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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汉武帝召集官员讨论此事,大家都落井下石,责斥李陵。问及司马迁时,他认为李陵的战功已经远超自己兵力所能,他一次次击败了敌人,眼下只是身陷绝境才做出此番选择。凭着他历来的人品操守,相信很快就会回来报效汉廷的。
汉武帝一听就愤怒,认为司马迁不仅为叛将辩护,而且还影射了李广利的主力部队不得力,因此下令处死司马迁。
为什么不能影射李广利的主力部队?因为李广利的妹妹是汉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李夫人英年早逝,临终前托汉武帝好生照顾哥哥。汉武帝出于对李夫人的思念,也就以极度的敏感保护着李广利。这一切,都是司马迁在回答汉武帝问话时想不到的。
说是处死,但没有立即执行。当时的法律有规定,死刑也还有救,第一种办法是以五十万钱赎身,第二种办法是以腐刑代替死刑。
司马迁家庭贫困,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他官职太低,又得不到权势人物的疏通。以前的朋友们,到这时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自己惹着了什么。连亲戚们也都装得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回事一样,谁也不愿意凑钱来救其命。这时候,司马迁只好“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
司马迁在监狱里静静地等了一阵,也像是什么也没有等。他很明白地知道,自己的选择只有两项了:死,或者接受腐刑。
死是最简单、最自然的。在那个弥漫着开疆拓土之势、征战杀伐之气的时代,人们对死亡看得比较随便。司马迁过去侍从汉武帝出巡时,常常看到当时的大官由于没有做好迎驾的准备而自杀,就像懊丧地打一下自己的头一样简单,周围的官员也不以为意,例如当时河东太守和陇西太守都是这样死的。这次李陵投降的消息传来,不久前报告李陵战功的官员也自杀了。据统计,在李陵事件前二十余年,汉武帝所用的五位丞相中,有四位属于非自然死亡。因此,人们都预料司马迁必定会选择痛快一死,而没有想到他会选择腐刑,承受着奇耻大辱活下来。
出乎意料的选择,一定有出乎意料的理由。这个理由的充分呈现,需要千百年的时间。
腐刑也没有很快执行,司马迁依然被关在监狱里。到了第二年,汉武帝心思有点活动,想把李陵从匈奴那边接回来。但从一个俘虏口中听说,李陵正在帮匈奴练兵呢。这下又一次把汉武帝惹火了,立即下令杀了李陵家人,并对司马迁实施腐刑。
刚刚血淋淋地把一切事情做完,又有消息传来——那个俘虏搞错了,帮匈奴练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个姓李的人。
五
司马迁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多,公元前九十六年出狱。
那个时代真是有些奇怪,司马迁刚出狱又升官了,而且升成了官职不小的中书令。汉武帝好像不把受刑、监禁当一回事,甚至他并没有把罪人和官员分开来看,觉得两者是可以频繁轮班的。
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喜欢做这种大贬大升的游戏的,他们在这种游戏中感受着权力收纵的乐趣。
升了官就有了一些公务,但此时的司马迁,全部心思都在著述上了。
据他在报任安书里的自述,那个时候的他,精神状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的意气风发再也找不到了。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这段自述通俗似白话文,不必解释了。总之,他常常处于神不守舍的状态之中,无法摆脱强烈的耻辱感。越是高贵的人越会这样。
在一次次的精神挣扎中,最终战胜的,总是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他知道,那个时代由于大家把死看得过于平常,因此爽然求死虽然容易却似九牛失其一毛,或似蝼蚁淹于滴水,实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只有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之后再死,才大不一样。正是想到这里,他说了一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在他心中,真正重于泰山的便是史记。他屈辱地活着,就是要缔造和承载这种重量。
人的低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正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练着扛起泰山的姿态,但看起来也像是屈服。
司马迁大概是在四十六岁那年完成史记的。据王国维考证,最后一篇是匈奴列传,那是公元前九十年写就的。
我们记得,司马迁遭祸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为李陵辩护时有可能“影射”了汉武帝所呵护的将军李广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广利自己也向匈奴投降了。司马迁把这件事平静地写进了匈奴列传,他觉得,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悬念落地了,他已经可以停笔。
这之后,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么逝世的,逝世在何处,都不清楚。
有学者从卫宏的汉书旧仪、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桓宽的盐铁论等著作中的某些说法判断,司马迁最后还是因为老有怨言而下狱被杀。但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过于简约和暧昧,尚不足凭信。当然,简约和暧昧也可能是出于一种仁慈,不愿意让人们领受司马迁的二度悲哀。
他,就这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他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却没有结尾。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大结尾。他知道有了史记,不需要再安排一个终结仪式。
他知道只要历史还没有终结,史记和他都终结不了。
六
文章已经可以结束。忽然又想到一层意思,再拖拉几句。
多年来我一直被问写作散文受谁的影响最深,我曾经如实地回答是“司马迁”立即被提问者认为是无厘头式的幽默。
“我们问的是散文啊,您怎么拉出来一个古代的历史学家?”
我不知如何解释,后来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岁越长,披阅越多,如果自问最倾心哪位散文家,我的答案依然没变。
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动。
历史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开头和结尾;但是历史有气象,有情节,有收纵,有因果,有大量需要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有无数不必刻意串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这不是散文是什么?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话本,不是传奇,不是策论,不是杂剧。
既然历史本是如此,司马迁也就找到了写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径以第三人称的叙述主体从容地说着,却与一般历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说得那么富有表情,有时赞赏,有时倾心,有时怀念,有时祭奠,有时愤怒,有时讥讽,有时鄙视。但这一切,都只是隐约在他的眉眼唇齿间,而没有改变叙述基调的连贯性。
有时,他的叙述中出现了较完整的情节,有人物,有性格,有细节,有口气,有环境,像一则则话本小说。但是,他绝不满足于人们对故事情节的世俗期待,绝不沦入说唱文学的眉飞色舞,叙述的步履依然经天纬地,绝无丝毫哗众取宠之嫌。
有时他不得不评论了,除了每篇最后的“太史公曰”也会在叙述半道上拍案指点,却又点到为止、继续说事。事有轻重远近,他如挥云霓,信手拈来又随手撇去,不作纠缠。
这样一来,他的笔下就出现了各种色调、各种风致、各种意绪、各种情境的大组合。明君、贤相、恶吏、谋士、义侠、刺客,各自牵带出鲜明的人生旋律,构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丰富交响。这便是真正的“历史文化大散文”
史记的这种散文格局如云似海,相比之下,连唐宋八大家也显得剪裁过度、意图过甚,未免小气了。
若问:以散文写史,是否符合历史科学?我的回答是:既然历史的本相是散文状态而不是论文状态,那么,越是以近似的形态去把握,便越合适。否则,就会像捕云驯海,谁都劳累。
又问:把史记作为散文范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写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满天气象;画地可以选其一隅,也必先四顾大地苍茫。历史散文的范本应该比寻常散文开阔得多,才能摆脱琐碎技巧而获得宏大神韵。
除了内容,散文的基元是语言。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也称得上是千古一笔。
司马迁的文笔,是对他周围流行文字的艰苦挣脱。在他之前,文坛充斥着浓郁的辞赋之风。以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追求文学上的铺张和奢侈。到了司马迁时代,此风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应汉武帝所开创的大国风范和富裕局面,连散文也都竞相追求工丽、整齐、空洞、恣肆,甚至还要引经据典、磨砺音节。虽然确也不乏文采,却总是华而不实、装腔作态。这种倾向发展到以后,就成了过度讲究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的六朝骈文,致使到唐代,韩愈、柳宗元他们还要发起一个运动来反对。
知道了司马迁的文字环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笔的干净、朴实、灵动,包含着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着整齐的骈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话、参差错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这种散句熔炼得似俗而雅、生动活泼,实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写作的基础诀窍。他还不让古代语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态出现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须改得平易流畅,适合当代人阅读。我们如果在他的书中看到某种整齐、对称、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断定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例如后世专家们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为韵的句法,一致肯定为后人羼入。
说到这里,我实在无法掩盖积存已久的现代悲哀。我们的时代,离两汉六朝已那么遥远,不知何时突然掀起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当代骈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话的整齐排列,文采当然远不及古代骈体,却也总是不怕重复地朗朗上口。有一次我被邀去参加一所大学的校庆,前来祝贺的官员居然有五位完全重复一个同样的开头:“金秋十月,桂子飘香,莘莘学子,欢聚一堂。”后来又有一位官员只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风送爽”后面十二个字还是一模一样。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为四周的人都觉得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传媒上启发年轻人写作少用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回归质朴叙事。这是多么常识性的意见啊,据说却引起一片哗然,都说少了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何来“文学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这种不像正常人说话的所谓“文学性”其实是最为低俗的“伪文学形态”中国人已经摆脱了两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摆脱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彻底摆脱过一次。而且,每次被摆脱的文体都比现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还是应该更认真地读史记,除了认识历史学上的司马迁之外,还应该认识文学上的司马迁。
昨夜写作此文稍憩,从书架上取下聂石樵先生写的司马迁论稿翻阅,没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话,不禁会心而笑。他说:
我国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汉代,汉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史记。
这个观点,颇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几句话结束这篇文章了:史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母本,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看上去它只与文学中的诗有较大的差别,但鲁迅说了,与离骚相比,它只是“无韵”而已。
两千年前就把文史熔于一炉的这位伟人,其实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炼了,熔炼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炉就是那盏小油灯。
难道,它真的熄灭了?
nbsp; 汉武帝召集官员讨论此事,大家都落井下石,责斥李陵。问及司马迁时,他认为李陵的战功已经远超自己兵力所能,他一次次击败了敌人,眼下只是身陷绝境才做出此番选择。凭着他历来的人品操守,相信很快就会回来报效汉廷的。
汉武帝一听就愤怒,认为司马迁不仅为叛将辩护,而且还影射了李广利的主力部队不得力,因此下令处死司马迁。
为什么不能影射李广利的主力部队?因为李广利的妹妹是汉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李夫人英年早逝,临终前托汉武帝好生照顾哥哥。汉武帝出于对李夫人的思念,也就以极度的敏感保护着李广利。这一切,都是司马迁在回答汉武帝问话时想不到的。
说是处死,但没有立即执行。当时的法律有规定,死刑也还有救,第一种办法是以五十万钱赎身,第二种办法是以腐刑代替死刑。
司马迁家庭贫困,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他官职太低,又得不到权势人物的疏通。以前的朋友们,到这时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自己惹着了什么。连亲戚们也都装得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回事一样,谁也不愿意凑钱来救其命。这时候,司马迁只好“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
司马迁在监狱里静静地等了一阵,也像是什么也没有等。他很明白地知道,自己的选择只有两项了:死,或者接受腐刑。
死是最简单、最自然的。在那个弥漫着开疆拓土之势、征战杀伐之气的时代,人们对死亡看得比较随便。司马迁过去侍从汉武帝出巡时,常常看到当时的大官由于没有做好迎驾的准备而自杀,就像懊丧地打一下自己的头一样简单,周围的官员也不以为意,例如当时河东太守和陇西太守都是这样死的。这次李陵投降的消息传来,不久前报告李陵战功的官员也自杀了。据统计,在李陵事件前二十余年,汉武帝所用的五位丞相中,有四位属于非自然死亡。因此,人们都预料司马迁必定会选择痛快一死,而没有想到他会选择腐刑,承受着奇耻大辱活下来。
出乎意料的选择,一定有出乎意料的理由。这个理由的充分呈现,需要千百年的时间。
腐刑也没有很快执行,司马迁依然被关在监狱里。到了第二年,汉武帝心思有点活动,想把李陵从匈奴那边接回来。但从一个俘虏口中听说,李陵正在帮匈奴练兵呢。这下又一次把汉武帝惹火了,立即下令杀了李陵家人,并对司马迁实施腐刑。
刚刚血淋淋地把一切事情做完,又有消息传来——那个俘虏搞错了,帮匈奴练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个姓李的人。
五
司马迁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多,公元前九十六年出狱。
那个时代真是有些奇怪,司马迁刚出狱又升官了,而且升成了官职不小的中书令。汉武帝好像不把受刑、监禁当一回事,甚至他并没有把罪人和官员分开来看,觉得两者是可以频繁轮班的。
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喜欢做这种大贬大升的游戏的,他们在这种游戏中感受着权力收纵的乐趣。
升了官就有了一些公务,但此时的司马迁,全部心思都在著述上了。
据他在报任安书里的自述,那个时候的他,精神状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的意气风发再也找不到了。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这段自述通俗似白话文,不必解释了。总之,他常常处于神不守舍的状态之中,无法摆脱强烈的耻辱感。越是高贵的人越会这样。
在一次次的精神挣扎中,最终战胜的,总是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他知道,那个时代由于大家把死看得过于平常,因此爽然求死虽然容易却似九牛失其一毛,或似蝼蚁淹于滴水,实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只有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之后再死,才大不一样。正是想到这里,他说了一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在他心中,真正重于泰山的便是史记。他屈辱地活着,就是要缔造和承载这种重量。
人的低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正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练着扛起泰山的姿态,但看起来也像是屈服。
司马迁大概是在四十六岁那年完成史记的。据王国维考证,最后一篇是匈奴列传,那是公元前九十年写就的。
我们记得,司马迁遭祸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为李陵辩护时有可能“影射”了汉武帝所呵护的将军李广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广利自己也向匈奴投降了。司马迁把这件事平静地写进了匈奴列传,他觉得,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悬念落地了,他已经可以停笔。
这之后,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么逝世的,逝世在何处,都不清楚。
有学者从卫宏的汉书旧仪、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桓宽的盐铁论等著作中的某些说法判断,司马迁最后还是因为老有怨言而下狱被杀。但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过于简约和暧昧,尚不足凭信。当然,简约和暧昧也可能是出于一种仁慈,不愿意让人们领受司马迁的二度悲哀。
他,就这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他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却没有结尾。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大结尾。他知道有了史记,不需要再安排一个终结仪式。
他知道只要历史还没有终结,史记和他都终结不了。
六
文章已经可以结束。忽然又想到一层意思,再拖拉几句。
多年来我一直被问写作散文受谁的影响最深,我曾经如实地回答是“司马迁”立即被提问者认为是无厘头式的幽默。
“我们问的是散文啊,您怎么拉出来一个古代的历史学家?”
我不知如何解释,后来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岁越长,披阅越多,如果自问最倾心哪位散文家,我的答案依然没变。
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动。
历史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开头和结尾;但是历史有气象,有情节,有收纵,有因果,有大量需要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有无数不必刻意串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这不是散文是什么?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话本,不是传奇,不是策论,不是杂剧。
既然历史本是如此,司马迁也就找到了写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径以第三人称的叙述主体从容地说着,却与一般历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说得那么富有表情,有时赞赏,有时倾心,有时怀念,有时祭奠,有时愤怒,有时讥讽,有时鄙视。但这一切,都只是隐约在他的眉眼唇齿间,而没有改变叙述基调的连贯性。
有时,他的叙述中出现了较完整的情节,有人物,有性格,有细节,有口气,有环境,像一则则话本小说。但是,他绝不满足于人们对故事情节的世俗期待,绝不沦入说唱文学的眉飞色舞,叙述的步履依然经天纬地,绝无丝毫哗众取宠之嫌。
有时他不得不评论了,除了每篇最后的“太史公曰”也会在叙述半道上拍案指点,却又点到为止、继续说事。事有轻重远近,他如挥云霓,信手拈来又随手撇去,不作纠缠。
这样一来,他的笔下就出现了各种色调、各种风致、各种意绪、各种情境的大组合。明君、贤相、恶吏、谋士、义侠、刺客,各自牵带出鲜明的人生旋律,构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丰富交响。这便是真正的“历史文化大散文”
史记的这种散文格局如云似海,相比之下,连唐宋八大家也显得剪裁过度、意图过甚,未免小气了。
若问:以散文写史,是否符合历史科学?我的回答是:既然历史的本相是散文状态而不是论文状态,那么,越是以近似的形态去把握,便越合适。否则,就会像捕云驯海,谁都劳累。
又问:把史记作为散文范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写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满天气象;画地可以选其一隅,也必先四顾大地苍茫。历史散文的范本应该比寻常散文开阔得多,才能摆脱琐碎技巧而获得宏大神韵。
除了内容,散文的基元是语言。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也称得上是千古一笔。
司马迁的文笔,是对他周围流行文字的艰苦挣脱。在他之前,文坛充斥着浓郁的辞赋之风。以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追求文学上的铺张和奢侈。到了司马迁时代,此风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应汉武帝所开创的大国风范和富裕局面,连散文也都竞相追求工丽、整齐、空洞、恣肆,甚至还要引经据典、磨砺音节。虽然确也不乏文采,却总是华而不实、装腔作态。这种倾向发展到以后,就成了过度讲究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的六朝骈文,致使到唐代,韩愈、柳宗元他们还要发起一个运动来反对。
知道了司马迁的文字环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笔的干净、朴实、灵动,包含着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着整齐的骈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话、参差错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这种散句熔炼得似俗而雅、生动活泼,实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写作的基础诀窍。他还不让古代语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态出现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须改得平易流畅,适合当代人阅读。我们如果在他的书中看到某种整齐、对称、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断定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例如后世专家们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为韵的句法,一致肯定为后人羼入。
说到这里,我实在无法掩盖积存已久的现代悲哀。我们的时代,离两汉六朝已那么遥远,不知何时突然掀起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当代骈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话的整齐排列,文采当然远不及古代骈体,却也总是不怕重复地朗朗上口。有一次我被邀去参加一所大学的校庆,前来祝贺的官员居然有五位完全重复一个同样的开头:“金秋十月,桂子飘香,莘莘学子,欢聚一堂。”后来又有一位官员只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风送爽”后面十二个字还是一模一样。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为四周的人都觉得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传媒上启发年轻人写作少用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回归质朴叙事。这是多么常识性的意见啊,据说却引起一片哗然,都说少了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何来“文学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这种不像正常人说话的所谓“文学性”其实是最为低俗的“伪文学形态”中国人已经摆脱了两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摆脱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彻底摆脱过一次。而且,每次被摆脱的文体都比现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还是应该更认真地读史记,除了认识历史学上的司马迁之外,还应该认识文学上的司马迁。
昨夜写作此文稍憩,从书架上取下聂石樵先生写的司马迁论稿翻阅,没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话,不禁会心而笑。他说:
我国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汉代,汉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史记。
这个观点,颇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几句话结束这篇文章了:史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母本,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看上去它只与文学中的诗有较大的差别,但鲁迅说了,与离骚相比,它只是“无韵”而已。
两千年前就把文史熔于一炉的这位伟人,其实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炼了,熔炼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炉就是那盏小油灯。
难道,它真的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