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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伙名叫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
“我不认识。他为什么偏偏要跟我谈？”
“因为他认识你。确切地说，是认识你的名字。了解你的一切情况。”古斯塔夫说“他只跟你谈，不跟其他任何人谈。也不跟警方谈。根本不会跟警方谈。当然要钱。给他好了。你多带点。看他讲的值多少。”
“等等，”我说“我完全糊涂了。这位”
“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这张纸条上写有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亚历山大街。在西边，在洛歇街附近。”
“这位莫利托尔怎么会认识我？”
“通过泽贝格。”古斯塔夫说。
“这更加不可思议了。”
“非常简单。莫利托尔在电话上对我讲，在戛纳出事的消息登出来后，他就给戛纳的泽贝格打了电话，问他应该怎么做。”
“什么该怎么做？”
“拿他可以出卖的东西怎么办，具体我也不清楚。泽贝格知道，他在电话里说的。泽贝格要他讲给你听，你是合适的人，因为你负责此案。”
“可你对这件事答应什么了？这一切听上去都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没什么太不可思议的，”勃兰登伯格说“如果事关大笔钱的话。那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事常常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你认为，莫利托尔现在会向我们提供一切问题的答案？”
“也许不是一切问题的。”勃兰登伯格说。
“那是什么的答案？”
“证明赫尔曼曾经是一头非常大的猪，他就是自杀了，因为他陷进了走投无路的处境。”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
36
“喂？”
“昂热拉，我是罗伯特。”
“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不是真的！”
“什么？”
“我在电话前坐了一个小时，盯着它，想恳求它。我再三地说，让罗伯特打电话来吧，让他打电话，现在，请，请，我想听他的声音。我必须听他的声音。我不能等到晚上。我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罗伯特？”
我是从杜塞尔多夫机场邮局的一个电话间里打的电话。我告诉昂热拉，我必须飞往法兰克福，晚上将跟我的律师碰头。
“那以后你马上给我打电话，好吗？”
“那当然。”
“你什么时候回到我身边来？”
“这我还不知道。”
“噢，上帝。”
“也许我晚上就会知道。”
“如果不知道呢？如果拖的时间长呢？”
“那我就得留下来。这是我的工作，昂热拉。”
“我明白。我明白，罗伯特。只是，你看”线路里出现沙沙声，越来越大。
“你讲什么？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的话！”我喊道。
“等等，等它结束，这噪音。”
喇叭里的一个声音传进我的电话间。
“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公布它飞往法兰克福的645次航班的通知。请旅客们经14号出口上汽车。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通知”
沙沙声消失了。
“现在我又能听清了。”
“罗伯特，你做到了。”昂热拉的声音听起来语无伦次，低声细语“你做到了。我我也爱你。我的天，我想，我没有你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不，我知道！我知道！你离得这么遥远。”
“咱们彼此拥有。”
“对，罗伯特，对。”
“我没有你也”沙沙声又响起来了。我等。喇叭声在重复呼叫前往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公司的旅客。过了一会儿那噪音又消失了，但这一会儿让我觉得好像过了好久。“我没有你也没法活下去。”
“昨天夜里我一分钟也没睡。咱们的所作所为真是疯了。”
“甜蜜的疯狂。”
“邪恶的疯狂，罗伯特。我不相信咱们能幸免。咱们的所作所为是被禁止的。”
“谁禁止它？”
“咱们在伤害另一个人，因此它是被禁止的。上帝禁止它。而且”
“我不在乎，不管上帝”
“你让我讲完！我要讲的话实在太可怕。”
“你要讲什么？”
“我也无所谓！完全无所谓！你知道吗，我多么爱你，尽管咱们做得不对？尽管有这一切？我多么爱你，可是还没有真正认识你？”
“我”
“你见过律师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等。哪怕是清晨五点钟，你打，好吗？”
“好。”我说。
沙沙声又响起来。我听不懂昂热拉的话了。喇叭里的声音第三次呼唤前往法兰克福的旅客。沙沙声不断。没有意义。我将话筒放回叉簧，走到我所在邮局的柜台付费。然后我急忙——是的，我急忙，我紧赶慢赶，我一下子又能跑了——跑向一家花店。在那里我把昂热拉的详细地址给了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
“买两百马克的‘宋娅’。”我说“请您打电话到戛纳。请通知加姆贝塔广场上的‘花月’花店，您能在您的全欧送花服务簿里找到。”
“当然，先生。要写点什么吗？”
两百马克
要不要呢？
“当然要写点什么。我写下来。”我写好，付完钱。两百德国马克，外加电话费和全欧送花服务费。
然后，我背着旅行包穿过飞机场简直是没有尽头的过道。我的脚疼起来。我继续跑啊跑。一位机上服务员在14号登机口等我。
“去法兰克福吗？”
“对。”
“汽车开走了。那辆大众车送您去飞机。”
“谢谢。”汉莎航空公司的一辆蓝黄两色的大众车停在外面，发动机响着。司机几乎没等我在他身旁坐下就开动了。车门飞速关上。
“大人物总是慢吞吞的。”司机怒冲冲地说。他很年轻，脸板着，长满粉刺。我想，他这么怒气冲冲，肯定是因为粉刺。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的心跳得那么急，我感觉到它冲到了喉咙里。
昂热拉爱我。她爱我。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吞下两粒药，心里想。当我在法兰克福约会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时，昂热拉已经收到玫瑰了。
“那辆大众车绕了个大弯驶近那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一位不耐烦的空中小姐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我跳下去，一瘸一拐地沿着舷梯上去。”
我在纸条上写给昂热拉并且将跟“宋娅”一起送到的话是：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对不起，”我对那位美丽的、气呼呼的空中小姐说“我真的很抱歉，请您原谅。”
空中小姐不答理我。她把我推进飞机，关上门，闩好。我在一个靠窗户的位置上坐下来。我的脚仍在疼。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37
古斯塔夫说，在洛歇街附近。我坐一辆出租车驶出机场，经过高速和快速公路，从现代化的、刚刚冒出来的高大住宅楼和绿化带旁驶过。后来，景色突然大变。我们陷进了小胡同的迷宫。两边的房子歪斜破败。我好像忽然跌进了另一个时代，回到了最遥远的过去。
弗雷德-莫利托尔就住在亚历山大街上的这么一套破屋子里。
来到二楼，一位高大的胖女人打开门。她肯定有六个下巴，跟整个房子一样散发出酸菜味。
“我是莫利托尔夫人。”她以令我吃惊的低音说“对不起，我还围着围裙，正在洗碗。您知道，我们总是吃得很晚。弗雷德得睡很长时间。您去客厅里吧。弗雷德马上来，他正在小睡一会儿，但是他说了，如果您来了，就让我叫醒他。”
于是我到客厅里坐下，一个挂着织花壁毯的小房间，摇摆不稳的家具，圆桌上铺着织花台布，电视机上方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墙洞里摆满穿服装的布娃娃，都是在机场或纪念品商店里能买到的那种——一位西班牙女人，一位巴伐利亚人，一位荷兰女人——还包在赛璐玢纸里。我坐到一张沙发上弹簧咯咯响。窗户旁挂着一只鸟笼，养着一对小鸟儿。阳光洒照进房间，令我目眩。我一踩，地板就嘎嘎响。壁毯上起球了。墙壁上定是潮湿的，我想。这里也有酸菜味。
门开了，一位年约五十五岁的男人走进来，骨瘦如柴，面无血色，像所有的夜班工人一样，脸颊凹陷，眼圈黑黑的。弗雷德-莫利托尔——这么个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他穿着拖鞋和晨服。他疲惫的眼睛红红的。他伸给我的手软沓沓的。地板也被他踩得嘎嘎响。当室外一辆汽车驶过时，屋里的一切全颤动不已。
“来一小杯酒吗？”莫利托尔问，跟他的妻子相反，他的声音非常尖“来杯利口酒吗，卢卡斯先生？”
“不，谢谢。”
“来吧，不然你会伤害我。”他从电视机下面的一张橱里取出一瓶酒和两只杯子。他把它们倒满，跟我干杯。利口酒甜得起腻。我有点难受。莫利托尔舔舔嘴唇。“好不好喝？我最爱这玩意儿。”
“莫利托尔先生，泽贝格要您将您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没错，是的。关于赫尔曼先生，愿上帝让他快活。”疲累的眼睛活泼起来，令人反感地打量着我“可怜的赫尔曼先生——他那时候还给过我钱，好让我不跟任何人谈。”
“但您后来还是跟人谈了——跟泽贝格先生。”
“这是另一码事。泽贝格先生是银行的人。这是我的义务。”
“跟我谈就不是您的义务？”
“我想不是。我对警方也什么都没讲。完全是因为泽贝格先生讲了，我应该讲给您听。我根本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如果泽贝格先生委托您这样做呢？”
“您知道，在保安公司我挣的只是糊口的钱。您看看我住的。我妻子肾有毛病。我本人——我还能工作多长时间？我是个穷人，卢卡斯先生。”
环球保险公司的总出纳按照勃兰登伯格的指示给我钱。我把两张一千马克的票子放在花边台布上。
“赫尔曼先生给了我五千。”他以他那像阉人似的声音不满地说。
“我给您两千。要是您不对我讲，我就告诉警方，您隐瞒了情况。”
“这是敲诈。”
“对。”我说。
“三千！卢卡斯先生。穷人也得生活。”
“两千，就这么多。”我说。
一辆卡车在我们下面驶过鹅卵石路面的狭窄街道。整座房子又颤动起来。
“我本以为您会更人道，卢卡斯先生。”
“喏，我可不是这样。发生了什么事？请您快讲！”
“办事得公道。”莫利托尔的晨服上满是饭渍，衣袖起毛了。他的拖鞋破了，款式过时了。“我要吃饭！我不得不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他离不开那儿。我在电话上把一切全讲给他听了。这花了多少钱啊！”我再把一张五百马克的票子放到桌上。
他假惺惺地客气。
“我就知道您是个好心人。再来一杯利口酒？当然了，当然了，怎么也要来一杯！”他又拿起了瓶子。我不再喝，他贪婪地喝下他的利口酒。“啊，这真舒服。在吃过酸菜之后，我不停地翻胃。好了，您看看，我被分给了赫尔曼银行，已经九年了。跟三位同事一起。我们的任务从晚上六点到清晨七点。周末和节假日另有一组人，换我们的岗。我们有我们的考勤钟。各有各的楼层，我们在银行里实际上走个不停。手枪，催泪弹，当然都配备了这些东西。您认识泽尔街上的赫尔曼银行吗？”
“对。”
“宏伟吧？人总会累的。清晨我总是筋疲力尽。回到这破房子里又不能好好地睡。老是有卡车。两年来它们将这里的一切全改道了。我简直要崩溃了。我的医生说”
“莫利托尔先生！”
“好吧。您听好：那是四月二十五日，半夜时分。实际上已经是四月二十六日了，因为赫尔曼先生到零点三十分左右才来。那是个星期三。”
“还有呢？”
“那好吧，星期三凌晨零点三十分左右，侧门的门铃突然响起来。我那天夜里在底楼值班，在营业大厅里。于是我走过去，透过钢门上的猫眼，看到赫尔曼先生站在外面，燕尾服、大衣、帽子和白丝巾。他非常激动，双手乱挥，要我放他进来。如果我们当中没人为他开门，连赫尔曼先生夜里也进不了银行。我当然开了。三把特制的锁。您熟悉银行。他走进来，激动得讲不出话来，只说他还得工作。”
“在凌晨零点三十分？”
“对。我也这么想过。”
“他常这么做吗？”
“什么？”
“在半夜跑来。”
“我在那里这么长时间，他只有这么一次。我告诉您，这个人快中风了，心肌梗塞，我怎么知道是什么毛病。他真的在颤抖，全身颤抖。”
“他喝醉了吗？”
“十分清醒！只是万分激动。光是低语。我的同事们在哪里？在室内，我说。他把五千马克塞进我的手里——我说的是五千，卢卡斯先生。”
“听到了。”
“好，那就不说了。五千，他说，这是让我别告诉任何人他来工作了，还让我跟三楼的同事换班。千万别让另外两个人见到他。要我永远不谈此事。这个人有点儿不正常，卢卡斯先生。我可是了解他的。那么一个稳重的、受人尊敬的人。而这天夜里简直可以相信他失去了理智。”
“讲下去。”
“好吧，他缩进侧门旁的一个过道里。我上三楼找我的同事——是恩斯特-特洛斯特——对他讲，让他跟我换。营业厅里不是到处都有长椅吗？我对恩斯特讲，我疲乏极了，我会在长椅上一睡不醒的。楼层里不行，那里得站着。恩斯特说，他无所谓，就走下去了。赫尔曼上楼，侧门的一个小楼梯。谁也没注意到什么。这下他到三楼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也上去了，来回走动。我该怎么对您讲呢？赫尔曼先生根本没进他的办公室！他马上进了全权总代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它位于外汇部。这么一家银行是一家庞大的公司。根本没有哪个部门跟另一个部门有接触。好了，我想，我大吃一惊，当我再一次绕过来时，我看到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里有灯光——赫尔曼先生的办公室里却是黑洞洞的。泽贝格先生办公室的门没有关，开着一道缝。我不是好奇，真的不是。但这让我觉得无比神秘。于是我踮着脚尖走过去，望进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我看到什么了？赫尔曼先生坐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旁。赫尔曼先生有一把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锁。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开着，赫尔曼先生拿出文件、资料还有其它东西，一大堆，翻阅着。”
又是一辆卡车驶过。又是整幢房子都在颤抖。
“您不想要了？”莫利托尔说，再一次倒满他的小杯子。他喝酒，咳嗽，擦嘴。“当我下一回走过时，赫尔曼先生打开了泽贝格先生的文件箱，在文件夹和文件簿里翻找。再下一回，连办公室里的保险箱也开了。赫尔曼先生当然知道那密码。他站在那里，额头上冒出粗大的汗珠”
“好了，好了。”
“如果不是这样，我立马就死！额头上冒出这么大的汗珠我还从来没见过，卢卡斯先生！这个人脸色苍白，我向您发誓。他读他从保险箱里取出来的材料。每当我走一圈回来看到他时，他看上去更苍老、更害怕、更绝望了。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坏事，可是会出什么事呢？在赫尔曼银行里？赫尔曼银行里不可能发生什么坏事。我真的担心起来，您相信我这话吗？”
“相信。这时候泽贝格先生在哪儿？”
“在阿根廷参加一个会议。不，您等等，在在见鬼，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智利的圣地亚哥？”
“对！那会议本来时间还要长，我相信”
“到五月十九日。”
“对，没错。可是赫尔曼先生跟他的游艇遇难后，泽贝格先生立即从智利飞到了戛纳，去赫尔曼先生的妹妹家。是她让人打电话给他的。她彻底崩溃了。总得有个人继续管理银行，是不是？”
“谁管理？”
“泽贝格先生。跟平时不一样。警方不让他离开戛纳啊。他通过电话和传真处理一切。这里由格罗塞先生暂时领导。他是第一代理人。不像泽贝格先生那么有权。因此，我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而没有跟格罗塞先生谈。”
“事情如何发展的呢？”
“就像我告诉您的，一整夜。到早上五点半。当时，当我走过时，赫尔曼先生突然站在了过道里——我对您讲，是一个幽灵！他让我放他出去。不让我们当中的其他任何人看到他。我照做了。随后，我上楼去了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那里又全收拾齐整了。材料全放在原位。只有烟灰缸里满是烟蒂。赫尔曼先生在工作时吸烟吸个不停，这是什么工作啊！我也发现了空火柴盒，三只，那种扁的。从‘法兰克福宫’酒店拿的。”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
“那包装盒上不是写着吗？就是嘛。”他思考“这是全部经过，卢卡斯先生。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听说，那天之后，赫尔曼先生完全崩溃绝望了。下一个星期三，他就飞去了戛纳。”
“这您是从谁那儿听来的？”
“同事们。这种事传得很快。据说赫尔曼先生举止像个疯子似的。好像魂不守舍。彻底毁了。”
“您由此得出什么结论？”
“为什么是我？”
“您对这一切一定有过想法。”
“我当然有过。我想，赫尔曼先生的银行，他的生意，一定出什么问题了。我对此一窍不通。某种无比重要的问题。泽贝格先生也这么认为。因此，他说，要我跟您谈。如果可以的话，不跟警方谈。不然就会被新闻界知道。那银行可就麻烦了。”
“泽贝格先生无法想象，是什么把赫尔曼先生吓成这样？”
“他一点也不明白。”莫利托尔打呃儿“请原谅。还是这酸菜，我不能吃。它对我是毒药，纯粹是毒药，却是我最爱吃的菜。因此，我的克莱拉偶尔也做一回。吃过以后我就得遭罪”——
。那家伙名叫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
“我不认识。他为什么偏偏要跟我谈？”
“因为他认识你。确切地说，是认识你的名字。了解你的一切情况。”古斯塔夫说“他只跟你谈，不跟其他任何人谈。也不跟警方谈。根本不会跟警方谈。当然要钱。给他好了。你多带点。看他讲的值多少。”
“等等，”我说“我完全糊涂了。这位”
“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这张纸条上写有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亚历山大街。在西边，在洛歇街附近。”
“这位莫利托尔怎么会认识我？”
“通过泽贝格。”古斯塔夫说。
“这更加不可思议了。”
“非常简单。莫利托尔在电话上对我讲，在戛纳出事的消息登出来后，他就给戛纳的泽贝格打了电话，问他应该怎么做。”
“什么该怎么做？”
“拿他可以出卖的东西怎么办，具体我也不清楚。泽贝格知道，他在电话里说的。泽贝格要他讲给你听，你是合适的人，因为你负责此案。”
“可你对这件事答应什么了？这一切听上去都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没什么太不可思议的，”勃兰登伯格说“如果事关大笔钱的话。那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事常常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你认为，莫利托尔现在会向我们提供一切问题的答案？”
“也许不是一切问题的。”勃兰登伯格说。
“那是什么的答案？”
“证明赫尔曼曾经是一头非常大的猪，他就是自杀了，因为他陷进了走投无路的处境。”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
36
“喂？”
“昂热拉，我是罗伯特。”
“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不是真的！”
“什么？”
“我在电话前坐了一个小时，盯着它，想恳求它。我再三地说，让罗伯特打电话来吧，让他打电话，现在，请，请，我想听他的声音。我必须听他的声音。我不能等到晚上。我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罗伯特？”
我是从杜塞尔多夫机场邮局的一个电话间里打的电话。我告诉昂热拉，我必须飞往法兰克福，晚上将跟我的律师碰头。
“那以后你马上给我打电话，好吗？”
“那当然。”
“你什么时候回到我身边来？”
“这我还不知道。”
“噢，上帝。”
“也许我晚上就会知道。”
“如果不知道呢？如果拖的时间长呢？”
“那我就得留下来。这是我的工作，昂热拉。”
“我明白。我明白，罗伯特。只是，你看”线路里出现沙沙声，越来越大。
“你讲什么？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的话！”我喊道。
“等等，等它结束，这噪音。”
喇叭里的一个声音传进我的电话间。
“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公布它飞往法兰克福的645次航班的通知。请旅客们经14号出口上汽车。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通知”
沙沙声消失了。
“现在我又能听清了。”
“罗伯特，你做到了。”昂热拉的声音听起来语无伦次，低声细语“你做到了。我我也爱你。我的天，我想，我没有你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不，我知道！我知道！你离得这么遥远。”
“咱们彼此拥有。”
“对，罗伯特，对。”
“我没有你也”沙沙声又响起来了。我等。喇叭声在重复呼叫前往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公司的旅客。过了一会儿那噪音又消失了，但这一会儿让我觉得好像过了好久。“我没有你也没法活下去。”
“昨天夜里我一分钟也没睡。咱们的所作所为真是疯了。”
“甜蜜的疯狂。”
“邪恶的疯狂，罗伯特。我不相信咱们能幸免。咱们的所作所为是被禁止的。”
“谁禁止它？”
“咱们在伤害另一个人，因此它是被禁止的。上帝禁止它。而且”
“我不在乎，不管上帝”
“你让我讲完！我要讲的话实在太可怕。”
“你要讲什么？”
“我也无所谓！完全无所谓！你知道吗，我多么爱你，尽管咱们做得不对？尽管有这一切？我多么爱你，可是还没有真正认识你？”
“我”
“你见过律师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等。哪怕是清晨五点钟，你打，好吗？”
“好。”我说。
沙沙声又响起来。我听不懂昂热拉的话了。喇叭里的声音第三次呼唤前往法兰克福的旅客。沙沙声不断。没有意义。我将话筒放回叉簧，走到我所在邮局的柜台付费。然后我急忙——是的，我急忙，我紧赶慢赶，我一下子又能跑了——跑向一家花店。在那里我把昂热拉的详细地址给了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
“买两百马克的‘宋娅’。”我说“请您打电话到戛纳。请通知加姆贝塔广场上的‘花月’花店，您能在您的全欧送花服务簿里找到。”
“当然，先生。要写点什么吗？”
两百马克
要不要呢？
“当然要写点什么。我写下来。”我写好，付完钱。两百德国马克，外加电话费和全欧送花服务费。
然后，我背着旅行包穿过飞机场简直是没有尽头的过道。我的脚疼起来。我继续跑啊跑。一位机上服务员在14号登机口等我。
“去法兰克福吗？”
“对。”
“汽车开走了。那辆大众车送您去飞机。”
“谢谢。”汉莎航空公司的一辆蓝黄两色的大众车停在外面，发动机响着。司机几乎没等我在他身旁坐下就开动了。车门飞速关上。
“大人物总是慢吞吞的。”司机怒冲冲地说。他很年轻，脸板着，长满粉刺。我想，他这么怒气冲冲，肯定是因为粉刺。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的心跳得那么急，我感觉到它冲到了喉咙里。
昂热拉爱我。她爱我。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吞下两粒药，心里想。当我在法兰克福约会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时，昂热拉已经收到玫瑰了。
“那辆大众车绕了个大弯驶近那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一位不耐烦的空中小姐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我跳下去，一瘸一拐地沿着舷梯上去。”
我在纸条上写给昂热拉并且将跟“宋娅”一起送到的话是：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对不起，”我对那位美丽的、气呼呼的空中小姐说“我真的很抱歉，请您原谅。”
空中小姐不答理我。她把我推进飞机，关上门，闩好。我在一个靠窗户的位置上坐下来。我的脚仍在疼。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37
古斯塔夫说，在洛歇街附近。我坐一辆出租车驶出机场，经过高速和快速公路，从现代化的、刚刚冒出来的高大住宅楼和绿化带旁驶过。后来，景色突然大变。我们陷进了小胡同的迷宫。两边的房子歪斜破败。我好像忽然跌进了另一个时代，回到了最遥远的过去。
弗雷德-莫利托尔就住在亚历山大街上的这么一套破屋子里。
来到二楼，一位高大的胖女人打开门。她肯定有六个下巴，跟整个房子一样散发出酸菜味。
“我是莫利托尔夫人。”她以令我吃惊的低音说“对不起，我还围着围裙，正在洗碗。您知道，我们总是吃得很晚。弗雷德得睡很长时间。您去客厅里吧。弗雷德马上来，他正在小睡一会儿，但是他说了，如果您来了，就让我叫醒他。”
于是我到客厅里坐下，一个挂着织花壁毯的小房间，摇摆不稳的家具，圆桌上铺着织花台布，电视机上方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墙洞里摆满穿服装的布娃娃，都是在机场或纪念品商店里能买到的那种——一位西班牙女人，一位巴伐利亚人，一位荷兰女人——还包在赛璐玢纸里。我坐到一张沙发上弹簧咯咯响。窗户旁挂着一只鸟笼，养着一对小鸟儿。阳光洒照进房间，令我目眩。我一踩，地板就嘎嘎响。壁毯上起球了。墙壁上定是潮湿的，我想。这里也有酸菜味。
门开了，一位年约五十五岁的男人走进来，骨瘦如柴，面无血色，像所有的夜班工人一样，脸颊凹陷，眼圈黑黑的。弗雷德-莫利托尔——这么个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他穿着拖鞋和晨服。他疲惫的眼睛红红的。他伸给我的手软沓沓的。地板也被他踩得嘎嘎响。当室外一辆汽车驶过时，屋里的一切全颤动不已。
“来一小杯酒吗？”莫利托尔问，跟他的妻子相反，他的声音非常尖“来杯利口酒吗，卢卡斯先生？”
“不，谢谢。”
“来吧，不然你会伤害我。”他从电视机下面的一张橱里取出一瓶酒和两只杯子。他把它们倒满，跟我干杯。利口酒甜得起腻。我有点难受。莫利托尔舔舔嘴唇。“好不好喝？我最爱这玩意儿。”
“莫利托尔先生，泽贝格要您将您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没错，是的。关于赫尔曼先生，愿上帝让他快活。”疲累的眼睛活泼起来，令人反感地打量着我“可怜的赫尔曼先生——他那时候还给过我钱，好让我不跟任何人谈。”
“但您后来还是跟人谈了——跟泽贝格先生。”
“这是另一码事。泽贝格先生是银行的人。这是我的义务。”
“跟我谈就不是您的义务？”
“我想不是。我对警方也什么都没讲。完全是因为泽贝格先生讲了，我应该讲给您听。我根本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如果泽贝格先生委托您这样做呢？”
“您知道，在保安公司我挣的只是糊口的钱。您看看我住的。我妻子肾有毛病。我本人——我还能工作多长时间？我是个穷人，卢卡斯先生。”
环球保险公司的总出纳按照勃兰登伯格的指示给我钱。我把两张一千马克的票子放在花边台布上。
“赫尔曼先生给了我五千。”他以他那像阉人似的声音不满地说。
“我给您两千。要是您不对我讲，我就告诉警方，您隐瞒了情况。”
“这是敲诈。”
“对。”我说。
“三千！卢卡斯先生。穷人也得生活。”
“两千，就这么多。”我说。
一辆卡车在我们下面驶过鹅卵石路面的狭窄街道。整座房子又颤动起来。
“我本以为您会更人道，卢卡斯先生。”
“喏，我可不是这样。发生了什么事？请您快讲！”
“办事得公道。”莫利托尔的晨服上满是饭渍，衣袖起毛了。他的拖鞋破了，款式过时了。“我要吃饭！我不得不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他离不开那儿。我在电话上把一切全讲给他听了。这花了多少钱啊！”我再把一张五百马克的票子放到桌上。
他假惺惺地客气。
“我就知道您是个好心人。再来一杯利口酒？当然了，当然了，怎么也要来一杯！”他又拿起了瓶子。我不再喝，他贪婪地喝下他的利口酒。“啊，这真舒服。在吃过酸菜之后，我不停地翻胃。好了，您看看，我被分给了赫尔曼银行，已经九年了。跟三位同事一起。我们的任务从晚上六点到清晨七点。周末和节假日另有一组人，换我们的岗。我们有我们的考勤钟。各有各的楼层，我们在银行里实际上走个不停。手枪，催泪弹，当然都配备了这些东西。您认识泽尔街上的赫尔曼银行吗？”
“对。”
“宏伟吧？人总会累的。清晨我总是筋疲力尽。回到这破房子里又不能好好地睡。老是有卡车。两年来它们将这里的一切全改道了。我简直要崩溃了。我的医生说”
“莫利托尔先生！”
“好吧。您听好：那是四月二十五日，半夜时分。实际上已经是四月二十六日了，因为赫尔曼先生到零点三十分左右才来。那是个星期三。”
“还有呢？”
“那好吧，星期三凌晨零点三十分左右，侧门的门铃突然响起来。我那天夜里在底楼值班，在营业大厅里。于是我走过去，透过钢门上的猫眼，看到赫尔曼先生站在外面，燕尾服、大衣、帽子和白丝巾。他非常激动，双手乱挥，要我放他进来。如果我们当中没人为他开门，连赫尔曼先生夜里也进不了银行。我当然开了。三把特制的锁。您熟悉银行。他走进来，激动得讲不出话来，只说他还得工作。”
“在凌晨零点三十分？”
“对。我也这么想过。”
“他常这么做吗？”
“什么？”
“在半夜跑来。”
“我在那里这么长时间，他只有这么一次。我告诉您，这个人快中风了，心肌梗塞，我怎么知道是什么毛病。他真的在颤抖，全身颤抖。”
“他喝醉了吗？”
“十分清醒！只是万分激动。光是低语。我的同事们在哪里？在室内，我说。他把五千马克塞进我的手里——我说的是五千，卢卡斯先生。”
“听到了。”
“好，那就不说了。五千，他说，这是让我别告诉任何人他来工作了，还让我跟三楼的同事换班。千万别让另外两个人见到他。要我永远不谈此事。这个人有点儿不正常，卢卡斯先生。我可是了解他的。那么一个稳重的、受人尊敬的人。而这天夜里简直可以相信他失去了理智。”
“讲下去。”
“好吧，他缩进侧门旁的一个过道里。我上三楼找我的同事——是恩斯特-特洛斯特——对他讲，让他跟我换。营业厅里不是到处都有长椅吗？我对恩斯特讲，我疲乏极了，我会在长椅上一睡不醒的。楼层里不行，那里得站着。恩斯特说，他无所谓，就走下去了。赫尔曼上楼，侧门的一个小楼梯。谁也没注意到什么。这下他到三楼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也上去了，来回走动。我该怎么对您讲呢？赫尔曼先生根本没进他的办公室！他马上进了全权总代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它位于外汇部。这么一家银行是一家庞大的公司。根本没有哪个部门跟另一个部门有接触。好了，我想，我大吃一惊，当我再一次绕过来时，我看到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里有灯光——赫尔曼先生的办公室里却是黑洞洞的。泽贝格先生办公室的门没有关，开着一道缝。我不是好奇，真的不是。但这让我觉得无比神秘。于是我踮着脚尖走过去，望进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我看到什么了？赫尔曼先生坐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旁。赫尔曼先生有一把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锁。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开着，赫尔曼先生拿出文件、资料还有其它东西，一大堆，翻阅着。”
又是一辆卡车驶过。又是整幢房子都在颤抖。
“您不想要了？”莫利托尔说，再一次倒满他的小杯子。他喝酒，咳嗽，擦嘴。“当我下一回走过时，赫尔曼先生打开了泽贝格先生的文件箱，在文件夹和文件簿里翻找。再下一回，连办公室里的保险箱也开了。赫尔曼先生当然知道那密码。他站在那里，额头上冒出粗大的汗珠”
“好了，好了。”
“如果不是这样，我立马就死！额头上冒出这么大的汗珠我还从来没见过，卢卡斯先生！这个人脸色苍白，我向您发誓。他读他从保险箱里取出来的材料。每当我走一圈回来看到他时，他看上去更苍老、更害怕、更绝望了。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坏事，可是会出什么事呢？在赫尔曼银行里？赫尔曼银行里不可能发生什么坏事。我真的担心起来，您相信我这话吗？”
“相信。这时候泽贝格先生在哪儿？”
“在阿根廷参加一个会议。不，您等等，在在见鬼，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智利的圣地亚哥？”
“对！那会议本来时间还要长，我相信”
“到五月十九日。”
“对，没错。可是赫尔曼先生跟他的游艇遇难后，泽贝格先生立即从智利飞到了戛纳，去赫尔曼先生的妹妹家。是她让人打电话给他的。她彻底崩溃了。总得有个人继续管理银行，是不是？”
“谁管理？”
“泽贝格先生。跟平时不一样。警方不让他离开戛纳啊。他通过电话和传真处理一切。这里由格罗塞先生暂时领导。他是第一代理人。不像泽贝格先生那么有权。因此，我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而没有跟格罗塞先生谈。”
“事情如何发展的呢？”
“就像我告诉您的，一整夜。到早上五点半。当时，当我走过时，赫尔曼先生突然站在了过道里——我对您讲，是一个幽灵！他让我放他出去。不让我们当中的其他任何人看到他。我照做了。随后，我上楼去了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那里又全收拾齐整了。材料全放在原位。只有烟灰缸里满是烟蒂。赫尔曼先生在工作时吸烟吸个不停，这是什么工作啊！我也发现了空火柴盒，三只，那种扁的。从‘法兰克福宫’酒店拿的。”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
“那包装盒上不是写着吗？就是嘛。”他思考“这是全部经过，卢卡斯先生。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听说，那天之后，赫尔曼先生完全崩溃绝望了。下一个星期三，他就飞去了戛纳。”
“这您是从谁那儿听来的？”
“同事们。这种事传得很快。据说赫尔曼先生举止像个疯子似的。好像魂不守舍。彻底毁了。”
“您由此得出什么结论？”
“为什么是我？”
“您对这一切一定有过想法。”
“我当然有过。我想，赫尔曼先生的银行，他的生意，一定出什么问题了。我对此一窍不通。某种无比重要的问题。泽贝格先生也这么认为。因此，他说，要我跟您谈。如果可以的话，不跟警方谈。不然就会被新闻界知道。那银行可就麻烦了。”
“泽贝格先生无法想象，是什么把赫尔曼先生吓成这样？”
“他一点也不明白。”莫利托尔打呃儿“请原谅。还是这酸菜，我不能吃。它对我是毒药，纯粹是毒药，却是我最爱吃的菜。因此，我的克莱拉偶尔也做一回。吃过以后我就得遭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