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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情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
就在这一年，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此人在地方飞扬跋扈，名声很差），但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
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官员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变”，完事，收工。
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万人空巷，宾客盈门，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
对此，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
在当时的中国，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彪悍无比。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
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
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儿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
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子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
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皇帝）呢？
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儿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
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
如此一来，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自己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多搞点儿纸钱给您送去。
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来了，您喊一声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
张居正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
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所谓夺情，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一般不会反抗）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将其命名为“夺情”。
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并不是因为它“很不人道”。
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做禽兽不如。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地变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
应该说，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从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
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夺情。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夺情，因为冯保不想让他走，皇帝不想让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让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才混到这个份儿上，鬼才想走。
虽说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
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两天后皇帝回复——不行。
一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复——一定不行。
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
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
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眼泪（如果有），再次出发！
已经没有敌手了，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他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
万历五年十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
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就能把他们碾死。
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儿把张大人给灭了。
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当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的，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
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画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儿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儿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听说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人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
眼看人都闯进来了，张居正无可奈何，只好带病工作。
王锡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希望张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个人。
张居正唉声叹气：
“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你求我也没用啊！”
这话倒也不假，皇帝确实很生气，命令也确实是他下的。
这种话骗骗两三岁的小孩，相信还管用，但王锡爵先生……已经四十四岁了。
“皇上即使生气，那也是因为您！”这就是王锡爵地觉悟。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张居正无话可说了，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
见此场景，王锡爵感到可能有戏，正... -->>
夺情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
就在这一年，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此人在地方飞扬跋扈，名声很差），但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
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官员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变”，完事，收工。
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万人空巷，宾客盈门，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
对此，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
在当时的中国，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彪悍无比。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
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
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儿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
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子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
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皇帝）呢？
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儿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
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
如此一来，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自己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多搞点儿纸钱给您送去。
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来了，您喊一声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
张居正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
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所谓夺情，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一般不会反抗）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将其命名为“夺情”。
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并不是因为它“很不人道”。
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做禽兽不如。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地变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
应该说，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从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
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夺情。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夺情，因为冯保不想让他走，皇帝不想让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让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才混到这个份儿上，鬼才想走。
虽说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
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两天后皇帝回复——不行。
一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复——一定不行。
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
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
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眼泪（如果有），再次出发！
已经没有敌手了，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他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
万历五年十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
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就能把他们碾死。
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儿把张大人给灭了。
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当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的，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
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画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儿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儿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听说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人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
眼看人都闯进来了，张居正无可奈何，只好带病工作。
王锡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希望张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个人。
张居正唉声叹气：
“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你求我也没用啊！”
这话倒也不假，皇帝确实很生气，命令也确实是他下的。
这种话骗骗两三岁的小孩，相信还管用，但王锡爵先生……已经四十四岁了。
“皇上即使生气，那也是因为您！”这就是王锡爵地觉悟。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张居正无话可说了，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
见此场景，王锡爵感到可能有戏，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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