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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来到这座偏远的城市,而且要工作和生活好多年。这座座落在贵州东部高原的小小山城,以前我只是在几个生意人的谈话里偶尔听说,几乎没有什么印象。1986年,我去成都开会,第一次路过凯里,其时已是夜晚,列车不停地在隧道里钻进钻出,在昏昏欲睡和一片黑暗中,凯里一晃就过去了。第一次来凯里,我只带着简单的行李和若干年前东部美国人开发西部那样的梦想,踏上西去的列车,记得是入夜时分,外面灯火闪烁,列车一钻出山洞,只听见乘务员喊,凯里到了
我走出站台,上了出租车,凯里的万家灯火就立即在视野里起伏,在朦胧的山影后躲闪。凯里是名副其实的山城,山外有城,城外有山,但她的道路比起重庆,要平坦得多。春来迎接你的时候,你驾车往环城路一奔,扑面是清凉的山风,满坡的松柏,高低起伏的楼群,熙熙攘攘的大街,闪闪发光的广告牌,一切尽收眼底。在凯里,我出门大多是搭的,出租车是清一色的绿色夏利,收费也很有趣:市内,一人三元,两人四元,三人五元,不论你初来乍到还是操外地口音,决无宰客的事情。这里的司机大多都亲切、随和,喜欢和客人聊天。他们的车上没有大城市的出租车那样森严的护栏和钢网,把你和司机严厉地分开,你也不必睁着警醒的眼睛,担心司机带你在这陌生的城市兜圈。
这是一座小城,也许不要两三个小时,你就可以驾车跑遍全城。但是她一样有着城市特有的令人目眩的喧哗和色彩。大十字的街口永远是人头攒动,几憧高楼耸入云天,巨大的广告牌写着迷人的梦想:亲亲城市,亲亲家园。美丽的青山、河流和林立的楼宇,相互衬托,交相辉映,努力诠释着这个城市的梦想。在二三月的时候,碰上晴好的天气,大街上的少女,争先恐后地露出了胳膊和胸脯,用那白玉般的光泽向那些流连的目光和料峭的春寒示威。在灯火通明、始终如一的夜晚,大酒店、夜总会、歌舞厅,纷纷睁开霓虹的眼,看那从四面八方云集的轿车和浓装艳抹的女郎,看膨胀的欲望和夜半的歌舞,看贫困和富有,看欢乐和梦想而我更关注广场边那些擦鞋为生的人:男子,妇女,小孩,摆着小工具箱和椅子,眼睛捕捉着来来往往的人。在寒冷的街头,我还见过那些从大山深处来的苗家人,男人拿着锄头或铁揪,女人背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他们在寒风中等待希望,从那里走向钢筋林立的工地。有趣的是,每逢过苗年或鬼节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节,被誉为百节之乡,即便有双倍的工钱,他们也要放下手上的活计,从城里赶回乡下,去庆贺那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传统节日。
有一次,我带孩子去北京路的一条小巷吃“麻辣烫”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站在小摊的里面,捆着头巾,穿着兰色的布襟衣服,面部有些打皱,冲我们微微地笑着。孩子吃完了,看见小摊旁有瓜子,就叫我买。那妇女顺手抓一把递过来,说,吃吧,吃吧。我要开钱,她连连摆手,说娃娃吃点不用的。这位苗家妇女和这条普通的小巷一样朴素,是在许多大城市的街井里见不到的,她的真诚和质朴着实令我惊讶不已。
现在,这座城市就象一个夏日的池塘,在清新的早上散发着腾腾的热力。她充满了欲望和追求,热情和欢乐,竞争和梦想,也有华美得令你眼花缭乱的时候,碰上盛大的节日,芒筒声声,芦笙悠扬,到处是盛装的苗家少女,浑身银饰闪闪,悉悉索索一片脆响。街头身着民族服饰的男女老少,翩翩起舞。这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这座小城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就象那些贫瘠的山峰上的青青翠柏,虽不象北方的白杨和江南的松柏那样高大伟岸,却身材窈窕,情绪饱满,充满了激情。
一年一度的芦笙节,把这个小小的山城推向了高潮。一支支来自乡村的芦笙队向市民展示他们的风采,穿着节日的盛装,在大街上游行。来自苗寨的男人吹芦笙,女人跳舞。最长的芦笙八个人抬着,高高竖起,令人叹为观止。侗族男女则唱着最为原生态的侗族大歌,歌声清脆,悠扬。其如诗如画的民族风情,堪称一绝。有一次,和文艺界的朋友吃饭,为了表示对我格外的欢迎,作协的领导请来了凯里的芦笙王为我演奏。芦笙王世代做芦笙、吹芦笙,是典型的苗家人。他的头发披肩,颧骨高耸,皮肤黑黑的,样子看上去有点丑,但是,芦笙一响,他的一切立刻发出熠熠的光彩:头发,身子,脸盘,眼睛,双脚,都在随着芦笙的节奏舞蹈,欢乐的苗寨象清澈的泉水一样流过心底,仿佛又看到苗家人在铜鼓场载歌载舞的盛况。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不仅仅是能演奏苗歌,还能演奏泉水叮当响那样的曲子,有人说,芦笙王吹芦笙,他的生命在芦笙里流淌。此话一点都不假,满屋的掌声和欢呼声便是明证。
凯里有着一般城市的要素,却有着不一般的特点。在苗侗人的音乐的流水里,你会惊奇地发现许多美丽的石头:它们是谦卑和纯朴最合适的象征。
凯里是朴素的,也是华美的;是肃穆的,也是沸腾的。她的身后是美丽的黔东南,黔东南神秘的山山水水。无论是奇诡的月亮山、秀美的巴拉河,还是古朴的风雨桥、奔放的杉木河,所有这一切,都给这座城市平添了许多空灵和神秘。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来到这座偏远的城市,而且要工作和生活好多年。这座座落在贵州东部高原的小小山城,以前我只是在几个生意人的谈话里偶尔听说,几乎没有什么印象。1986年,我去成都开会,第一次路过凯里,其时已是夜晚,列车不停地在隧道里钻进钻出,在昏昏欲睡和一片黑暗中,凯里一晃就过去了。第一次来凯里,我只带着简单的行李和若干年前东部美国人开发西部那样的梦想,踏上西去的列车,记得是入夜时分,外面灯火闪烁,列车一钻出山洞,只听见乘务员喊,凯里到了
我走出站台,上了出租车,凯里的万家灯火就立即在视野里起伏,在朦胧的山影后躲闪。凯里是名副其实的山城,山外有城,城外有山,但她的道路比起重庆,要平坦得多。春来迎接你的时候,你驾车往环城路一奔,扑面是清凉的山风,满坡的松柏,高低起伏的楼群,熙熙攘攘的大街,闪闪发光的广告牌,一切尽收眼底。在凯里,我出门大多是搭的,出租车是清一色的绿色夏利,收费也很有趣:市内,一人三元,两人四元,三人五元,不论你初来乍到还是操外地口音,决无宰客的事情。这里的司机大多都亲切、随和,喜欢和客人聊天。他们的车上没有大城市的出租车那样森严的护栏和钢网,把你和司机严厉地分开,你也不必睁着警醒的眼睛,担心司机带你在这陌生的城市兜圈。
这是一座小城,也许不要两三个小时,你就可以驾车跑遍全城。但是她一样有着城市特有的令人目眩的喧哗和色彩。大十字的街口永远是人头攒动,几憧高楼耸入云天,巨大的广告牌写着迷人的梦想:亲亲城市,亲亲家园。美丽的青山、河流和林立的楼宇,相互衬托,交相辉映,努力诠释着这个城市的梦想。在二三月的时候,碰上晴好的天气,大街上的少女,争先恐后地露出了胳膊和胸脯,用那白玉般的光泽向那些流连的目光和料峭的春寒示威。在灯火通明、始终如一的夜晚,大酒店、夜总会、歌舞厅,纷纷睁开霓虹的眼,看那从四面八方云集的轿车和浓装艳抹的女郎,看膨胀的欲望和夜半的歌舞,看贫困和富有,看欢乐和梦想而我更关注广场边那些擦鞋为生的人:男子,妇女,小孩,摆着小工具箱和椅子,眼睛捕捉着来来往往的人。在寒冷的街头,我还见过那些从大山深处来的苗家人,男人拿着锄头或铁揪,女人背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他们在寒风中等待希望,从那里走向钢筋林立的工地。有趣的是,每逢过苗年或鬼节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节,被誉为百节之乡,即便有双倍的工钱,他们也要放下手上的活计,从城里赶回乡下,去庆贺那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传统节日。
有一次,我带孩子去北京路的一条小巷吃“麻辣烫”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站在小摊的里面,捆着头巾,穿着兰色的布襟衣服,面部有些打皱,冲我们微微地笑着。孩子吃完了,看见小摊旁有瓜子,就叫我买。那妇女顺手抓一把递过来,说,吃吧,吃吧。我要开钱,她连连摆手,说娃娃吃点不用的。这位苗家妇女和这条普通的小巷一样朴素,是在许多大城市的街井里见不到的,她的真诚和质朴着实令我惊讶不已。
现在,这座城市就象一个夏日的池塘,在清新的早上散发着腾腾的热力。她充满了欲望和追求,热情和欢乐,竞争和梦想,也有华美得令你眼花缭乱的时候,碰上盛大的节日,芒筒声声,芦笙悠扬,到处是盛装的苗家少女,浑身银饰闪闪,悉悉索索一片脆响。街头身着民族服饰的男女老少,翩翩起舞。这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这座小城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就象那些贫瘠的山峰上的青青翠柏,虽不象北方的白杨和江南的松柏那样高大伟岸,却身材窈窕,情绪饱满,充满了激情。
一年一度的芦笙节,把这个小小的山城推向了高潮。一支支来自乡村的芦笙队向市民展示他们的风采,穿着节日的盛装,在大街上游行。来自苗寨的男人吹芦笙,女人跳舞。最长的芦笙八个人抬着,高高竖起,令人叹为观止。侗族男女则唱着最为原生态的侗族大歌,歌声清脆,悠扬。其如诗如画的民族风情,堪称一绝。有一次,和文艺界的朋友吃饭,为了表示对我格外的欢迎,作协的领导请来了凯里的芦笙王为我演奏。芦笙王世代做芦笙、吹芦笙,是典型的苗家人。他的头发披肩,颧骨高耸,皮肤黑黑的,样子看上去有点丑,但是,芦笙一响,他的一切立刻发出熠熠的光彩:头发,身子,脸盘,眼睛,双脚,都在随着芦笙的节奏舞蹈,欢乐的苗寨象清澈的泉水一样流过心底,仿佛又看到苗家人在铜鼓场载歌载舞的盛况。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不仅仅是能演奏苗歌,还能演奏泉水叮当响那样的曲子,有人说,芦笙王吹芦笙,他的生命在芦笙里流淌。此话一点都不假,满屋的掌声和欢呼声便是明证。
凯里有着一般城市的要素,却有着不一般的特点。在苗侗人的音乐的流水里,你会惊奇地发现许多美丽的石头:它们是谦卑和纯朴最合适的象征。
凯里是朴素的,也是华美的;是肃穆的,也是沸腾的。她的身后是美丽的黔东南,黔东南神秘的山山水水。无论是奇诡的月亮山、秀美的巴拉河,还是古朴的风雨桥、奔放的杉木河,所有这一切,都给这座城市平添了许多空灵和神秘。