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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
因一时的灾荒行乞，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把行乞当做一种习惯性职业，进而滋生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模式，则必然成为社会公害。
乞丐心理的基点，在于以自秽、自弱为手段，点滴而又快速地完成着对他人财物的占有。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只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人格形象来获得人们的怜悯，不是自己的东西也可能转换成自己的东西。他们的脚永远踩踏在转换所有权的滑轮上，获得前语调诚恳让人流泪，获得后立即翻脸不认人。
乞丐一旦成群结帮，谁也不好对付。清稗类钞乞丐类载：“江苏之淮、徐、海等处，岁有以逃荒为业者，数百成群，行乞于各州县，且至邻近各省，光绪初为最多。”最古怪的是，这帮浩浩荡荡的乞丐还携带着盖有官印的“护照”到了一个地方行乞简直成了一种堂堂公务。
行完乞，他们又必然会到官府赖求，再盖一个官印，作为向下一站行乞的“签证”官府虽然也皱眉，但经不住死缠，既是可怜人，行乞又不算犯法，也就一一盖了章。
由这个例证联想开去，生活中只要有人肯下决心用乞丐手法来获得什么，迟早总会达到目的。
流氓型小人：
当恶奴型小人终于被最后一位主子所驱逐时，当乞丐型小人终于有一天不愿再扮可怜相时，这就变成了流氓型小人。
明史中记述过一个叫曹钦程的人，已经做了吴江知县，还要托人认宦官魏忠贤做父亲，其献媚的态度最后连魏忠贤本人也看不下去了，说他是败类，撤了他的官职。他竟当场表示：“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
不久，魏忠贤阴谋败露，曹钦程被算作同党关入死牢。他也没觉得什么，天天在狱中抢掠其他罪犯的伙食，吃得饱饱的。
这个曹钦程，起先无疑是恶奴型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转化为流氓型小人。我做过知县怎么着？照样敢把杀人犯嘴边的饭食抢过来塞进嘴里！你来打吗？我已经咽下肚去了，反正迟早要杀头，还怕打？——人到了这一步，说什么也多余了。
流氓型小人比其他类型的小人显得活跃。他们像玩杂耍一样交替玩弄着诬陷、偷听、恫吓、欺诈、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引蛇出洞、声东击西等技法，别人被这一切搞得泪血斑斑，他们却谈笑自若，全然不往心里放。
流氓型小人乍一听似乎多是年轻人，其实未必。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时间积累的恶果，因此有不少倒是上了一点年岁的。谢国桢先生曾经记述明末江苏太仓沙溪一个叫顾慎卿的人，他做过家奴，贩过私盐，也在衙门里混过事，人生历练极为丰富，到老在乡间组织一批无赖子不断骚扰百姓。史书对他的评价是三个字“老而黠”简洁地概括了一个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街市间那些有流氓习气的年轻人并不属于这个范围。
文痞型小人：
当上述各种小人获得一种文化载体或文化面具时，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
明明是文人却被套上了一个“痞”字，是因为他们的行事方式与市井小痞子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是以攻击他人作为第一特征；攻击的方式是掷秽泼污，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对于自己的劣行即使彻底暴露也绝不道歉，立即转移一个话题永远纠缠下去，如此等等。
但是，文痞型小人毕竟还算文人，懂得伪装自己的文化形象，因此一定把自己打扮得慷慨激昂、疾恶如仇。他们知道当权者最近的心思，也了解当下舆论的热点，总是抛出一个个最吸引众人注意力的话题作为攻击的突破口，顺便让自己成为公众人物。
在古代，血迹斑斑的文字狱的形成，最早的揭发批判者就是他们；在现代“文革”中无数冤假错案的出现，最早的揭发批判者也是他们；在当代，借用媒体的不良权力一次次围诼文化创造者，致使文化严重滞后的，也是他们。他们不断地引导民众追恶寻恶，而最大的恶恰恰正是他们自己。
我曾经做过几次试验，让一些德行高尚的文化人来排列古代、现代、当代的文痞型小人名单，结果居然高度一致，可见要识破他们并不难。但是，在当今中国，文痞型小人仍然特别具有欺骗性和破坏性，因为他们利用广大民众对于文化的茫然、对于报刊的迷信，把其他类型小人的局部恶浊装潢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污染。因此，他们是所有小人中最恶劣的一群。
影响虽大，但他们的人数并不多，这可能要归功于中国古代的君子观念的渗透。历来许多文人有言辞偏激、嘲谑成性、行止不检、表里不一等缺点，都不能目之为文痞型小人。
四
值得深思的是，有不少小人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组织能力和敢死精神，为什么正常的社会群体对他们也失去了防御能力？如果我们不把责任全部推给此前的专制王朝，在我们身边是否也能找到一点原因？
好像能找到一些。
第一，观念上的缺陷。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社会上特别痛恨的都不是各种类型的小人。我们痛恨口出狂言的青年，我们痛恨死死纠缠异性的情痴，我们痛恨极端的激进派或保守派，我们痛恨跋扈、妖惑、酸腐、固执，我们痛恨这痛恨那，却不会痛恨那些没有立场的游魂、转瞬即逝的笑脸、无法验证的美言、无可检收的许诺。
很长时间我们都以某种意识形态的立场决定自己的情感投向，而小人在这方面是无可无不可的，因此容易同时讨好两面，至少被两面都看成中间状态的友邻。
我们厌恶愚昧，小人智商不低；我们厌恶野蛮，小人在多数情况下不干血淋淋的蠢事。结果，我们苛刻地垂顾着各色人等，却独独把小人给放过了。
第二，情感上的牵扯。
小人是善于做情感游戏的，这对很多劳于事功而深感寂寞的好人来说正中下怀。
在这个问题上小人与正常人的区别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内心开始的，小人的情感游戏是以揣摩对方的需要开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准，人们一下就进入了他们的陷阱，误认他们为知己。小人就是那种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却曾有很多人把他误认为知己的人。
到后来，人们也会渐渐识破他们的真相，但既有旧情牵连，不好骤然翻脸。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特别能在情感的迷魂阵中识别小人的是两大名相：管仲和王安石。他们的千古贤名，有一半就在于他们对小人的防范上。
管仲辅佐齐桓公时，齐桓公很感动地对他说：“我身边有三个对我最忠心的人，一个为了侍候我自愿做太监，把自己阉割了；一个来做我的臣子后整整十五年没有回家看过父母；另一个更厉害，为了给我滋补身体居然把自己儿子杀了做成羹给我吃！”
管仲听罢便说：“这些人不可亲近，他们的作为全部违反人的正常感情，怎么还谈得上对你的忠诚？”齐桓公听了管仲的话，把这三个小人赶出了朝廷。
管仲死后，这三个小人卷土重来，果然闹得天翻地覆。
王安石一生更是遇到很多小人，难于尽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谏议大夫程师孟，他有一天竟然对王安石说，他目前最恨的是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而自己的内心却想早死。王安石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先死，您就会给我写墓志铭，好流传后世了。”
王安石一听就掂出了这个人的人格重量，不再理会。
只有像管仲、王安石这样，小人们所布下的情感迷魂阵才能破除；但对很多人物来说，几句好话一听心肠就软，小人要俘虏他们易如反掌。
第三，心态上的恐惧。
小人和善良人往往有一段或短或长的情谊上的“蜜月期”当善良人开始有所识破的时候，小人的撒泼期也就来到了。
平心而论，对于小人的撒泼，多数人是害怕的。小人不管实际上胆子有多小，撒起泼来却有一种玩命的表象。好人虽然不见得都怕死，但死也要死在像样的地方；与小人玩命，他先泼你一身脏水，把是非颠倒得让你成为他的同类，就像拉进一个泥潭翻滚得谁的面目也看不清，这样的死法多窝囊！
因此，小人们用他们的肮脏，摆开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战场都令人恐怖的混乱方阵，使再勇猛的斗士都只能退避三舍。
在很多情况下小人不是与你格斗而是与你死缠。他们知道你没有这般时间、这般口舌、这般耐心、这般情绪，他们知道你即使发火也有熄火的时候，只要继续缠下去总会有你的意志到达极限的一刻。他们也许看到过古希腊的著名雕塑拉奥孔，那对强劲的父子被滑腻腻的长蛇终于缠到连呼号都发不出声音的地步。想想那尊雕塑吧，你能不怕？
有没有法律管小人？很难。小人基本上不犯法。这便是小人更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无赖小人牛二缠上了英雄杨志，杨志一躲再躲也躲不开，只能把他杀了，但犯法的是杨志，不是牛二。
小人用卑微的生命粘贴住一具高贵的生命，高贵的生命之所以高贵就在于受不得污辱，然而高贵的生命不想受污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一旦付出代价后人们才发现生命的天平严重失衡。
这种失衡又倒过来在社会上普及着新的恐惧：与小人较劲犯不着。中国社会流行的那句俗语“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实在充满了无数次失败后的无奈情绪。谁都明白，这句话所说的不是躲盗贼，不是躲灾害，而是躲小人。好人都躲着小人，久而久之，小人被一些无知者羡慕，他们的队伍扩大了。
第四，策略上的失误。
中国历史上很多不错的人物在对待小人的问题上每每产生策略上的失误。在道与术的关系上，他们虽然崇仰道，但因为整个体制的束缚，无法真正行道，最终都垂青于术，名为韬略，实为政治实用主义。
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政敌。这样做初看颇有实效，其实后果严重。政敌未必是小人，利用小人对付政敌，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用小人扑灭政见不同的君子，在文明构建上是一大损失。
如果是利用小人来对付小人，那就会使被利用的那拨小人处于被弘扬的地位，一旦成功，小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将邀功论赏、发扬光大。
中国历史上许多英明君主、贤达臣将往往在此处失误，他们获得了具体的胜利，但胜利果实上充满了小人灌注的毒汁。他们只问果实属于谁而不计果实的性质。因此，无数次即便是好人的成功，也未必能构成文明的积累。
第五，灵魂上的对应。
有不少人，就整体而言不能算是小人，但在特定的情势和境遇下，灵魂深处也会悄然渗透出一点小人情绪，这就与小人们的作为对应起来了，成为小人闹事的帮手和起哄者。
谣言和谎言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市场？按照正常的理性判断，大多数谣言是很容易识破的，但居然会被智力并不太低的人大规模传播，原因只能说是传播者对谣言有一种潜在的需要。
只要想一想历来被谣言攻击的对象，大多是那些有理由被别人暗暗嫉妒却没有理由被公开诋毁的人物，我们就可明白其中的奥秘了。谣言为传谣、信谣者而设。按接受美学的观点，谣言的生命扎根于传谣、信谣者的心底。如果没有这个根，一个谣言便如小儿梦呓、腐叟胡诌，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呢？
一切正常人都会有失落的时候，失落中很容易滋长嫉妒情绪，一听到某个得意者有什么问题，心里立即获得了某种窃窃自喜的平衡，也不管起码的常识和逻辑，也不做任何调查和印证，立即一哄而起，形成围诼。
更有一些人，平日一直遗憾自己在名望和道义上的欠缺，一旦小人提供一个机会能在攻击别人过程中获得这种补偿，也会在犹豫再三之后探头探脑地出来，成为小人的同伙。
如果仅止于内心的些微需要试图满足，这样的陷落也是有限度的，良知的警觉会使他们拔身而走。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只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对立而已，而一旦与小人合伴成事后又自恃自傲，良知麻木，越沉越深，那他们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人而难以救药了。
从这层意义上说，小人最隐秘的土壤，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即便是吃够了小人苦头的人，一不留神也会在自己的某个精神角落为小人挪出空地。
五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显然没有消解小人的良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
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不断扩大君子的队伍，改变君子和小人的数量对比。一定需要有一批人成为比较纯粹的君子，而不受任何小人生态的诱惑。
君子的古代标准，也就是他们与小人的原始区别，我们的祖先早有教导，例如“君子怀德”、“君子坦荡荡”、“君子求诸己”、“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周而不比”等等。这些教导，对君子的风范、目标和生态做了经典描述。君子的现代标准，就要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系列全人类公认的价值标准，诸如人权、人道、民主、自由、互助、慈善、环保，等等，并由此展现出更加关爱苍生、牺牲自我、温和坚毅、光明磊落的风范。
真正的君子行迹，是一种极其美好的人生体验。只要认真投入，很快就能发现，自己什么也不害怕了。过去想做君子而犹豫，不就是害怕小人吗？一旦成了真君子，这种担忧就不再存在。
不再害怕我们害怕过的一切。不再害怕众口铄金，不再害怕招腥惹臭，不再害怕群蝇成阵，不再害怕阴沟暗道，不再害怕那种时时企盼着新的整人运动的饥渴眼光，不怕偷听，不怕恐吓，不怕狞笑，只以更明确、更响亮的方式，在人格、人品上昭示出高贵和低贱的界限。
此外，有一件具体的事可做。我主张大家一起来认真研究一下从历史到现实的小人问题，把这个问题集中谈下去，总有好处。
想起了写吝啬鬼的莫里哀。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根治人类身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吝啬这个老毛病，但他在剧中把吝啬解剖得那么透彻、那么辛辣、那么具体，使人们以后再遇到吝啬，或者自己心底再产生吝啬的时候，猛然觉得在哪里见过，于是，剧场的笑声也会在他们耳边重新响起。那么多人的笑声使他们明白人类良知水平上的是非。他们在笑声中莞尔了，正常的人性也就悄悄地上升了一小格。
吝啬的毛病比我所说的小人问题轻微得多。鉴于小人对我们民族昨天和今天的严重荼毒，微薄如我们，能不能像莫里哀一样把小人的行为举止、心理方式用最普及的方法袒示于世，然后让人们略有所悟呢？
研究小人是为了看清小人，给他们定位，以免他们继续以无序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各时各处，使人们难以招架。研究仅止于研究，尽量不要与他们争吵。争吵使他们加重，研究使他们失重。
虽然小人尚未定义，但我看到了一个与小人有关的定义。一位美国学者说：
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大家都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这个定义十分精彩。小人总有，但他们的地位与时代本身的重量成反比。既然专制极权和政治乱世造就了小人，既然庸众意识和恐惧心理助长了小人，那么，如果出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气压，使小人在社会上从中心退到旁侧、从高位降到低位、从主宰变成赘余，这个时代已经在问鼎伟大。
我们的时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好的趋势。快速推进的时代节奏，无限开阔的全球视野，渐渐使很多小人的行为越来越失去效用。前几年还在闹腾的事件，现在一看全变成了笑话。尤其是那些以折腾人著称的“大批判专家”连名字也完全被人们淡忘。
但是，我们的时代与伟大显然还有距离。大家已经发现，主要距离在于精神文化方面；大家没有发现的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其实不少，却仍然被小人啃噬着。中国民众固然已经厌烦小人了，但是，以往很多年被小人扯来扯去的视线，至今还没有恢复仰望精神文化的功能。结果，小人被冷落了，而精神文化也被冷落着。
我相信，这种双向冷落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
最后我必须补充一个观点才能结束本文，那就是：尽管小人在整体上祸害久远，但就他们的个体生命而言，大多也是可怜人，包括其中最令人厌烦的文痞型小人，无非也就是一些喝了“狼奶”的失败者和抑郁者。他们，还有被拯救的可能。
冷落他们，搁置他们，然后拯救他们，这便是当今君子的责任。
说到底，他们是在一个缺少关爱的环境里长大的一群，因此也应该受到关爱。我们鄙弃的，是他们以往的作恶方式，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集合状态。
小人：
因一时的灾荒行乞，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把行乞当做一种习惯性职业，进而滋生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模式，则必然成为社会公害。
乞丐心理的基点，在于以自秽、自弱为手段，点滴而又快速地完成着对他人财物的占有。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只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人格形象来获得人们的怜悯，不是自己的东西也可能转换成自己的东西。他们的脚永远踩踏在转换所有权的滑轮上，获得前语调诚恳让人流泪，获得后立即翻脸不认人。
乞丐一旦成群结帮，谁也不好对付。清稗类钞乞丐类载：“江苏之淮、徐、海等处，岁有以逃荒为业者，数百成群，行乞于各州县，且至邻近各省，光绪初为最多。”最古怪的是，这帮浩浩荡荡的乞丐还携带着盖有官印的“护照”到了一个地方行乞简直成了一种堂堂公务。
行完乞，他们又必然会到官府赖求，再盖一个官印，作为向下一站行乞的“签证”官府虽然也皱眉，但经不住死缠，既是可怜人，行乞又不算犯法，也就一一盖了章。
由这个例证联想开去，生活中只要有人肯下决心用乞丐手法来获得什么，迟早总会达到目的。
流氓型小人：
当恶奴型小人终于被最后一位主子所驱逐时，当乞丐型小人终于有一天不愿再扮可怜相时，这就变成了流氓型小人。
明史中记述过一个叫曹钦程的人，已经做了吴江知县，还要托人认宦官魏忠贤做父亲，其献媚的态度最后连魏忠贤本人也看不下去了，说他是败类，撤了他的官职。他竟当场表示：“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
不久，魏忠贤阴谋败露，曹钦程被算作同党关入死牢。他也没觉得什么，天天在狱中抢掠其他罪犯的伙食，吃得饱饱的。
这个曹钦程，起先无疑是恶奴型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转化为流氓型小人。我做过知县怎么着？照样敢把杀人犯嘴边的饭食抢过来塞进嘴里！你来打吗？我已经咽下肚去了，反正迟早要杀头，还怕打？——人到了这一步，说什么也多余了。
流氓型小人比其他类型的小人显得活跃。他们像玩杂耍一样交替玩弄着诬陷、偷听、恫吓、欺诈、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引蛇出洞、声东击西等技法，别人被这一切搞得泪血斑斑，他们却谈笑自若，全然不往心里放。
流氓型小人乍一听似乎多是年轻人，其实未必。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时间积累的恶果，因此有不少倒是上了一点年岁的。谢国桢先生曾经记述明末江苏太仓沙溪一个叫顾慎卿的人，他做过家奴，贩过私盐，也在衙门里混过事，人生历练极为丰富，到老在乡间组织一批无赖子不断骚扰百姓。史书对他的评价是三个字“老而黠”简洁地概括了一个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街市间那些有流氓习气的年轻人并不属于这个范围。
文痞型小人：
当上述各种小人获得一种文化载体或文化面具时，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
明明是文人却被套上了一个“痞”字，是因为他们的行事方式与市井小痞子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是以攻击他人作为第一特征；攻击的方式是掷秽泼污，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对于自己的劣行即使彻底暴露也绝不道歉，立即转移一个话题永远纠缠下去，如此等等。
但是，文痞型小人毕竟还算文人，懂得伪装自己的文化形象，因此一定把自己打扮得慷慨激昂、疾恶如仇。他们知道当权者最近的心思，也了解当下舆论的热点，总是抛出一个个最吸引众人注意力的话题作为攻击的突破口，顺便让自己成为公众人物。
在古代，血迹斑斑的文字狱的形成，最早的揭发批判者就是他们；在现代“文革”中无数冤假错案的出现，最早的揭发批判者也是他们；在当代，借用媒体的不良权力一次次围诼文化创造者，致使文化严重滞后的，也是他们。他们不断地引导民众追恶寻恶，而最大的恶恰恰正是他们自己。
我曾经做过几次试验，让一些德行高尚的文化人来排列古代、现代、当代的文痞型小人名单，结果居然高度一致，可见要识破他们并不难。但是，在当今中国，文痞型小人仍然特别具有欺骗性和破坏性，因为他们利用广大民众对于文化的茫然、对于报刊的迷信，把其他类型小人的局部恶浊装潢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污染。因此，他们是所有小人中最恶劣的一群。
影响虽大，但他们的人数并不多，这可能要归功于中国古代的君子观念的渗透。历来许多文人有言辞偏激、嘲谑成性、行止不检、表里不一等缺点，都不能目之为文痞型小人。
四
值得深思的是，有不少小人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组织能力和敢死精神，为什么正常的社会群体对他们也失去了防御能力？如果我们不把责任全部推给此前的专制王朝，在我们身边是否也能找到一点原因？
好像能找到一些。
第一，观念上的缺陷。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社会上特别痛恨的都不是各种类型的小人。我们痛恨口出狂言的青年，我们痛恨死死纠缠异性的情痴，我们痛恨极端的激进派或保守派，我们痛恨跋扈、妖惑、酸腐、固执，我们痛恨这痛恨那，却不会痛恨那些没有立场的游魂、转瞬即逝的笑脸、无法验证的美言、无可检收的许诺。
很长时间我们都以某种意识形态的立场决定自己的情感投向，而小人在这方面是无可无不可的，因此容易同时讨好两面，至少被两面都看成中间状态的友邻。
我们厌恶愚昧，小人智商不低；我们厌恶野蛮，小人在多数情况下不干血淋淋的蠢事。结果，我们苛刻地垂顾着各色人等，却独独把小人给放过了。
第二，情感上的牵扯。
小人是善于做情感游戏的，这对很多劳于事功而深感寂寞的好人来说正中下怀。
在这个问题上小人与正常人的区别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内心开始的，小人的情感游戏是以揣摩对方的需要开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准，人们一下就进入了他们的陷阱，误认他们为知己。小人就是那种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却曾有很多人把他误认为知己的人。
到后来，人们也会渐渐识破他们的真相，但既有旧情牵连，不好骤然翻脸。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特别能在情感的迷魂阵中识别小人的是两大名相：管仲和王安石。他们的千古贤名，有一半就在于他们对小人的防范上。
管仲辅佐齐桓公时，齐桓公很感动地对他说：“我身边有三个对我最忠心的人，一个为了侍候我自愿做太监，把自己阉割了；一个来做我的臣子后整整十五年没有回家看过父母；另一个更厉害，为了给我滋补身体居然把自己儿子杀了做成羹给我吃！”
管仲听罢便说：“这些人不可亲近，他们的作为全部违反人的正常感情，怎么还谈得上对你的忠诚？”齐桓公听了管仲的话，把这三个小人赶出了朝廷。
管仲死后，这三个小人卷土重来，果然闹得天翻地覆。
王安石一生更是遇到很多小人，难于尽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谏议大夫程师孟，他有一天竟然对王安石说，他目前最恨的是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而自己的内心却想早死。王安石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先死，您就会给我写墓志铭，好流传后世了。”
王安石一听就掂出了这个人的人格重量，不再理会。
只有像管仲、王安石这样，小人们所布下的情感迷魂阵才能破除；但对很多人物来说，几句好话一听心肠就软，小人要俘虏他们易如反掌。
第三，心态上的恐惧。
小人和善良人往往有一段或短或长的情谊上的“蜜月期”当善良人开始有所识破的时候，小人的撒泼期也就来到了。
平心而论，对于小人的撒泼，多数人是害怕的。小人不管实际上胆子有多小，撒起泼来却有一种玩命的表象。好人虽然不见得都怕死，但死也要死在像样的地方；与小人玩命，他先泼你一身脏水，把是非颠倒得让你成为他的同类，就像拉进一个泥潭翻滚得谁的面目也看不清，这样的死法多窝囊！
因此，小人们用他们的肮脏，摆开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战场都令人恐怖的混乱方阵，使再勇猛的斗士都只能退避三舍。
在很多情况下小人不是与你格斗而是与你死缠。他们知道你没有这般时间、这般口舌、这般耐心、这般情绪，他们知道你即使发火也有熄火的时候，只要继续缠下去总会有你的意志到达极限的一刻。他们也许看到过古希腊的著名雕塑拉奥孔，那对强劲的父子被滑腻腻的长蛇终于缠到连呼号都发不出声音的地步。想想那尊雕塑吧，你能不怕？
有没有法律管小人？很难。小人基本上不犯法。这便是小人更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无赖小人牛二缠上了英雄杨志，杨志一躲再躲也躲不开，只能把他杀了，但犯法的是杨志，不是牛二。
小人用卑微的生命粘贴住一具高贵的生命，高贵的生命之所以高贵就在于受不得污辱，然而高贵的生命不想受污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一旦付出代价后人们才发现生命的天平严重失衡。
这种失衡又倒过来在社会上普及着新的恐惧：与小人较劲犯不着。中国社会流行的那句俗语“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实在充满了无数次失败后的无奈情绪。谁都明白，这句话所说的不是躲盗贼，不是躲灾害，而是躲小人。好人都躲着小人，久而久之，小人被一些无知者羡慕，他们的队伍扩大了。
第四，策略上的失误。
中国历史上很多不错的人物在对待小人的问题上每每产生策略上的失误。在道与术的关系上，他们虽然崇仰道，但因为整个体制的束缚，无法真正行道，最终都垂青于术，名为韬略，实为政治实用主义。
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政敌。这样做初看颇有实效，其实后果严重。政敌未必是小人，利用小人对付政敌，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用小人扑灭政见不同的君子，在文明构建上是一大损失。
如果是利用小人来对付小人，那就会使被利用的那拨小人处于被弘扬的地位，一旦成功，小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将邀功论赏、发扬光大。
中国历史上许多英明君主、贤达臣将往往在此处失误，他们获得了具体的胜利，但胜利果实上充满了小人灌注的毒汁。他们只问果实属于谁而不计果实的性质。因此，无数次即便是好人的成功，也未必能构成文明的积累。
第五，灵魂上的对应。
有不少人，就整体而言不能算是小人，但在特定的情势和境遇下，灵魂深处也会悄然渗透出一点小人情绪，这就与小人们的作为对应起来了，成为小人闹事的帮手和起哄者。
谣言和谎言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市场？按照正常的理性判断，大多数谣言是很容易识破的，但居然会被智力并不太低的人大规模传播，原因只能说是传播者对谣言有一种潜在的需要。
只要想一想历来被谣言攻击的对象，大多是那些有理由被别人暗暗嫉妒却没有理由被公开诋毁的人物，我们就可明白其中的奥秘了。谣言为传谣、信谣者而设。按接受美学的观点，谣言的生命扎根于传谣、信谣者的心底。如果没有这个根，一个谣言便如小儿梦呓、腐叟胡诌，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呢？
一切正常人都会有失落的时候，失落中很容易滋长嫉妒情绪，一听到某个得意者有什么问题，心里立即获得了某种窃窃自喜的平衡，也不管起码的常识和逻辑，也不做任何调查和印证，立即一哄而起，形成围诼。
更有一些人，平日一直遗憾自己在名望和道义上的欠缺，一旦小人提供一个机会能在攻击别人过程中获得这种补偿，也会在犹豫再三之后探头探脑地出来，成为小人的同伙。
如果仅止于内心的些微需要试图满足，这样的陷落也是有限度的，良知的警觉会使他们拔身而走。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只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对立而已，而一旦与小人合伴成事后又自恃自傲，良知麻木，越沉越深，那他们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人而难以救药了。
从这层意义上说，小人最隐秘的土壤，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即便是吃够了小人苦头的人，一不留神也会在自己的某个精神角落为小人挪出空地。
五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显然没有消解小人的良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
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不断扩大君子的队伍，改变君子和小人的数量对比。一定需要有一批人成为比较纯粹的君子，而不受任何小人生态的诱惑。
君子的古代标准，也就是他们与小人的原始区别，我们的祖先早有教导，例如“君子怀德”、“君子坦荡荡”、“君子求诸己”、“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周而不比”等等。这些教导，对君子的风范、目标和生态做了经典描述。君子的现代标准，就要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系列全人类公认的价值标准，诸如人权、人道、民主、自由、互助、慈善、环保，等等，并由此展现出更加关爱苍生、牺牲自我、温和坚毅、光明磊落的风范。
真正的君子行迹，是一种极其美好的人生体验。只要认真投入，很快就能发现，自己什么也不害怕了。过去想做君子而犹豫，不就是害怕小人吗？一旦成了真君子，这种担忧就不再存在。
不再害怕我们害怕过的一切。不再害怕众口铄金，不再害怕招腥惹臭，不再害怕群蝇成阵，不再害怕阴沟暗道，不再害怕那种时时企盼着新的整人运动的饥渴眼光，不怕偷听，不怕恐吓，不怕狞笑，只以更明确、更响亮的方式，在人格、人品上昭示出高贵和低贱的界限。
此外，有一件具体的事可做。我主张大家一起来认真研究一下从历史到现实的小人问题，把这个问题集中谈下去，总有好处。
想起了写吝啬鬼的莫里哀。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根治人类身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吝啬这个老毛病，但他在剧中把吝啬解剖得那么透彻、那么辛辣、那么具体，使人们以后再遇到吝啬，或者自己心底再产生吝啬的时候，猛然觉得在哪里见过，于是，剧场的笑声也会在他们耳边重新响起。那么多人的笑声使他们明白人类良知水平上的是非。他们在笑声中莞尔了，正常的人性也就悄悄地上升了一小格。
吝啬的毛病比我所说的小人问题轻微得多。鉴于小人对我们民族昨天和今天的严重荼毒，微薄如我们，能不能像莫里哀一样把小人的行为举止、心理方式用最普及的方法袒示于世，然后让人们略有所悟呢？
研究小人是为了看清小人，给他们定位，以免他们继续以无序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各时各处，使人们难以招架。研究仅止于研究，尽量不要与他们争吵。争吵使他们加重，研究使他们失重。
虽然小人尚未定义，但我看到了一个与小人有关的定义。一位美国学者说：
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大家都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这个定义十分精彩。小人总有，但他们的地位与时代本身的重量成反比。既然专制极权和政治乱世造就了小人，既然庸众意识和恐惧心理助长了小人，那么，如果出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气压，使小人在社会上从中心退到旁侧、从高位降到低位、从主宰变成赘余，这个时代已经在问鼎伟大。
我们的时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好的趋势。快速推进的时代节奏，无限开阔的全球视野，渐渐使很多小人的行为越来越失去效用。前几年还在闹腾的事件，现在一看全变成了笑话。尤其是那些以折腾人著称的“大批判专家”连名字也完全被人们淡忘。
但是，我们的时代与伟大显然还有距离。大家已经发现，主要距离在于精神文化方面；大家没有发现的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其实不少，却仍然被小人啃噬着。中国民众固然已经厌烦小人了，但是，以往很多年被小人扯来扯去的视线，至今还没有恢复仰望精神文化的功能。结果，小人被冷落了，而精神文化也被冷落着。
我相信，这种双向冷落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
最后我必须补充一个观点才能结束本文，那就是：尽管小人在整体上祸害久远，但就他们的个体生命而言，大多也是可怜人，包括其中最令人厌烦的文痞型小人，无非也就是一些喝了“狼奶”的失败者和抑郁者。他们，还有被拯救的可能。
冷落他们，搁置他们，然后拯救他们，这便是当今君子的责任。
说到底，他们是在一个缺少关爱的环境里长大的一群，因此也应该受到关爱。我们鄙弃的，是他们以往的作恶方式，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集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