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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林镇坐落在新泽西州与纽约市区交接的地方。从小镇开车出发，跨过那座大铁桥，约一小时，便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都会纽约。
李宗仁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逃离南宁后，专机直飞香港。 十二月五日，由香港飞往美国。十二月七日，李宗仁到达纽约后，即入长老会医院检查身体。 十二月十九日，进行胃溃疡手术，手术过程顺利。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李宗仁治愈出院。
此时，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已经在广西全军覆灭。蒋介石在台湾积极准备复职，台湾的国民党监察院则提出了弹劾李代总统案。环顾中国，大陆他回不得，台湾他去不得，香港又非他立足之地。他只得和夫人郭德洁乘车在纽约附近寻觅一个栖身之地。终于，盎格鲁林镇以其古朴的风格，乡野似的宁静，成为经历了狂风巨浪生活后的李宗仁夫妇的避风港湾。他们以六万多美元，买下了坐落在盎格鲁林镇中心的一座砖砌的两层花园洋楼。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李宗仁在这里住了十六个年头。他虽然成了纽约郊区纽华克城移民局管辖下的一名永久性移民，但他却仍然保留着中国国籍。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李宗仁整天差不多都待在他的花园中，给他的花木浇水。隔壁的住家是一位高大健壮的美国邻居，叫贝拉夫人。此时，贝拉夫人正抱着她的宠物——一只雪白的小狗，站在爬满藤蔓的篱笆前跟李宗仁打招呼：“李先生，您的花种得真好！”李宗仁抬起头来，微笑着说：“好，好，谢谢您夫人！”
李宗仁夫妇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住宅
小镇仍是那么宁静，花园中仍是那么宁静，就连从大西洋上刮过来的风，也静得出奇，它轻轻地从那掩映的花木枝头上飘过，便了无声息地消失了。
可是，此刻在李宗仁的心中，却像台风掠过海面一般，正掀起层层巨大的波澜。明天，他便要悄悄地告别他生活了十六个年头的这座小洋楼，飞往瑞士的苏黎世，在那里与专程前来接他的程思远会面，然后飞回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关于他回归祖国的事，只有他的夫人郭德洁和幼子李志圣，他的挚友——前国民党政府地政部长吴尚鹰三人知道。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摸索了十几年，冥思苦想了十几年。开始，他曾幻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海外搞“第三势力”。一九五〇年，李宗仁在吴尚鹰的推动下，以中国国民党复兴委员会名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亲自去旧金山活动。可是不久，他就发现，在海外搞什么政治活动，既无活动基地，也没有群众基础，毫无作为，遂死了这个心愿。
一九五五年四月，亚洲和非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亚非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代表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阐明大陆对台湾的政治立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内政问题。美国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李宗仁在报上看到了周总理的声明，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他认为台湾问题必须解决，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为此，他连忙写信给远在香港的程思远，请程与海外爱国人士交换意见，替他准备一个文件，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发表。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任“总统”，李宗仁从此失去了“代总统”的资格
一九五五年八月，李宗仁针对中国当前的形势，在美国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简称《建议》）。他在《建议》中力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瞩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之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使内战出现于中国。
至于台湾，李宗仁指出，他曾一度期望蒋先生能改变作为，继承孙中山先生遗训，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实验区”。但是蒋先生这些年来，并无任何改革，独裁专制，且有甚于大陆时代。当然中国今日还不可能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这种形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中国具有充分条件并且不愿这种分裂局面继续存在时，那么台湾问题就将急转直下。所以台湾问题，只有政治解决最为有利。政治解决台湾问题，不外以下三种方式：（一）联合国暂时托管；（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三）维持现状。第一和第二种方式，不论对国共双方，还是任何爱国的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台湾自古以来即为中国领土，隋唐以后，祖国大陆人民同台湾关系更为密切。十七世纪明天启年间，荷兰人和西班牙殖民者分别侵入台湾。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清置台湾府，属福建省。一八九五年改行省。清末甲午战争后，台湾为日本侵占五十年。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归还中国。前述第一、二两种方式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接受，则维持现状，势所难免。但是，现状不能长此维持下去，只要台湾尚未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大业就尚未完成，就不会永远无所举动。
李宗仁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经过谈判可能得一和平折中方案。
第二条，美国应发表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它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自治州。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海峡地区非军事化。
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能免除台湾海峡的战争危险。经过长期的和平，两个敌对政府间的彼此仇恨就会逐渐消失，然后就能够为国家统一做出安排。
李宗仁说：“我以过去亲身参与中国政治的体验，观察今日的世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我惟愿中国富强，世界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他在《建议》最后说：“蒋先生比我年长四岁，今年六十七岁了，他在漫长的一生中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回顾一下近百年来我国所发生的一切，能像我一样客观地展望一下我们可爱祖国的前程，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李宗仁在美国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他在政治立场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他的这一转变，立刻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第二年四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程思远，他对程思远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当程思远把这情况函告李宗仁时，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程思远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三上北京，除参观祖国大好河山之外，便是向周恩来汇报李宗仁思想变化的情况。这期间，李宗仁思乡心切，一九六〇年秋，他请夫人郭德洁专程到香港秘密与程思远夫妇会面，以便具体安排他的欧洲之行。此行，李宗仁准备以探亲的名义，在欧洲的瑞士与程思远见面。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维护领土完整，对印度扩张主义的挑衅进行了自卫反击。帝国主义便颠倒黑白，借此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李宗仁在美国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简称《探讨》）。李宗仁在《探讨》一文中指出：“美国朝野为憎恶中共，竟抹煞客观真理，认定西藏非中国的一部分，并以中共对西藏的改革措施为侵略行为。须知，这在隋、唐时代，中国政府即享有对西藏的宗主权。千余年来，即西藏土著亦未尝否认。近百年来，英国觊觎西藏，然亦未敢否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事实。民国以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藏族为中华民族主要成员之一，西藏更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朝野为厌恶中共，便歪曲事实，硬欲将西藏划出中国版图，其幼稚无知，岂不可笑？”
李宗仁指出：中印边界线几世纪以来都未划定，尼赫鲁先生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随后入侵中国边境？为什么又拒绝与中国进行谈判？看来他在边界问题之外，还另有动机。第一，利用边界问题解决印度内部困难；第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美国朝野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这样做对美国毫无裨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宜三思之。
李宗仁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是他晚年政治上的一大转变。而《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一文的发表，则是他的思想在此基础上的又一飞跃。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尔伯博士曾对记者说：“我因为李宗仁先生写回忆录，而采访他多次，同李宗仁先生认识已有八年的历史。他在中印边界事件中，采取支持中共的立场，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位中国人之故。”
李宗仁先生是位正直的中国人，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炎黄子孙！
一九六三年夏天，李宗仁接见了意大利米兰的《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纵谈天下大事与中国问题。七月十四日，《欧洲周报》以显著版面，刊登了奥古斯托·玛赛丽写的名为《李宗仁先生访问记》一文。李宗仁在与这位女记者的谈话中，毫不掩饰他的观点，他坦率地说：“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国家呢？”
一个失败者能为他的对手的胜利而感到自豪，能为他们治理国家的巨大政绩而感到欢欣鼓舞，这是一种怎样的胸怀啊！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下旬，李宗仁在苏黎世以探亲休养为名，与秘密前来的程思远会面。这是自一九四九年底他们在香港别后的首次重逢。时间整整过去了十四年。程思远见李宗仁的头变秃了，双鬓也白了，但精神矍铄，他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李宗仁拉着他的手，到一家咖啡馆，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彼此畅谈阔别后的情况。
李宗仁说话有些激动，他说：“思远呀，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国家，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
1963年12月下旬，李宗仁与程思远在瑞士苏黎世河畔秘商回国
程思远说：“德公，这次我来，周恩来总理要我带给你几句话。周总理说：‘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周总理把这四点意见，归纳为‘四可’。”
李宗仁听完后，激动地说：“你告诉周总理，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一九六四年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建交。李宗仁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在纽约的《先锋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当局放弃其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效仿戴高乐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整关系。李宗仁此举，遭到海外一些反共顽固分子的抨击。他们在报上撰文指责李宗仁“是借此向中共报功，甚至已在美国替中共渗透华侨社会及向美国进行游说的工作”“向‘红朝’屈膝”等等。李宗仁把那些报纸一扔，冷笑道：“可怜的秋虫，你们还能鸣噪几时！”几天后，在台北闲居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白崇禧给李宗仁打了一份电报，李宗仁感到有些诧异。电云：
“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家邦，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法国与“共匪”建交之后，我公竟于2月12日投函纽约《
先锋论坛报》，公然支持“共匪”，劝说美国步学法国，与“共匪”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有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李宗仁看了白崇禧的电报，不仅不恼怒，反而摇头长叹一声：“可怜的‘小诸葛’，你连半点事后诸葛亮的自由都没有啊！”
又过了一年，随着形势的发展，李宗仁回国已是水到渠成。他决定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离美飞欧，踏上回国的第一程。
明天就要离开美国了，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他都将一去不返。他戎马一生，征战有年，多少次出生入死。他不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阻挠，也不怕蒋介石特务的手段，孔子云：“朝闻道，夕死足矣。”他已经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到了晚年，他才看清了自己的道路，为了抓住这有限的光阴，他有着凤凰涅槃般的勇气！
李宗仁在花坛前沉思良久，夫人郭德洁从屋里走出来，拉他进屋，悄悄地说：“刚才哥伦比亚大学威尔伯博士来电话，说他们给你整理的回忆录即将完稿，按协议，你有三十万美元的版税……”
李宗仁把手一摆，断然说道：“现在不要说这些事了，连这幢房子也低价把它处理掉。明天我走后，你务必尽快赶到苏黎世与我碰头。”
郭德洁深沉地点了点头。
六月十二日，李宗仁飞往欧洲。六月十三日，李宗仁的次子李志圣从纽约给远在香港的程思远拍发了一封密电：“货已启运。”程思远得悉李宗仁已经启程的消息，他忙赶到北京向周总理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和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及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向程思远传达了周总理出国访问临行前对李宗仁回国一事所做的具体指示。程思远遂于六月二十八日，赶到苏黎世与李宗仁会面，具体安排李宗仁回国的事宜。
台北，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进早餐。餐桌上，摆着稀饭和咸菜，还有一小盘他家乡出产的腌竹笋。一名口音清楚的侍从副官正在为他读着当天“中央通讯社”的《参考消息》。
蒋介石已经明显地衰老了，稀疏的鬓发已经银白，脸上颧骨突出，两腮有些干瘪，只有那双混浊的眼睛，仍像当年那样，透出一种令人畏惧的威严。他退到台湾这十几年，虽然党政军都成了清一色的，再未有什么派系敢于和他对抗，但是他日子并未过得舒心。他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居，经营着一个小朝廷，而海峡那边这十几年来却蒸蒸日上，他内心不免感到孤独和惶恐。
一九五六年春天，中共中央发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并将此呼吁通过香港由章士钊先生传送到台湾。这时大陆正在倡导向科学进军，努力于国家的振兴大业，到处呈现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日本政府见大陆国力增强，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加强了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这些，都给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蒋介石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收到了由章士钊传来的中共中央的呼吁。他当然记得很清楚，三十多年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曾经进行了两次合作，从那两次合作中，无论是国民党或蒋介石本人，都得了很大的好处，也给多灾多难的国家创造了进步和发展的契机。当然，随着每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也给国家和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过，蒋介石把这些责任全部推给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不是又到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了呢？蒋介石整整考虑了一年。
一九五七年春天，他决定派人到北京（他仍称北平）接洽，试探虚实。为此，他在台北召见了在香港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许孝发，要许孝发为他寻觅合适之人选。许推荐了三个人：童冠贤、陈克文、宋宜山。三人中，只有童冠贤拒绝前往。最后，蒋介石选中了宋希濂的胞兄宋宜山。宋宜山遂于同年四月由香港进入大陆，到达北京后的第三天，就在东兴楼饭庄见到了周恩来总理。随后，宋宜山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商谈。中共方面提出台湾自治，中共不派人去，仍由蒋介石管辖台湾，国民党则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则必须完全从台湾海峡撤走。宋宜山对中共所提方案，十分赞同。他回到大陆，所见所闻，皆受鼓舞。宋宜山带着中共的方案，到香港后即以报告书的形式向蒋介石汇报。没想到他在报告书中实事求是地赞扬了中共这几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竟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取消宋宜山回台的资格，从此宋宜山只得长住香港，在那里安度晚年。随后，大陆反右派斗争风起云涌，蒋介石对中共所提方案，也就没下文了。
正当蒋介石裹足不前的时候，李宗仁却勇敢地扬起风帆，从遥远的大西洋彼岸驶向中国大陆，迈出了他人生伟大的一步。
蒋介石一边进早餐，一边听着那位口齿伶俐的副官读着“中央社”的《参考消息》。
“李宗仁夫妇离美飞抵欧洲，日前抵达苏黎世。据知情人士称，李氏已出卖他在纽约的房屋，同行的李夫人，曾因乳癌而动手术，将在瑞士休养，据说，李氏有一内弟在苏黎世……”
蒋介石仿佛嚼到了一粒砂石，倏地皱起了眉头。侍从副官又朗读一条美联社发自日内瓦的电讯：“中国前代总统李宗仁抵达苏黎世后，香港报章纷纷推测李氏有可能前往北京，而此间台湾官员则对此表示怀疑……”
侍从副官的朗读被一阵匆匆的脚步声打断，来者乃是主持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蒋经国。
蒋介石慢慢地放下了筷子，侍从副官的朗读声也戛然而止。
蒋经国忧心忡忡地说：“父亲，我们刚收到来自欧洲的报告，李宗仁与其妻郭德洁已变卖他们在美国的房产，飞往瑞士苏黎世，似有潜奔‘匪区’投共的迹象。”
蒋介石用餐巾揩了揩嘴，那苍老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冷笑：“我知道，此人迟早是要背叛‘党国’的！”
蒋经国：“我们绝不能让李宗仁的阴谋得逞！”
蒋介石沉思片刻后说：“不要打草惊蛇，你马上叫白崇禧来见我。”
蒋经国：“是。”
白崇禧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走进士林官邸蒋介石的会客厅。白崇禧也明显地衰老了，但他的衰老却不同于蒋介石的衰老。蒋介石的衰老，是一... -->>
盎格鲁林镇坐落在新泽西州与纽约市区交接的地方。从小镇开车出发，跨过那座大铁桥，约一小时，便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都会纽约。
李宗仁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逃离南宁后，专机直飞香港。 十二月五日，由香港飞往美国。十二月七日，李宗仁到达纽约后，即入长老会医院检查身体。 十二月十九日，进行胃溃疡手术，手术过程顺利。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李宗仁治愈出院。
此时，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已经在广西全军覆灭。蒋介石在台湾积极准备复职，台湾的国民党监察院则提出了弹劾李代总统案。环顾中国，大陆他回不得，台湾他去不得，香港又非他立足之地。他只得和夫人郭德洁乘车在纽约附近寻觅一个栖身之地。终于，盎格鲁林镇以其古朴的风格，乡野似的宁静，成为经历了狂风巨浪生活后的李宗仁夫妇的避风港湾。他们以六万多美元，买下了坐落在盎格鲁林镇中心的一座砖砌的两层花园洋楼。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李宗仁在这里住了十六个年头。他虽然成了纽约郊区纽华克城移民局管辖下的一名永久性移民，但他却仍然保留着中国国籍。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李宗仁整天差不多都待在他的花园中，给他的花木浇水。隔壁的住家是一位高大健壮的美国邻居，叫贝拉夫人。此时，贝拉夫人正抱着她的宠物——一只雪白的小狗，站在爬满藤蔓的篱笆前跟李宗仁打招呼：“李先生，您的花种得真好！”李宗仁抬起头来，微笑着说：“好，好，谢谢您夫人！”
李宗仁夫妇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住宅
小镇仍是那么宁静，花园中仍是那么宁静，就连从大西洋上刮过来的风，也静得出奇，它轻轻地从那掩映的花木枝头上飘过，便了无声息地消失了。
可是，此刻在李宗仁的心中，却像台风掠过海面一般，正掀起层层巨大的波澜。明天，他便要悄悄地告别他生活了十六个年头的这座小洋楼，飞往瑞士的苏黎世，在那里与专程前来接他的程思远会面，然后飞回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关于他回归祖国的事，只有他的夫人郭德洁和幼子李志圣，他的挚友——前国民党政府地政部长吴尚鹰三人知道。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摸索了十几年，冥思苦想了十几年。开始，他曾幻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海外搞“第三势力”。一九五〇年，李宗仁在吴尚鹰的推动下，以中国国民党复兴委员会名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亲自去旧金山活动。可是不久，他就发现，在海外搞什么政治活动，既无活动基地，也没有群众基础，毫无作为，遂死了这个心愿。
一九五五年四月，亚洲和非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亚非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代表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阐明大陆对台湾的政治立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内政问题。美国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李宗仁在报上看到了周总理的声明，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他认为台湾问题必须解决，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为此，他连忙写信给远在香港的程思远，请程与海外爱国人士交换意见，替他准备一个文件，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发表。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任“总统”，李宗仁从此失去了“代总统”的资格
一九五五年八月，李宗仁针对中国当前的形势，在美国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简称《建议》）。他在《建议》中力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瞩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之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使内战出现于中国。
至于台湾，李宗仁指出，他曾一度期望蒋先生能改变作为，继承孙中山先生遗训，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实验区”。但是蒋先生这些年来，并无任何改革，独裁专制，且有甚于大陆时代。当然中国今日还不可能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这种形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中国具有充分条件并且不愿这种分裂局面继续存在时，那么台湾问题就将急转直下。所以台湾问题，只有政治解决最为有利。政治解决台湾问题，不外以下三种方式：（一）联合国暂时托管；（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三）维持现状。第一和第二种方式，不论对国共双方，还是任何爱国的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台湾自古以来即为中国领土，隋唐以后，祖国大陆人民同台湾关系更为密切。十七世纪明天启年间，荷兰人和西班牙殖民者分别侵入台湾。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清置台湾府，属福建省。一八九五年改行省。清末甲午战争后，台湾为日本侵占五十年。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归还中国。前述第一、二两种方式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接受，则维持现状，势所难免。但是，现状不能长此维持下去，只要台湾尚未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大业就尚未完成，就不会永远无所举动。
李宗仁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经过谈判可能得一和平折中方案。
第二条，美国应发表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它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自治州。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海峡地区非军事化。
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能免除台湾海峡的战争危险。经过长期的和平，两个敌对政府间的彼此仇恨就会逐渐消失，然后就能够为国家统一做出安排。
李宗仁说：“我以过去亲身参与中国政治的体验，观察今日的世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我惟愿中国富强，世界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他在《建议》最后说：“蒋先生比我年长四岁，今年六十七岁了，他在漫长的一生中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回顾一下近百年来我国所发生的一切，能像我一样客观地展望一下我们可爱祖国的前程，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李宗仁在美国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他在政治立场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他的这一转变，立刻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第二年四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程思远，他对程思远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当程思远把这情况函告李宗仁时，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程思远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三上北京，除参观祖国大好河山之外，便是向周恩来汇报李宗仁思想变化的情况。这期间，李宗仁思乡心切，一九六〇年秋，他请夫人郭德洁专程到香港秘密与程思远夫妇会面，以便具体安排他的欧洲之行。此行，李宗仁准备以探亲的名义，在欧洲的瑞士与程思远见面。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维护领土完整，对印度扩张主义的挑衅进行了自卫反击。帝国主义便颠倒黑白，借此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李宗仁在美国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简称《探讨》）。李宗仁在《探讨》一文中指出：“美国朝野为憎恶中共，竟抹煞客观真理，认定西藏非中国的一部分，并以中共对西藏的改革措施为侵略行为。须知，这在隋、唐时代，中国政府即享有对西藏的宗主权。千余年来，即西藏土著亦未尝否认。近百年来，英国觊觎西藏，然亦未敢否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事实。民国以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藏族为中华民族主要成员之一，西藏更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朝野为厌恶中共，便歪曲事实，硬欲将西藏划出中国版图，其幼稚无知，岂不可笑？”
李宗仁指出：中印边界线几世纪以来都未划定，尼赫鲁先生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随后入侵中国边境？为什么又拒绝与中国进行谈判？看来他在边界问题之外，还另有动机。第一，利用边界问题解决印度内部困难；第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美国朝野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这样做对美国毫无裨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宜三思之。
李宗仁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是他晚年政治上的一大转变。而《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一文的发表，则是他的思想在此基础上的又一飞跃。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尔伯博士曾对记者说：“我因为李宗仁先生写回忆录，而采访他多次，同李宗仁先生认识已有八年的历史。他在中印边界事件中，采取支持中共的立场，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位中国人之故。”
李宗仁先生是位正直的中国人，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炎黄子孙！
一九六三年夏天，李宗仁接见了意大利米兰的《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纵谈天下大事与中国问题。七月十四日，《欧洲周报》以显著版面，刊登了奥古斯托·玛赛丽写的名为《李宗仁先生访问记》一文。李宗仁在与这位女记者的谈话中，毫不掩饰他的观点，他坦率地说：“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国家呢？”
一个失败者能为他的对手的胜利而感到自豪，能为他们治理国家的巨大政绩而感到欢欣鼓舞，这是一种怎样的胸怀啊！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下旬，李宗仁在苏黎世以探亲休养为名，与秘密前来的程思远会面。这是自一九四九年底他们在香港别后的首次重逢。时间整整过去了十四年。程思远见李宗仁的头变秃了，双鬓也白了，但精神矍铄，他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李宗仁拉着他的手，到一家咖啡馆，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彼此畅谈阔别后的情况。
李宗仁说话有些激动，他说：“思远呀，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国家，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
1963年12月下旬，李宗仁与程思远在瑞士苏黎世河畔秘商回国
程思远说：“德公，这次我来，周恩来总理要我带给你几句话。周总理说：‘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周总理把这四点意见，归纳为‘四可’。”
李宗仁听完后，激动地说：“你告诉周总理，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一九六四年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建交。李宗仁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在纽约的《先锋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当局放弃其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效仿戴高乐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整关系。李宗仁此举，遭到海外一些反共顽固分子的抨击。他们在报上撰文指责李宗仁“是借此向中共报功，甚至已在美国替中共渗透华侨社会及向美国进行游说的工作”“向‘红朝’屈膝”等等。李宗仁把那些报纸一扔，冷笑道：“可怜的秋虫，你们还能鸣噪几时！”几天后，在台北闲居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白崇禧给李宗仁打了一份电报，李宗仁感到有些诧异。电云：
“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家邦，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法国与“共匪”建交之后，我公竟于2月12日投函纽约《
先锋论坛报》，公然支持“共匪”，劝说美国步学法国，与“共匪”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有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李宗仁看了白崇禧的电报，不仅不恼怒，反而摇头长叹一声：“可怜的‘小诸葛’，你连半点事后诸葛亮的自由都没有啊！”
又过了一年，随着形势的发展，李宗仁回国已是水到渠成。他决定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离美飞欧，踏上回国的第一程。
明天就要离开美国了，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他都将一去不返。他戎马一生，征战有年，多少次出生入死。他不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阻挠，也不怕蒋介石特务的手段，孔子云：“朝闻道，夕死足矣。”他已经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到了晚年，他才看清了自己的道路，为了抓住这有限的光阴，他有着凤凰涅槃般的勇气！
李宗仁在花坛前沉思良久，夫人郭德洁从屋里走出来，拉他进屋，悄悄地说：“刚才哥伦比亚大学威尔伯博士来电话，说他们给你整理的回忆录即将完稿，按协议，你有三十万美元的版税……”
李宗仁把手一摆，断然说道：“现在不要说这些事了，连这幢房子也低价把它处理掉。明天我走后，你务必尽快赶到苏黎世与我碰头。”
郭德洁深沉地点了点头。
六月十二日，李宗仁飞往欧洲。六月十三日，李宗仁的次子李志圣从纽约给远在香港的程思远拍发了一封密电：“货已启运。”程思远得悉李宗仁已经启程的消息，他忙赶到北京向周总理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和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及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向程思远传达了周总理出国访问临行前对李宗仁回国一事所做的具体指示。程思远遂于六月二十八日，赶到苏黎世与李宗仁会面，具体安排李宗仁回国的事宜。
台北，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进早餐。餐桌上，摆着稀饭和咸菜，还有一小盘他家乡出产的腌竹笋。一名口音清楚的侍从副官正在为他读着当天“中央通讯社”的《参考消息》。
蒋介石已经明显地衰老了，稀疏的鬓发已经银白，脸上颧骨突出，两腮有些干瘪，只有那双混浊的眼睛，仍像当年那样，透出一种令人畏惧的威严。他退到台湾这十几年，虽然党政军都成了清一色的，再未有什么派系敢于和他对抗，但是他日子并未过得舒心。他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居，经营着一个小朝廷，而海峡那边这十几年来却蒸蒸日上，他内心不免感到孤独和惶恐。
一九五六年春天，中共中央发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并将此呼吁通过香港由章士钊先生传送到台湾。这时大陆正在倡导向科学进军，努力于国家的振兴大业，到处呈现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日本政府见大陆国力增强，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加强了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这些，都给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蒋介石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收到了由章士钊传来的中共中央的呼吁。他当然记得很清楚，三十多年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曾经进行了两次合作，从那两次合作中，无论是国民党或蒋介石本人，都得了很大的好处，也给多灾多难的国家创造了进步和发展的契机。当然，随着每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也给国家和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过，蒋介石把这些责任全部推给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不是又到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了呢？蒋介石整整考虑了一年。
一九五七年春天，他决定派人到北京（他仍称北平）接洽，试探虚实。为此，他在台北召见了在香港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许孝发，要许孝发为他寻觅合适之人选。许推荐了三个人：童冠贤、陈克文、宋宜山。三人中，只有童冠贤拒绝前往。最后，蒋介石选中了宋希濂的胞兄宋宜山。宋宜山遂于同年四月由香港进入大陆，到达北京后的第三天，就在东兴楼饭庄见到了周恩来总理。随后，宋宜山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商谈。中共方面提出台湾自治，中共不派人去，仍由蒋介石管辖台湾，国民党则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则必须完全从台湾海峡撤走。宋宜山对中共所提方案，十分赞同。他回到大陆，所见所闻，皆受鼓舞。宋宜山带着中共的方案，到香港后即以报告书的形式向蒋介石汇报。没想到他在报告书中实事求是地赞扬了中共这几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竟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取消宋宜山回台的资格，从此宋宜山只得长住香港，在那里安度晚年。随后，大陆反右派斗争风起云涌，蒋介石对中共所提方案，也就没下文了。
正当蒋介石裹足不前的时候，李宗仁却勇敢地扬起风帆，从遥远的大西洋彼岸驶向中国大陆，迈出了他人生伟大的一步。
蒋介石一边进早餐，一边听着那位口齿伶俐的副官读着“中央社”的《参考消息》。
“李宗仁夫妇离美飞抵欧洲，日前抵达苏黎世。据知情人士称，李氏已出卖他在纽约的房屋，同行的李夫人，曾因乳癌而动手术，将在瑞士休养，据说，李氏有一内弟在苏黎世……”
蒋介石仿佛嚼到了一粒砂石，倏地皱起了眉头。侍从副官又朗读一条美联社发自日内瓦的电讯：“中国前代总统李宗仁抵达苏黎世后，香港报章纷纷推测李氏有可能前往北京，而此间台湾官员则对此表示怀疑……”
侍从副官的朗读被一阵匆匆的脚步声打断，来者乃是主持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蒋经国。
蒋介石慢慢地放下了筷子，侍从副官的朗读声也戛然而止。
蒋经国忧心忡忡地说：“父亲，我们刚收到来自欧洲的报告，李宗仁与其妻郭德洁已变卖他们在美国的房产，飞往瑞士苏黎世，似有潜奔‘匪区’投共的迹象。”
蒋介石用餐巾揩了揩嘴，那苍老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冷笑：“我知道，此人迟早是要背叛‘党国’的！”
蒋经国：“我们绝不能让李宗仁的阴谋得逞！”
蒋介石沉思片刻后说：“不要打草惊蛇，你马上叫白崇禧来见我。”
蒋经国：“是。”
白崇禧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走进士林官邸蒋介石的会客厅。白崇禧也明显地衰老了，但他的衰老却不同于蒋介石的衰老。蒋介石的衰老，是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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