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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以外，还特别能吃苦耐劳，开着大货车从早跑到晚，风里来雨里去。老申能这么干吗？那小子懒得筋疼。天天回来把所有的钱都交到陈妮娜手里，自己一个克郎都不揣。人也年轻，上了床自然比老申能折腾毕竟是童男子嘛。
陈妮娜感到这样的日子很惬意。
就在这个时候，黄文玉来了。
黄文玉这人除了促狭、自私、嫉妒、乖戾以外，还有一个怪毛病自以为漂亮。布拉格凡认识他们兄妹的中国人无不惊呼造物无情：一母所生，哥哥浓眉大眼，妹妹却难看成这个样子。都说兄妹换了才好，男人嘛，丑就丑，怕什么？女人总归要嫁人的，这么难看谁会要？
但黄文玉浑然不觉。她曾对我叙述她的上海风光时代：
“我从小又聪明又漂亮，可受宠呢。”
“我骑自行车上班，后面总跟着一大片小伙子，可烦人呢。”
我听了倒吸一口凉气，想起不久前与从德国来的一位北京朋友在街上和她相遇，说了一会儿话走了，我那朋友一脸坏笑地说：“这位小姐是处*女。”
“你怎么知道？”
“这么丑，哪个男人会来碰？”他说。
黄文玉初来时便住在哥哥和陈妮娜的香巢，哥哥和陈妮娜睡在一间最大的屋子里，而她和老申则各自蜷在小偏房。每日哥哥和陈妮娜开车跑外地市场，老申便在家里打扫卫生兼做晚饭。黄文玉不能闲着，陈妮娜在一个小市场租了个摊位，让她去练。不是给自己练，是给陈妮娜练。收入都要交给陈妮娜的，就像她哥哥一样。
黄文玉天天早出晚归，辛苦倍尝，回到家里还要低眉顺眼地看陈妮娜的脸色。寄人篱下，其状颇为不堪。
也合着该她出事。
黄文玉的摊位旁边也是一个中国女人，黄文玉从来不答理她，因为她长得略有几分姿色。每逢她从黄文玉身边走过，黄文玉总把一双小眼珠子吊到脑门儿上不下来。
这天不知怎么回事儿，这位女士与市场管理员发生了争执。鸡同鸭讲，谁也听不懂谁的话。市场管理员急了，便叫来了警察。
警察要过那女士的护照、绿卡、公司营业执照，一边儿看一边儿问：“doyouspeaklish（你会说英语吗）？”
那女士结结巴巴地说：“alittle（一点点），justa摸mentplease（请等一下），myfriendunderstandlish（我的朋友懂英语）。”说罢，她跑到黄文玉面前，求她代为翻译一下。
黄文玉懂点英语，她也听过黄文玉有时用英语跟顾客交谈。
黄文玉又把眼珠子运到脑门儿上，嘴里轻蔑地吐出两个字：“不会。”
市场管理员与那位女士的争执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女士与黄文玉的争执。
那女士和布拉格华人黑社会老大过从甚密，早就看黄文玉满脑门儿转眼珠子不顺眼了，今儿又受了窝囊气，摊儿也不练了，点着黄文玉的鼻子尖儿说：“你给我等着！”开车去了。
不大一会儿，山呼海啸地来了两辆车。从车上跳下四五条汉子，在那女士的带领下，直奔黄文玉的摊位而来。
也不打也不骂，只是问：“自己练还是给人练？”
黄文玉知道大事不好，早把眼珠子复了位。乖乖地回答：“给人练。”
“给谁？”
“陈妮娜。”
“电话号码？”
黄文玉嗫嚅着说了。
就当着黄文玉的面，一个电话打过去：“陈妮娜吗？我，黑三儿。那谁，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黄文玉。
“黄文玉，是给你干呢吗？是就好，她欺侮我的人了，拿两万美子来吧。”
山呼海啸地去了。
晚上回到家，陈妮娜顾不上问原委，先劈头盖脸把黄文玉臭骂一顿。说你惹谁不好你非惹黑三儿？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在乌克兰杀了好几个人，他在内蒙古下乡学会的杀羊，杀人也用杀羊的办法，一刀一个，你找死呀？
说罢开车走了，一夜未归。
黄文渝躺在床上叹气，黄文玉坐在一边儿抹眼泪。
数老申开心，在小偏房里吱吱呀呀唱起了黄梅戏。
第二天中午，陈妮娜一脸倦色地回来了。黄文渝兄妹忙不叠地端茶水拿拖鞋，只觉得她身上是一股烟气酒气臭气。
陈妮娜往沙发上一仰，问：“老申呢？”
黄文玉赶紧去喊老申：“陈姐叫你呢，还不快去。”
老申趿拉着拖鞋进了屋“妮娜，你叫我？”
陈妮娜拍拍沙发，老申便坐下，问：“事情怎么样？摆平了吗？”
陈妮娜说：“不说这个。老申呀，你得搬家了。道儿上的朋友都笑话我，说我劲儿太大，两个爷儿们一块儿伺候。太难听了，你还是搬走吧。”
老申拉着脸说：“好吧，我这就去找房子。”
黄文渝挺高兴，说：“还是你有办法，我看这布拉格就没有你摆不平的事。”
“别他妈给我灌**汤，”陈妮娜火了“从两万美金砍到八千，小赤佬再不肯降了，还陪了人家一夜！”她愈说愈气，指着黄文玉的鼻子喊：“侬今天就走好了，阿拉不愿意触霉头，小赤佬们说了，侬是一只垃圾！”
黄文玉就这样离开了哥哥。
黄文渝还是心疼妹妹的，给她找了一间小房子。房东是个寡妇，守着丈夫留下的一座house靠吃租金过活。又把她介绍到平素和陈妮娜有些生意往来的一位华人老板那里去打工。
这位华人老板姓许，出国前是河北省一所中专的英语教师。夫妻二人本来已经移民澳大利亚，见这边生意好做，便又双双飞到布拉格。许老板斯斯文文，待人谦恭有礼。黄文玉工资虽不算高，但日子过得轻松写意。老板还拿钱出来送她去学捷克语，她又美得找不着北了。老板是河北人，有时就有些河北的同乡来玩儿。有一回，黄文玉对我讲起她自以为开心的一件趣事：老板从奥地利来了一个朋友，他问我是哪儿的人，我说上海。我问他是哪儿的人，他说邯郸。我从没听说过这地方，就问邯郸是哪儿呀？他笑了，问我是什么学历。我说高中。他又问你们高中学过柳宗元的黔之驴吗？我也不记得学过没学过，就说当然学过了。他说邯郸就是黔，这回你记住了吧？我说记住了，你们就是那驴呀！大伙儿都乐了，说黄文玉你要笑死我们了。
我也笑了，想告诉她人家是拿她寻开心，但终于没说。
好景不长，她突然不在那儿做了，自己跑到一个小市场练起了摊儿。我问她为什么？她吱吱唔唔的，那意思好像是老板太太吃她的醋。
怎么会呢？我不信。
老板太太我见过，端庄大方，知书识礼，和她不是一类人。
那时汪虹早已回国养伤，我一个人在布拉格闲逛。有一天，我开车路过她寄居的那座house，便停了车，想看看她干什么呢。
话以外，还特别能吃苦耐劳，开着大货车从早跑到晚，风里来雨里去。老申能这么干吗？那小子懒得筋疼。天天回来把所有的钱都交到陈妮娜手里，自己一个克郎都不揣。人也年轻，上了床自然比老申能折腾毕竟是童男子嘛。
陈妮娜感到这样的日子很惬意。
就在这个时候，黄文玉来了。
黄文玉这人除了促狭、自私、嫉妒、乖戾以外，还有一个怪毛病自以为漂亮。布拉格凡认识他们兄妹的中国人无不惊呼造物无情：一母所生，哥哥浓眉大眼，妹妹却难看成这个样子。都说兄妹换了才好，男人嘛，丑就丑，怕什么？女人总归要嫁人的，这么难看谁会要？
但黄文玉浑然不觉。她曾对我叙述她的上海风光时代：
“我从小又聪明又漂亮，可受宠呢。”
“我骑自行车上班，后面总跟着一大片小伙子，可烦人呢。”
我听了倒吸一口凉气，想起不久前与从德国来的一位北京朋友在街上和她相遇，说了一会儿话走了，我那朋友一脸坏笑地说：“这位小姐是处*女。”
“你怎么知道？”
“这么丑，哪个男人会来碰？”他说。
黄文玉初来时便住在哥哥和陈妮娜的香巢，哥哥和陈妮娜睡在一间最大的屋子里，而她和老申则各自蜷在小偏房。每日哥哥和陈妮娜开车跑外地市场，老申便在家里打扫卫生兼做晚饭。黄文玉不能闲着，陈妮娜在一个小市场租了个摊位，让她去练。不是给自己练，是给陈妮娜练。收入都要交给陈妮娜的，就像她哥哥一样。
黄文玉天天早出晚归，辛苦倍尝，回到家里还要低眉顺眼地看陈妮娜的脸色。寄人篱下，其状颇为不堪。
也合着该她出事。
黄文玉的摊位旁边也是一个中国女人，黄文玉从来不答理她，因为她长得略有几分姿色。每逢她从黄文玉身边走过，黄文玉总把一双小眼珠子吊到脑门儿上不下来。
这天不知怎么回事儿，这位女士与市场管理员发生了争执。鸡同鸭讲，谁也听不懂谁的话。市场管理员急了，便叫来了警察。
警察要过那女士的护照、绿卡、公司营业执照，一边儿看一边儿问：“doyouspeaklish（你会说英语吗）？”
那女士结结巴巴地说：“alittle（一点点），justa摸mentplease（请等一下），myfriendunderstandlish（我的朋友懂英语）。”说罢，她跑到黄文玉面前，求她代为翻译一下。
黄文玉懂点英语，她也听过黄文玉有时用英语跟顾客交谈。
黄文玉又把眼珠子运到脑门儿上，嘴里轻蔑地吐出两个字：“不会。”
市场管理员与那位女士的争执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女士与黄文玉的争执。
那女士和布拉格华人黑社会老大过从甚密，早就看黄文玉满脑门儿转眼珠子不顺眼了，今儿又受了窝囊气，摊儿也不练了，点着黄文玉的鼻子尖儿说：“你给我等着！”开车去了。
不大一会儿，山呼海啸地来了两辆车。从车上跳下四五条汉子，在那女士的带领下，直奔黄文玉的摊位而来。
也不打也不骂，只是问：“自己练还是给人练？”
黄文玉知道大事不好，早把眼珠子复了位。乖乖地回答：“给人练。”
“给谁？”
“陈妮娜。”
“电话号码？”
黄文玉嗫嚅着说了。
就当着黄文玉的面，一个电话打过去：“陈妮娜吗？我，黑三儿。那谁，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黄文玉。
“黄文玉，是给你干呢吗？是就好，她欺侮我的人了，拿两万美子来吧。”
山呼海啸地去了。
晚上回到家，陈妮娜顾不上问原委，先劈头盖脸把黄文玉臭骂一顿。说你惹谁不好你非惹黑三儿？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在乌克兰杀了好几个人，他在内蒙古下乡学会的杀羊，杀人也用杀羊的办法，一刀一个，你找死呀？
说罢开车走了，一夜未归。
黄文渝躺在床上叹气，黄文玉坐在一边儿抹眼泪。
数老申开心，在小偏房里吱吱呀呀唱起了黄梅戏。
第二天中午，陈妮娜一脸倦色地回来了。黄文渝兄妹忙不叠地端茶水拿拖鞋，只觉得她身上是一股烟气酒气臭气。
陈妮娜往沙发上一仰，问：“老申呢？”
黄文玉赶紧去喊老申：“陈姐叫你呢，还不快去。”
老申趿拉着拖鞋进了屋“妮娜，你叫我？”
陈妮娜拍拍沙发，老申便坐下，问：“事情怎么样？摆平了吗？”
陈妮娜说：“不说这个。老申呀，你得搬家了。道儿上的朋友都笑话我，说我劲儿太大，两个爷儿们一块儿伺候。太难听了，你还是搬走吧。”
老申拉着脸说：“好吧，我这就去找房子。”
黄文渝挺高兴，说：“还是你有办法，我看这布拉格就没有你摆不平的事。”
“别他妈给我灌**汤，”陈妮娜火了“从两万美金砍到八千，小赤佬再不肯降了，还陪了人家一夜！”她愈说愈气，指着黄文玉的鼻子喊：“侬今天就走好了，阿拉不愿意触霉头，小赤佬们说了，侬是一只垃圾！”
黄文玉就这样离开了哥哥。
黄文渝还是心疼妹妹的，给她找了一间小房子。房东是个寡妇，守着丈夫留下的一座house靠吃租金过活。又把她介绍到平素和陈妮娜有些生意往来的一位华人老板那里去打工。
这位华人老板姓许，出国前是河北省一所中专的英语教师。夫妻二人本来已经移民澳大利亚，见这边生意好做，便又双双飞到布拉格。许老板斯斯文文，待人谦恭有礼。黄文玉工资虽不算高，但日子过得轻松写意。老板还拿钱出来送她去学捷克语，她又美得找不着北了。老板是河北人，有时就有些河北的同乡来玩儿。有一回，黄文玉对我讲起她自以为开心的一件趣事：老板从奥地利来了一个朋友，他问我是哪儿的人，我说上海。我问他是哪儿的人，他说邯郸。我从没听说过这地方，就问邯郸是哪儿呀？他笑了，问我是什么学历。我说高中。他又问你们高中学过柳宗元的黔之驴吗？我也不记得学过没学过，就说当然学过了。他说邯郸就是黔，这回你记住了吧？我说记住了，你们就是那驴呀！大伙儿都乐了，说黄文玉你要笑死我们了。
我也笑了，想告诉她人家是拿她寻开心，但终于没说。
好景不长，她突然不在那儿做了，自己跑到一个小市场练起了摊儿。我问她为什么？她吱吱唔唔的，那意思好像是老板太太吃她的醋。
怎么会呢？我不信。
老板太太我见过，端庄大方，知书识礼，和她不是一类人。
那时汪虹早已回国养伤，我一个人在布拉格闲逛。有一天，我开车路过她寄居的那座house，便停了车，想看看她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