的，很有抱负，希望通过学校管教，使方枪枪达到一种境界：所有字都认识；一身好拳脚，谁都自打；觉悟特别高，心眼特别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给他领导也出不了什么乱子，属他和毛主席关系最好。
她不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的，这样雅致、这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这样温良恭俭让——让人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当时我真是不知如何撤述自己和方枪枪对这位朱老师的感觉，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我才找到准确的词，她是“不革命的”
没有什么过硬、可以起诉的证据，完全是一己印象。这女子教了方枪枪三四年，我对她只有第一天的印象。她的容貌、衣着、姿势似乎从没改变，手捧一册书站在有时幽暗有时明亮的讲台上，低着头喃喃出声，我们远远坐着像看一个影子似地臣瞪口呆望着她。每天铃响就现身，一遍一遍重复自己，要让她消失，只有等下次铃响。
她是教语文还是教算术，我也忘了，那么多日子上她的课，她也一定传授了一些基础知识给方枪枪。但我没感觉她有过什么意味深长的影响，几乎可以说两不相干。有一个场面在我记忆中像昨天才发生一样清晰，也许那很代表她对我们的态度：刚下完雨的阴天，在29号院墙外的翠微路上，她走在被雨水冲刷得十分黑亮的柏油马路上，方枪枪和许逊在满地开了花似的红胶泥土路面上一步一沾脚地走；她是刚送完放学的路队回校，他们俩是犯错被留校私逃回家。她和他们迎面相遇，对他们视而不见，毫无反应，以她那个人种特有的步态，前挺后撅，发着报一步一步跨着走过去。那条路上只有她们三个人，天光把她的脸部照得黑白分明，我看不出她那时有多少心理活动，依旧是平淡、自我和消极。方枪枪和许逊好像很得意，很不怕和她的相遇，有点公然流窜的意思。
方枪枪分析她是怕高跟鞋被胶泥粘掉而不敢前来追击。
朱老师什么时候离开方枪枪他们班的，我也没在意。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突然失踪，班上的同学也经常大批转学，空出很多座位，有的过两年新开学又出现了，有的再也没回来。
很长时间，一提到“资产阶级派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
这些词句，我就想到朱老师厚厚紧闭的嘴唇、纹丝不动的卷发、如同洒在窗外些许灯光的眼神。这老师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些干巴巴的概念。
那一天，我们还在那个红墙环绕的操场举行了一个开学典礼。我见到了台上的校长，他是一名前少校，穿着一身人字呢的老式黄军装，瘦瘦的个子，面前有扩音器仍声嘶力竭的样子。他的名字和我们部部长张宗逊只差一个字，叫张宗仁，依我糊涂之见，他几乎、差不多、大有可能该是那上将的弟弟。哥哥管大人，弟弟管小孩，这安排很搭调。
作为一个小孩，初出茅庐便有一个真正的少校当领导，方枪枪很知足。少校，那差不多是个团长。一个小学，趁个团长，大家出去笑傲江湖。
翠微小学在我们那一带不是好学校。名气远在“育英”、“十一”之下，也比不了海军的“七一”空军的“育红”总后的“六一”这些大院自己办的子弟小学。其实我也没去过那些学校做比较，只是执着认为一所学校的好坏全在于它的学生是否都来自一个山头，我当那是纯洁，高人一等的标志。
我们已经很将就了，三个院的孩子混在一起上学。到方枪枪入学时，翠微小学已面向社会开放招生，同学一半来自周边的地方人家，出身可疑：什么“黄楼”的，一座大楼孤零零立在路边，也没围墙，无人站岗，底下一层还卖粮食；还有“羊坊店”的，一听就是纺羊毛的店，家家养羊也未可知。这些孩子的涌入，使“翠微”在整个地区愈发普通，真是绿色很少，用兵痞的话说：一支杂牌。
多亏有少校，才捞回一点面子。
少校同志在红旗飘飘画像林立的台上像个大英雄对我们——他的部下慷慨陈词。台下高年级少先队组成的华丽阵容使这场面很像一次军队校阅。我说过方枪枪有慕大情结，崇拜军队或近似军队的人群，遇到就犯贱，抖擞精神，摆出一副数他最效忠的样子，还替别人着急，比谁都瞧不上自己这排光秃秃、乱哄哄的一年级新生。
方枪枪卖弄自己的立正姿势，高傲地瞟着身旁的同学，觉得自己很精锐，别人都是乌合之众，特盼有宪兵前来纠正。
少校在台上说得很热闹，都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一套公共用语，主要由林彪的话组成。林元帅是民间艺人，有编段子和顺口溜的急智。庞驳深奥的毛泽东思想经他一归纳，也就剩三言两语。“林老师”开一代风气。没有他，那个时代会少许多热闹。
方枪枪听着少校滔滔不绝的发言，一句没听懂又似乎心中没什么疑问。那语言就是那么奇妙，无知的人也能够听得津津有味。那种夸张，任意使用最高级别的形容词，像口哨一样简单明亮的短句，听上几句人的情绪就变得饱满、欣快，不再注意话的内容，被声音铿锵有致的节奏迷住，只要对仗工整，在韵上，耳朵就很满意，内心就是佩服。
这种语言刚从保育院出来的孩子都不生疏，大体和儿歌一个路子，都是没什么正经话要讲，只图嘴巴快活。我们的世界很单纯，没任何思想要交流，人与人关系也很明了，语言作为工具就废了，只是当作一个身体习惯延续下来，如同我们都不在树上住了，但看见树仍情不自禁要抱抱它，爬两下试试。
少校开学第一天站在台上就没再下来，像朱一样只给我留下单一印象。我只在台上见到他出现，一身屎黄，永远在演愤怒且激烈的哑剧，一个不属于他的洪亮声音雷声一般从我们头顶滚滚而过。我在那个红墙环绕的操场开过太多的大会，很多时候一想起方枪枪的小学时光就觉得净开会了。也许那一天的会并没有后来的那些会那么花哨，校长也未必狐假虎威地穿军装。但对我都一样，我分不清文革前和文革中大会的区别，都是声势浩大，场面闹猛，学着大人物的口气用儿童语言说话，对小孩来说很娱乐。
那天剩下的一件事就是：我知道了方枪枪同座女孩的名字：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