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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敌人中计啦。”于是斗志昂扬，跟随陈绍转身拼杀。
后梁追军也误以为真中了诱敌深入之计，急忙收兵后撤。
淮南军免遭灭顶之灾。徐温拍着陈绍的后背，盛赞其智勇双全，并赏赐给他大量的金银财宝。陈绍则把这些财宝全部分给他的部下。
不久之后，淮南各路援军赶到，声势大振，复与后梁军队大战，一战而败之。王茂章亲自率领骑兵断后，艰难后撤。
战斗发生在农历腊月，淮河进入枯水期，有的地方可以徒步蹚过，后梁军队来的时候，在所有能徒步蹚过的浅水区都插上了木牌，作为标记，以便撤退的时候用。
淮南将领朱景，偷偷地对这些木牌动了手脚，把它们拔出来，插进深水区……
后梁军队撤退到淮河边，争先恐后地按照木牌指示蹚水渡河，结果超过半数的人员被淹死。
淮南军把后梁士卒的尸体收集起来，在淮河边筑为京观。
淮河成为朱温集团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朱温无法跨越，朱友贞同样也无法跨越。
朱友贞的这次征淮行动，在历史上只留下了寥寥数言，却反映出后梁内部诡秘的政治博弈。
最直观的，就是这次军事行动的规模，只有区区一万人，相比起朱温时代动辄十余万的大手笔，朱友贞的这次动作简直太过寒酸。
朱友贞有他的苦衷。
首先，淮南并不是后梁现阶段的首要战略目标，非核心利益所在。后梁的最大威胁来自北面，首要敌人是河东李存勖。
其次，后梁的精锐力量基本握在杨师厚手中，朱友贞征调不动。
朱友贞与杨师厚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在朱友贞的内心深处，后梁帝国的最大敌人不是李存勖，而是杨师厚！这一点可以在不久之后得到应验。
第三，朱友贞在后梁的威望是很低的，不仅是杨师厚，很多握有实权的人都是口服心不服。朱友贞的皇帝宝座坐得并不安稳。
所以，朱友贞急需树威，急需培植自己的队伍，急需收缴权力。在这个基础上，没有背景、没有根基、没有实权的“三无产品”，降将王茂章，自然就是朱友贞的首要感化、拉拢对象。
新君即位，通过战争树立威望、收缴权力、培植队伍，这是一般常规操作。为何要把矛头对准淮南？毕竟后梁与淮南集团已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
因为除了淮南，朱友贞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对手了。
后梁有三个敌人：北面的河东势力、西面的岐蜀势力、南面的淮南势力。
打北面，就是壮大杨师厚；打西面，就是壮大高季昌；唯有打南面，可以壮大朱友贞。所以朱友贞必须打淮南。
事实上，就在朱友贞对淮南动武的时候，荆南高季昌与前蜀王建之间也爆发了一场军事行动，高季昌仗借他的庞大舰队，对长江上游的控制权发起挑战，结果却遭惨败。
有人建议王建趁着长江在夏秋涨水之际，开决水坝，水淹江陵，让高季昌葬身鱼腹。翰林学士毛文锡（差点在“太子谋反案”中被王宗懿拷打致死）急忙反对，说江陵高季昌固然混蛋，但他辖区里的老百姓是无辜的，陛下怎能因惩罚一人之过错，而枉杀无数老百姓呢？于是王建放弃了制造洪水的计策。
用捉襟见肘的一万人，去攻打淮南，是朱友贞巩固皇权的无奈之举，是后梁帝国内部矛盾的缩影。
然而征淮的失利，浇灭了朱友贞的小幻想，适得其反，他的皇帝威严跌落谷底。于是，暗流涌动终于变成了滔天巨浪。
朱友贞即将面对后梁自建国以来最大的挑战。
兵，敌人中计啦。”于是斗志昂扬，跟随陈绍转身拼杀。
后梁追军也误以为真中了诱敌深入之计，急忙收兵后撤。
淮南军免遭灭顶之灾。徐温拍着陈绍的后背，盛赞其智勇双全，并赏赐给他大量的金银财宝。陈绍则把这些财宝全部分给他的部下。
不久之后，淮南各路援军赶到，声势大振，复与后梁军队大战，一战而败之。王茂章亲自率领骑兵断后，艰难后撤。
战斗发生在农历腊月，淮河进入枯水期，有的地方可以徒步蹚过，后梁军队来的时候，在所有能徒步蹚过的浅水区都插上了木牌，作为标记，以便撤退的时候用。
淮南将领朱景，偷偷地对这些木牌动了手脚，把它们拔出来，插进深水区……
后梁军队撤退到淮河边，争先恐后地按照木牌指示蹚水渡河，结果超过半数的人员被淹死。
淮南军把后梁士卒的尸体收集起来，在淮河边筑为京观。
淮河成为朱温集团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朱温无法跨越，朱友贞同样也无法跨越。
朱友贞的这次征淮行动，在历史上只留下了寥寥数言，却反映出后梁内部诡秘的政治博弈。
最直观的，就是这次军事行动的规模，只有区区一万人，相比起朱温时代动辄十余万的大手笔，朱友贞的这次动作简直太过寒酸。
朱友贞有他的苦衷。
首先，淮南并不是后梁现阶段的首要战略目标，非核心利益所在。后梁的最大威胁来自北面，首要敌人是河东李存勖。
其次，后梁的精锐力量基本握在杨师厚手中，朱友贞征调不动。
朱友贞与杨师厚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在朱友贞的内心深处，后梁帝国的最大敌人不是李存勖，而是杨师厚！这一点可以在不久之后得到应验。
第三，朱友贞在后梁的威望是很低的，不仅是杨师厚，很多握有实权的人都是口服心不服。朱友贞的皇帝宝座坐得并不安稳。
所以，朱友贞急需树威，急需培植自己的队伍，急需收缴权力。在这个基础上，没有背景、没有根基、没有实权的“三无产品”，降将王茂章，自然就是朱友贞的首要感化、拉拢对象。
新君即位，通过战争树立威望、收缴权力、培植队伍，这是一般常规操作。为何要把矛头对准淮南？毕竟后梁与淮南集团已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
因为除了淮南，朱友贞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对手了。
后梁有三个敌人：北面的河东势力、西面的岐蜀势力、南面的淮南势力。
打北面，就是壮大杨师厚；打西面，就是壮大高季昌；唯有打南面，可以壮大朱友贞。所以朱友贞必须打淮南。
事实上，就在朱友贞对淮南动武的时候，荆南高季昌与前蜀王建之间也爆发了一场军事行动，高季昌仗借他的庞大舰队，对长江上游的控制权发起挑战，结果却遭惨败。
有人建议王建趁着长江在夏秋涨水之际，开决水坝，水淹江陵，让高季昌葬身鱼腹。翰林学士毛文锡（差点在“太子谋反案”中被王宗懿拷打致死）急忙反对，说江陵高季昌固然混蛋，但他辖区里的老百姓是无辜的，陛下怎能因惩罚一人之过错，而枉杀无数老百姓呢？于是王建放弃了制造洪水的计策。
用捉襟见肘的一万人，去攻打淮南，是朱友贞巩固皇权的无奈之举，是后梁帝国内部矛盾的缩影。
然而征淮的失利，浇灭了朱友贞的小幻想，适得其反，他的皇帝威严跌落谷底。于是，暗流涌动终于变成了滔天巨浪。
朱友贞即将面对后梁自建国以来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